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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还有8年想离职到私立学校合算吗

时间:2014-10-18   来源:哲理文章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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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还有8年想离职到私立学校合算吗(一):2016民办学校教师集体辞职 学生们未来该怎么办?

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是所民办高校,由于老师被长期拖欠工资,民办教师集体辞职,学校近2000名学生无学可上,学校曾以打折来鼓励学生们提前交学费,可如今,民办教师集体辞职,学生们未来该怎么办?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今天上午,几十名大学生再次来到北京市教委寻求帮助。

半个月前,他们所就读的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陷入了停课状态,接近2000名学生目前无学可上。

老师们表示,因为学校管理层纠纷,工资长期被拖欠,有老师想重新找工作,也因为社保未能按时交纳,受到影响。

办学已经三十年的民营高校,因何陷入困境?

学生们未来该怎么办?

虽然是民办高校,但国家承认学历证书资格,也面向全国统招,三年前,在查阅了各种资料后,小王在高考志愿填写上“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如果一切顺利,他和同学们应该在明年顺利拿到毕业证,并参加专升本考试,根据不同专业升入其他学校。

但是,半个月前突如其来的彻底停课,让这些二十岁出头的孩子们,有些不知所措,小王对记者说,大概在半个月前,所有在校学生全面停课。

之前还有比较负责任的老师,老教授会说来给上课,但现在老教授也请假了。

学生们要么在学校待着,要么想办法出去找见习机会。一些同学组织起来,尝试跟学校老师及领导沟通,却也没什么收获。

鼓励学生打折交学费

小王说,仔细回想,半年多前,学校似乎已经有些异常,表现在三月份的时候,学校就做出些非常让学生不解的行为,他们找了些保安,但是看起来跟地痞流氓一样,经常为难学生,或者跟女同学要人家电话,晚上骚扰女童鞋,还有段时间晚上封校,特别长的封校长达十天左右,断水断电,食堂也不开,学生只能去超市买面包吃,而水一度都卖空了。

学生小罗表示,上半学期,学校甚至还以打折来鼓励学生们提前交学费,据小罗了解,最少的应该是8000,最多的18000,还有上学期说要打折交学费,也有一些同学被这个蛊惑。

学校上学期说如果提前交学费可以享受打折,好多人也交了。

学费收上来,钱却不知如何处理了。学校一位姓项的老师说,学校已经拖欠了他们太久的工资,大家的社保也没有按时交纳,有些老师甚至因为社保问题,换工作都有困难,这位老师对记者说13年、14年、15年每年拖欠半年工资,14年、15年的两个春节都不给发钱。

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在1985年创立,1993年国家教委批准参加教委组织的学历文凭考试,2001年经国家教育部北京市教委批准为民办普通高等学校,并更名为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

算起来,今年学校恰好三十周年,为何教学和经营陷入困境?

实际上,在去年,学校已经因法律纠纷,被列入国家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同时,在今年6月份公布的北京市教委“2016年民办高等学校及其他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办学状况年度检查结果”中,该校也没有了招生资格。

大家把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归结为管理层“两派争斗”,主要是学校创办人蒋女士和其子也就是学校后来的董事易先生两方管理人员的矛盾。

李老师说这就等于是母子的争斗,让老师和学生成为牺牲品。

一开始,大家还在支撑坚持上课,但三个校区中两个被卖出,现在唯一的一个还面临着被继续拍卖,老师们慌了神,项老师说因为学校经营不好,她(蒋女士)的这个儿子就把三义庙和满井的全都给卖了,卖了钱至少能发工资,可是这些钱都不知道去了哪儿了。

近几天来,老师和学生们陆续向昌平及北京市教委反映情况,老师们希望解决自己的待遇问题,而学生们需要担忧的更多,王同学说学生们大三毕业证能够得到国家的认可,其次,还涉及一个专升本的问题,专升本学生可以去参加专升本考试,其三,大二学生的后续问题,如果这个学校办不下去了,他们何去何从,谁来管?

