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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书科普问题解答
农历月的大小是怎样确定的?
农历月是以月亮绕地球运动周期来确定的,即以“朔望月”为准,所谓朔望就是从朔到朔或从望到望的时间。现行的历法把朔的发生时刻所在日期固定作为农历月的第一天,也就是初一日,从这个朔日到下一个朔日之间的实际间隔天数来确定月的大小, 即间隔30天是大月,间隔29天是小月。 为什么有的农历年没有年三十?
在知道农历月的大小怎样确定后, 那么,这个问题就不难理解了。因为有的农历年最后一个月的朔日(初一)到下一个朔日(年初一),它们之间的间隔只有29天,所以,这一年就没有年三十了。
为什么农历要设置闰月?
我国的农历是调和阴历与阳历的关系,兼顾月亮绕地球和地球绕太阳运动周期而制定的一种历法, 是一种阴阳合历。农历月是以月亮绕地球运行周期朔望月为准的,农历年的长度是以地球绕太阳运行周期(回归年)为准的。但是,一个回归年是365.2422日,这个数比十二个农历月的总日数要多,又比十三个农历月的总日数要少。因不能把一个农历月划分于不同年份。也不能固定地把十二个农历月或十三个农历月作为一年,因为这样做会使农历年和季节不相符了。比如农历固定每年都是十二个月,则一年只有354天左右,而比回归年相差11天左右,如果每年都提前11天左右过年,那么今年是在冬天过新年,若干年后就要在夏天过新年了。所以,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已考虑到这一点,在编制农历时,为使每月中都含有月相的意义(如初一是无月的夜晚,十五左右是整夜明月),就以朔望月为主,同时兼顾年的寒暑季节变化,就采用“置闰月”的方法,在十九个农历年当中有十二个平年,每年十二个月;有七个闰年,每年十三个月。这样,使得农历年的平均长度和回归年的平均长度基本相符,这就是农历设置闰月的缘故。
农历闰月是怎样安排?
农历闰月的安排是人为的规定,历代对闰月的安排也不尽相同。我们现在沿用的是无中气(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的月份,作为前一个月的闰月。
农历中为什么没有闰十二月和正月,而闰四、闰五月特别多?
农历是一种阴阳合历,与月亮和地球实际运动有关。由于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太阳不是在它的中心,而位于这个椭圆的一焦点。所以,地球绕太阳公转时,与太阳的距离就有远近之别,速度就有慢快之分,离太阳越近,运动就越块；相反,离太阳越远运动就越慢。地球离太阳最近的一点叫“近日点”；最远的一点叫“远日点”。在冬至到大寒期间,地球处在近日点附近,运行最快,两中气之间的间隔天数最小29.4天,前后附近的中气间隔也在30天之内,则这段时间的月份中不包含中气的机会极为稀少, 而闰月与历月内有无中气有关,所以出现罕见的闰十一月,无闰十二月和正月的现象。在夏至到大暑期间,地球处在远日点附近, 地球运行最慢, 两中气之间的间隔天数最大达31.5天, 前后附近的中气间隔也超过31天,则这段时间的月份中不包含中气的机会较多,这就是闰四、五月特别多的原因。 春节在公历日期里为什么有早有迟?
公历以回归年为基准,平年365天,闰年366天。而农历以朔望月的周期来定历月,平年12个月,全年354天左右,闰年多设置一个闰月,全年13个月,共384天左右。在一年中,农历平年(12个月)比公历少约11天, 农历闰年(13个月)比公历年长约19天,所以,春节在公历中的日期,或早或迟与农历有无闰月有密切关系。如果当年农历没有闰月时,则下一年的正月初一在公历中的日期比当年的年初一提前11天左右,如果当年农历有闰月时, 则下一年的正月初一在公历中的日期比当年的年初一推迟19天左右。一般规律是,当年和前一年都没有闰月,则下一年的正月初一在公历中的日期较早,如果当年和前两
年都有闰月,则下一年的正月初一在公历中的日期较迟。
什么是月相?
月球的视形状有大致29天左右的周期变化,月相即指这种变化的位相或月球的一种特定“面相”。常使用的月相名称有四种,即朔、上弦、望、下弦,它们分别指月球与太阳的地心视黄经相差0°、90°、180°和270°的月相。朔时月球处于太阳与地球之间,朔日,月球几乎和太阳同时出没,因为其朝向地球的一面照不到阳光,所以从地球上看不到月亮; 上弦时太阳在月球的西面约90°的方向,上弦日,太阳西落后人们可以看到半个明月(月球的西边半圆月面明亮)高挂天空; 望时地球处于太阳与月球之间, 望日,当太阳西落时人们就可以看到满月从东方升起; 下弦时太阳在月球东面约90°的方向,下弦日,大约在午夜时分人们可以看到半个明月(月球的东边半圆月面明亮)从东方升起。
为什么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月亮最圆的时刻应该发生在月相望的时刻,此时地球处于太阳与月球之间,月球被照亮的一面正对着地球。一般望的时刻发生在农历十六日左右,因为朔的日期固定作为农历月的初一日,望的日期是不定的,望日的确定与朔时到望时的时间间隔有很大的关系,朔到望的平均长度是14.76日,通常望发生在十六日的概率大于十五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望有时也会发生在十七日或十四日(少见)。
什么是二十四节气?
节气反映了地球在绕太阳运行轨道上的不同位置,属于阳历范畴。从地球上看,太阳在天球上沿着轨道(黄道)作周年视运动,我国古代人们发现了太阳年位置的变化与农业气候有着密切关系,于是,在历法中,利用天文现象,反映气候的变化,便于农事的安排,编制了二十四节气。把太阳运行的黄道
(360°)分成二十四等分点,以春分点0点为起点,太阳每运行15°称一节气,位于等分点的瞬间就是交节气时刻,每个节气都设有专用名,它们含有气候变化、物候特点、农作物生长等意义。即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二十四节气。以上依次顺序数,逢双的又称为中气。 不同的历书节气时刻为何不同?
