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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2
二、建国前中共反腐运动 ............................................................................................................... 4
三、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夕的反腐特点 ................................................................................... 7
四、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前夕的反腐败斗争 ................................................................................... 9
五、十八大后的反腐败斗争新常态 ............................................................................................. 12
六、国民党及苏共的惨痛教训 ..................................................................................................... 12
七、企业反腐的重要作用 ............................................................................................................. 12
八、结束语..................................................................................................................................... 12
九、参开文献 ................................................................................................................................. 12
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史及其启示
一、绪论
（一）课题研究背景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向全世界宣告成立以来，一直都非常重视党内反腐倡廉工作，并将其一直延续到新世纪的今天，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视度提到了更高的一个层次，反腐力度空前，中纪委重拳出击，查处一大批党内涉腐的老虎级的高级干部。全国各级纪检监察部门也积极响应，在全国掀起反腐热潮。反腐败在当今中国俨然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热议的话题，反腐败在民间的被关注程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妇孺皆知。
（二）反腐过去与现状: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腐败问题必须下大力气进行整治，否则腐败风气继续蔓延，将会亡党亡国。正因为高层的高度重视，中国的反腐进程一路高歌猛进，特别是2012年十八大以来，更是进入了反腐高压期，相信在接下来会形成反腐持续期。
反腐虽是从近几年才被民间广泛关注，但中国共产党甚至中华民族、世界各国的反腐历程确早已形成一部精彩纷呈的反腐史。
在中国古代秦朝时期，统治者就建立了巡视制度以应对日益凸显的腐败问题，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是亲自主持编写了《大明律》等反腐条例，以使反腐有法可依。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对于腐败问题更是高度重视，从立党之初的中共小组，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下的党中央，对待腐败问题从来没有松懈一丝一毫，再到现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掀起反腐倡廉新高潮。
腐败问题从来不是一国独有，也从不会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但腐败问题严重程度确实各有轻重。纵观世界各国，确实有不少国家，比如芬兰、丹麦、瑞士、新加坡等国，在反腐问题上有先进方法与制度，腐败问题能够被较好的控制，积累了不少值得学习的宝贵经验。研究国外先进的反腐经验，能够为
我国反腐行动提供参考，甚至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中共反腐】
芬兰街头反腐雕塑
（三）研究意义
1、反腐关乎党与国的生死存亡
中国共产党字立党之初即提出立党为公的先进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我党根本宗旨。在国共内战期间，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支持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廉洁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与人民群众雨水一家的廉洁之党。当前我国反腐力度空前，但仍要看到，在一些领域的一些干部之中，腐败之风依然存在，奢靡之风依然大行其道，严重破坏了我党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廉洁形象，如过任其发展，就会严重破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亲密感情。习总书记与王岐山书记都将腐败提高到了关系到亡党亡国的高度，反腐败斗争于党、于国家都有生死存亡的重要意义。研究中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反腐败斗争方法并总结其成果，对现阶段的反腐斗争必将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将研究成果运用于企业管理中，将助力于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2、反腐败有助于实现社会和谐
实现国家和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一个和谐社会，而腐败问题会严重影响社会和谐。腐败问题严重，必将使某些干部站立在人民的对立面；一些沿途腐败的
