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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失业率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经济增长 作者：于晨
来源：《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01期
〔摘要〕延迟退休年龄是否会加剧失业是当前学术界争论的热点，考察延迟退休年龄的就业效应不仅要考虑老年人对年轻人的替代导致的岗位减少，还必须考虑到经济增长究竟能否对减少的岗位进行补偿。本文通过对失业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与经济增长进行协整检验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出了延迟退休年龄将引起失业率大幅上升，而经济总量的增加不但不能对失业进行补偿，反而与失业率呈正相关的结论。最终提出当前就业形势下不适合延迟退休年龄、延迟退休年龄至少要在用人单位内部的亢员基本被消化的前提下进行、以及延迟退休年龄必须辅之以促进就业的措施的建议。
〔关键词〕失业率；劳动年龄人口；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1001604
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老龄人口数量也在逐年增加，2000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突破了7%，标志着中国从此步入了老龄社会。日益庞大的老龄群体给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中国银行的研究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养老金缺口将在2013年达到183万亿。为了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一些学者呼吁延迟退休年龄，由此引发了学术界的热议，其中，该项举措是否会加剧失业成为了争论的焦点。2010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外方代表时强调：“中国的失业人口有2亿”，在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如果政策制定不当，将会危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准确把握延迟退休年龄的就业效应、深入研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变动对就业造成的影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也是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老化这一客观形势提出的要求。
一、文献综述
为了探究延迟退休年龄的就业效应，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研究。Franklin和William[1]认为，当经济中的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时，延迟退休年龄将促使失业率进一步上升。Butrica等[2]认为老年劳动力的经验更丰富，延迟退休年龄能够增加经济总量从而创造新的就业。韩文丽[3]认为，降低退休年龄将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延迟退休年龄则可以通过节约退休金最终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张广科[4]认为，有经验的技能工人提前退休可能给国民经济带来消极影响，从而加重失业，因而应当延迟退休年龄。姜向群[5]认为，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面临着沉重的就业压力，延迟退休年龄将导致失业率上升等。总体看来，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就业效应的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延长退休年龄将导致失业人口激增、失业率上升，因而应当维持现行制度不变；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认为延迟退休年龄不会对就业造成严重影响，原因在于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就业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老年劳动力在经验和技能上具有的不可替代性，使得新增劳动力不能胜任退休人员空出来的工作岗位。另外，由于老年
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状况
一、总量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总人口为1370536875人，其中普查登记的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24852人，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口为7097600人，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为552300人，台湾地区人口为23162123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265825048人相比，十年共增加73899804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率为0.57%。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12年统计公报指出，2012年末，我国大陆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69.2％，比上年末下降0.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老年人口的比重继续攀升。这是相当长时期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第一次下降。人口和劳动力的供给波动变化是长期的，预计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至少在2030年以前，会稳步、逐步有所减少。
劳动力人口的下降，会加剧老龄化的速度，可以说是人口转型的一个拐点，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将进入逐渐收缩的态势中。
二、区域
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布情况大约是：东部4.9亿人，中部4.2亿人，西部
