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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信
南方周末编委会：
谨辞去南方周末记者一职。近三年来，我没有利用南方周末四字赚取一分钱私利，也
未将周末当做晋职升官的基石。我为新闻而来，为新闻而去。
翟明磊
2003年8月17日
附：我辞职理由如下。
一
上星期三（8月13日），我经过艰难采访完稿的《明孝陵保卫战》在新闻部同仁努力下 ，撤下一个广告版安排上稿，编排完毕。4时许，张东明总编告知新闻部同仁，这稿子撤下， 理由是1，此稿批评了南京市政府。 2文中写了明清民国三代对明孝陵的严格保护，有今昔比 较的效果。此稿因此被枪毙。同仁表示惊讶与气愤。
我对此事的看法是：我尊重张东明总编枪毙稿子的权利。但报社毕竟不是衙门，不是 唯官是大，上面做什么，下面无条件服从。枪毙稿件需要充分的理由。
此稿相同的题材已在南京北京多家媒体上发表，均批评了南京市政府。应该说此稿风 险并不大。
宁愿得罪记者，也不愿得罪政府，而且在当地政府完全没有施加压力情况下枪毙稿件 。我个人在周末是第一次碰到，在我七年记者生涯中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随意枪毙稿件的做 法，我认为失去了周末的风骨，也超过我的忍耐底线。我必须为自己稿件发表权提出抗议。 这种枪毙属丑闻，否定了记者劳动，也否定了两位七十岁专家在南京最酷热的天气中 在野外的劳动，更影响了周末在南京记者群中的信用。历来只听说周末领导顶住压力，努力发 稿，未闻领导主动因稿件批评了政府而撤下。
在实际采访中周末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是周末领导能顶压力，地方记者愿意将料 供给周末，这一基础如不存在，周末名存实亡。
联系到周末同仁多次被随意枪毙稿件，并发生了领导主动将批评深发展的稿件交给深 圳市政府审查的蠢事。我认为张东明先生始终没有完成一个新闻检查官向报纸总编的转化。 我对他的考察期已经结束。一句话概括之：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他是一位好的新闻检查官，却不是一位合格的总编。特别不配做南方周末的主编。
我不赞成周末冒进做无谓的牺牲。在目前情况下尤其需要策略。但我不同意周末应当 苟活。这样活着，最后是死路一条，而且死也无人为你悲哀。
回到此稿，第二条理由更是莫明其妙，我之所以写明清民国三代的保护是为了说明明 孝陵为何会保存完整的格局至今，文中同时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历来对明孝陵有国家法规 严格保护。不知杯弓蛇影的依据何在？
在南方周末,我是写批评报道较多的记者。
批评报道意义何在？绝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或是为了和政府对着干，也绝非满足记 者的个人成就感或市场需求。
打个比方，新闻工作者是大海航船高桅上的观察员，他如实地发布警告，而这警告只
是他观察的产物，如果观察员因为船长说过：“这一航线不可能有冰山。”而明明冰山在前而 不报告。最后必然是船毁人亡。因此报纸有依据事实批评的特权。
再打个比方，新闻纸是人体四肢的末端神经，如实传递痛酸麻等感觉，没有人在内心 或头脑中喜欢痛的感受，但如果人体的末端神经将痛感当快感，人可能因不知危险(感觉不到 刀砍火烧摔倒的疼痛)进入险情。记者只是神经细胞，只能是根据外界实情写作，而无法顾及 大脑所思。
这是批评报道的价值。这是我坚守自己职责的动力。
在萨斯事件中我们的教训还不惨痛吗？我们因为新闻禁令，不报疫情，天下太平的结 果就是瘟疫。
在南京记者被打事件的报道中，我与刘建平已证实殴打者中有省教育厅管理中心主任 ，从而突破了这只是保安打人事件的界限，但文章发表时，绝大部分独家的细节被删，保留了 保安的说法。使文章与教育厅公安局公文精神保持一致。
我厌恶在这种框架内的假新闻。
二
上周末，我接到以南方周末办公室名义发出的通知，现公布如下：
通知
翟明磊同志：
你今年上半年的业绩考核情况为：3月和5月考核为“E”，2月和6月的考核空白。按规定应 予解聘，编委会经慎重研究，考虑到6月份的客观因素，作出如下处理：留用3个月，以观后效 。