领导干部实为我党的害群之马，必将严重破坏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光辉形象。 相互信任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腐败的存在和不断产生侵蚀着社会信任的建立。和谐社会也是信任社会。只有相互信任才能减少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与国家的矛盾。然而，由于腐败的存在，不仅社会公众对公共权力存在着怀疑，而且各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猜疑，彼此都担心对方没有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这种不信任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一个是社会公众对公共权力的不服从，另一个是政府内部政令执行的不通畅。
社会就像一个运行良好的有机体，而腐败犹如病毒般肆意侵蚀着，腐败问题严重，必将导致国家法律执行、社会道德倒退，进而影响人民群众的利益，影响社会和谐，最终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大计。
3、反腐败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 公平不意味着绝对平均，而是一个公平的竞争规则。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一些渉腐的领导干部恰恰是社会公平的破坏者。
公共权力的滥用和公共资源的私人或个别占有是形成腐败的根本原因，而公共资源被私人占有和滥用就是不公平竞争环境的始作俑者。
第一，腐败容易造成竞争起点的不公平。公平的竞争起点是社会公平的底线。个别人或群体利用公共权力破坏社会竞争的基本规则，并通过侵吞公共资源来获得竞争的优势，从一开始就拉大了社会内部的差距，破坏了社会的基本正义。 第二，腐败也造成了分配的不公平。这尤其体现在公共资源的使用和分配上。而分配的公平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也是现代社会调整收入差距的主要手段。公共权力通过再次分配可以解决市场失效问题，缩小社会差距，并帮助弱势群体。在我国，由于制度的缺乏、监管的不力，少数人或群体通过低价甚至无偿占用公共资源，一夜暴富，不仅造成民愤沸腾，而且威胁着党和国家的威信。
（四）研究意义
通过对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反腐败斗争方法与成果的研究，并借鉴苏共与国民党的历史反面教材，结合当代中国国情，提出现阶段的反腐建议；并结合企业发展，提出企业反腐败对企业生死存亡的影响
二、建国前中共反腐运动【中共反腐】
中国共产党字1921年成立伊始，就在党章草案中写到：“我们共产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的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我们既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党的一切行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各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这些关于党纪的雏形规定于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获得通过。这些规定的颁布，意味着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开始形成，立党为公从本质上为以后中共制定各种反腐政策提供了基础。
在战争年代，部分害群之马的腐败行为有其特点，党的反腐措施在国民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也与今天有很大差别。
自中共成立初期至新中国成立，中华大地一直深陷于战争泥潭，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还不是执政党。面对战争形势，当时中共以争取全国解放战争胜利为中心，加之中共尚且年轻，缺乏反腐经验，当时中国共产党面对腐败问题，主要以运动式反腐和权利反腐为主，进行了一系列的反腐倡廉运动，解放前的反腐运动也大都和毛泽东的个人决策相关联。
运动式反腐,这种群众运动的反腐败手段有积极的一面,就是充分发挥了群众监督、社会监督的优势,但是,问题也显而易见,就是对腐败现象所掩藏的社会深层次问题关注不够,没有及时解决,运动过后,腐败现象又死灰复燃。[1]在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展了一些列清党审干、纪律整风、反腐倡廉、查处腐败、反官僚反浪费运动，严肃查处了一批贪污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
权力式反腐就是依靠权力进行反腐,基本上都是依靠领导人的决心和态度来反腐败。它的好处就是比较便捷、灵敏、高效。战争时期，毛泽东对谢步升案、左祥云案、黄克功案及肖玉壁案等五大腐败案的亲自过问与关注，并最终将他们绳之以法，就足以证明我党惩治腐败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
运动是反腐和权力式反腐在当时的战争年代都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富有前瞻性眼光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那个年代开始认识到，深入持续的反腐还要靠完善的制度支撑。
“三湾改编”时创造性地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这更加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更加有利于党的反腐倡廉制度得到及时完整的执行。
1927年9月，毛泽东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就要求部队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同年10月，在江西遂川县荆竹山动员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发时，规定了三项纪律，即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部队进驻遂川县分散到县城周围农村发动群众时，提出了六项注意，即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1928年3月，部队到达湖南桂东县砂田村，毛泽
十八大以来反腐成果
中共十八大以来强力反腐败 被赞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以空前力度严厉打击腐败行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它提升了党的形象，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中共十八大以来至本月中旬，全国仅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就有逾50人因腐败而被查处。
