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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干部的前途在哪里？
2016-09-11
来源/三农中国网 作者/贺海波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这次应新华社河南分社之邀到修武调查乡镇干部工作生活状态问题。乡镇作为国家最低一级政权，直接面对群众，处于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关键位置，是桥接国家与农民的纽带。乡镇是条块关系最低一级的块。正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口针”。
周庄镇李镇长说，修武县就有30多个局委办，每个局委办每天都要给乡镇安排工作。如果没有乡镇这个块，各条条在农村的各项工作就无法落实，也就是说“针缺线就散”，条条并不具备独立治理乡村的能力与经验。对于治理农村而言，乡镇不可或缺。特别是在当前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中，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劳动力流动不断增加等，使“三农”问题层出不穷，有很多问题在村委会这个群众自治组织内部无法解决，必须乡镇出面才能解决，才能真正将中央的农村政策落地，才能保证农村社会的正常发展秩序，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乡镇在筑牢国家基础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正是有了乡镇干部的创造性工作，才可以使农村保持稳定，才可以维护国家的稳定。所以，勤恳工作的乡镇干部是我国现代转型的一种稳定器。
乡镇干部的工作是如此重要，但是乡镇干部的处境却有些令人担忧。新华社的甘泉说，现在国家已经注意到了乡镇干部工作生活存在的问题，希望通过这次
在全国各地调研来掌握真实的情况，最终可能形成关心乡镇干部的意见。我们先在修武县组织部调查座谈，然后到周庄镇驻点调查。在调查中确实发现乡镇干部的工作生活陷入了种种困境，这些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工资待遇低。
周庄镇最高工资是书记的每月实发3390元，最低是实发1577元，大多数干部工资都集中于2000元至3000元的区间内，在修武范围内来看，属于中等上下收入水平。就工作时间而言，乡镇干部常常是“白加黑，五加二”，周庄镇机关全体干部职工每四天就有一次值晚班。在“全年信访，半年防火”和经常在周五接到工作安排的态势下，双休日随时可能会加工。因此乡镇干部很难与家人一起过一个正常而温馨的夜晚或双休日。在调查中，一位干部说他儿子对他说，爸，你怎么天天那么忙，你要是再不陪我的话，我都长大了。可见，乡镇干部休假的待遇实在是无法保证。
其次，晋升机会稀缺。
周庄镇共有机关干部64人，10年内仅提拔了4名副科级干部。针对于每位机关干部，10年内的提拔机会是6.25%，这机会已经相当稀缺了。但就是这种稀缺的机会也并不会平均分配到每位乡镇干部身上，因为关系提拔和数字
（GDP）提拔等非合理性提拔会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一位因敢于担当获得提拔的干部，常常会有人问他是怎么认识上县委书记的。他说，除了开会外，自己与县委书记根本就没有任何联系。而问者大多不相信。这个故事说明，与县委书
记或县主要领导套上关系是提拔的必要条件。而能够和县主要领导套上关系的，在周庄镇64名干部中，估计没有几个人，因此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晋升的机会。
再次，权责不对等。
当前“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已经成为理解乡镇权力与责任关系的常识。既然是常识，就说明这是一个长期固定的存在。权力无限小，主要是指缺少决策权和执法权，责任无限大，是指出了事或完不成任务要通报批评、罚款、谈话、警告、否定所有工作业绩、降低级别待遇、撤职查办、甚至进监狱等，这摊上哪一件，对于干部个体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位普通干部说，我们没有执法权，但辖区出现的所有问题我们都要负责。综治、安全、消防，出现任何问题我们都要负责。我们排查也没有专业知识，只能去看一下。分管安全的副镇长说，《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乡镇做好法律法规的宣传，做好日常安全隐患排查，配合执法人员搞好执法活动。但是属地管理，不管你有没有执法权，出了事就要追究你的责任。乡镇没有执法权，到企业检查、安排工作，没有执法权就没有处罚权，苦口婆心，让他买器材、培训，只能说一说。所站有执法权，但是现在都垂直上挂了，不受乡镇领导管理，发现问题，给所站通知，抓紧时间依法依规去处置。但是县安监局，业务主管部门，却又经常给我们施加压力，打督导电话。乡镇干部的这些表述肯定不是凭空杜撰，权责不对等，无法迅速及时处理安全事故，只能上报相关执法部门，但这一来二去就会拖延时间，再加上有时候信息不对称在处理时无法准确定性拿出处理措施，但出了事，全部责任都由乡镇来负，他们真有一种切肤之痛啊。