我单位收到大量的人民来信和电话咨询: 不同的历书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节气时刻? 我们究竟以哪个为准? 一些出版社出版的日历书(长期历表)中刊登的节气时刻精确到分,是很不准确的,有的甚至与正确值相差几十分钟(大于半小时)。计算节气时刻要用到地球力学时与世界时之间的改正值, 世界时是根据地球自转测定的时间, 由于地球自转速度的不均匀性, 此改正值事先无法获得精确的长期推测值,它的准确性与跨年度有关,跨年度越长误差越大,所以,对于长期历表中的节气时刻,如果给至到分是不精确的,由我台编制出版的长期历书中仅給到时辰,要想得到其精确值,请以我台计算的近期《日历资料》和《中国天文年历》为准。
为什么农历中有双立春和无立春?
一年的二十四节气,反映了地球在绕太阳运行轨道上的不同位置,属于阳历范畴。在阳历中节气日期变化不大,但在农历中节气日期却非常不固定。这是因为农历是一种阴阳合历, 在编制农历时,为使每一个月中都含有月相的意义,同时兼顾一年中寒暑季节变化,采用了“置闰月”的方法。这样就有闰年和平年之分,闰年十三个月有384天左右,384天比阳历年365或366天长得多； 平年十二个月为354天左右,354天比阳历年365或366天又短得多。春节是农历年的起始日,在公历中的日期变动最早可在1月21日,最晚可在公历2月20日。立春在公历中的日期是2月4日左右,雨水是在2月19日左右。因此,随着春节日期的变动,一年中可能出现两个立春,甚至偶见两个雨水； 无立春,甚至偶见无雨
水的现象。
数九的含义是什么?
数九是从冬至这天开始算起,每九天为一个阶段往后数,称“冬至数九”。“冬至”日是“头九头”,连数九天为“头九”,又叫“一九”,第二个九天为“二九”,依次后推,一直数到第九个九天为止,共81天。冬至数九是我国人民从长期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由于各地气候的差异,我国有多种不同的数九歌谣,但都有共同的特点,巧妙地应用当地自然界中生态反映,形象生动地描述“冬至”后两个多月里冬季气候变化的情况。
怎样推算入梅、出梅的日期?【闰十一月】
入梅:芒种起第一个“丙”日(指干支纪日的天干)。
出梅:小暑起第一个“未”日(指干支纪日的地支)。
三伏的日期是怎样确定的?
三伏的日期是按照我国古代的干支纪日确定的。每年自夏至日起第三个“庚”日为初伏,第四个“庚”日为中伏。立秋日起第一个“庚”日为末伏,合起来叫“三伏”。“庚”就是干支纪日中十天干的庚,庚与庚相隔是10天,初伏到中伏的时间固定是10天。 中伏到末伏的时间有时相隔10天有时相隔20天,是由于末伏日期定在立秋日起第一个庚日,所以相隔的天数就不固定,夏至到立秋之前有四个庚日时,则中伏到末伏的间隔为10天;夏至到立秋之前有五个庚日时,则中伏与末伏的间隔为20天。 日食是怎样发生的?
地球绕太阳运转一周是一年,月亮绕地球运转一周是一月。月亮在绕地球运转的同时也随着地球绕
清代对宗室子弟的教育制度
一、文武兼备的宗室教育思想
清代宗室教育可分为宗学教育和上书房教育, 其教育思想的内容和指导方针, 早在入 关前就已形成雏形, 康熙朝中期得以最终确立。
满族崛起于我国东北白山黑水之间,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仅完成了本民族的统 一, 而且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 入主中原, 建立起统一的封建中央王朝。这与满 洲统治集团重视军事战争的同时, 比较善于吸取汉民族封建统治文化来武装自己是分不 开的。清代的开国君主努尔哈赤、皇太极等多属在生死存亡、冲锋陷阵的战争环境中锻炼 成熟而成为军事家、政治家的, 还谈不上青少年时期的先期系统教育, 但不等于说他们不 重视文化学习和对其子弟的文化教育。早在后金天聪三年( 1629) , 皇太极就认识到“自古 国家文武并用, 以武功勘祸乱, 以文教佐太平”¹ 。所以, 他们在建立后金、清政权的前前后, 就已非常重视建立本民族的文化, 学习和利用先进汉民族的封建统治文化, 以及对子 弟的先期教育。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 创立了八旗制, 他和他的后人依靠这 支娴熟骑射、骁勇善战、军政合一的八旗军完成了女真统一和奠定中原的历史使命。武功 建国, 骑射便成为满洲的根本, 也首先成为满洲特别是爱新觉罗宗室的必备素质, 从小受 教育的第一要素。但是, 仅此是不能带动整个民族腾飞的, 还必须具备本民族的独特文化。可是, 在努尔哈赤早期, 女真人只有自己的语言, 而无本民族的文字, 努尔哈赤在女真社会中的公文和政令, 先由汉人龚正陆用汉字起草, 再译成蒙古文发布, 这种状况当然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是, 明万历二十七年( 1599) , 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两人, 以蒙古文字母与女真语言拼合而创制了无圈点的老满文。由于老满文语法不完备且缺点很多, 天聪六年皇太极又命达海等人, 在老满文的基础上创制了新满文。老、新满文的创制和颁行, 是满族文化史的里程碑。满文与骑射一起从此成为满族基本的文化价值取向, 宗室教育的 基本文化内容。
满文的创制, 为学校教育提供了重要手段, 从而促进了满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天命六
