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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合同法中的违约责任
合同法关于违约责任的新规定
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
根据新合同法第107条及其后面一系列条文的规定， 违约责任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
1.现行法中的规定。现行《经济合同法》第29条规定的是过错责任：“由于当事人一方的过错，造成经济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属双方的过错，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民法通则》以及《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等施行的是无过错责任。(注：有学者认为，《民法通则》关于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规定得有些含糊，条文中虽然没有使用“过错”字样，但规定的具体制度中含有过错的含义。-参见王利明、崔建远合著的《合同法新论?总则》。)
2.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经过。在新合同法的起草过程中，专家起草的建议草案中规定为过错责任，采用的是“过错推定”的表述，即“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债务或者履行不符合法定或者约定条件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当事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理由主要是：大陆法系的民法关于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大都采用过错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却并不要求非违约方证明违约方有过错，而是在查明有违约的事实时，即推定违约方有过错，如果违约方能够证明自己对于违约没有过错的，方可免其违约责任。另外一个理由是，将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规定为过错推定以与侵权中的过错责任相区别，后者应当由受害人证明侵权人的过错，否则免责。
到1995年4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在讨论建议草案时， 有人建议对于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应更进一步，删除表述过错推定的那句话：“但当事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使违约责任成为无过错责任或称严格责任。这个建议被采纳，此后的草稿一直坚持了下来直到正式文本。
3.将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规定为无过错责任的主要理由有：
(1)在现行的合同法律中， 《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都已经确立了无过错责任。前者第1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即违反合同的，另一方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或者采取其他合理的补救措施。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后，尚不能完全弥补另一方受到的损失的，另一方仍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后者第17条有基本上相同的规定。看来，将违约责任定义为无过错责任在我国的合同法历史上是有先例的，并非新合同法的首创。
(2)在国际商业交往规则中，大多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 英国法院通过帕拉代恩诉简和阿利恩(Paradine v. Jane，Aleyn，1647 )一案，确立的违约责任就是严格责任。该案中，一农民耕种一地主的土地，按照约定该农民按期应交纳一定的地租，案发这一年，由于普鲁特亲王率领的军队占领了这块土地并将该农民从这块土地上驱逐了出去，致使该农民无法耕种，自然颗粒未收，从而不能交纳地租。地主诉诸法院，农民败诉。此案确立的违约责任是十分严格的，即使发生不可抗力都不得免责。正如该判例的判决中所述：“在该当事人依其自己的合同为他自己设定了一种义务或责任时，他就有义务完成它，只要他能够做到，不管存在什么样的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的意外事件，因为他本可以通过在合同中作出规定而不在这种情况下承担义务。因此如果承租人答应修理房子，尽管该房子被雷电焚毁了或者被敌对者拆掉了，他仍然应该修复它。”后来英美合同法在发展过程中，对不可抗力以及当事人约定的免责事由逐步给以承认。到今天为止，英美
合同法依然奉行无过错的归责原则。
由于英美尤其是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在联合国及其他经济贸易组织制定有关国际间经贸交往规则时，不同程度地要受到英美法的影响。从比较法学者的立场看，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被其他国家继受，通常有两个关键性的因素：即力量问题和质量问题。(注：(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4页。)对于英美法的质量， 只有英美法系自己的律师和法官十分欣赏，尤其是律师，英美法系的学者倒比较冷静，甚至英国一位学者约翰?奥斯汀在对民法及其理论基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之后，他声称，他作为英国法律家，将离开英国前往大陆学习法律，乃是“逃避动荡与黑暗的帝国而走向一个相对来说是秩序与光明的世界”(注：(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4页。)。而对于英美法的力量， 现今国际形势有目共睹。总之，无论是质量问题还是力量问题，客观事实是：国际间经济贸易交往统一规则中，带有许多英美法的制度，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