特此通知。
南方周末办公室
2003年8月12日
我接到此信感到心寒，也感到了周末已不再是一个有人性味的企业。“以观后效”一 词不知是何意，做为聘用者与单位，地位应当是平等的。有何资格用这些威胁的口气？更荒唐 的是我并不符合考核标准的处罚标准。（后来解释是搞错了）
之所以对此信感到心寒，应当指出这四个月我在采访中的感受是特殊的。
四月份，我冒着生命危险独家采访了上海首先确诊萨斯病人的两位医生。结果稿件中 对上海深入真实报道部分被删。在这之后，我曾要求去病房采访，站长朱强出于对记者站集体 健康的考虑，没有批准我的请求。在这一月，正常的采访因萨斯而全面停顿。影响了发稿。 在这之后，五月七日，我因为对三位记者辞职报社未有反思，而停工抗议，这抗议是 针对一年多来的管理,我从未说过“非暴力不合作”一词，因为正是对报社仍抱有很大希望， 才有这样的行为，我理解这正是合作的态度。这损害了我自己利益，但我至今不悔。
6月份，我连夜完成周正毅案的独家报道，结果因为禁令下而未发稿，由于疏忽，我 未将稿件上报，因此未算任务。（结果被财经时报抢了头筹，内容相同）。在这之后，我因为 先前对拆迁律师郑恩宠的报道，而受到一些部门的干扰，经向记者站请示，朱强建议我尽量减 少外出。我曾希望能离开上海采访，朱强认为“最好不要离开上海。”因为新闻工作，在这个
月我受到极大压力。
因此此月考核成为空白。
为了新闻我不顾家庭安危，妻子仍为我担惊受怕，这时前方记者最希望的是后方的 支持与理解。没想到换来的是一张冷冰冰的通知，周末还有没有人味？
有关部门不考虑实情而简单粗暴地以数量责备因为采访承受普通人难以承受的压力的 记者。完全不考虑三至四月周末大变动，非典，郑恩宠案对记者实际影响。完全不考虑，我曾 为周末立下汗马功劳。我曾三个月连获A级，曾经一个月内连续三期，发表头版文章，2001年 我获得周末唯一的南方周末评选的全国十大新闻报道《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2002年我获 得年度报社最佳监督奖《谁夺我祖传石库门》，曾有一月我三篇稿件因不可抗因未能发表，我 仍采访不止，这也可能创下周末记录。就在七月《西晋国宝天价之谜》引起海内外关注，是一 篇真正能说有国际影响的稿件。就在1月29日，我发表了在全国引起轰动的《东南大学顾冠群 论文剽窃案》，同样在上半年，我发表了全国影响的《卖XX的清白之旅》，《一所慈善学校 的苦涩实验》，《谁垄断了安全套》请指出今年上半年有哪几位记者发表过同样数量真正有轰 动影响的新闻。如能指出三位以上，我就表示服气。
我的《揭假MBA王惟尊的相关报道》，《上海交大有没有招生黑幕》，《汤山投毒案 的48小时》，在业界自有公论。
在周末最困难的张君案后 ，我没有放弃周末，而是与杨海鹏温州实地采访23天写出 《温州自费改革的悲喜》，朱总理报道之后，三位主力记者流走，我呼吁周末自救自省。 我当然希望报社能以一个长期限观察一个记者。但是如果报社仍坚持“以观后效”的说法 ，我觉得这是对一个优秀记者荣誉与尊严的伤害。我无法接受。
我也明白真正的评价在读者在历史，但报社连基本的评价都混淆。这将失去基本的公正， 这本身就不是光明磊落的行为。这是将记者看成永动机，不考虑各种客观因素对记者心理的影 响。并不顾实际新闻的质量而以数量做依据。不考虑一篇高质量新闻的劳动量可能是平庸稿件 的数倍。（例如一篇拆迁稿件采访对象两百余人）且不论考核体系的优劣问题，这是违反了基 本常识。
我钟爱南方周末记者的职位，我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但我无法在名誉受到如此污辱的情 况下继续工作。
因为究其本质，我是一个新闻骑士。
附记：辞职信上交后
毛哲副主编打来电话,我问及,通知是怎么回事?因为按周末考核标准,无特殊原因连续 三月E与连续四个月D. 才可以解聘.我并不符合这一条件(4月为B),为何说本应解聘?.我惊奇得 问：怎么会连基本标准也会搞错,毛解释:当时开会时,标准没有手边.我指出这是对记者不负责 任. 这太荒唐了.我称“是不是要把通知给其它记者看一下。”毛说“千万别这么做。”
数天后,我被朱强站长告知：总部打电话来,的确弄错了,通知会撤销.然而一周之后, 我收到另一份通知:称上份通知没错,对标准不能穷尽的情况,解释权在报社.