年( 1622) 七月, 努尔哈赤下达文书, 在八旗中选派师傅, 建立学校, 开始令青少年入学读书。这种教育自然首先是为以努尔哈赤为首的贵族子弟开设的。但是, 这种教育还不经常 和制度化, 以致“胡将中惟红歹是( 皇太极) 仅识字”º。正因为皇太极文武双全, 被推举为汗, 从而加速了后金政权的封建化进程, 更加重视文治武功, 重视宗室亲贵子弟的文化教育。天聪五年( 1631) 闰十一月, 皇太极发布谕令, 强制要求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明义礼,而这种“义礼”显然就是儒学的精髓。这篇谕文可以说反映了清代宗室教育思想内容和指导方针的雏形: 文武兼备, “忠君亲上”,“为朝廷尽忠”,帝君“实有赖焉”» 。但是, 从中也可以看出不重读书, 只重骑射武功的习惯势力十分强大, 以致入关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都还难以改变。
尽管关外时的后金、清政权就已承袭明代的一些官僚政治体制, 并开始重视满洲特别是宗室亲贵集团子弟的文化学习和教育, 但是, 其政权和统治集团的儒化程度都还相当有限。1644 年入关后, 一些满洲贵族从本民族的利益出发, 在祖宗“淳朴旧制”的驱使下, 力图将自己的文化模式强加于汉人, 按自己的传统生活、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行使对中原地区的统治, 从而导致十分激烈的民族矛盾。满洲统治集团与最早置身于新朝的理学官僚们围绕怎样进行对中原的有效统治和改进满洲统治者素质, 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弥合过程。对满洲统治集团来讲, 面对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汉民族, 再想完全用“淳朴旧制”来一统天下, 显然是不能长久的, 必须任用汉人知识分子, 吸取和学习汉族传统的封建政治理论、文化和统治经验; 对于汉族知识分子来讲, 不改进文化素质的异族统治是难以接受的。由于双方政治目的、愿望的趋合和共同的努力, 从而加速了满洲贵族特别是清朝皇帝的儒化过程, 也完善和最终
确立了爱新觉罗宗室教育思想。
这一儒化过程是自上而下展开的。顺治、康熙两帝均以冲龄即位, 可塑性强, 首先成为 最早置身新朝的汉族理学官僚的最集中的关注对象。正如熊赐履所讲: “国家根本切要之 地端在我皇上之一身”,故使皇上尽心儒学, “为当今第一要务”¼ 。顺治、康熙两帝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 发愤读书, 倾心儒学, 其过程和达到的程度, 已有不少论著作了深入研究,在此不必赘言。顺治特别是康熙帝崇儒重道, 为其他满洲贵族和群众树立了无可争辩的榜样, 儒学逐渐成为满汉民族共同的文化信仰½ ; 儒学经典直接或被译成满文, 成为满洲特别是宗室贵族子弟教育不可或缺的教材。康熙二十六年( 1687) , 康熙帝在谈到对皇太子、 皇子等宗室培养教育时, 曾发过一道针对满汉文化传统和宗室亲贵应具备什么样素质的看法的上谕, 标志着清代宗室教育思想的最终确立, 即宣布要以儒学思想作为君主、宗室亲贵的行为指南、思想信仰、精神支柱, 以骑射作为维护统治的基础, 每人都应“文武要务并行, 讲肄骑射不可少废”,并以此素质标准来培养教育未来的君主和宗室亲贵集团。
二、远支宗学教育
在家天下的封建社会中, 宗室亲贵集团自然享有优先受教育的权力, 并且具有特定的 政治意义。如果说满洲八旗入关前, 后金政权就已开始对宗室子弟着意培养教育的话, 那 么, 由于政权偏安, 长期处于战争掠夺状态, 这种教育的随意性还很强, 宗室子弟的成长还多依赖或者说热衷于在战争中攀旗制敌、骑射尚武建业, 还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先期系统 教育。即使入关后, 顺治九年( 1652) 为远支宗室( 一开始就有此针对性, 笔者注) 建立宗学,这一宗室教育制度也还经历了一个从初创到逐渐走向完备的过程。
“宗学肇自虞廷, 命夔曲乐教胄子。三代无宗学名, 而义已备; 唐宋后, 有其名而制弗 详。”¾ 以往各朝代, 宗室受封多出藩地方( 而清代宗室都集中北京、盛京, 不得出京城30 里以外) , 对宗室子弟多采取一王一府的个别教育, 像清代将宗室子弟集中起来进行学校 教育, 确属一个创举。
顺治九年, 出于“迨天下一统, 礼教修明”的新形势, 始设宗学, 连已受封的亲王、世子、 郡王, 也要求他们学习儒学经典, “选满汉官各一员讲论经史; 贝勒以下亦勤加讲阅”¿ 。这大概与顺治帝亲政后不久, 因看不大懂汉文奏章, 缺乏治国经验, 而勤奋读书有关。当时宗学的规制尚属草创, 每旗设满洲官教习满书, 其汉书听从其便。
顺治十一年, 由于受到守旧势力的抵制, 惟恐这种儒学“礼义道德”的学习, 会导致“满 洲旧制”尽失, 迫使顺治帝作出妥协, 不得不放慢宗室贵族的汉化进程。从此, 宗室官学就 似乎荒疏下去了, 以致后来整个康熙朝也没有集中起来。康熙十二年, “令宗室子弟各就本 府读书, 凡王以下不入八分会以上, 其子弟年满十岁者于本府讲读经史诸书”。二十四年,“令宗室子弟延文学优赡之士在各府第专精学习”À 。宗室教育又变成了传统式的家庭私塾教育。这可能与当时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征讨噶尔丹蒙古等军事战争耗费大量国库有关, 加上宗室俸禄本来浩繁, 不得不把宗室子弟的教育交给宗室贵族自己来负责。
但是, 康熙帝并没有放松对宗室教育的重视, 除了以所学“文艺骑射”优劣定封爵外, 还试图以宗室科举来鼓励宗室子弟读书。不过, 仅于三十八年乡试一次, 就以“宗室托系天 潢, 不必藉举业入仕”Á 为由, 予以停考。