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45条关于卖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时买方的补救方法及第61条关于买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时卖方的补救方法的规定，“受损害一方援用损害赔偿这一救济方法时，无须证明违约一方有过错”。国际私法协会起草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同样采纳了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其第7?4?1 条规定：“任何一方不履行均使受损害方当事人取得单独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或是与其他救济手段一并行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除非不履行可根据本通则的规定予以免责”。对该条的注释中又重申“本条重申像其他救济手段一样，损害赔偿的权利产生于不履行这个唯一的事实。受损害方当事人仅仅证明不履行，即没有得到所承诺的履行就足够了。尤其没有必要再去证明不履行是由违约方的过错引起的。”《欧洲合同法原则》第101条也规定：(1)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上的义务，且该不履行不能依本章第108 条被谅解，则受害方可以采取第四章规定的任何救济手段;(2 )如果一方当事人的不履行可依本章第108条的规定被谅解， 则受害方可以采取第四章规定的除请求履行和损害赔偿以外的其他救济手段。第108 条规定的内容主要是：不履行一方如果证明其不履行是因为他所不能控制的障碍所致，且不能合理期待他在合同成立之时能够预见该障碍，或者能够避免或克服该障碍或其后果，则该不履行被谅解。
梁慧星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认为，如果《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采纳严格责任是受英美法的影响的话，《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和《欧洲统一合同法原则》则是两大法系的权威学者在经过充分的斟酌权衡之后所达成的共识，反映了合同法的发展趋势(注：“从过错责任到严格责任”，见《民商法论丛》第8卷，第5页。)。
为了说明严格责任是合同法的一个发展趋势而不仅仅是受英美法的影响，梁慧星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德国三位学者(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莱塞)合著的《德国民商法导论》一书中的几段话：“无过错责任在契约法中得到如此广泛的扩展，以致我们可以说，在很多情况下，它都是采用客观责任的原则。”“很多不属于过错情况都可能产生责任”。“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过错原则的逐渐衰落使得德国的法律制度与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更加接近了，在这些国家，法律不要求债务人有过错，但是存在免除责任的可能性”。
(3)无过错责任具有独特的优点。 其优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便裁判;二是增强合同责任感。前者，无过错责任的逻辑是只要违约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即责任构成仅以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为要件，被告免责的可能性仅在于能否证明有免责事由的存在。无论是不履行(包含不适当履行)还是免责事由，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证明其发生与否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过错属于当事人主观的心理状态，对其进行证明和判断都有较大的
困难。从节约诉讼成本和方便裁判上看，无过错责任优越于过错责任。后者，实行无过错责任，将违约行为与违约责任密切结合起来，有利于促使当事人严肃对待合同。一旦发生违约行为，就会产生违约责任(除非有免责事由)，可以避免在过错责任原则下违约方总是企图寻求无过错的理由以逃避责任的现象。
(4)无过错责任更符合违约责任的本质。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共同构成民事责任的体系，但二者之间有本质上的区别。侵权责任一般发生在预先不存在联系的当事人之间，他们相互间没有意思联络，更谈不上有什么权利义务方面的约定。如果说他们之间存在有权利义务关系的话，那就是法律规定的任何人都负有不得损害他人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的义务，否则就应承担侵权责任。这是出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要求。严格说来，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市场经济生活中，每个人都在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从事各种行为，发生权利冲突在所难免，而这种冲突有时是不正当的，即违反法律的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危及到他人利益;而有些冲突则是合理的，即追求自己最大化利益时无意识地冲撞了他人。如果对所有的冲撞都要负法律责任，社会的发展就可能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在侵权法领域，应当奉行过错责任原则。这里的逻辑是既然权利冲突是广泛存在的，损害的发生是难以避免的，法律上要求侵权行为人承担责任就不应仅以损害发生为前提，还应以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为归责事由，以惩恶扬善。
但违约责任不同，违约责任以有效的合同存在为前提，而该合同存在于预先有密切联系的当事人之间。他们预先通过自愿协商，建立了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确立了彼此间的权利义务。此权利义务完全是当事人自己选择的，当然符合各自的意愿和利益。如果违反，不管主观状态，都应当承担违约后果。实际上违约责任可以说是从合同义务转化而来，本质上出于当事人双方的约定而非法定。换句话说，有效的合同相当于当事人为自己制定的法律，法律确认合同具有约束力，在一方不履行时追究其违约责任，不过是在执行当事人的意愿和约定而已。
总之，在侵权法领域，不侵害他人财产权和人身权的义务是法定的，所以，当侵权人主观上具有过错时才使其承担侵权责任，就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而在合同法领域，合同义务是合同当事人自己约定的，所以，只要违反义务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这也就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和说服力。
2016案件调查报告
案件调查报告（一）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过热”，商品房、企业集资房、经济适用房、社会保障房、拆迁安置房等多种形式的住房出现在市场上。有市场就有交易，在交易后，诸如因短期内房价过快上涨，出卖人心理失衡，以种种理由要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的案件；房屋买卖因完成不了过户手续而请求确认合同有效、并协助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案件；拆迁安置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案件大量涌入法院，并存在纠纷不断扩大的趋势。我院在对大量个案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此类案件的特点及成因予以粗浅分析，对当前解决此类纠纷所依据的法律、司法解释的缺陷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一、案件特点。