记者昨晚多次尝试联系学校管理方蒋女士和易先生,但电话始终处于关机状态。

今天下午,北京市教委方面就此事给中国之声发来书面回复,称2016年,北京市教委在例行年检的工作中,已经发现该校在教学、财务等方面存在问题,组织多次入校检查工作,并提出相应整改意见。

针对该校原有学生停课等情况,市教委召开多次协调会,约谈学校各方权益代表,要求学校董事会、校行政班子要以学生利益为重,确保学校的安全稳定,尽快恢复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并要求学校以学生为本,最大限度地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

市教委将根据学生的自愿原则,协调做好每一名转学学生的分流工作,并督促学校与学生积极协商,协助配合办理退费等有关手续。【离退休还有8年想离职到私立学校合算吗】

但是,学生们分流到哪里?民办高校说停课就停课,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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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退休还有8年想离职到私立学校合算吗(二):2016养老金并轨后离职待遇

养老金并轨后离职待遇 编者按

2016年12月23日,养老保险破除“双轨制”改革终于有了确切消息。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时称,机关事业单位与城镇职工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

这一消息是否成为“公务员热”的又一针冷却剂,还不好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在并轨过程中,还会有许多的难题待解。但可以肯定,公务员曾经远超企业职工的养老福利,将逐渐进入历史。

11月30日,2016年度全国公务员统一考试举行。这次“国考”从报名开始,就因为“考录比大幅下降”而引人关注。与去年相比,今年招录职位增加了2700多个,达到22000个,但考试人数下降了10万人,接近90万人。

与此同时,这两年“公务员辞职”的消息接连不断,“公务员热降温”的议论流行一时,是真是假,各方观点莫衷一是。

南方周末记者近日专访了三位离开公务员岗位的人士,有原中央部委的处级干部,也有原地方法院的院长和基层的股级干部。他们为何辞职,对于公务员生涯有怎样的感受,辞职前后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对所谓“公务员辞职热”有哪些看法,请见本期“公务员辞官自述”。

部委处级官员变身“市场人”

有不少人在说,“八项规定”出台后,公务员好处少了,不少人辞职,但对我来说肯定不是这样。

34岁的单陵(化名)现在是一家新闻网站的多媒体部产品总监。今年5月,他从供职10年的某中央部委辞职,放弃了副处长的身份,成了一个“市场人”。

半年的体制外经历,给他带来的收获是,“应该说,出来后我的思想更解放了,办事时不再自我束缚。”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职业前景不明朗”

我1980年生于北京,2016年研究生毕业,学的是传播,进入某部委宣传处。工作6年后,2016年被提拔为副处长。在一般人看来,这样的提拔速度已经算快了。

但我却在那年产生了离开体制的想法,我不想做一成不变的工作。再说那年我30岁,不再被当成年轻人了,应该好好想想自己的未来。

由于做宣传工作,我平时接触媒体多些,对外面也有更多了解。政府部门限制太多,我觉得还是该到体制外寻求发展。这不是说在体制内就不行,而是去体制外可能更好。但我没有立即行动,一直在观望。直到2016年1月,我意识自己已34岁,明年35岁是道坎,之后换行业更难。

这几年,公务员辞职新闻不断,但是否“公务员热”在降温,也不好说,因为没有数字支撑。你要说采访我,我在路上简单总结了一下。我认为公务员辞职有三种,第一种是在单位内部成为“高级别”的领导,他们的辞职一般不是为了收入,而是追求自己的抱负;二是中青年公务员,事业发展遇到了瓶颈,看不到未来空间;三是刚入行的年轻人,到公务员队伍发现与自己此前想法不一样,而且收入也不高。

我应该属于第二种情况。除了想到外面闯一闯,职业前景不明朗也是一个原因。如果辞职前我被提拔为正处长,那可能会影响我的选择,毕竟“一把手”的掌控能力、工作弹性更好。

有不少人在说,“八项规定”出台后,公务员好处少了,不少人辞职,但对我来说肯定不是这样。因为我在单位的宣传部门,不是核心部门,没有审批权,平时也没有人巴结我们,没有所谓的寻租空间。“八项规定”出台后,大家只是吃饭少了一些,对我来说也无所谓。过去吃饭主要是沟通感情,也没有什么利益可谈。

下决心后,我开始搜索就业信息,在网上投简历。本打算花一年时间找工作,没想到一个多月就定了下来。第一家与我达成意向的民营企业跟我过去所在的行业有关,打算让我从事政策开发和维护政府关系。