3.6亿人，而东中西部地区面积大小依次为108.6万平方公里、158.5万平方公里和692.7万平方公里。由此可见我国人口分布东多西少分布格局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且日渐显著。应届毕业生或者民工都愿意到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去寻找工作，资源的马太效应就导致了“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局面。
三、结构
“就业难”与“招工难”折射出我国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家庭和社会花费巨大成本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甚至是高学历的研究生，毕业之后却就业无门。 另一方面，付出艰苦努力拿到订单的大量企业，面临开工，却无人可用，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人才资源的巨大浪费。我国目前的“招工难”并不是绝对的劳动力供应不足，而是一种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技术性短缺。中国许多地方还存在大量应该转移也可以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只是由于劳动力年龄结构矛盾、产业结构性矛盾、地区性结构矛盾、文化程度结构矛盾等引起某些地区出现用工荒。其实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仍然是丰富的，“就业难”现象就是一个明证。
2015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及人口老龄化问题
一、中国劳动力市场现状
劳动力市场是指一个地区的劳工供求市场。目前全球劳动力市场形势同此凉热。在全球经济增速趋缓背景下，全球就业面临严峻挑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预测，从现在到2018年，全球失业人口将达到2.18亿，虽然每年有40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但不能满足每年4260万新进入就业市场劳动人口的需求。2015年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将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为引领全球经济复苏，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做出更多贡献，中国政府将稳中求进，实施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着力支持经济增长，有效创造就业。
二、2015中国劳动力市场展望
2015年中国劳动力市场机遇与挑战并存，其形势基本与2014年持平，并且存在略微恶化的趋势。持平的理由:一是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各地会追求一个比较漂亮的结局;二是2015年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精神贯彻落实，各项具体改革措施密集出台的一年，改革一定会带来新气象;三是尽管中国经济2015年速度会略微下降，但是2015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会比2014年略高;四是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五是市场机制的作用将有所增强。导致恶化的可能因素有:一是结构性调整会进一步加深，新的产业支撑尚待时日;二是工厂普遍使用自动生产线和机械手的现象逐步抬头，短期内制造业带动就业弱化;三是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探底;四是经营环境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五是创业活力依然不足。农民工就业稳定性不强，劳动保障权益受侵害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享受基木公共服务的范围仍然较小，大量长期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还未落户。 从2015年劳动力市场供给端情形来看，现阶段劳动力特别是新
成长劳动力供给仍处于高峰期，2015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仍将处在年均1600万人的高位。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将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从2015年劳动力市场需求端情形来看，尽管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增长，但企稳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稳定现有岗位和进一步扩大就业面临较大压力。因此，供求缺口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
其中，从高端劳动力市场来看，201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任务更加艰巨。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始终保持较快增长，2014年将达到750万人左右，另外还有大约100多万未找到工作的2014年高校毕业生。但从需求看，目前转型升级创造高端岗位的速度还难以跟上毕业生数量的增加，适合毕业生的有效岗位相对不足，毕业生专业结构、就业观念与市场需求脱节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一些影响毕业生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另外，在转型升级中，产业和岗位需求加速调整，也将对教育适应市场需求的改革提出挑战。
从中低端劳动力市场来看，就业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当前劳动力市场既面临招一线普通工人难和技术工人的严重短缺，也面临高校毕业生和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难。特别是随着转型升级的加快，受产业需求变化和劳动力供给变化的共同作用，这一矛盾将更加突出。此外，一些落后产能面临淘汰，一些过剩产能需要化解，部分劳动者需要面对转岗再就业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带来局部地区的失业风险。
三、2015中国劳动力市场目标
2015年由于政府力求在遏制风险增加和实现增长目标之间达成平衡，在国有企业和服务业等行业部门开展结构性改革，将有助抵消抑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和遏制影子银行带来的影响。未来中国劳动力