雍正二年( 1724) , 宗学才得以重新恢复。宗学始分左右两翼官房, 入学者月给银三两、 米三斗及纸笔、冬夏冰炭等物; 其教长给与官俸; 教习给与银米、衣服, 期满三年称职者议 叙授官, 平等者再留教习三年, 不称职者参处。显然比顺治时要规范得多了。从雍正三年 严饬宗学子弟时, 诸王宗室以建立宗学谢恩看, 康熙朝停宗学之事确切无疑, 并产生了诸 多不良习气。所以, 雍正帝讲: “朕见宗室中习气未善, 各怀私心, 互相倾轧, 或宠厚妻党姻娅, 于本支骨肉视若仇敌; 或因祖父昔日微嫌, 追念旧恶, 必图报复。王、贝勒之子孙,
妄自尊大, 任意奢侈, 不顾礼义, 陷于罪戾者有之; 将军及闲散宗室等不知自重, 狎比小人, 荡尽先人产业者尤为不少。”对此, 雍正帝似乎痛心疾首, “诚恐朕元宗室日流日下, 不知前鉴,深用为忧, 是以亟等保全之道。若非立学设教, 鼓舞振兴, 循循善诱, 安能使之改过迁善, 望其有成!”bk将复设宗学作为宗室子弟改过迁善的“保全之道”。十一年, 宗学左右翼两学各以翰林官二人董率课程, 分日讲授经义、文法, 逐渐加重了汉学的内容。可见, “保全之道”也就是靠加强儒学化的功效。
宗学教育经乾隆朝的波折, 到嘉庆十三年( 1808) 遂为完备。
乾隆元年继承雍正朝宗学体制, 并进一步加以改进。以满汉京堂官各一人总督宗学课 程, 每月考试经义、翻译及射艺。九年, 规定每届为期五年, 简选大臣会试两翼学生, 钦定名次, 以会试中试注册, 一度恢复了宗室科举。这时的满族已入关近百年, 两种民族文化的对比, 必然导致满族的不断汉化, 也包括享有更多教育特权的宗室子弟, 但是, 他们无论如何还不如汉族子弟学得那么深。乾隆十年考试宗室子弟汉文、翻译无佳作时, 乾隆帝发布了一道担忧宗室汉化的上谕。所以, 尽管十一年规定了宗学名额, 左翼70 人, 右翼办60 人,但在二十一年却裁汉教习9 人, 改为翻译教习, 另增左右翼骑教习各1 人。乾隆帝为了使
宗室子弟更加重视弓马、满文“祖制”,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是将宗室承袭封爵与弓马、翻译优劣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二是停止宗室科举。十七年停宗室殿试, 三十九年停宗室乡会 试之例。但是, 仍禁不住宗室的不断汉化, 于是“增宗室十岁以上者小考之例, 于十月中, 钦派皇子、王公、军机大臣等考试满语、弓马, 先命皇子较射, 为诸宗室遵式”bl。五十二年, 不得不适应宗室子弟汉化的趋势, 令“思恩荫宗室送子入( 国子) 监读书, 未入八分会以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及宗室内一、二品大臣者, 俱给荫生入监读书”。
嘉庆帝亲政后, 对宗学进行了一次大的总结和调整。首先, 增加入学名额, 第一步增加 右翼名额10 名, 使左右翼划一, 均达到70 名; 十三年再增两翼各30 名, 均达100 名, 遂为定制。其次, 使宗室科举制度化。从此, 宗室乡会试“春秋两试, 永以为例”bn, “累科皆中二三人”bo。第三, 为适应宗室科的需要, 再次恢复乾隆朝裁掉的汉教习, “令蒙圣主殊恩, 赐宗室等考试之途, ⋯⋯于每学改汉教习四员”bp。其他, 如教长的官俸, 教习、入学者的公费均与雍正时规定同, 合由户、工二部支付, 也照常按乾隆朝考试授封。相应也对雍正朝以来在盛京设立的宗学进行了调整。
经嘉庆帝务实地总结、调整, 宗学的规制历经道、咸、同、光各朝再没有大的变化。但是, 到同、光时, 由于社会纷乱, 清朝统治危机四伏, 经费不敷, 宗学也走向没落而名存实亡了。光绪二十八年( 1902) 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将宗学一并改为小学堂、中学堂, 归入京师大学堂进行管理。从此, 清代远支宗学教育的历史便宣告结束了。
三、近支上书房教育
清代宗室教育的核心、最大意义之所在, 便是上书房皇子、皇孙教育。它不仅要培养掌 握“立身行己, 进德修业之要”的皇子、皇孙, 而且还要从中挑选出“治国安邦”的“贤能”皇帝。
上书房教育是清代皇位继承制的基础, 而清代秘密建储的皇位继承制的建立, 又是在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具有满族特点的产物。
奴隶制军事民主制的遗风, 奠立了清代皇位继承“立贤不以嫡长”的基本思想。努尔哈 赤时期曾先后赋予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主持军政之权, 试图效法明代建储传位方式, 选定继承人, 但均以失败告终。但是, 天命七年, 努尔哈赤却在他的子侄八位贝勒求见询问汗位 继承问题时, 留下了一段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谈话: “继我之后嗣登大位为君者, 不要选择那 种恃强恃力的人, 因为这种人往往恃暴力行事, 必得罪于上天。你们在八王中应选既有才能
又善于接受劝谏意见的人继承我的汗位。推选时, 一定要合谋共议, 谨慎择贤, 特别要防止品德不端的人侥幸被荐举。嗣位后, 若发现才能浅薄, 不能主持正义, 甚至坐视不管, 应 经过众议, 可以把他换掉, 在你们子弟当中选取贤者为君。”bq要通过“选”、“择”,既有“才能”又有“品德”的“贤者”才能为君, 便成为皇位继承的基本思想原则。皇太极文武双全,“德”、才兼备, 就是以这一原则选举出的第一代君主。福临、玄烨父子在特殊的政治斗争环境中冲龄即位, 由于随后的培养、教育得法, 历史证明, 也并没有违背这一原则。