看样子知错不改，死爱面子，已成为这个官僚机构的通病。我本自由人，与官人无缘 共事,亦是常理。本来3月份周末变动，我的留下也是为坚持做事的阵地。既无法做事，去也。
三
我于2002年3月21日曾发表出《宏村之痛》，此文历时两个星期，两位记者连续采访 ，写出京黟公司与政府串通无偿拿下世界文化遗产宏村的三十年承包权，将门票收入98% 占为 已有仅将1%交给农民，造成当地农村的贫困，这个公司违反国家规定，不愿修缮古民居，造成 世界文化遗产古民居倒塌。
京黟公司在黄山市起诉周末，按管辖地原则，对周末是非常不利的，要求索赔100 万并致歉，经集团律师与我的努力，我们出示了大量采访证据，而对方出示的证据甚至证明了 我方的观点，这样情况下，一审判五万，并致歉，二审判我方不用赔偿，需要致歉。地方保护 主义 导致新闻官司难打，这样的判决基本上证明了周末的无罪。
按周末传统，这样的判决，周末历来是拒绝登致歉启示。在刘秋海案中也是如此。 因此报社与我达成一致意见，拒绝刊登。
八月二十一日，我突然发现，在法制版上，悄悄（何谓悄悄就是没与我商量）登出 一行启示，称为京黟公司（文章中批评对象）恢复名誉。这种行为充分显示了管理层的怯弱与 虚伪。我认为周末保护记者，勇于激浊扬清的生态已发生变化。
我信守自己的承诺，报社一登致歉启示，我就辞职。
以上是我辞职的三个原因。
《南方周末》如何做深度报道
主持人：赵 金
嘉 宾：郭光东：《南方周末》编委会委员兼新闻部总监、评论部总监
李 梁：《南方周末》时政编辑
大众报业集团部分编辑记者
主持人的话：2010年12月17日，《南方周末》编委会委员兼新闻部总监、评论部总监郭光东和《南方周末》时政编辑李梁，就深度报道和评论的相关问题，与大众报业集团的编辑记者们进行了讨论。本刊对讨论内容作了综合整理，以问答形式呈现如下，供业界参考。 问：《南方周末》每期都有有影响力的深度报道，策划水平比较高。现在很多报纸都意识到深度报道对报纸影响力的提升作用，但是在操作中缺乏连续性，没有形成持续策划、持续关注的机制，往往是碰到什么做什么，形成不了大的阵势。《南方周末》是怎样进行新闻策划和组织协调的？
答：对新闻部而言，周一下午我们有一个编前会，大约两个小时，周四有周会，还有新闻部的一个评报会。周二还有一个会，相对比较重要，所有新闻部的记者、编辑，在家的全部参加，主要是报选题。因为我们实行的是编辑中心制，策划基本上都是靠编辑这个层面来发动。编辑要把各个版面的想法，以及下期的题目和最近几期的想法提出来。记者报选题并不是必需的任务，为了鼓励他们的积极性，我们实行了报题奖励制度，记者报的题被采纳，上了版面，奖励500元，如果上了头版，奖励 800～1000元，如果是好的策划，那可能会有2000元的奖励。
在这个会上，常规的选题可以出来，不过，由于这个会是很多人一起参加的，就会产生一种互相激励的作用，就像是一场头脑风暴。比如很多时候只是提了一个很常规的想法，但其他人补充，各种想法产生碰撞，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策划案。我们做过的很多好的选题，都是这么碰撞出来的。
问：一个选题提出来之后，怎么认定是不是一个好的选题？
答：基本有两个标准，一个是这个选题出来后，在座所有人听起来都很兴奋：哗！这个好！要是你说出来大家没任何反应，在睡觉的还在睡觉，那说明你的选题就是个垃圾题目，我们不会从这个选题中做什么策划。另外一个，要看这个选题能不能做得出来，有没有可操作性。
2008年国庆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策划，是评论策划，被评为当年《南方周末》年度最佳策划，叫《我和我的国家》。国庆的策划很难出新，一般提到国庆节就被理解为“黄金周”，每次国庆一结束，媒体就统计今年国庆消费了多少，拉动了多少内需，哪里人头攒动，景点火爆。我们当时也是一筹莫展，后来想，还是要把国庆回归到它本来的意义，决定把焦点集中在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上。当时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大家都很兴奋，后来我们就决定，围绕四个问题，让读者来参与：1.我为国家做了什么？2.国家为我做了什么？3.我还能为国家做什么？4.国家还能为我做什么？
这四个非常简短的问题抛出去，很多读者就说，这一生中，还是第一次有人问他这四个问题，很受触动。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我和我的国家》这个策划用了评论部的全部四个版面，报纸10月2日出街后，好多人转了这四个问题，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在自己的博客里回答。紧接着《羊城晚报》的记者也上街做了一个调查，随机访问街上的市民，“国庆是什么意思？中国哪一天成立的？”又过了一天，《人民日报》也发了一篇社论，好像叫“国庆不能只是黄金周”，估计也是受到我们这个策划的启发。
问：现在很多人希望通过媒体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媒体经常可以收到很多的报料，不免鱼龙混杂，你们是怎么来甄选这些报料的？