市场的工作目标应该是全面促进充分就业、体面就业与和谐就业。 所谓充分就业是指在某一工资水平之下，所有愿意接受工作的人，都获得了就业机会。充分就业并不等于全部就业或者完全就业，而是仍然存在一定的失业。但所有的失业均属于摩擦性的和季节性的，而且失业的间隔期很短。通常把失业率等于自然失业率时的就业水平称为充分就业。未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充分就业的目标是:一方面要保障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就业结构更加合理，在扩大就业的同时，努力消解结构性失业;另一方面，要有效控制失业，保持就业局势稳定，增进劳动力市场的包容度。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
所谓体面就业对劳动者来说，就业不仅是获得一份工作，而是获得一个能充分发挥其生产技能和得到尊重的职位。目前，体面就业的精神内涵已经获得广泛的认可。未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体面就业的目标是:一方面要使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努力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另一方面，要使就业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创造更加幸福的工作，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合理较快增长，劳动条件得到较大改善。所谓和谐就业主要是劳动关系的和谐，即在劳动就业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和谐，包括人与人、人与物(自然环境劳动条件等)关系的和谐。未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和谐就业的目标是:一方面要促进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基木形成，使人人选到自己比较满意的职业;另一方面要使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更加完善，不让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受欺负、受委屈。与此同时，基层劳动关系协调工作体系进一步加强，全国乡镇(街道)基木实现劳动保障监察“网格化、网络化”管理。
未来劳动力市场管理将进一步规范有序。2015年政府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对劳务派遣用工的监督管理，深入实施集体合同制度攻坚计
划，加强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劳动关系处理，推进工资支付保障长效机制建设，研究制定关于深化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见。继续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日常执法工作，元日_、春节期间继续在全国范围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执法检查活动，加大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工资支付等情况的监管力度，确保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资报酬，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继续推动基层调解工作规范化建设，提高企业自主解决劳动争一议能力，开展集体劳动争一议处理机制研究。大力推进仲裁院建设，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效能建设，扩大劳动保障监察“两网化”管理覆盖面，研究制定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移送办法。
2015年，一方面应继续落实就业优先战略，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采取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实现经济和就业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主动改善就业结构，把改革发展和促进就业结合起来，以经济发展拉动就业，以就业发展促进经济，实现就业的量的稳定。另一方面，政府应健全人力资源市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素质;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促进就业公平，营造更加公平、更加和谐的就业环境。在稳定的就业量下，推动实现就业朝着更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初步建议政府有关部门把2015年就业工作主要目标确定为:
一一完成2015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任务1000万人以上; 一一把城镇登记失业率要求控制在4.6%以内;
一一将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6%以内;
一一注重提高就业质量(减少脆弱性就业);
一一加强对劳动力市场丧失信心者的统计;
一一完善对劳动力参与率变动的监测;
一一全年开展政府补贴性职业培训不少于2000万人次; 一一加大对残疾就业的关怀性支持;
一一努力消除就业歧视(包括同工不同酬);【劳动年龄人口】
一一建立对已出台促进就业各项政策的第三方科学评估。
四、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由升转降。根据官方数据，1999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此后便呈现加速发展趋势， 2000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约为7%到2013年己达到9.7% ， 13年间提高了近3个百分点，年均增长率高达2. 6%，是总人口年均增长率的5倍，可见老龄化速度之快。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其人口老龄化程度便不断加深，一方面，中国老年抚养比从2000年开始至今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己达到12. 7 %，这也就意味着每8个劳动者-就要负担一个老年人。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由快速上升的趋势转为下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2000年以来一直处十不断上升的状态，到2010年达到最高，2011年开始略微下降，2012年进一步下降，说明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的局面己经发生转变。