中央编译局政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季正矩说，放眼世界，任何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都会易生惰性，而中国共产党通过严厉打击和预防腐败可使其肌体健康、活力长存。
他说，近两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力度是空前的，并取得了巨大成效，这提升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中共反腐败也引起了西方舆论的高度关注。美国亚洲协会“中参馆”网站的大卫·沃泰姆称，根据其梳理中纪委公布的官方数据发现，2012年以来，中国7.4万名各级党政官员因腐败而被处理。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12年11月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微博）说，“信任危机”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时刻谨慎预防的，而严厉打击腐败、有效预防腐败是必要之举。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强化中央巡视、开通网上举报、践行八项规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举措，依法依纪严惩党政公职人员的腐败腐化行为，赢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和普遍的国际赞誉。
网民“chenchenshow”如此评论中共的强力反腐败：这是“用公务员自己的‘清廉指数’换老百姓的‘幸福指数’”。
中国社交平台微博上的用户“｜｜微笑中的钻石｜｜”说：“我们足以看到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勇气，其是以反腐败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美国彭博社9月23日发表的文章对17位经济学家进行了一项调查，这些经济学家的中位数预测值是，反腐行动将在2020年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多增0.1至0.5个百分点。
汪玉凯表示，国际社会看到中国动真格地反腐败，对改善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和增强中国对外合作均有益处。
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腐败问题都持“零容忍”态度，也更有意与持续严厉打击腐败的国家开展广泛合作。
中共反腐败范围广、程度深、力度大、成效明显，但也暴露出腐败官员数量多、层级高企的问题。这令一些人担忧，持续强力反腐败可能会损害党的形象、动摇党的执政根基。
美国《纽约时报》最近一篇报道指出，“老虎”和“苍蝇”并不是越打越多，而是的确重塑了民众对党和政府反腐决心的认识。民众的支持与肯定显然是对“腐败有用论”和“反腐威胁论”的有力回应。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戴焰军说，通过抓作风建设、抓廉政建设、抓党群关系，提升中共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是巩固中共执政地位的有效途径。
处于新的历史时期，中共面临着更加复杂的风险、更加严峻的考验，对于腐败行为和现象持“零容忍”态度，持续不断地强力打击腐败，无疑能够优化执政资源、净化执政环境、完善执政生态，有利于中共夯实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将于下周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专题研究“依法治国”。分析人士预料，反腐败法治化、制度化将成为中共进一步着力解决的问题。
季正矩说，中共必将通过加强法制建设进一步从严治党，着力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发挥自律与他律的作用，让党员领导干部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
中共十八大以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等“大老虎”的被打，凸显了中共反腐败的决心与力度。
汪玉凯表示，把隐藏很深、级别很高的腐败分子挖出来，其结果是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令人民群众坚定了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信心。【中共反腐】
十八大以来落马的55个“大老虎”（名单）
据新华社“新华视点”微信报道， 正在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首次以全会的形式专题研究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反腐”预计将成为重要议题。依法限权、依法问责、依法治贪，前期的反腐成果需要获得制度的保障。
周永康、苏荣、徐才厚„„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中管干部达55名。铁腕反腐、涤荡“四风”，是中共十八大以来赢得民心的一大政绩。这已成为国内外各界的共识。反腐败正在不断打破“禁区”和“惯例”。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反腐力度，预示着中共反腐正进入“新常态”。
视点君根据新华社和中纪委网站发布的消息，整理出了关于这些“大老虎”的大数据。
在被查处的55名高官中，副国级以上共3人，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共7人，中纪委委员1人。 中央部门和国家机关等共计12人，军队系统2人，央企高管共5人。地方的“大老虎”来自全国19个省份，其中，山西为“重灾区”，累计7名“老虎”落网;其次为江西和四川，分别有3人;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海南、云南、内蒙古等7省份各有2人;其余9省份均为1人。目前仅北京、上海、山东、吉林、河北、浙江、福建、甘肃、宁夏、西藏、新疆、黑龙江等12省份未出现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
这些数字每增加一个，对各级官员的震慑就增加一分!
【副国级以上】3人：周永康、徐才厚、苏荣
【中央委员】2人：蒋洁敏、李东生
【中央候补委员】5人：王永春、李春城、万庆良、陈川平、潘逸阳
【中纪委委员】1人：申维辰
【中央机关】12人：周永康、苏荣、蒋洁敏、李东生、刘铁男、申维辰、白恩培、何家成、杨刚、衣俊卿、许杰、齐平景
【军队系统】2人：徐才厚，谷俊山
【央企高管】5人：宋林、孙兆学、王帅廷、王永春、戴春宁
中共反腐难除病根
作者：丁咚 来源：新加坡联合早报
2014年06月06日