同时我的一个朋友也介绍了一个建筑设计企业,让我担任传播部门北京分支机构的副总。虽然行业换了,但工作内容跟过去差不多,想了想,我选择了朋友介绍的这家公司。

对我来说,做出这个决定并不难。但父母觉得丢了政府工作挺可惜,不仅工作稳定,而且有各种保障。我告诉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公务员如果不在实权部门,当不上大领导,也没有什么地位,其实工作很苦。至于保障,我退休也是几十年之后的事,到时候整个社保体系是什么样子很难说,没准养老并轨了,公务员也没什么特别待遇。

父母虽然有顾虑,但还是尊重我的选择。如果家人强烈反对,估计我也很难走出这一步。

“那就写报告吧”

今年3月份,我确定去向后,先跟单位领导通了个气。领导挽留了,但机关跟企业不一样,老板挽留员工可能是加薪升职,这一点在机关做不到。领导先问我是不是觉得现在的工作岗位不适合,如果不适合看能否换个岗位;至于升职,领导说“下一次应该有机会”。

我想了想,单位也没有什么腾挪空间,2016年“大部制”改革中,我们部刚刚与另一个部委合并,短期内也没有上升的希望。见我去意已决,领导说那就写报告吧。只花了两三天时间,我就办完了辞职手续。

辞职后我没有立即去上班,而是休息了一个多月,其间还带着家人去国外玩了一趟。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是从过去的工作模式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对新的工作充满期待,觉得很开心。

我是今年5月去新单位上班的。去之前,我对企业的行为模式、组织方式都有心理准备,总地来说没有超出我此前的认识。但也有落差,政府组织严密,办事讲究规矩。这一点虽然被指责效率低下,但办事按程序走,心里还是有数的。民营企业办事虽然快,但没有章法,变数大,刚开始心里没底。

工作一两个月后,我发现公司老板有一些承诺不能兑现,原来说好我去后要开展的工作迟迟开展不了,我觉得不能继续等下去了。即便这样,我也没有后悔离开机关单位,因为我之前预料到企业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

我决定再次跳槽,就到了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新闻网站,这家网站的领导我以前认识,我准备从政府部门辞职时他们就表示可以过去。我现在的职务是多媒体部产品总监,需要推销产品,也要拉广告。

以前在政府部门时积累的人脉对现在的工作有没有用?应该有用,但不是很大。以前我跟一些部门的人还比较熟,但我们不是业务部门,人家不用求我办事,现在也不会因为我的面子就跟我合作。

就工作而言,以前在机关都跟熟人打交道,工作上的事比较好办。现在与客户打交道就不一样了,你对他们是可有可无的,他们可以跟你合作,也可以不跟你合作,但这些都在我的预期内。

法院官员为何重做教授

公务员收入虽然高一点,但不自由,不能在外兼职,法院领导出国要审批,高校羁绊就要少得多。

胡充寒,男,湖南岳阳人,生于1965年1月,曾任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2016年任广东佛山市中级人民副院长,2016年任佛山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2016年9月,他辞去公务员身份,再次回到高校,担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教授。【离退休还有8年想离职到私立学校合算吗】

这次辞去法院副院长职务,对我来说只是回到了我一直想回的讲台。此前我一直在大学教书,1997年,我32岁时就被评为湘潭大学的法学教授。1998年,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原佛山大学)准备创办政法学院,向我发出了邀约,我觉得是个机会,就南下广东了。

2002年,佛山科技学院政法学院正式成立,我被任命为院长,属正处级。本来在此一施手脚,但没过多久,又面临着新的机会。2016年,佛山市委组织部找我谈话,打算调我到佛山中院担任副院长。

本来我不想去,我的兴趣是做学问,不想当官;而且我还是兼职律师,当了几个企业的顾问,一旦进法院,兼职就得放弃,收入也会受影响。但我又想体验下法官这份职业,觉得学院跟法院之间总是隔着一层,想知道究竟差别在哪里。

我就提出在学校和法院两边都兼着的要求,既当法官又当教授。但市领导不同意,要求去法院就必须将人事关系全部调过去。出于对法院的好奇,我最后下决心去了法院。

在法院期间,除了刑庭,其他的部门我几乎都分管过,还是法院的新闻发言人。

去了后,我很快就发现不行,法院的行政化倾向很明显,一天到晚各种文山会海。我告诫自己不要体验太长,时间长了人容易变虚,会荒废学业。2016年我就提出要回到学校,但领导说不行,因为当时正赶上换届,需要保持稳定。