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不断老化。按照15 - 24岁、25 - 44岁和45 - 64岁三个年龄段来划分劳动年龄人口，可以看到，15- 24岁年龄组劳动人口比重在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基本保持在23%左右，25 - 44岁壮年组劳动人口比重2010年与2000年相比下降约5个百分点，45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幅提高，目前己达到32. 68 %，说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内部呈现日益老化的趋势。
1.劳动参与率年龄曲线
劳动参与率年龄曲线是指劳动参与率随年龄变化所形成的曲线，反映了不同年龄劳动参与率的差异，它表达了人口生命周期中的劳动就业变动规律。无论1990年还是200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都是从15岁开始逐步上升，到20-25岁之间达到高峰并保持稳定到45岁，45岁之后劳动参与率随年龄的不断增加而降低。低劳动年龄组处于就学、寻找工作、变换工作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时期，因此该年龄段劳动参与率相对较低；到20-24岁后，劳动力人口在体力、知识和能力均达到了成熟阶段，劳动参与率达到稳定的高峰阶段，该阶段一直维持到40-44岁；45岁之后随着人的生理变动和技能的老化，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对知识更新的需求，劳动参与率不断降低，特别是到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男60岁，女55岁）之后，劳动参与率下降速度更快。当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用工制度的变化，退休年龄的影响将不会像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强烈。
比较1990、1995和2000年三个时点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分年龄劳动参与率，在仅仅10年的时间里，劳动参与率年龄模式就有了明显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年劳动力人口的参与率处于降低趋势，参与率达到高峰的年龄在推迟，1990年在21岁开始进入劳动参与率高峰期，而1995年为23岁，2000年为27岁。2000年成年劳动力人口的参与率与1990年和1995年相比也都有较大幅度的降低，而相对高龄（45岁及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反而上升。
2.劳动参与率的年龄差异分析
为了比较不同年龄段劳动参与率的变动，我们将15-64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划分为15-24岁、25-44岁、45-59岁、60-64岁、65岁及以上五个阶段进行分析。如表1所示，从15-64岁总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看，整个20世纪90年代都处于下降趋势，由1990年的84.18％下降到2000年的79.31％，10年间降低了4个多百分点。从分年龄段看，15-24岁和25-4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有大幅度下降，而60-64岁的劳动参与率却大幅度上升，同时65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5][6]
三、未来劳动力年龄人口规模和劳动力资源的变动预测
1.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结构变动
为了对未来劳动力资源做出预测，我们依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其他相关数据资料
对我国未来50年人口的变动作了多方案预测①。[7]根据不同方案设计下的人口预测结果，得到不同劳动年龄人口和结构的未来变动趋势。无论是按低方案还是高方案预测，未来青年劳动人口总体的趋势是减少，只是在2005年前后以及2030年前后出现两次明显的波动。2000-2005年期间青年劳动人口增加，随后持续减少，到2015-2020年期间中方案和高方案青年劳动人口规模达到一个低谷后又出现增加趋势，而低方案将持续减少。另外，15-2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20年前其规模变动趋势是一定的，不受生育水平的影响，25-4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30年前其规模变动趋势也是一定的，不受生育水平的影响。
从表2中方案的预测结果可见，45-59岁和60-64岁相对高龄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20年里将迅速增加，4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19227万增加到2010年26151万，再增加到峰值年（2025年）的32642万人，其后缓慢减少；60-64岁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4136万增加到2010年的5693万，到2030年前后达到11000万以上。这期间相对高龄劳动力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远大于这一时期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
由表2可计算得到，15-24岁青年劳动年龄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在2000-2010年期间基本保持在23％上下，2010年-2030年逐步减小到17％左右；25-44岁成年劳动力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在未来40年逐步减小，由2000年的50％减小到2010年的44.95％，到2020年减小到41.78％，到2036年达到最低为36.96％。而相对高龄的45-59岁和60-64岁两组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在未来基本保持增加的趋势。45-59岁相对高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在2000-2020年期间迅速增大，由2000年的22％增大到2010年的26.6％，到2022年达到最高为34.85％，其后基本保持在30-34％之间；60-64岁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持续增大，由2000年的4.77％增大到2010年的5.79％，到2020年达到
7.43％，到2030年超过10％，最高到2050年超过12％。
不同方案下各年龄组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差异将越来越大。特别是低方案下，青壮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大低于中方案的比重而且减小的速度快得多，2020年后就将面临青壮年劳动力不足；相对高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则持续升高，这对未来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高方案下，青壮年的比重略高于中方案，相差不大，相对高龄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比中方案略低。