5月23日，四川富豪刘汉及其胞弟刘维被湖北省咸宁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由于在中国官媒“起底”该案的文章中首次公开“周元根”（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的原名）的名讳，因此坊间普遍认为，刘汉是以周元根为首的某个曾经隐秘的政商王国的重要成员，然在一审结案公开报道中，却找不到与此相关的任何蛛丝马迹。
事实上，中共十八大后相继披露的“四川系”“中石油系”“政法委系”系列贪腐巨案，幕后关键人物虽然均指向周永康、周滨父子，然而直到刘汉案审结后，他们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不出来。
颇为吊诡的是，据信与其关系密切的中共政治局前常委曾庆红和前总书记江泽民，近期先后罕见地公开露面，尤其是后者，更是以卸任领导人身份会见了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退休后几乎未见于公开报道的曾庆红，和未参与正式活动的江泽民，此次都可说是破了例。
其所传达出的政治意涵是：中共党内政治博弈已初见分晓，各方在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妥协。情况要么是，在元老干预下，中共新一代领导层力推的“整党肃贪”，将遵从“刑不上常委”铁律，免于对周永康提出司法指控；要么是，新领导层决意公审但承诺止于周永康，不再深挖案情，避免株
连更多人，损害党的形象，破坏党的执政基础；而元老也将停止干政，支持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新领导层的政治权威，以此实现“双赢”。
习近平获选中共总书记后不久，就在中纪委全会上强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随后掀起了晚近30年来最为声势浩大的“整党肃贪”风潮，大批“蟹兵虾将”落马，诸多“苍蝇”也成篓成筐地现形。
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在通报2013年“整党肃贪”成绩时，从严格贯彻党内“八项规定”、反腐坚持“苍蝇”“老虎”一起打、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但反腐重头戏之打虎役却历经年余，仍影踪杳然。
反腐范畴内并无质的突破
观察自习近平讲话后中共的反腐轨迹，可以看出中共新一代领导层在遵守党内规定、增强巡视成效，以及加强腐败个案的查处等方面，确实做到了可圈可点，并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四风”蔓延、巡视工作走过场和腐败猖獗的势头；但在最重要的反腐范畴内，却仅有“量”的提升，并无质的突破。因此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中共各级官员贪腐的病源，也不足以令人对中国反腐败的前景感到乐观。
无论是对周氏政商王国的处理手法，还是一年多来中共新领导层推出的反腐败举措，都在在暴露了其局限性乃至矛盾性。
从出发点和归宿点来说，中共反腐乃是为了提升党的形象、维持其长期执政地位，而非为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任何一个政治团体只要涉及一个“私”字，就难免为自身利益
着想，趋利避害是其本能。比如依照中国政治现状和传说中大老虎的特殊地位，其问题必定会牵连更多同级甚至更高层级的官员。如果出于公心，中共反腐就会如同自己常说的那样，无论涉及到谁，无论涉案人级别有多高，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可是照目前趋势，大老虎能否现身尚是疑问，更何况其背后权势更大的老虎俱乐部乎？
现在很多人盯着某“大老虎”，好像它被揪出来了，就万事亨通。其实中共此次纵然打破“刑不上常委”铁律，抓出个别大老虎，从长远来看，对反腐长效机制建设、对中国政治发展也没什么实质意义。充其量只是缓解了一时病状，并为粉饰自身形象，提供了新的道具而已。
中国现行政治的特点是，维系权力地位和上下尊卑次序的基础，不是宪政和制度，而是仰赖执政党的意志特别是忠诚关系。这就使本属公共伦理、受国家法治和规则约束的政治，沦为团体内部以及个人之间的私相授受。因此，对国家利益、公民利益的尊重，让位于对团体和个人的忠诚。国家法律制度、人类普遍的政治伦理以及社会上约定俗成的规则，就难以对其产生决定性制约。
从另一方面看，在此政治秩序下，上级对下级关系的维护，无非是以国家公共职位以及其潜在的“好处”，将其利益与自身捆绑到一起。说句大白话，你是老大，没有好处，谁跟你混？这就是党治、人治下的国家腐败现象特别严重，而又无以解决的本质原因所在。
比较而言，在实施宪政和法治的国家，官员贪腐行为很少，而且贪腐数量也不高。如德国前总统伍尔夫仅因涉嫌在
一次私人活动中，由电影制作人格勒内沃尔德支付相关费用，就受到受贿指控。这在当代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以此标准治贪，中共有几人能保清白之身？
有鉴于此，中共反腐，政治考量第一，法治居于其后，并采取政党中心模式，以防失控殃及党的形象和执政地位，也危及权力维系的基础，间接地损害党的执政地位。所谓政党中心反腐模式，就是以维持党的执政地位为核心目标，中共在反腐败体制的构建中，始终将党的领导作为核心，将各级纪委作为反腐败指挥、协调、组织和实施的中心，并将隶属于国家政府的各级监察部门作为具体的办事机构，在案件查办中遵从一切党说了算的原则，只有经过过滤、颁发了“许可证”者才能进入司法程序。一年多来，中国的反腐败建设难脱此窠臼。
在宪政和法治体制有效建立并运行、反腐败专门立法并完善相关制度、基于国家政府的独立反腐败机构全面运转，以及包括财产公开等反腐败机制全面推行之前，指望依靠一个人、一个团体的自觉，匡正腐败堕落，维护公平正义，幻想中国政治腐败现状得到根本改观，无异于缘木求鱼。
作者是中国独立政治评论员
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在通报2013年“整党肃贪”成绩时，从严格贯彻党内“八项规定”、反腐坚持“苍蝇”“老虎”一起打、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但反腐重头戏之打虎役却历经年余，仍影踪杳然。
中国共产党反腐历程回顾
2011年06月27日 13:18:17 来源： 法制日报
1927年，中共五大第一次选举产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机构名单。 延安朱德故居内,有一个据说是当年在陕甘宁边区“最豪华”的沙发。说其“最豪华”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沙发内装有弹簧。《法制日报》记者曾遍访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旧居,基本上找不着什么像样的家具,这个现在看来有点灰扑扑的沙发的确是“最豪华”的。
三大战役结束后,一名国民党高级将领要求到解放军的指挥部看看,想搞明白自己究竟败在一群什么样的人手下。当他发现毛泽东等人居然是用红蓝色毛线在军事地形图上作标识时,再联想到国民党国防部大楼那异常奢华的条件,为此感叹不已。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廉洁自律的革命品格,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保持高度战斗力、受到人民群众爱戴的原因之一。纵观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既是一部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强盛和中国人民自由、民主、幸福的奋斗史,也是一部坚持反腐倡廉、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发展史。