一直拖到2016年,又赶上换届,这时我已在副院长位置上干了两届,需要调整一下。我虽然是正处级,但职务并不是“正处职”。法院院长是副厅级,只有党组副书记兼常务副院长是正处职,我是民主党派,兼着九三学社佛山市委的副主委,不可能成为党组副书记的。

要成为正处职的干部,就得离开法院。后来,佛山市委安排我去政协,担任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酝酿时我不知道,最后才告诉我。

去了政协后,我又开始想着离开。在法院担任副院长期间,我读完了知识产权博士学位,并在2016年成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2016年7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正式同意我过去。9月,我向佛山市政协递交了辞职报告。政协领导极力挽留,认为我还年轻,能力很强,机会还有很多,也说了“很快就要换届”的话,我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现在的九三学社佛山市委主委,兼任佛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如果留下,换届时我也可能有同样的机会官居副厅级。

我就跟领导说,讲台是最适合我的舞台,不在乎等一个行政级别。政协领导、市委领导找我谈了几次后,发现我确实想走,就在2016年11月批准了我的辞呈。

2016年11月1日开始,我正式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领工资。原来在法院每年的工资收入有二十多万,到了高校只有十几万。

但我跟年轻人不一样,经济方面已没有什么压力,换工作,收入不是最主要的考虑因素,而是个人兴趣。公务员收入虽然高一点,但不自由,不能在外兼职,法院领导出国要审批,高校羁绊就要少得多。

虽然我的兴趣在学术,但我不认为在法院的10年,耽误了我做学问。这10年高校评价机制不行,老师们都忙于发表论文,应付评职称。如果我这10年都呆在高校,估计也是做这些事。

重回高校,我觉得学校机制是悲哀的。我现在可以做到觉得有价值的文章才去写,但对年轻人,还是要鼓励他们多写,并希望他们尽量多写点有价值的文章。

法院的任职经历,让我开始反思我们到底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过去我们讲“通识教育”,但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进行的是“法学教育”,而社会上需要的是“法律人才”,是实用型、高素质、国际化的法律人才,这是我们法学院应该多培养的人才。但在10年前,我可能会更加注重培养“法学人才”,鼓励学生考研、读博。

回头看,法院的10年对我还是有很大启发的,至少对中国的法治现状有了直观印象,在法院期间,经常面对不同的信访人员,也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法治建设的难处和痛处。

股级干部的压力和选择

2016年底“八项规定”后到乡镇吃喝少,也没人发烟,不少同事开玩笑说“没油水”了。

萧葫(化名),男,40岁,中部某县股级干部,已经停薪留职两年,一直在北京打工,准备彻底辞职。

我是1995年从省农业大学大专毕业的,毕业后回到了老家。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虽然财政收入进入全省前十名,但至今还保留着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帽子。

参加工作后,我一直想在仕途上有所收获,首先要弥补学历的不足,我通过自学拿到了本科文凭,但在地方,如果没有一点关系,想往上走真的很难。我目前的身份还是县农委下属一个二级单位的副主任,主任是副科级,我这个副主任也就是个股级。

这些年县里组织过各种公考,我也参加过几次考试,有一年报考了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这是一个副科级岗位,我笔试是第二名,面试的感觉也不错,但最终没被录用。

在县里工作,经常去乡镇检查工作,完了吃喝。我们那边有个非常不好的风气,只要请客吃饭,必须给每人发一包香烟,哪怕是坐着一个7岁的小孩,也要给一包烟,民间婚丧嫁娶是这样,官方的请客更是这样。玉溪牌现在拿不出手了,一般是“硬中华”,讲究点就是“软中华”。

我们在县里谋差的“好处”之一,就是家里香烟不断供。我本人不抽烟,但家里来客可以招待,逢年过节送长辈、送朋友省得买了。2016年底“八项规定”后到乡镇吃喝少,也没人发烟,不少同事开玩笑说“没油水”了。

我平时喜欢写点小文章,2016年市里日报准备开一个我们县的专版,每周一期,当时县委宣传部问我愿不愿意去当负责人,但级别升不了,我想自己快40岁了,换个地方升不了级别意义不大,就没过去。