2.劳动力相对高龄化对总体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我们采用直接计算的方法即可清楚地知道劳动力的相对高龄化对总体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以2000年劳动参与率年龄模式作为标准，选择中方案预测得到的劳动年龄人口作为蓝本，可计算得到2005-2050年期间各年的劳动参与率。如表3所示，由于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中25-44岁占的比重逐渐降低，而45-64岁的相对高龄劳动年龄人口占的比重又逐渐升高，即使未来各年龄组劳动参与率保持2000年的不变，劳动参与率也将出现下降趋势。特别是在2045年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换言之，如果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即使保持不变，而年龄结构趋向老化，则未来的从业人员也会减少。
3.未来劳动力资源的变动
上面我们分析了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人口的变动，实际生产活动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中仍有相当比重的人参与劳动，200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达到25％，这部分老年从业人员也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资源。因此，我们假设未来65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保持2000年的不变，我们可计算得到未来的劳动力资源规模及其变动。
由表4可见，我国老年从业人员随老年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如果按2000年时的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未来老年从业人员由2000年的2100万增加到2010年的3000万，再增加到2020年的4300万，到2050年将达到8000万以上。从总体劳动力资源看，在2017年将出现一个较低的峰值，随后走低，又从2020年上升，到2027年前后达到最高峰，此后持续减少。这与以往研究中的直接由人口预测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并不能以此来描述我国劳动力供给的趋势。同时，表明未来劳动力供给中需要考虑65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劳动年龄人口】
四、未来从业人员预测
1.未来劳动参与率的预测
如表1所示的1990年、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和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的劳动参与率，总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在下降，其中15-24岁和25-4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下降，而55-64岁各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略有上升。但是，仅从这三个时期劳动参与率年龄模式的变动预测未来劳动参与率是不现实的，也实现不了。总的判断是，随着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15-2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仍有下降可能，而25-44岁的劳动参与率应该有所提高，4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的变动比较难以判断。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相对高龄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将会降低；但是，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未来社会保障特别是覆盖全部人口的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相对高龄劳动年龄人口为自己老年退休后的养老保障积累更多，可能更需要延长参加工作的时间以弥补低收入所造成的养老储蓄不足，从而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劳动参与率还有可能上升。但是，最终较高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还是要降低，这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为了较为准确预测未来劳动力供给，我们需要对各年龄组的未来劳动参与率做出预测和必要的假设。首先，我们对15-24岁组的劳动参与率进行预测。1990-2000年我国教育发展异常迅速，特别是中高等教育的发展自1998年始就进入了一个高速成长时期，进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长，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90年的7.16年增加到1995年的7.54年，后再增加到2000年的8.05年。伴随着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15-2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由1990年的78.3％，降低到2000年的61.93％。1990-1995年期间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的15-2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变动弹性为-1.45，而1995-2000年期间该指标达到-2.43，1990-2000年整个90年代的劳动参与率弹性为-2.00.这反映了教育与青壮年就业富有弹性。受教育水平越高，15-24岁青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越大，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长1％，15-2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则下降2％。根据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未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速度将依然很快，至少在2020年前不会停止下来。假设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