君主独裁专制政体, 促成了“立贤不以嫡长”原则下的密建皇储制的建立。康熙帝是清 代入关后的第二代君主, 似为守成, 实同开业。在他长达61 年的统治时间里, 军事上, 基本完成国家的统一和巩固; 政治上, 最终确立了以皇权为核心, 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满汉官僚联合统治政体, 使承袭于明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空前的加强和巩固。康熙在同汉族政治 经济结构的长期接触中, 也试图效仿历代明立太子的做法, 指定所谓“民心所向”的储君。 但是, 两次立废皇太子允的教训, 迫使他放弃这一打算。雍正帝允祯继位后, 总结中国历 代立储的经验教训, 特别是乃父明立太子失败的沉痛教训, 深切地感到: “建储一事, 必须 详加审慎, 此事虽不可举行, 然不得不预之计。”br于是,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宣布: “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 藏于匣内, 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 乃宫中最高之处, 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bs密建皇储制度从此确立。清代皇位继承制重在“贤能”,以便继位后“乾纲独揽”,不致大权旁落; 密建而不明立太子只是为了避免形成第二个权力中心和争储斗争, 保证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接。那么, 要保证始终能培养和选拔出“贤能”的君主而又不致权力倾移和皇位纷争,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皇子、皇孙们置于同等受教育的竞争条件下, 观察和选择“贤者”,秘密亲书玉名, 藏于“正大光明”匾额后的密封匣内, 并可随时根据新的评价而秘密改变玉名。这应该是雍正帝当时的切实想法。所以, 在创立秘密建储制之前, 他首先考虑的就是怎样按选贤原则培养教育诸皇子的问题。雍正元年正月, 便命“朱轼、张廷玉、徐元梦、嵇曾筠着为诸皇子师傅;令钦天监选择吉日, 进书房课读”,于是, 将皇子、皇孙集中起来的近支宗室上书房教育诞生了。不久, 康熙帝未成年的幼子允禧、允也入上书房读书。所以, 陈康祺讲: “上书房设立雍正朝, 凡诸皇子暨近支王公及岁读书, 必特简翰林官使授课。耆儒教胄, 龙种传经, 古元子入学遗法也” 。因同年八月, 便秘密确立弘历为储君, 所以, 上书房教育的健全是乾隆朝来完成的。
乾隆元年正月谕令: “著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朱轼, 左都御史福敏, 侍郎徐元梦、邵基为皇子师傅。著钦天监择日开学”。开学礼仪、赐赉一如雍正元年。乾隆称这是“恪守家法, 令皇子等读书内廷, 亦惟慎简师傅之薰陶德性”ck。也就是说上书房教育被作为“家法”制度确立下来。但乾隆是经过皇子、皇孙、皇曾孙几世同入上书房读书, 几经择储的历程,才真正体会出乃父定此“家法”的良苦用意, 感慨: “我朝家法( 读书、建储) 实为美善”,“圣谟深远, 慈覆如天”。所以, 也有文献称: “自高宗以后, 不立太子, 皇子与诸王世子同学于上书房。”
上书房教育, 从雍正朝开始, 正常运行经历雍、乾、嘉、道、咸五朝, 同治朝以后, 皇位继承受慈禧把持, 都幼年即位, 又没得子, 实际上成为专门培养教育幼皇及伴读者的地方, 而名存实亡了。
四、结语评说
17 世纪至20 世纪初的欧美, 资本主义已从萌芽、资本原始积累、资产阶级革命后的 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 政治、经济、文化已实现几次大的飞跃, 人们的知识结 构、文化素质、思想观念、世界观、人生观都在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然而, 东方文明古国的中国, 这里还在延续着传统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观念, 建立起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 享受最高教育特权的爱新觉罗氏宗室亲贵接受的仍然是传统封建文化的教
育, 虽然注入了一些新的因素或机制, 却只能使封建统治更加顽固, 无益于社会发生质的历史转化进程, 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十分迂腐和落后的。不过, 从中国封建社会的纵向比较 来看, 清代的宗室教育毕竟不等同于以往的宗室教育, 有它合理的成分和值得探讨的必要。 清代宗室教育, 一种思想, 两套体制, 两种要求, 即以儒学为核心, 满汉文结合, 文武兼备的教育思想; 分宗学、上书房两套体制分别教育远支、近支宗室子弟; 宗学较为松弛, 侧重骑射、满语, “忠君亲上”;上书房较为严格, 侧重儒学典籍, “立身行己, 进德修业之要”。一般来说, 上书房教育的效果要好于宗学教育, 但从总的来讲, 清代宗室教育有这样几点不同或优于以往宗室教育的地方:
其一, 骑射属满洲立国之本, 而将其作为宗室教育始终不渝的主要内容和必备素质之 一, 确有一种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趋向。以往朝代, 除了开国一两位君主能征惯战之外, 守