答：每天通过信件、电子邮件给《南方周末》报料的也很多。从报料人的角度来讲，很多人都很苦，遭遇都非常值得关注，但是从媒体角度讲，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卖新闻的、卖新信息的，假如我们报了一个刑讯逼供案件，无数的人把刑讯逼供的事情再投给你，你再报这个肯定没多少人愿意看了，对国家的法治建设、媒体的责任，也起不到更好的作用了。所以，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时，我们只能残忍地甩掉了。媒体的责任是要“瞭望”，但不能老“瞭望”一个点。
问：《南方周末》的稿件中经常能爆出一些猛料，你们是采用什么方法得到的？尤其是一些官员、商务人士，他们比较善于打太极或者说制造迷雾，怎么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或者内幕？
答：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跟官员打交道的确是非常困难的。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做过一系列高端访谈，大概做了有十多个人吧，就是省部级干部，突破也是非常困难的。像海南省的省长卫留成，通过一些渠道找到他的秘书，跟他联系上之后，写个采访申请过去，然后他回过来讲一下他的意见，他可能愿意接受采访但是没有时间。我们就再去一次信，让他知道我们的意图，说明这次采访对《南方周末》是一个扩大影响力的机会，但对于海南省政府表达一些想法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再不断地协调、沟通，他慢慢地就答应了。这可能需要半年的时间。这种官员访问类型的报道，在报纸上，一篇文章可能一二十分钟就看完了，但是背后的工作是大量的，可能要做一两个月，或者可能更长的时间。
再一个，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机制，鼓励记者去做他自己感兴趣的报道，比如说某一个记者对人事变动感兴趣，我们就鼓励他在日常的报道中长期保持关注。这样，一方面他对这种信息很敏感、很了解，另外一方面，他在这个过程中会接触到很多人，能像滚雪球一样不断积累起很多资源。像2010年张春贤调任新疆去做党委书记，我们做了一篇《张春贤突然入疆》，报道里面应该说是有很多的料。比如，在张春贤在去新疆之前，他专门去了湘潭，在毛泽东铜像前三鞠躬。他当天上午去韶山冲，下午就飞到新疆了，这是他在湖南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实际上，他调任湖南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这个。我们还了解到，他在跟部下话别的时候，嘱咐了部下一些很私人的话。这些情况是怎么了解到的呢？是通过张春贤的秘书。我们有一个长期关注湖南的记者，她本来就是湖南人，比较了解湖南的情况，在做报道过程中和湖南各级官员打过交道，有一些比较好的朋友。关于张春贤的这个报道，她就把这种关系用上了。我们联系到的那个秘书之前是湖南省委办公厅的，那时他们就认识，做张春贤的秘书之后，他们还经常保持接触。后来张春贤去新疆之后，在那边怎么开会的，经常还发发短信，沟通一下情况。
这可能需要记者对人脉的敏感和积累吧。有些政府官员可能现在不重要，过几年之后这个官员可能就很重要了。
问：现在网上经常爆出一些猛料，我们纸媒就要跟进，往往是先做一个策划案，记者根据这个去采访。但是，现实中经常发现，预想的情况和实际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如果记者缺乏判断力或者只图省事，按照原有的策划案的思路采访，往往会导致失实，至少是不客观。如何让策划案不会成为对记者采访的一种约束？
答：做策划，免不了主题先行。如果发现了事实与你的策划意图是完全相反的，那你就可以按照这个相反的事实，再重新做一个相反的策划，如果也能引起轰动的话，那就很好。如果这个相反的事实跟我们原来的意图有很大的冲突，而且按照新的事实来做读者也不感兴趣了，那就舍弃掉。
好的报道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做第二落点的时候，要么不做，要做就跟别人不一样。或者说，最好的报道是颠覆性的报道。举个例子，前几年，江苏南通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福
利院把智障女孩的子宫给切掉，全国媒体群起而攻之，海外媒体也有很多报道。这个恶性事件我们肯定也应该去做。去了以后我们推出了一个报道，跟其他媒体的都不一样，主题就是南通福利院切智障女孩的子宫切得有道理。因为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把智障女童的子宫切掉竟然是一个国际惯例。很多国家，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通过立法，允许通过一定严密的程序切除这些智障女孩子的子宫。这样做一是因为在生理周期她自己不会护理，二是因为她容易受到性侵犯导致怀孕。我们这个报道推出来以后，凤凰卫视的窦文涛在《锵锵三人行》中说：我看到南通福利院残忍地做这样的坏事情，拍案而起，但是刚拍案而起，我看到了《南方周末》的报道，然后我就慢慢地坐了下来，觉得这个事要冷静一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这个报道实际上就是提醒大家，一方面这种做法可能是有道理的，国际上就有这么一个做法；再一个，我们最缺的可能是一个立法，是把这个东西怎么规范化的问题。