育年限的增长速度保持1990-2000年的1.178％的水平，则15-24岁组劳动参与率到2020年降低到43.24％。假设25-44岁、45-59岁以及60-64岁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保持2000年的水平不变。我们认为45-59岁、60-64岁及65岁及以上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已达到较高水平，未来能够保持这样高的水平已经是考虑到由于青壮年减少而需要相对高龄劳动力补充的情况了，因此这一假设是合理的。
2.从业人员总量及变动
按上面的预测判断，15-24岁组劳动参与率将由2000年的61.93％降低到2020年的43.24％，假设此后保持这一水平。另外，假设25-44岁、45-59岁、60-64岁以及65岁及以上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保持2000年的水平不变，则我们可以预测得到未来从业人员的规模（见表5）。
根据表5数据，未来从业人员规模从2000年到2022年是持续增长的，到2022年达到从业人员的高峰7.97亿，22年间从业人员净增加0.9亿。其后，逐渐减少，到2044年减少到7.45亿，这22年间减少0.5亿。这是考虑了65岁及以上人口劳动参与率保持较高水平的情况。如果不考虑65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到2016年达到就业高峰为7.58亿，16年净增加0.5亿。其后逐步减少，到2032年为7.14亿，换言之，再过16年再减少0.44亿；到2048年15-64岁从业人员的规模将减小到6.44亿，这后16年共减少0.7亿，减少的速度在加快。从表5也可以看到，即使考虑65岁及以上人口劳动参与，到达就业高峰后，就业规模将以加速减少，到2045年后减少的速度达到最快。这是必须引起当代人在规划人口发展和制定人口发展战略时注意的事情。
通过对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变动的分析可知，2017-2027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基本保持在高峰状态，而且2026-2027年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要比2017年大。然而，由于人口老龄化的作用使得2017年后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高龄化加重，从而使这一时期及其以后从业人员的规模不会出现回升而是持续减少，与其他文献显示的我国劳动供给与就业压力研究的结论是不同的。这充分反映了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3.从业人员的年龄结构
中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支持比将不断下降，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将难以为继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再次确认了中国人口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在2025年前后，中国人口总量将在达到不足14亿的高峰后进入负增长。据联合国2010年世界人口前景展望中对中国人口的预测，在本世纪末，中国人口总量将下降到10亿以下（中方案），甚至低至略超过5亿（低方案）。21世纪将是我国人口总量发生由增长到下降这一重大转折的世纪。
在人口总量变动的背后，是年龄结构的相应重大变化。将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与2010年普查相比，0岁-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33.59%减少到16.60%，下降了一半以上，而老年人口的比例由4.91%增加到8.87%，上升了80%以上。这种趋势可称为“少子老龄化”。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各类社会保险项目的支持比的下降趋势。这将不断加重劳动年龄人口的税收负担和各类社会保险缴费的负担。
参保职工的转移支付负担会不断加重
老龄化将加重劳动年龄人口的税收和各类社会保险缴费的负担
在现代社会，除了家庭内部的代际转移支付外，还通过公共财政和各类社会保险进行家庭以外或社会范围的代际转移支付。人口老龄化将加重劳动年龄人口的税收负担和各类社会保险缴费的负担。
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生命周期的少儿阶段、劳动年龄阶段和老年阶段都需要消费，但是，一般只在劳动年龄阶段从事生产。所以少儿阶段和老年阶段的消费需要通过代际转移支付（这包括家庭内部的代际转移支付，还包括公共财政和各类社会保险进行的社会范围的代际转移支付），老年阶段还需要通过提取自己的储蓄来满足消费需求。在劳动年龄阶段从事生产的所得收入，一部分用于自己的消费，另一部分则用于代际转移支付和储蓄。
决定就业人口代际转移支付负担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老年扶养比，即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近年来，人们更多地用老年扶养比的倒数（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率），即支持比来度量就业人口的代际转移负担。支持比越低（或老年扶养比越高），劳动年龄人口的代际转移负担就越重。
从时间维度来看，老年扶养比或支持比是一个动态的指标。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国人口未来的支持比会不断下降。这就意味着未来的劳动年龄人口通过代际转移支付来支持老年人的负担会不断加重。
根据历次普查数据计算出来的相应的支持比，从1982年普查的12.53降为2010年普查的8.40，下降了近三分之一。根据上述联合国关于中国未来人口的展望的中方案，2050年，中国支持比将降至2.38，2080年降至1.83；根据低方案，则2050年和2080年将分别降到
2.10和1.14。不过，扣除一部分因为在学校读书、退休或其他原因没有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以及一般男60岁、女55岁或更早一些退休的情况，上述劳动年龄人口对老年人口的支持比，实为“潜在支持比”，并非实际的支持比。
对于各类社会保险项目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参保职工与退休人员的比率，因此，可将这个比率定义为社会保险的支持比。根据权威数据，2010年，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分别为19402万和6305万，支持比为3.08，大大低于同年的潜在支持比8.40。实际上，在2011年农民工保险与城镇职工保险合并前，上海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支持率已降到1.5左右，使该养老保险近年来出现严重财务亏损。显然，未来各类社会保险支持比不断下降，将持续加重参保职工的转移支付负担。此外，医疗保险和（可能出台的）护理保险的负担也是如此。【劳动年龄人口】