成之君多文懦羸弱, 不懂军事; 其宗室也多是如此。而清代的皇帝一个个弓马娴熟、技压群 芳, 顺、康、雍、乾自不必说, 完全在上书房培养的嘉、道、咸三帝也是如此。无论近支还是远支宗室, 都多善骑射。清代能完成建立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与满洲尤其是宗室始终不渝的尚武教育不无关系。
其二, 清代宗室教育始终重视满语, 不仅有利于满族文化和历史的发展, 而且有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治。满族以一个较为落后的少族民族入主中原, 最高统治集团并未因被统民族的文化比自己民族文化高而放弃本民族的基本文化特征, 而是将本民族的文化与先进的汉族政治统治文化有效地结合起来, 进行有效地统治, 并总结历史和本民族的统治经验, 从而确立了清代“修其教不易其俗, 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民族统治政策的基本方针。所以, 不仅宗学、上书房教育始终重视满语, 兼学蒙语, 而且在内务府、理藩院、内阁属下还设有八旗唐特学、回缅学、俄罗斯学等。乾隆帝为了便于更好管理和统治西藏, 还专门花精力学藏文和喇嘛教经文。可以这样说, 清代宗室教育始终重视满语, 对确立正确的民族政策建立与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 都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历史作用。
其三, 无论上书房, 还是宗学, 都是对学生进行集中教育, 个别辅导, 辅之以相应的严格监督和管理, 引入授封、科举、择君的竞争机制, 有利于受教育者的成长。乾隆六十年, 弘历十全武功, 志满意得, 回首往事, 非常怀念上书房生活: “朕念临御以来, 孜孜勤政, 悉由典学懋修所致。”
其四, 清代宗室教育不仅培养出大量善骑射的人才, 也出了不少诗人、文学家、史学家 等。清代皇帝的素质, 按封建政治统治的标准衡量, 是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不能比拟的, 整个 宗室的素质也普遍有所提高, 涌现出不少兼有武功的文人。
其五, 上书房教育作为皇位继承制的基础, 为防止争储而引起的政治纷乱和残杀, 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 起到了一种重要的杠杆作用。
同时, 我们也清楚地看到, 清代宗室教育与以往朝代没有本质的区别, 即使在加强封 建专制统治方面, 其本身也有巨大的局限性。首先, 其教育本身不健全。宗学教育在清代 相当长时间里主要强调骑射、满语, 汉文学习可有可无, 并且可以在本府读书, 把一般宗室 封闭起来, 以致他们除了领兵作战、饱食终日外, 于事政无多大裨益。即使自嘉庆朝起, 宗
室科目例为定制, 也属优容恩科, 并不能说明学到真正的济世本领。其次, 宗室教育的内容 没有超出封建统治文化的窠臼。除了具备更多强化封建统治的素质外, 不学、不懂甚至鄙 视自然科学, 以致他们成为不了解世界、盲目排外的一群顽固势力。第三, 礼遇隆厚, 优给 俸禄, 而不假以事权, 严重影响了宗室的学习热情和进取心。清代宗室被视为“天潢贵胄” 的贵族, 爵位俸禄相当可观且有保障。顺、康、雍三朝, 宗室王公还可参加议政王公大臣会 议, 干预军国政务, 领兵出征。但到乾隆时, 为防止宗室王公左右皇权, 禁止他们进入中枢
阴历每月天数的确定
农历(夏历,殷历,古历,黄历,旧历)
农历，是把朔望月的时间作为历月的平均时间。这一点上和纯粹的阴历相同，但农历运用了设置闰月的办法和二十四节气的办法，使历年的平均长度等于回归年，这样它就又具有了阳历的成分，所以它比纯粹的阴历好。
现在所有的农历，据说我们的祖先远在夏代（公元前17世纪以前）就使用了这种历法。所以人们又称它为夏历。解放后还仍然叫做夏历，1970年以后我国改称为"农历"。至于"农历"一名的由来，大概因为由于自古以农立国，所以制订历法必须为农业服务。
农历的历月是以朔望月为依据的。朔望月的时间是29日12小时44分3秒（即29.5366日），因此农历也是大月30天，小月29天，但它和纯粹的阴历并不完全一样，因为纯粹的阴历是大小月交替编排的，而农历年大小月是经过推算决定的。
农历每一个月初一都正好是"朔"（即月亮在太阳地球中间，且以黑着的半面对着地球的时候）。有时可能出现两个大月，也可以连续出现两个小月。由于朔望月稍大于29天半，所以在农历的每100个历月里约有53个大月和47个小月。
农历是基本上以12个月作为一年的，但12个朔望月的时间是354.3667日，和回归年比起来要相差11天左右。这样每隔3年就要多出33天，即多出一个多月。
为了要把多余的日数消除，每隔3年就要加一个月，这就是农历的闰月。有闰月的一年也叫闰年。所以农历的闰年就有13个月了。至于闰哪个月是由节气情况决定的。
农历作为阴阳历的一种，每月的天数依照月亏而定，一年的时间以12个月为基准；为了合上地球围绕太阳运行周期即回归年，每隔2到3年，增加一个月，增加的这个月为闰月，因此农历的闰年为13个月。 农历没有第十三月的称谓，闰月按照历法规则，排放在从二月到十月的过后重复同一个月，重复的这个月为闰月，如四月过后的闰月称为闰四月。
农历闰年闰月的推算，3年一闰，5年二闰，19年七闰；农历基本上19年为一周期对应于公历同一时间。如公历的2001年5月27日、1982年5月27日和1963年5月27日这个日子，都是闰四月初五。 闰月加到哪个月，以农历历法规则推断，主要依照与农历的二十四节气相符合来确定；
农历的闰月天数与正常月份天数一样，为29或30天。
农历所谓“闰”的说法，只有闰年和闰月称谓，公历也有闰年的称谓。
农历月份的别称
一月：正月、隅月、孟月、端月、始春、元春；