还有关于邱兴华案件的报道，我们后期的那个报道，完全就是颠覆性的报道，颠覆了所有媒体之前对邱兴华的报道。按刑法规定，这样的精神病人犯错是不应该受惩处的，他是免刑的。我们就调查他种种精神病的迹象。这样的报道，你越具有颠覆性，越跟大家一窝蜂的选择不一样，你的新闻反响就越好。关键是要自信。
问：采访一些人，尤其是一些官员的时候，采访是有记录也有录音的，都是他说的。一般按照约定，成稿后要发给他看一看，但是经常是发回去之后，他就不同意发了。怎么应对这种问题？
答：在我们的报道中，包括做一些采访官员的报道，完全不让发的还是比较少的。如果真的碰到这样事情，首先把这个录音保存好，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证据。然后对后果进行一下评估，如果说这个官员位高权重，报道发出来之后，他的反应可能会对报纸有一定影响，就要慎重。
我们碰到的情况，更多的不是说完全不让发，而是他会把一些最有意思的东西，最能让读者眼前一亮的话给删掉。我们曾采访过湖南一个叫王明高的反腐学者，就国内反腐的一些情况，聊得挺好，聊得很深。他坚持要我们把写成的稿件给他看，看过之后，就要求把最有意思的一些话都删掉。我们就反复跟他打电话沟通，跟他说，这样的话在某些地方很多人都已经说过，你这样说也不算出格，做他的工作。就是反复跟他磨，一次次地跟他磨，一段话一段话地争取过来，这是一个很笨的办法了，但最后他还是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问：在重大突发性事件报道中，如何能够接触到一些核心信息源？
答：《南方周末》靠的可能更多是20多年攒下来的资本，可能这个人他不想跟其他媒体讲，但愿意跟《南方周末》的记者讲，这就是我们的运气或者说人家看得起了。另外，《南方周末》有一些忠实的读者，他们可能分布在很多机关里面，分布在一些要害部门，平常没什么联系，关键时候就可以通过读者库或者其他记者掌握的人脉资源，顺藤摸瓜，找到当地的忠实读者，他可能又再介绍其他人，慢慢地就接近了核心信息源。
比如，我们做湖南郴州窝案时，当时很多人去了都是在外围打转转。《南方周末》的一个读者，他比我们还积极，到处给我们联系人、找人，找郴州市政协的领导、郴州市人大的领导、郴州市委个别的领导跟我们谈。虽然这些人有的不能在报纸上露面，但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线索。其中一个重要线索就是，郴州纪委书记马上要被“搞”掉。当时郴州市委书记被抓，其他媒体都知道，我们再报道只是细节更丰富一点，资料更多一点而已，他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消息之后。我们的记者就在那儿等着，等的同时也在搜集纪委书记曾锦春的信息。正好就在我们出报前一天，中纪委就把他双规了，我们把准备好的稿子拿出来，第二天轻松见报，报道时效赶上了日报的时效！
这个报道最好的地方在预见性，在其他媒体都报道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们打了提前量，抓了这样一个报道，也是《南方周末》的一个独家报道了。报道反响也很大，当时几家门户
网站都挂了头条。这样一个猛料出来就是靠一个看似不太核心的信息源，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一步一步地顺藤摸瓜，摸到核心信息源。我们基本上好多报道都是这样，去之前可能也是两眼一抹黑，不知道该找谁，记者就会发动自己的关系和报社的资源，报社帮他一起找人，慢慢地就会找到。
问：我想通过实例谈一点我的困惑。这个实例就是“农民上楼”的问题。山东的“农民上楼”在全国来说是探索比较早的，我和报社的几个同志也较早参与到相关的报道中来了，2008年开始，前前后后加起来历时三年左右。在采访中我们确实感到绝大部分农民是欢迎“上楼”的，但是，100个人，如果有90个人呼吁 “上楼”，有10个人不愿意“上楼”，我们的报道、评论该怎么做？我看到，很多媒体，不乏一些在公众中很有影响的媒体，不选90个人的意见而是选10个人的意见进行报道，一系列评论和专家观点也都根据这10个人的意见进行评论，观点很尖锐，很吸引读者，但恰恰忘了那90个人的利益，这合适吗？
答：你刚才举出的这个问题，是所有从事评论或者从事新闻报道的人都会面对的一个终极问题，就是客观和锐利的问题。我的看法，首先，从职业角度来讲，新闻也是有分工的，这个人是干记者的、这个人是干编辑的、这个人是干评论的，不同的分工角度是不一样的。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要分开，要截然分开。比如“农民上楼”这个事情，我觉得记者可以把90个人的意见调查出来，10个人的意见也反映出来，这是他的客观报道。但作为评论员呢，就要摆脱掉对自己的一个束缚，这个束缚就是“我的评论要客观”的想法。评论就是主观的！评论就是你想什么就说什么，其他人想反对你那就来反对，不同的意见放在一起，不就客观了嘛。
所以，我觉得，报道和评论最大的区别是，报道应该是客观的，而评论应该是主观的，甚至是意气用事的。在《南方周末》评论部，最怕的是什么样的写法呢？就是“一方面什么什么样，另一方面什么什么样，既要防止什么什么，又要防止什么什么”。我宁肯要片面的，也不要这种全面的，正是因为你不想让自己保持一种客观，你的发言才会更锐利，你只击一点，不及其余，把所有火力都集中在某一个点上，你这个观点肯定是非常锐利的。就怕每一个人说的都是很平庸的话，不能给读者也不能给决策者提供另外一个层次的思考，另外一个反向的思考。