而且，世界银行的研究和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均表明，不同世代参加社会保险的回报率随时间推移而不断降低。
“80后”可能不胜代际转移重负
“80后”可能在劳动年龄阶段进入经济较慢增长时期，参与经济增长和积累财富的机会减少
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劳动年龄人口（尤其是30岁-50岁的储蓄高峰年龄人口）会储蓄，而退休的老年人口提取储蓄。所以，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人口老龄化在长期内会降低社会储蓄率或投资率。
此外，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在2015年前后开始负增长，人口总量将在2025年前后开始负增长。人口变动造成的劳动力供给下降和储蓄率下降，必将使中国未来30年的经济增速逐步放缓。
虽然不少人将中国人口多看成是发展的负担，但是，“人口红利”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当然，人口红利潜力的充分发挥需要一个有利的制度环境。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正巧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出生高峰人群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相契合，中国农村的非农产业（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得以吸纳大量城乡富余劳动力并使人口红利期的丰富劳动力资源有机会得到有效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大量的外资相结合，使中国很快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之一。
所以，从一定程度上看，中国经济增长快慢，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口变动影响的结果。同时，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对不同世代的冲击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大致上说，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出生的世代，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以来）持续的经济繁荣和资产价格膨胀，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来参与经济增长和积累个人财富。我们有理由认为，上世纪50到70年代出生的老年人或未来老人，在总体上会比较早出生的老年人更富有。
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相关研究，在2021年-2030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降低到6%以下。对于在上世纪80年代或更晚时候出生的世代来说，他们可能在劳动年龄阶段进入经济较慢增长时期，他们参与经济增长和积累财富的机会可能比他们的上一辈要少一些，从而对于沉重的代际转移可能不胜重负。
东瀛之鉴
日本人口老龄化将使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
日本的变化值得借鉴。日本人口总量从2006年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提供的数据，日本201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达23%，预计在2060年将达40%或更高。
目前，日本是世界上期望寿命最长的国家（男80岁，女86岁），但人口超级老龄化也使日本对于社会保障支出不堪负担。2011年，日本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高达107.8万亿日元，占GDP22.3%。其中，养老金53.6万亿日元，占支出的约50%；医疗保险支出33.6万亿日元，占支出的31%；福利支出21.0万亿日元，占支出的19%。沉重的社会保障负担使日本深陷债务而难以自拔。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陷入长期停滞，1991年-2010的年度平均实际增长率为0.9%，名义增长率因通货紧缩而不足0.1%，国债高达GDP的220%。日本政府已提出社会保障的改革方案，希望在今年3月提交国会讨论。但是，由于深受政治和利益格局的牵制，任何略为彻底的改革均将举步维艰。
有研究认为，日本人口老龄化将使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如果将处于最佳储蓄年龄（30岁-50岁）的家庭数量与老龄家庭（65岁及以上）的数量之比定义为“主要储户比”，则日本的主要储户比率从1975年起就一直下降，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更降到1以下。换言之，提取储蓄的老龄家庭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储蓄的中年家庭数量。
使问题更加严峻的是，日本年轻一代的储蓄远低于他们的父辈。现在已经退休的人在他们35岁时的储蓄率为26％，而现在35岁的日本人的储蓄率仅为6％。目前相当数量的青年人不缴纳国民年金。
未来老年人的福利也终会受影响
随着劳动力减少，老年人的医疗、照护等服务的实际购买力将下降
人口老龄化的变动趋势，最终也会影响未来老年人的福利。
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是，迄今为止各类养老保险和其他养老项目所积累的都是金融资产，这包括养老金收益，各类金融产品的投资收益等，老年人只能用这种金融资产去购买所需的商品和劳务。但是，这些商品和服务尤其是医疗、照护等服务，均是劳动力密集的服务。随着劳动力的减少，其价格将相应提高，老年人的实际购买力将下降。
比较平衡的代际数量关系，也是未来老年人福利的基础。
另一个问题是未来的农村老年人问题。普查数据表明，由于大量中青年人口的迁移，使主要迁入地北京、天津和广东等沿海省市的老龄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迁出地安徽、四川、重庆等内地省市的人口老龄化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目前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还比较低，这些农村老人目前和未来的福利问题将面临新挑战。
当然，长期持续的低生育率的更严重后果，是直接影响民族人口的物种延续问题。
两点政策建议
“十二五”期间在全国逐步放开生二孩；社会保障制度重点保证基本生活需求，超出部分通过市场或者家庭来做