二月：如月、杏月、仲春、早春；
三月：病月、桃月、季春、炳月、三春、阳春、暮春；
四月：余月、清和月、桃月、孟夏；
五月：榴月、薄月、仲夏；
六月：且月、荷月、伏月、季夏；
七月：相月、巧月、霜月、孟秋、桐月；
八月：壮月、桂月、仲秋、中秋月：
九月：亥月、菊月、季秋；
十月：阳月、小阳春、孟冬；
十一月：辜月、葭月、仲冬；
十二月：涂月、腊月、嘉平月，季冬。
农历的一个月的前十天按顺序习惯上称为初日，如农历的一月二日称为正月初二，当然说1月2日也是对的。
农历的正月（一年的第一个月）的开始都是在公元纪年的1月20日后至2月底之前。如农历的正月初一可能是1月21日，也可能是2月20日；反之，农历一年的最后一天也是公元纪年的1月20日至2月底前。
农历纪年
对应于公元纪年（西元纪年），就是中国的传统纪年，公元纪年没有重复，但是中国农历使用干支纪年，因此出现每60年重复。如公元1931年，称为辛未年，公元1991年也为辛未年。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皇帝年号与天干地支同时使用，这样避免的重复。如清同治三年，甲子年（公元1864年）
农历是我国的一种历法，阴阳历的一种，一般叫做阴历。为什么农历的天数没有一个固定值？这是因为农历以月球绕地球一周的时间（月29.53059天）为1月，总不能设置一个0.53059天，故此设定大月30天，小月29天(没有31天的），全年354或355天。月大月小，年年不同。由于平均每年的天数比太阳年（阳历年）约差11天，所以在19
年里设置7个闰月，有闰月的年份全年13个月383或384天，闰月加在某月之后就称为闰某月。又根据太阳的位置，把一个太阳年分成24个节气，便于农事。纪年用天干地支搭配，60年周而复始。这种历法相传创始于夏代，因此又称为夏历。
简而答之：农历大月30天，小月29天，没有31天的月份。农历以月球绕地球一周的时间（29.53059天）为1月，这就是你问题中的所谓“固定值”；农历月大月小，年年不同，也就是说月大月小是不固定的，以月相的朔、望来定。
五代兴亡
公元907 年，在长时期的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宦官专权中，曾经盛极一时的唐朝，终于为后梁政权所取代。从此，到960 年宋朝建立的53 年间，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是为五代。
后梁的建立
后梁的建立者朱全忠，本名朱温，原是唐末黄巢起义军将领，降唐后赐名全忠，任宣武军节度使，盘踞汴州（今河南开封），扩展势力，终于成为唐末最强大的藩镇，受封为梁王。天祐元年（904）闰四月，他将唐昭宗李晔自西京长安劫持到东都洛阳（今属河南）。八月，加以杀害，另立年仅13岁的李柷为帝，是为哀帝，作为傀儡，并想消灭幽州（今北京）节度使刘仁恭，以震慑其他割据势力。天祐三年，朱全忠未能攻下沧州（今属河北），刘仁恭又求救于晋王李克用，李克用遂攻占朱全忠的潞州（今山西长治），朱全忠被迫从沧州退兵。朱全忠害怕从此内外离心，更加快了篡夺皇位的步伐。
唐天祐四年四月十八日（907 年6 月1 日），朱全忠终于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大梁，建元开平，史称后梁，是为后梁太祖。改汴州为开封府，称东都作为都城，以唐东都洛阳府为西都，作为陪都。唐哀帝李柷被降封为济阴王，软禁于曹州（今山东曹县西北），次年二月被害死。
唐朝末年，实际上早已是藩镇分裂割据，但还维持了名义上的统一，后梁建立后，各地藩镇遂公然分庭抗礼。
晋王李克用、岐王李茂贞、弘农郡王（吴王）杨渥、蜀王王建等，不承认梁朝，仍用唐年号；次年，王建也称帝，建立前蜀政权。其他割据势力则大都表示归顺梁朝，后梁即晋封湖南马殷为楚王、两浙钱镠为吴越王、广东刘隐为大彭王、福建王审知为闽王。幽州刘守光不久也称帝，建立燕国。连同后梁，同时并存的共有十个割据政权。
后梁直接统治区是五个中原王朝中最小的一个，辖地只有今河南、山东两省，以及陕西、湖北大部，河北、宁夏、山西、江苏、安徽等省的一部分。后梁虽是五代中历时最长的政权，前后共17 年，但自建立之年起，与晋王李克用、李存勗的战争从未停止过，甚至一年数战，直至亡国。
后梁建立后立即发兵8 万，企图收复被晋王李克用占领的潞州，但围攻半年仍未攻下。次年初李克用死，李存勗继为晋王，亲率晋军进击围攻潞州的梁军，大获全胜，梁军溃不成军，这给新建立的后梁以当头棒喝。
梁太祖疑忌功臣，迫使镇州（今河北正定）王鎔和定州（今属河北）王处直，于开平四年（910）起兵反梁，并向晋王求援。乾化元年（911）初，① 本章以及以下各章据《资治通鉴》、新旧《五代史》等撰写，不一一具注。李存勗亲率大军进击梁军于柏乡（今属河北），激战一日，梁军大败，积尸遍野。晋军追奔150 余里，直至邢州（今河北邢台）。后又连克澶州（今河南濮阳）、新乡（今属河南）等地，梁太祖只得率亲军前往洛阳城北设防。柏乡之战梁军主力损失惨重，梁晋战争中梁军从此处于劣势。
燕王刘守光见后梁势力被晋军逐出河北，晋王李存勗、赵王王鎔又对他假意推崇，自以为兵强马壮，独步天下，遂于同年八月称帝，并率军进攻定州，王处直即向晋王求援。次年初，晋王遣名将周德威率军攻燕，晋、赵、定州三方联军攻城略地，直抵幽州城下，刘守光只得向梁求救。梁太祖自柏乡之败，一直想复仇，此时虽有病仍亲自率军北上，号称50 万大军，昼夜兼行，至下博（今河北深县南），率军5 万转攻蓨县（今景县）。其时晋军主力正北攻幽州，南方空虚，驻守赵州（今河北赵县）的晋军以小部队骚扰梁军，又派数百骑兵伪装为梁军，夜袭梁太祖驻地，加上被晋军释放归来的梁军士兵，传言晋王李存勗亲率大军来攻，梁太祖惊惶失措，烧营夜遁，梁军因而溃散。梁太祖事后才知道受骗，羞愤交加，病情转重。后梁从此一蹶不振。