2010年年初，《南方周末·评论》与国内传媒同行联袂推荐，以见识、反响、锐度三个测评维度，列出过去一年的10篇佳作。 与往年一样，凡《南方周末》刊发的言论不在其列，以示公允。 ■年度评论第十名
请给汶川一个安静的周年祭
《广州日报》，4月26日，作者：张结海
见识★反响★★☆锐度★★★☆
【上榜理由】本文透着温情，像是对生命已经消逝的亲友的承诺，也像是在劝诫身边的友人。汶川地震是我们灾难，不是某些人的谈资，更不是表现欲、表演欲„„展示的适合的舞台。看看过去一年多，灾区接待了多少的参观者，迎来送往了多少领导，那些走过场式的明星，还有不小心说出“周年庆”的官员„„就知道，这一声提醒是多么的及时，多么的必要。这一声温柔的提醒揭开的恰恰是某种劣根性。无论如何不该把周年祭变成周年庆。
时评：给汶川一个安静的周年祭
远离灾难的现场，避免失去亲人的记忆——对于“心灵碎片”的重合都是有帮助的。
还有两三周，就是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纪念的日子。据了解，各种纪念活动正在筹备之中。大家的心情显然很容易理解的，不过我在这里要“不识时务”地郑重建议：请给汶川大地震一个安静的周年祭！ 去年5月12日下午，我正在家里写作，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抬头一看，发现餐桌上的吊灯正在摇晃，我意识到地震了。随后，我
写出了汶川大地震第一篇心理方面的文章，强调在抗震救灾中“救身”重要，“救心”同样重要。
不过，之后发生的一切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之外，整个社会对地震后的心理救助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重视，我当然不会认为这和我的那篇文章有什么关系，相反，我把它看成是这个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标志。
然而，当我们回顾过去一年的心理救助和心理干预工作时，我们发现，我们过于强调了要主动“做”些什么，却忽视了适度的回避和等待的价值。
根据“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把幸存的受灾者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极端后果者，不对他们进行心理干预很可能会出现极端后果。第二类是严重后果者，其极端行为的可能性尽管不大，但是PTSD会使他们的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第三类人群是大多数，他们的后果相对温和，基本上不需要专业的心理帮助。 上述三类人群，尽管症状各不相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适当的回避——远离灾难的现场，避免失去亲人的记忆——对于他们“心灵碎片”的重合都是有帮助的。
遗憾的是，在这个方面表现得还不尽如人意。过去一年来，灾区接待了数不清的参观者，据介绍北川县宣传部震后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接待各方领导及各路记者，陪同他们进入北川老县城视察、采访，工作人员一路还得为客人讲解：这个地方原来是什么单位，在这里有多少人遇难，当时如何抢救……一遍遍讲述，一遍遍重复，工作人员
内心的伤口也就一次次被撕开。甚至有记者亲眼目睹北川县宣传部工作人员在陪同的汽车里独自落泪。
另一类最常见的心理伤口的撕开就是采访，抗震小英雄林浩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媒体介绍，林浩就经常遭到媒体记者的围追堵截，甚至逼得小林浩往厕所里躲。林浩的父亲表示，林浩在媒体面前一遍遍地重复地震后发生的事情，对孩子的心灵是一种折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怎样的周年祭才是最有价值的周年纪念？到底怎样的周年祭才是灾区人民真正需要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心理工作者郑重地建议，请给汶川地震一个安静的周年祭。安静的纪念也许才是最好的纪念。（张结海，知名心理学者）
■年度评论第九名
“被”字一语风行后的权利焦虑
《中国青年报》，7月30日，作者：曹林
见识★★☆反响★★☆锐度★★★
【上榜理由】如果要选2009年年度汉字，“被”会是一个大热门。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本文更多着眼于“被就业”，但其解释力却足以涵盖2009年“被”字走俏的各个场合。“被捐款”、“被自杀”、“被增长”„„每一个“被”充满民众权利被僭越的无奈。“被”字的传神在于，你是行为的主体，但你却不知道自己已然发生的行为；到了有一天，你被告知你做了什么，你才恍然大悟。“被”字是对民
众对自身权利、福祉被漠视、被践踏的最温柔提醒，它是在用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告诉掌权者，该给蛮横的权力带上个笼头了。
"被"字一语风行后的权利焦虑
2009年07月30日 来源：中国青年报