“我党无论是在幼年时期还是在执政时期,始终把反腐败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探寻如何更好地将反腐败与不同时期的工作重心相结合,是我党始终不渝的努力目标,即便今天也是如此。”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近日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建党初期
苏区惩治腐败“第一枪”
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工作几乎是与革命斗争的开展同时起步的。
早在1926年4月,中共广东区委就成立了监察委员会,林伟民任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地方纪律检查机关。
1927年4月27日,在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半个月,武汉汪精卫集团的反动面目也日趋暴露,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都府堤20号开幕。 此时,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保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提高党员素质,严肃党的纪律,加强党风建设,中共五大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成立专门的纪律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由10人组成,7位正式委员,3位候补委员。
随着相关机构的完善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反腐工作逐步进入实质性阶段。在中央苏区,有一起案件曾引起党内外强烈反响。
1932年5月9日下午3时,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判决,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
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牟取私利。
1932年5月9日,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开庭。经审理,判决将谢步升“处以枪决”,“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
这可视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打响的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 延安时期
反贪污严惩害群之马
“延安时期,代表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史的辉煌岁月。延安的辉煌,蕴涵着一部极其丰富而绚丽多彩的历史篇章,其中值得细细体味的一篇,就是那个年代创造了反腐倡廉的宝贵经验。”延安大学中央党史研究院院长高尚斌教授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1937年8月,国共两党即将进行第二次合作,一大批党员干部就要到“白区”去工作。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朱德强调,要加强教育,提高认识,突破酒色财气和富贵功名的难关。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还不到两个月时,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告诫党的干部,要警惕国民党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
“这样的警惕性绝对不是多余的。正是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革命力量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们党、政府、军队中暴露出了贪污腐化等问题。有的人以受国民党的委任为荣耀；有的人遇到繁华靡丽的环境就眼花缭乱；有的人见着别人的奢华、自己的艰苦,就羡慕人家,于是发生了贪污行为；有的人狼狈为奸,共同贪污；有的人在金钱美女的利诱下离开了革命队伍。”高尚斌说。
据高尚斌介绍,面对这种情况,党、政、军内从1938年起就开始了反贪污腐化的斗争。1940年,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中进一步开展了“铲除新官僚和新劣绅”的斗争。当时中共中央就提出,要无情地批判和揭露那些丑恶现象,以铁的力量来消灭贪污腐化现象的发生；对那些害群之马,必须从机关中驱逐出去,有些罪大恶极的,应当交付法庭严办,用铁的纪律对付他们。
1938年和1939年两年,仅陕甘宁边区法院判处的贪污案件就达180件,而且“因为边区的机关部队人员没有互相包庇的,差不多凡有贪污都被暴露”。
建国初期
运动式反腐密集推进
1949年3月5日,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告诫全党: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1年11月,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所揭露出的一些干部贪污、浪费行为的事实让中央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其中明确表示:“严重的贪污案件的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要犯大错误。”
次年2月10日,原天津地区负责人刘青山、张子善因“盗窃国家资财,勾结奸商非法经营牟利,瓦解国家企业机关及贪污行贿等严重罪行”被处死刑。
“处死刘、张二人,被称作‘新中国第一枪’,这实际上表明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反腐败的决心。”林喆说。
两个月后,中央政府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整治贪污条例》,之后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
而从1956年到1964年间,中央人民政府前后3次集中力量开展反腐倡廉运动,平均每隔两年就开展一次反腐败运动,而且每次运动的持续时间都长达一年。
改革之初