（一）诉求集中。主要表现为要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确认合同有效、协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理由主要集中于出卖时未经其他共有权人同意或房屋未取得产权证书及经济适用房不能上市交易等。（二）出卖人反悔原因集中。大多系房屋价格大幅增长所致。从案件审理的情况来看，尽管众多出卖人在进行答辩时所提出的理由都并非是以房屋价格增长，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然能感觉到利益因素的影响实为出卖人反悔的最主要原因。（三）调解难度集中。从本院对此类案件进行审理的情况来看，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原被告双方很难达成调解协议。原告一方要求严格按照当初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确定彼此的权利义务并最终要求实现其权利，普遍不愿意接受合同之外另行支付补偿购房差价；而被告一方却认为当初双方签订合同时没有征得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或者以没有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不能买卖为由抗辩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或者原告理应对其以现行房屋市场价格进行补偿。（四）法院判决集中。我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遵循诚实信用与公平合理的合同法基本原则，除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的外，其余案件均以判决形式作出处理结果。现行法律法规由于制定的时间早晚有别，同时具体法律法规又具有针对事项立法的特点，因此在处理此类案件的时候，无可避免地在具体法律关系的认定上存在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办案人员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不同，有时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二、原因分析。
（一）利益驱动下的诚信缺失。此类案件大量出现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出卖人的诚信缺失，
而此种现象的背后则是利益因素的影响。由于房屋价格呈现连年持续增长的态势，这种价格变化所导致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利益悬殊引起了被告的心理失衡，而房屋产权证件办理的进度缓慢又给予了出卖人将此失衡进行现实表达的机会，其结果就是出卖人不愿意依据原合同履行办理产权过户的义务。（二）现行立法、司法的缺陷。现行法律法规由于制定的时间早晚有别，同时具体法律法规又具有针对事项立法的特点，往往缺乏体系的逻辑严密性和和谐统一，因此在处理此类案件的时候，无可避免地在具体法律关系的认定上存在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这就容易给当事人在估计失信的法律成本方面形成错觉。同时，对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弱，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三）房屋买卖本身所蕴含的法律风险。1、未取得所有权证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是合法的物权凭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六）项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出卖人在转让时没有取得所有权证，其转让行为无效。所谓法律风险，主要是针对买受人而言，这时，房屋买受人可能因出卖人未取得所有权证而遭致对方毁约的风险。2、集资房。所谓“集资房”，是企事业单位利用自用存量划拨用地，群众自行集资建设，按成本价销售，以解决职工住房困难的一种方式。集资建房的对象范围是由单位确定的，带有福利性。但依据《兰州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规定，企事业单位集资建房是经济适用住房的组成部分，分配的对象是本单位低收入者，对于已享受过福利分房、已购买过经济适用房或者是住房标准达到控制标准的职工，规定不得参加集资建房。但现实中，只要单位集资建房，所有的单位职工均可参与集资。在住房过剩的情况下，一些职工就将此类房屋推向市场。此类房屋买受人最大的风险在于房屋不能过户及过户时承担高额的土地出让金。3、经济适用房。所谓经济适用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套型面积和销售价格，按照合理标准建设，面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对经济适用房在限制转让的年限内进行转让或将购房权私自转让给没有购房资格的人，都是违反了我国关于经济适用住房的相关规定，客观上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妨害了其他符合购房条件主体的购买权，存在合同归于无效的风险。4、拆迁安置房。拆迁安置房是指因城市规划、土地开发、旧城改造等原因进行拆迁，而安置给被拆迁人或承租人居住使用的房屋。由于拆迁安置房屋买卖交易存在很长的时间周期，进而蕴涵了诸多法律风险。司法实践中这种类型案例举不胜举，且逐年递增。一般情况下，拆迁房屋买卖双方在签订买卖合同后，卖方都会要求买方支付全部或绝大部分房价款，而买受人在支付该巨额房款后并不能及时取得房屋所有权，双方形成的仅仅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虽然双方存有买卖合同，但根据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出卖方从法律上讲依然是房屋所有权人，这样买受人就会被置于高风险法律地位。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房屋物权变动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周期，期间可能会出现的法律风险诸如房价飙升导致违约发生、抵押担保设定、所有权人死亡出现、所有权人自身债务恶化、共有权人或第三人权利主张、房产查封扣押、赠与继承发生、标的物作价投资出资等等情况。该类纠纷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双方在合同内容上没有精心设计，而且买受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很大侥幸心理。
三、对策建议。
（一）规范买卖协议。由于房屋大部分是夫妻共有财产或者家庭共有财产，而在登记时，