网络时代，一语风行并不是多难的事，一个炒作，一段丑闻，一番恶搞，就可以让一个陌生的词在一夜间突然蹿红，以几何级数的增长速度在舆论中传播——然而这样的流行往往极其短暂，仅仅飘浮在舆论泡沫的浅表层面，各领风骚没几天，舆论生命很短很短，“热点覆盖”中很快被新的热点提炼出的新的热词所替代。一个字词要想真正一语风行，长久地被使用并阐释，它必须真正触及人们内心深处的关怀或焦虑，击中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或权利困境。
“被”字就是这样真正地一语风行的。西北政法大学为了提高就业率，让没有就业的大学生与并不存在的企业签订一份子虚乌有的就业协议——自从这起“被就业”丑闻曝光后，“被”字就迅速在舆论中流行开来，没有蓄意的操纵，没有网络的推波助澜，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个字在描述他们的现实和阐释一些新闻上是那么好用、贴切和精准，被就业、被捐款、被统计、被代表、被失踪。于是，“被”字一语风行，人们用这个“别扭的被动语态”描述着自己作为一个公民“别扭的被动现实”。
比如，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最新数据称：6．5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
同比实际增长11.2％——对于这个飘红的增长数据，许多穷人就感觉自己“被统计”进而“被增长”了。
“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所以引起一场无聊的跟帖风暴，因为它击中了网络世界的寂寞；“杞县核泄漏”的谣言所以引起一场杞人大迁移，因为它击中了信息不透明下杞人对政府瞒报的恐惧——“被”字所以一语风行，因为它击中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权利焦虑，没有什么字比这个“被”字更能言简意赅并精准地描述出许多人“缺乏自由”和“不能自主”的权利感觉了。
可能没有几个人在现实中没有遭遇过不幸的“被”。捐款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是领导强制将部分工资扣下来作为捐款，这是“被捐款”。没有授权某个人代表自己去行使某种权利，那个人却理直气壮地宣称代表自己，这是“被代表”。自己的生活根本不幸福，却被统计数字描述为“平均幸福指数很高”，这是“被统计”；根本不想违法行贿，却被现实逼着去以行贿寻求不输在起跑线上，这是“被腐败”……以“被”字为前缀的词组，它实质上描述的是一种“受人摆布”的不自由状态，一种弱势的权利受强势的权力任意玩弄的被动状态。
哈耶克对自由下过定义，他说，自由是这样一种状态，在此状态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在社会中被减至最小可能之限度。一个人不受制于另一人或另一些人因专断意志而产生的强制状态，亦常被称之为个人自由状态。自由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其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我的理解是，在法律框架内自己按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自主决定自己的行为，自主尊重自己的意志，
珍贵材料奉献：《南方周末》记者培训教程(转载(2009-12-16 22:50:05)转载标签：南方周末新闻事件题材受众默多克中国杂谈 分类：电视策划
我们每一个来到《南方周末》的人都知道，我们是怀着理想来的。
我们之所以来这里，因为我们有种期待，我们相信这里是我们向往的地方，比如我们隐于新闻背后的社会责任感，我们的启蒙思想，正义、良知、理性和爱心。这永远是我们要坚守的底线。我们相信，如果这个底线都保不住，即使她能苟活着，也已经不是原来的《南方周末》了。
《南方周末》在中国的媒体中，首先被认为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媒体，一份有良知的、说真话的报纸，这是我们的最大优势，相对于目前因浮躁而备受诟病的大众媒体而言，这是最稀缺的资源。相比而言，《知音》或者《家庭》有好看的情感故事，《读书》或者《天涯》有尖锐的文人思想，但用现代新闻的操作方式，呼吁法治和公正、张扬人性和良知、关心弱势群体，仍然是我们在上千种报刊中凸显出来的最重要原因。这已经在广大读者心中形成了期望值。
这种精神气，要渗入我们每个记者编辑的心中，才能体现在报道中。我们万不可因久在其中，如豆腐坊的师傅不爱吃豆腐一样，反而淡漠了这一点。
一种错觉是，《南方周末》的正义和良知好像是这个报纸的固有品质。我不这么看，品牌是需要更大力气去维护和加深的。以前我们做了，铸就了这个品牌；但如果现在不做什么了，读者说我们“没有人味”了，这个品牌怎么还能天然地延续下去？
2000年下半年的时候，新闻部曾为一篇《收容所里被强奸的女性》的稿子被耽搁而痛心不已。那题材因编辑的犹豫和记者的疏忽，而没在本报首先刊发，却被《中国青年报》炒成全国性的大新闻。在心痛之余，当时的张平写了一篇编务文章，沉痛反思我们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之心是不是已经麻木？是不是在张
扬理性的同时，变得“人味”不足？我们是不是因为老接触各种恶性事件，“胃口”吊高后，就失去判断和怜悯？
今年，我们发了一篇观察写真《他们的儿童节》，在所有媒体都渲染城市孩子如何娇气滴滴花样翻新地过儿童节时，这组报道关注了贵阳的小报童们如何在卖报中度过这一天，关注了湖南一个因贫困，23岁才上小学二年级的姑娘如何在尴尬中度过这一天。这些人，从来没有媒体为他们付出版面，但却是《南方周末》不能遗漏的关注人群。