乾化二年（912）五月，梁太祖退到洛阳，病势垂危。六月，为次子朱友珪所杀。朱友珪即帝位后局势更加恶化，乾化三年二月朱友珪又为禁兵所杀，后梁太祖四子朱友贞即帝位于东都开封府，是为末帝。后梁内乱相继，自顾不暇，只有大将杨师厚率军与晋、赵周旋于河北。同年十月，晋王李存勗督军攻占幽州，燕帝刘守光出逃后被擒，燕国灭亡。
贞明元年（915）春，杨师厚病死，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军士遂叛降于晋，晋王李存勗亲自率军东出太行黄泽岭（今山西左权东南），到魏州后又派军袭取德州（今属山东）、澶州，梁将刘■连战皆败。次年春，梁末帝命王檀率军3 万北上，经阴地关（今山西灵石西南）直奔太原（今太原西南），企图袭取晋军基地以挽救败局，但又为守城晋军击败。 贞明四年（918）八月，晋王李存勗聚兵六七万号称10 万由魏州南下，企图一举灭梁，与梁军相拒于濮州一带。十二月下旬，晋王李存勗率军进至胡柳陂（今濮阳西南），贺瓌率梁军跟踪而至，两军激战，梁骑军王彦章部先败，西逃时冲散了晋军的西线军队，晋军名将周德威战死，晋王李存勗夺取土山以自保，梁军骑兵已西逃，只有步兵包围土山，晋将李嗣昭、王建及率骑兵冲击山下的后梁步兵，后梁步兵大败，死亡近3 万人。后梁败军逃回都城开封，扬言晋军即将前来，后梁末帝曾想逃往洛阳，但晋军也终因此战而元气大伤，无力南下攻梁，梁晋战争相对沉寂了一个时期。
龙德元年（921）春，晋王李存勗在平定河北后正拟称帝之时，镇州王鎔为部将张文礼所杀，张文礼表面上仍臣附于晋，暗中却勾结后梁与契丹，后梁虽无力北援镇州，但当晋军攻占赵州进而围攻镇州时，梁军即乘机袭击晋军，却反为晋军所败，死伤2 万多人，梁军再次遭受重大挫折。
同年末，契丹应张文礼之邀，南下攻晋，没能攻下幽州，转而攻占涿州（今属河北），进抵定州城下。晋王李存勗率铁骑5000 还击于新城（今新乐南）北，契丹军北退，双方大战于望都（今属河北），契丹军大败后退回契丹。
梁、唐兴替
后梁龙德三年四月二十五日（923 年5 月13 日），晋王李存勗在击败契丹军、平定河北的情况下，即帝位于魏州，国号大唐，史称后唐，建元同光，是为后唐庄宗。以魏州为东京兴唐府（后改邺都），作为都城，太原为西京、镇州为北都，作为陪都。
同年闰四月末，后唐乘后梁西攻泽州（今山西晋城）之际，派名将李嗣源率精骑5000 奔袭郓州（今山东东平），一昼夜驱驰200 余里，次日清晨袭占郓州。
郓州失守后，后梁急忙重新启用勇将王彦章为帅，段凝为副帅，调集所有精兵10 万北讨后唐。庄宗亲率唐军与梁军苦战于杨刘（今东阿北），后梁决黄河以阻挡唐军，但梁军主力6 万余人也被隔在决河以北。王彦章进攻郓州时又为唐将李嗣源所败，十月初王彦章于中都县（今山东汶上）兵败被俘斩。后梁降将康延孝先已向庄宗建议分兵攻取梁都开封，此时再次要求进军开封。后唐诸将中只有李嗣源赞成此议，并提出乘后梁段凝所率主力远隔在决河以北，开封守卫空虚，唐军应连夜奔袭开封。庄宗即派李嗣源率前军于当夜进发，第六天（十月九日，923 年11 月19 日）清晨到达开封城下后立即攻城，开封随即降唐，后梁亡。庄宗同日也到达开封，后梁末帝已于前一日自杀。
后唐灭梁后，迁都于洛京，后改称东都洛阳。以太原为北都，以唐代首都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西都，作为陪都。降后梁都城开封府为汴州。后梁时独立并一直与后梁作战的岐王李茂贞也向后唐称臣，被封为秦王。不久又放弃割据，凤翔（今属陕西）成为后唐的直接统治区。
但后梁的荆南（江陵府，今湖北江陵）节度使高季昌，虽也归附后唐，并为避唐讳改名高季兴，受封为南平王，但实际上却是割据一方。【闰十一月】
后唐灭后梁，原先臣附于后梁的楚、吴越、南汉、闽诸国，转而臣附后唐，但前蜀和吴拒不称臣。后唐庄宗遂决定对前蜀和吴用兵。同光三年（925）九月，后唐以郭崇韬统兵6 万
讨伐前蜀，同年十一月灭前蜀。达到后唐全盛时期，统治有今河南、山东、山西三省，四川、重庆、河北、陕西等省市的大部，甘肃、宁夏、湖北、江苏、安徽等省的一部分。
由于后唐庄宗宠信伶官，平蜀主帅郭崇韬被谋害，在首都洛阳又诛杀郭崇韬党羽，致使文臣武将惊恐不安，故消灭前蜀以后无力南下攻吴。不久，后唐国势动乱。次年春，河北戍兵首先起兵，焚掠贝州（今河北南宫东南），占领邺都，河朔州县相继叛乱。名将李嗣源奉命征讨，但为部属劫持，河北相继归附李嗣源。庄宗亲自率军讨伐李嗣源，李嗣源进而占领汴州。四月，庄宗所率诸军离散，只得退回洛阳，亲军继又叛乱，煊赫一时的后唐庄宗中箭身亡。李嗣源到洛阳登位，是为后唐明宗。
后唐灭前蜀后，原前蜀统治区逐渐为后唐西川（治成都府，今四川成都）节度使孟知祥控制，明宗封孟知祥为蜀王。荆南高氏虽曾反唐，但随后即表示臣附，明宗也承认其割据如故。明宗虽对南方诸国大体采取和好相处的方针，但对直接统治的华北地区则加强皇权统治。 盘踞定州已近十年的节度使王都，名义上虽然臣附于后唐，但实际上是割据一方。明宗即位后略加制裁，王都即向契丹求援并准备与河北诸镇联合抗拒，以图重演唐代末年藩镇世袭割据状态。天成三年（928）五月，明宗命将征讨，首先攻占定州西关，继又大败王都与契丹联军于曲阳（今属河北）城南。七月，又大破契丹援军于唐河（今大清河上游之一）北，追击至易州（今易县），契丹军遂退走。次年正月，后唐攻克定州，制止了王都的分裂割据，加强了皇权。由于明宗时期局势稳定，很少发生战争，生产得到一定的恢复，连年丰收，加上明宗统治比较清明，是五代有名的“小康”时期。长兴四年（933）十一月明宗死，子李从厚即位，养子李从珂又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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