综合以上，在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很低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低于1.5），部分城市已经进入“极低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低于1.3）的背景下，现在应该积极调整生育政策。
首先，应考虑“十二五”期间在全国逐步放开生二孩，避免人为地加剧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和“未富先老”的进程，还可减少政府政策与家庭生育意愿的冲突，减少生育控制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我估计，在2020年后，中国将会像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一样，转向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
此外，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制定有关社会保障和代际转移支付的制度和政策时，往往仍处于经济增长率较高、人口老龄化程度还不严重或不太严重的阶段。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看起来似乎可行的制度政策，随着未来人口老龄化进程和代际转移支付规模的迅速膨胀，极可能陷入严重的财务困境。因此，政府在制定涉及代际转移支付的社会保障制度时，要尽量避免包得太多。由于福利的“向下刚性”和削减福利的政治困难，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亏空可将一个国家带入严重的债务危机。
所谓政府避免包得太多，是指政府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重点保证全体国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需要，超过基本需要的部分尽量在家庭或个人自愿选择的基础上，通过市场或家庭来做。例如，对于社会养老保险，中国应坚持社会养老保险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我认为，今后改革方向是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的强制缴费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全体劳动者，在此基础上发展自愿参加的、市场化运作的多支柱养老保险。
综上所述，中国面临的老龄化挑战最为严重的时期大约是在2025年以后，其理由有三:一是届时
老年人口将会在巨大规模的基础上迅速增长;二是届时老龄化发展的速度最为迅速;三是届时人口年
龄负担比将进入上升时期。但是，我们应对老龄化挑战的行动必须从现在开始。
(3)劳动力规模及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劳动力是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其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变化也将会给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
展带来广泛的影响。根据预测，中国未来劳动力规模变化的趋势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在本世纪上半
叶，劳动年龄人口将一直保持着巨大的规模;二是在2025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将继续增长，但增长
速度将持续下降;三是2025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四是按照中国的劳动力年龄标
准，劳动力年龄人口将在20巧年以后开始减少(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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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读书笔记
阅读文献
1.在认真阅读全文的基础上，首先归纳本文的基本观点、思路及其证据。（字数1000字左右）
基本观点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转折性变化，其重要的推动因素之一来自于人口转变所导致的劳动力供求变化。在未来，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严峻，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将很快可能出现绝对的缩减。同时，劳动力年龄组内部也将出现老龄化的趋势，并对劳动力供求产生持续的影响。因此，人口因素的出现的总量与结构性变化是决定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的基本力量。 除了人口因素，二元经济特征的逐渐消弭，既是劳动力市场供求转变的集中体现，也是未来非农劳动力供给逐渐衰竭的主要原因。一直以来，农村劳动力都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主要劳动力来源。然而，经济发展跨越刘易斯转折点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终结。这也意味着，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真正进入了新古典经济所描绘的景象。
思路
本章从人口因素入手，首先从人口预测的角度分析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
总结其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然后，对劳动年龄人口的老龄化及其可
能对劳动力供求产生的影响展开分析；本章的第三部分着重分析农村劳动力剩余的程度、特
征和可能变化的趋势；最后，就如何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证据
1.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到 2013 年达到最高值，为 71.9%。随后，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到“十二五”末期缓慢下降到 71.4%；2020 年下降到 70.2%；2030 年下降到 67.5%；2050 年则仅为 58.3%。
2.当我们将总人口粗略地分为少儿抚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龄人口时，我们观察到的人口变化的总体趋势，是劳动年龄人口和少儿抚养人口的持续下降，以及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
本文来源：http://www.gbppp.com/jd/463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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