平民视角，不是简单的报道技术手段的问题，更是一个我们报道的初衷和去向，是一个根目录上的东西。
一张报纸，是一个灵魂。报纸除了商品的特性外，精神气是很重要的。不少报纸也想模仿《南方周末》，也搞批评报道，也搞深度报道，但还是缺了那股精神气，缺了公信力。
我们要警惕这种气质远离我们而去。
●我们的定位
本报的定位是严肃新闻周报，这就决定了新闻版块的定位是：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萌芽和变迁，关注社会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悲喜故事，关注在这样背景下人们的生存状况，《南方周末》希望成为这些国内外重大事件的记录者和评说者。
我们要关注社会保障、关注基础教育、关注社会安全、关注市政建设??在这些政府也在着力解决的难题前面，我们应该有很大的空间。在对上述题材的具体操作中，我们将用现代新闻的报道方式，用我们独有的报道视角，反映出来。
对读者群来说，它是给受过初等教育、而且关心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人看的。他们想真实、完整而且充满阅读快感地看到中国和世界在发生怎么样的变化。那么我们就告诉他，最好的选择是看《南方周末》。党报或者都市报到处有，但你从那里看不到这些东西。
一个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是，新闻版块将不再沿袭过去单纯靠揭露性报道打天下的老路，就是我们将以一种内涵更成熟、形式更现代的面孔出现。从气质上讲，他好像一个正直而愤怒的青年随着阅历的增长，在向成熟的中年人过度，他将更具理性、更从容，因此也更具吸引力。
●我们的新闻构成
我们的新闻由哪几种类型构成？粗分，大概有4种。
第一类：深入地报道最新发生的、有重大新闻价值的、符合《南方周末》理念的重大新闻事件。(注意：这里共有3个要素需要满足)
这种报道的基本要求是，采访更加踏实细致、语言更加生动翔实、角度独特犀利、更接近新闻事实的核心所在。有的可以及时用专家评点、链接、权威部门解释来增加报道的深度和广度。由于这类题材往往是数家媒体同时报道，我们的原则是：不求最快，但务求最好。
这类新闻，是我们作为一份新闻周报必须关注、必须做大、必须做好的题材。如果《南方周末》失去对国内重大新闻事件参与、发言的优势，就会缩小影响。打个比方，某个重大事件发生时，舆论就像一个广场，很多媒体都在敲锣，招徕路人来听演讲。我们等于和数个讲客同台竞争，看谁的锣敲得响、说得有道理，让人信服。以后让人形成心理定势，一到这个时候，都期待着《南方周末》在敲什么锣、说什么话。
又到毕业季。照相，喝酒，交论文；签约，告别，开始新的历程。不管你是否已术业有专攻，是否做好了充分的职业准备，有没有谈过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现在，你的一只脚已经踏出大学校门。从此，你要单枪匹马，经历人生的沟坎与起伏，寻求自己的光荣和梦想。
光荣并不容易抵达。2012年毕业生680万已创历史新高，实体经济形势看起来不美，房价却在高位企稳回升。对于想创业的毕业生来说，几乎一切成本都在上涨。同时，吃的，喝的，交通，医疗，却未必都能令你放心。
没错，你依然是在繁荣的中国寻找一份工作。但繁荣之下，隐忧也在增长。对求职者而言，公务员队伍已过于庞大；国企福利相对较好，但刨除垄断租金后创造的利润有限，终归要受到更严厉的宪政规制；民企，尤其是中小民企的经营风险正在增加；全球500强的门槛却未见降低……你对未来的预期，理应更谨慎。
然而，这毕竟还是繁荣的中国，一个正处于剧烈转型期的中国。权力、财富和影响力的格局初步成型，但更公平、更符合正义的规则也在悄然诞生与成长。从政治秩序趋于正常到经济的市场化，第一波制度红利或已达到顶峰。但革新远未到头，随着开放度的提高，潜藏的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发展空间还很巨大。只要你有梦想，敢于为梦想孜孜不倦，中国的点滴进步就会与你的这份工作建立起相关性，繁荣就会为你敞开一道门——哪怕，刚开始只是一道窄窄的门缝。
其实，梦想本身就是一扇门，它使未来参与你的当下，使五年后的你与现在的你紧密相联。梦想构成你生命最重要的一个维度，它为你定向，赋予你每日的琐碎生活以整体感和意义感。没有梦想的人，只能原地打转，或等待老天垂怜。
梦想未必要非常高尚。如中南民族大学毕业生宿舍楼上略带自嘲的条幅所写，“力争三年高富帅”，现代社会的基本规则是自利利人，谁说通过合法途径发财致富不是一种强大梦想？梦想也不一定就得世俗，如做人文与社科研究的人立志要“打通中西马”。甚至，梦想也不是非要多么远大：有不少人都“不愿做英雄，而愿做那个坐在路边为英雄鼓掌的人。”——有时，这样的梦想更接近生活的本质。除了天性恬淡，它还要定力与智慧。随着年岁增长，愿这梦想逐渐深化为你对人生的洞彻。顺应良善天性自然发展的人，总是能散发属于自己的光辉。
财富与名望更多地只是梦想的自然结果，而远非梦想本身，个别情况下，它们甚至构成对梦想的阻碍。譬如，对立志学术的人来说，稍有浮躁，“打通中西马”难免就要变成“吹破古今牛”。
梦想必定植根于低处和近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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