我们县是人口外流大县,全县有50万青壮年常年在外打工。我兄妹三人,姐姐、姐夫在广东的民营企业打工,已是公司高管,年薪都三十多万元,公司配车,还提供了别墅作宿舍。后来我弟弟也过去了,现在一年也有十多万的收入。我几个表哥早年在北京收废品,现在都注册了公司,每年收入能有上千万。

而我在老家呆着,官升不上去,工资涨不上去,现在每个月2000元,跟他们比起来压力不小。

2016年初,我决定出来闯一闯,就去我表哥那里。说实话,我对公务员的身份还是有点留恋的,觉得将来养老更有保障,于是跟单位领导请假。领导答应了,但我也自己也很识相,请假期间单位给我发的工资,我全部拿出来,让单位给同事们发福利,这样在外才踏实。

【离退休还有8年想离职到私立学校合算吗】

在北京我给表哥管财务,实际上跟个看大门的差不多,一天24小时待命,有车进厂装货随时都要开门,帮他们接电话,去机场接人,什么活都干,一点空闲都没有。今年夏天好不容易去广州姐姐那里,准备休息几天,上午飞机刚落地,下午就被叫回北京了,因为厂里实在太忙了。

尽管忙,但现在每年有10万的收入,我也觉得可以接受。我也知道不可能一直这样请假在外面打工,早晚会被外面知道的。这边发展得好,我还是打算回去将工作彻底辞了。

离退休还有8年想离职到私立学校合算吗(三):2015市委组织部副局级组织员先进事迹

第一篇:市委组织部副局级组织员先进事迹

一个13年如一日,拎着一个旧式手提包,早去晚归,俯首组织工作的老组工干部,兢兢业业,谦虚谨慎,淡薄名利,一丝不苟,以廉洁、勤奋的优良作风,以苦为荣、无私奉献的精神,自觉的党性观念和一身正气、道德高沿的人格魅力,不断诠释着组工干部公道正派的深刻内涵和良好形象。这个形象,群众公认,令人敬慕。他就是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奉献给组工事业,多次被评为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曾被评为宁波市组织部门信访工作先进个人,**市委组织部副局级组织员###。平凡岗位,演绎着不平凡的奉献1993年8月,已经45岁的###,因优良的思想素质和品德,从**镇纪检委委员任上被选调到市委组织部组织科工作。虽然经济收入每年减少近万元,但他二话不说服从组织决定,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组织工作中。当时,部里分工叫他编写《**市组织史资料》第二卷,作为只有在职中专文化,又长期从事农村基层工作的他,难度可想而知。针对写组织史工作量大,要求高的实际,他翻遍部里所有资料,在部档案室和市档案局一沉就是一个多月,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虚心向领导和同事请教,刻苦钻研,经常白天收集资料,晚上写材料。1994年12月,他妻子因肺部感染住进了医院,他医院、单位和家里三头跑,晚上加班时夜更深了,睡眠严重不足,眼里时常布满血丝,领导叫他多休息,他却说工作要紧。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查阅资料5000余册,走访组织系统干部300多人次,写完笔记30余本,高质量地完成了组织史资料编写并按时出版。1997年,他到干部二科并被任命为副局级组织员,科室人手少,工作量大,但他依然承担起了编写《**市组织史资料》(简本)的任务,编写质量居宁波各县(市)区前3名。12年来,他时刻收集着组织工作的各方面资料,市党代会、人代会及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组织人事任免···,他都随时记载着,在平凡的岗位中默默耕耘着、奉献着。经他整理并编印归档的各类材料达70余卷,既规范又整洁,只要领导或同事问起,他都能脱口而出,并在第一时间找到依据,被领导和同事们称作了组织工作的“刻录盘”、组织史的“活字典”。细风化雨,解不完的信访情结1997年,他到干部二科负责组工信访工作,主动接过了这个“烫手的芋头”。他深知,组工信访无小事,他的一言一行,代表着组织部门的形象,甚至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只有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公道正派的原则,坚持以政策服人、以感情动人的方法,坚持当好党员干部的知心人、困难群众的贴心人,才能真正做好组工信访工作。1999年8月,部里集中处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他就全身扑在调处工作上。当时,有一个于1950年8月在鹿亭乡供销社参加工作的褚节谷,建国前曾在建立民主政权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革命活动,在1953年被县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虽在1981年县法院对其进行纠错并宣告其无罪,但县供销联社却按当时县委政策小组讨论意见不予复工,并一次性给予300元补助了事。褚节谷多次要求全面落实政策,享受离退休待遇。###同志接手案件后,针对只凭平反文件无法进一步解决问题的实际,积极与科室同志一道,冒着酷暑,白天到县供销联社、市公安局、市法院等多家单位进行走访了解,查阅解放前后的档案资料,晚上与科室同志分析材料,认真核对,在政策把握不准时虚心向宁波组织部、省委组织部干审处请教,最后由市委组织部、市供销联社给褚节谷按政策落实了供销社职工的退休待遇,并亲自上门给褚节谷宣读落实政策,让褚节谷感动得泪流满面并激动地说,党的干部还是好的多,我始终相信党。同样,对一个慈溪的信访老户陈志敖,在1949年成为**县公安局公安队战士,由于组织上对他的错误定性不当,被处理回家进行管制。后来多次上访和申诉,在1986年**市政府发文撤消原处分,恢复了政治名誉,每月发给生活困难补助30元。陈不服,继续上访和申诉。组织上又把这一重担交给了###,他也又一次走进了公安局档案室,仔细查阅当时的资料,逐条对照政策,最终由组织上给予落实了退职待遇,同样让陈志敖感动不已。现在只要他到**来,总要到###同志的办公室来坐坐,拉拉家常。对组工信访来说,最难调处的还是要求享受“三老”人员待遇的老同志来信来访。针对这些曾参加过一些革命活动的老同志,来访时,他都热情地搞好接待,对无理取闹的,始终做到骂不还口,耐心细致地做好解释工作。在调查落实具体政策时,他不顾自己的腰腿风湿,深入乡镇和农村,仔细了解情况,上门做好工作。遇到生活特别困难的,他不顾妻子没有工作、家庭经济收入拮据的状况,拿自己的工资帮助别人。他妻子有时还开玩笑地说他对自己亲戚都没那么好,他听到后也只是淡淡的“一笑而过”。受到他帮助的失业工人邹中明时常说,毛同志真是个热心肠的人,经常利用下来调查案件时来看我患病的妻子和女儿,帮助我解决生活实际困难,我一生感激他。###负责组工信访工作八年来,共接待上