确立长期性反腐战略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党和政府的监督机制逐步得到恢复和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也逐渐走上了正常轨道。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陈云为第一书记。面对当时的局面,纪检机关的首要任务是对大量的冤、假、错案和错划的右派进行复审改正,重建党的规章制度。
1980年,中纪委拟定并报中央批准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贯彻这个准则的座谈会上,陈云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事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的著名论断。
此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方面转移,国外的一些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大量涌入,一些立场不坚定的党员干部开始钻制度和管理上的漏洞,想方设法攫取金钱,追求享乐。这一阶段,贪污、受贿行为日
建国前中共反腐斗争：朱老总亲自整顿军队经商 提起中共的反腐败斗争，人们都会想到毛泽东1949年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进城之前，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意味深长的告诫：“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教育全党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防止腐败产生的经典论述，也使我们产生一个感觉，中共的反腐败斗争，是从建国后开始的。其实早在建国之前，解放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从共产党进入城市的时候起，严格组织纪律、反对腐败堕落的斗争就已展开了。 清除腐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194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战略方针指引下，关内各根据地调动10万大军进入东北。194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由于敌强我弱及种种不利因素，东北初期的斗争非常艰难，1946年6月四平保卫战失利后，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撤退到北满，部队损失严重，干部中一部分人思想混乱，形势危急。
对此，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策，改组了东北局。1946年7月，新组建的东北局领导集体在哈尔滨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林彪、罗荣桓、陈云、高岗等共同起草了东北局《七七决议》。
建立根据地的关键在农村。《七七决议》强调：要掀起干部下乡热潮，必须克服腐化享乐思想。“许多到达东北的干部，对于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没有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干部中享乐腐化厌战的情绪在增长着，这是党内最危险的现象。”《决议》号召各级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造成共产党员面向农村，深入农民的热潮”。
在反对腐化享乐、动员干部下农村的同时，部队的整顿工作也在深入展开。根据以往的教训，凡是土匪活动猖獗、叛乱多发的地区，国民党特务、地主武装的捣乱破坏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我们队伍不纯，坏人掌权和干部腐化堕落，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先要清理内部，内部纯洁了队伍才能巩固。1947年4月29日北满合江军区政治部主任卓雄给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一份报告，汇报半年以来的剿匪和建军工作，谈到
整顿地方部队工作。在整顿过程中，卓雄发现了比较严重的贪污腐化现象。犯错误的还有关内来的老同志。他在报告中反映：某军分区“很多的干部都贪污腐化搞女人”，“在生产方面发生过很严重的现象。私人做买卖造成了一部分干部贪污腐化的风气。近来经过多次检查批评，已有转变。现在除了上级指定专门机关搞生产工作外，其余部队、机关、个人绝对禁止商业生产。部队机关生产规定解决全年的菜、肉类、黄烟、办公费等项，主要进行农业生产”。卓雄反映的问题，东北局早已注意到了。
东北局在1946年8月发布了《关于反贪污腐化浪费指示》。根据指示，各地政府机关进行了认真地清查，查出了一批腐化变质分子。他们有的挥霍浪费，化公为私；有的堕落腐化，吸大烟，完全丧失了党员干部的立场。这些人虽为数不多，但对革命队伍危害极大。1947年4月出版的东北局机关刊物《群众》第13期出了一个专号，公布了一些典型案例。
在该期反贪污腐化专号上，一共通报了16名干部。除了杨清海叛变投敌，其余都是进城后追求享乐走上贪腐道路的。这些人在东北局干部队伍中，当然是极少数，但他们的堕落给东北的全体党员、战士上了一堂警示课。
上述案例和教训也使东北局领导意识到：贪污腐化现象往往是从男女关系开始的。东北局当时作了严格规定：连队干部和战士原则上不许结婚，高级干部结婚也要从严掌握。有个政策简称“二五八团”，就是对男方年龄25岁以上，8年以上军龄，团级以上干部才能批准结婚。
朱老总亲自整顿军队经商
1947年5月，朱德、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从延安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一个精干的小部队，在陕北坚持斗争，与胡宗南周旋。临别时，毛泽东交给朱德一个任务：解决华北部队的作战问题。
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兵力不足，被迫将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而解放军已度过了战争初期最困难的阶段，东北、华东等战区开始组织大规模战役，整军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只有华北战场打不开局面，没打过一个像样的歼灭战。
因此，毛泽东委托朱德去华北部队视察，看看原因何在。朱德到华北部队后，听取干部汇报，并实地调查研究，发现了严重问题。1947年6月他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华北部队后方太大，出征人员少。野战军号称12万人，实际能用于作战的不到7万人。其余的都在后方搞生产，各自为政。团以上机关都有自己的财产，纪律也比较混乱。
为什么华北部队有这样的现象呢？这是抗战时期遗留的问题。抗战期间，太行山根据地的部队都是自谋生路的。延安不发经费，要部队自行解决生计问题。抗战时期是国共合作，