因其他共有人未申请登记，登记部门只将夫妻一方或者家庭成员中的一员登记为所有权人，而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往往又是登记的所有权人或者家庭中的一员为代表与买方订立合同，合同签订后，卖方往往以其他共有人不同意为由毁约。因此有必要规范房屋买卖协议，对未在房屋所有权证上登记的共有人要求一起签订买卖合同或出具书面同意书。（二）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提高买卖双方的风险控制能力。可以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途径普及房屋买卖中的风险知识，提高大众的风险意识，将大量的此类纠纷消灭于诉讼前。此举不但可以减轻法院的审判、执行、调解负担，而且在时间点的选择上更有利，即在买卖双方的矛盾尚未升级的时候，更有利于促使其达成新的合意。（三）强化以案示法的宣传。以案示法可以充分发挥法律的社会引导功能。大力宣传法律判断和判决结论，可以引导其他类似情况的案外人对行为性质作出准确的判断，从而作出恰当的选择。（四）倡扬诚信观念与法治信仰。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信用经济，稳固的信用基础是市场经济的动力和源泉。我国要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在广泛倡导社会诚信的基础上培植和维护信誉，建立社会主义信用体系。当然，作为司法机关，有必要通过正确适用法律法规对不诚信行为进行负面评价，加大失信成本，进一步在民众心中树立诚信意识和法治信仰。
四、对现行司法解释需完善的一点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为房屋质量瑕疵、贷款买房、惩罚赔偿、解除合同等纠纷的处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对于其他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则要根据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难免出现适用法律不统一，判决结果不统一的情况。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
（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规定“国有资产转让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的以外，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转让方应当如实披露有关信息，征集受让方；征集产生的受让方为两个以上的，转让应当采限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该规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在此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未在产权交易场所公开征集受让方而是私下与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出售国有资产的合同是否有效？依据《合同法解释二》的规定，该合同应为有效合同，因为没有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实际上，该类买卖可能存在出卖人与买受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但要认定双方恶意串通似又缺乏客观标准，双方未按正常程序转让、受让能否即认定为恶意串通，如果不能认定，那么如果这种合同仅凭不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认定合同有效，是不是法院以判决的形式认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合法化，试问法院充当的是什么角色。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而2016年12月1日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察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规定了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应建立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经济适用住
房由市、县人民政府按限定的价格，统一组织向符合购房条件的低收入家庭出售。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实行申请、审核、公示和轮候制度。如果法院仅凭该办法是部委规章，而非行政法规为由确认经济适用房买卖合同有效，那么，其他符合经济适用房准购条件的弱势群体的权益又将如何得到保护。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公布于1992年，现在还依此为依据解决问题已不适应现代社会及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该通知规定单位内部分房、腾房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但现实生活中，单位收了职工的集资款，因种种原因，单位建房的行为没有完成。这时，职工既无房可住、单位又无钱可退，法院又不受理此类案件，那么职工的诉求应当向谁表达，没有公权利介入的职工利益又如去实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某些方面的效力似有高于法律之嫌。因此，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法律的形式规范新型房屋买卖行为，维护交易秩序安全不仅是司法实践的要求，也是促进房地产买卖健康发展的需要。
案件调查报告（二）
今年8月，市委预防办、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采取以市院预防处为主体，统筹各发案县区检察机关预防部门共同参与、上下联动，针对发生在我市农机购置领域的26件32人职务犯罪案件立项开展预防调查和犯罪分析。调查显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是党和国家实施的一项重大惠农政策。自20xx年中央将农机（具）购置补贴专项纳入国家“三补贴、两减免”的支农惠农政策以来，资金规模已由最初的数千万元增加至数百亿元。然而，随着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深入实施，资金规模日益扩大，骗取、侵吞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收受农机经销商贿赂的职务犯罪案件也呈现出频发高发的严峻态势。不仅破坏了我市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的良好环境，更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户的切身利益，有必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切实采取措施加以有效遏制。
一、我市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发案情况、案件特点及作案手段统计显示，今年以来我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该领域职务犯罪案件26件32人，涉及包括市级农机管理中心在内共11个管理单位。
（一）农机购置领域职务犯罪发案特点
1、贪污受贿现象严重。在昭通市及所辖1区10县中，1市、1区9县的农机部门存在套骗农机补贴、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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