第二篇:市委组织部副局级组织员先进事迹

市委组织部副局级组织员先进事迹

一个13年如一日,拎着一个旧式手提包,早去晚归,俯首组织工作的老组工干部,兢兢业业,谦虚谨慎,淡薄名利,一丝不苟,以廉洁、勤奋的优良作风,以苦为荣、无私奉献的精神,自觉的党性观念和一身正气、道德高沿的人格魅力,不断诠释着组工干部公道正派的深刻内涵和良好形象。这个形象,群众公认,令人敬

慕。他就是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奉献给组工事业,多次被评为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曾被评为宁波市组织部门信访工作先进个人,**市委组织部副局级组织员###。

平凡岗位,演绎着不平凡的奉献

1993年8月,已经45岁的###,因优良的思想素质和品德,从**镇纪检委委员任上被选调到市委组织部组织科工作。虽然经济收入每年减少近万元,但他二话不说服从组织决定,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组织工作中。当时,部里分工叫他编写《**市组织史资料》第二卷,作为只有在职中专文化,又长期从事农村基层工作的他,难度可想而知。针对写组织史工作量大,要求高的实际,他翻遍部里所有资料,在部档案室和市档案局一沉就是一个多月,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虚心向领导和同事请教,刻苦钻研,经常白天收集资料,晚上写材料。1994年12月,他妻子因肺部感染住进了医院,他医院、单位和家里三头跑,晚上加班时夜更深了,睡眠严重不足,眼里时常布满血丝,领导叫他多休息,他却说工作要紧。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查阅资料5000余册,走访组织系统干部300多人次,写完笔记30余本,高质量地完成了组织史资料编写并按时出版。1997年,他到干部二科并被任命为副局级组织员,科室人手少,工作量大,但他依然承担起了编写《**市组织史资料》(简本)的任务,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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