八路军不能像红军时期那样打土豪、分浮财解决军饷，就只有靠生产经商。到1941年，晋察冀政府和部队的生产经营已初具规模，有了多种设备简单的小矿以及熬盐、制碱、硫磺、酒精等化学工业和榨油、制造纸张、面粉、文具等多种轻工业。
边区军民的生活日用品因此大部分能够自给，不但解决了生存问题，还经常接济陕甘宁根据地。但是到了解放战争，部队要打仗了，原来的经营体制就成了大拖累。这种前后方不分、建制混乱的现象不解决，不但打不了仗，而且极易滋生贪污腐败，涣散部队战斗力。
朱德与刘少奇商量，决定采取坚决手段割掉后方的大尾巴，让部队轻装作战。他指示华北部队：停止经营生产，商店一律归公。建立统一的后勤机构专门管理。这要涉及很多干部的切身利益。朱德向中央表示：“改组虽一定会有很多阻碍，当设法推动，以取得速效。” 1947年6月3日，毛泽东致电同意朱德的报告，指示华北部队认真整顿。在刘少奇的配合下，华北部队清理了经商机构，后方人员由新建的军区后勤部统一管理。经过两个月的整顿，华北军区的混乱状况明显改变。机关后方精简了，野战部队摆脱后方的沉重负担，部队机动灵活了。特别是制止军队经商，铲除了腐败滋生的根源，干部们都能集中精力作战了。当年10月，华北部队在保定以北的清风店全歼国民党第3军，俘虏军长罗历戎，打了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朱德非常高兴，还赋诗一首表示祝贺。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上二十个第一
一、第一个反腐败文件。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反对贪污腐败的文件。这一通告指出：“在这革命潮流仍然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应该很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斗争，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中央要求各级党部“立即执行，并将结果具报中央局。”
二、第一次设立党内纪律检查机构。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党内维护和执行纪律的专门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设立的纪律检查机构。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由10人组成，主席是王荷波。
三、第一次创立党内纪律检查制度。1927年6月，党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中，专列了“监察委员会”一章。该章规定：在全国代表大会、省代表大会上选举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中央及省监察委员得参加中央及省委员会议，但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中央及省委员会，不得取消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但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之决议，必须得中央或省委员会之同意，方能生效执行。
四、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1932年初到1934年秋，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通过建立控告局，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检举运动，加强舆论监督，严查大案要案等一系列措施，重点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为巩固和建设中央苏区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第一次打响惩治腐败分子的枪声。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枪毙的第一个贪官──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在江西伏法。谢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牟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认为：这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发生的第一桩腐败案，此风不刹，何以了得！
六、第一个惩治腐败的法令。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发了由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签发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有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上述法律的颁布，使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健康发展。
七、第一次提出建立廉洁政府的施政纲领。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和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纲领
第四条规定：“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提出：“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
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实行以俸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
八、第一次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开展整风运动。这一活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学风。这次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通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九、第一次反腐告诫。1949年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十、建国后第一次设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决定》规定，中央纪律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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