第四，形象不断矮化。
现在乡镇干部走出去，都没有以前荣光了，没有以前有面子了。历史地看，乡镇干部经历了由令人羡慕到质疑到污名化的过程。在八九十年代，乡镇干部是很受人尊敬的，只要提到谁谁是乡镇干部，大家都非常羡慕，有时还有点害怕的感觉，乡镇干部也感觉很傲骄，感觉很牛气。但是到2000年前后，乡镇干部开始受到社会的质疑，人们怀疑乡镇干部做的事情是否正确或正当，乡镇干部也感觉工作越来越不好做，有疲于应付的感觉。而到近些年来，乡镇干部已经成为一个“恶”的符号，社会上对于乡镇干部的所作所为开始有些老不信的味道，有农民直接对乡镇干部说，你们尽做些坏事。社会上甚至还流传着 “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恶人，村里是仇人” 的说法。农民都说，国家的政策都是好的，就是下面的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好像乡镇干部，个个都是“黄世仁”，专门想着法儿欺负百姓，鱼肉百姓，往自己口袋里装利益。
第五，忽略了家庭和亲人。
因为长期“白加黑”、“五加二”的运转，并且大多数乡镇干部都将家安在县城，所以乡镇干部与家人相聚在时空上就有些阻隔。周庄镇薛书记说，以前在县上工作，隔几天就去看望老母亲，老母亲已经81岁了，也没有几天活头了，但自从到乡镇工作，只能一个月去看望一次，每次走的时候。老母亲都将自己送到楼道里，看着我离开，久久不愿进屋。我心里很难受，只好自我安慰，母亲也需要精神安慰，而我努力做好工作，就是对她的精神安慰了。有一位普通干部说，每年大年三十乡镇干部都要上山防火，直到万家灯火时，才能下山，常常是一边往山下冲，一边接到家人的电话说，到哪里了，饺子已经下锅了啊。还有一位学校的老师说，班里成绩差习惯差的，都是乡镇干部的孩子。唉，将所有这些聚焦起来，
乡镇干部对父母、对孩子、对爱人还真有欠缺感。无法过完整的家庭生活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而修武县可是连农民都不愿跑到外边去打工而要留在家里过完整家庭生活的，可见乡镇干部的家庭生活是比较糟糕的。
最后，缺乏成就感与存在感。
乡镇干部普通缺乏成就感，他们常常发现，忙忙碌碌一个月下来，一反思，我干了什么？说不上来。而现在的乡镇干部很多都是科班出身，都是从大专院校毕业的知识分子，有时与其他岗位上的同学一对比，别人说自己做了什么什么，而自己却具体说不出来做了什么什么时，就更加没有成就感了。县委组织部申部长说，以前我在市里工作，发现基层干部常常作假，总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为什么就一定要作假呢？后来到县里工作，调查后发现他们在疲于应付，做了很多违心的没有价值的事情。正因为没有成就感，没有价值感，就会问自己做这份工作是干什么的，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做，最后就会怀疑自己的存在感，甚至不知道“我是谁”了。
乡镇干部为什么会落入这六重困境之中呢？
显然，这并非乡镇干部的主观意愿，他们也想拿着高工资、正常休假，做到一定年限有机会晋升，工作中有权利、也有责任，能够与家人过完整的有人情味的日常生活，走出去受人尊敬、有面子，工作也特别有意义。但要达到这样的理想境界，短期内可能无法实现了。因为乡镇干部掉入这门重困境，有太多的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并非一时一地，也非一人一事，就可以改变的。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每重困境存在的结构性原因。
中国县乡基层政坛，政治资源稀缺，竞争十分激烈。对湖南湘潭原副县长徐韬等人轻易得到的“火箭式提拔”，一般干部是想都不敢想。（徐骏/图）
原标题：成为一名县长有多难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刘斌 实习生宋凌燕孔灵张雪彦 发自：北京
“在县级干部序列中，提拔为副科级以后，干部档案就会从人劳局移到组织部，成为组织部管理的干部。”
“提拔干部总体上是平衡基础上的倾斜，比如这次组织部门出几个，宣传部门、纪检出几个，要差不多，不能老是你这里出。”
一夜之间，28岁的徐韬从副县长变身为“科长”。5月7日，湖南湘潭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免去“火箭提拔”的徐韬湘潭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按科级职务安排相应工作。
2013年春天，徐韬以“85后副县长边读书边升官”的身份，在网络上走红。之后，他五年七次换岗的工作履历遭到广泛质疑：工作10个月就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担任正科职务一年半就晋升副处级，这些升迁是否与其工作能力匹配？
在中国特色的升迁机制中，干部的晋升，涉及到能力、关系、领导推荐、机遇、资历和群众基础等多种因素。一个干部得到提拔，往往是“合力”的结果。一位甘肃贫困县教育局副局长说：“干部提拔60%要看人际关系，40%要看工作成绩”。
具体到中国县乡基层政坛，由于政治资源极度稀缺，政治竞争往往更为激烈。事实上，徐韬等人能够轻易获得的“火箭式提拔”，一般干部是想都不敢想。一名基层干部从普通科员晋升到副科长、科长，再一跃跨进县级领导序列，需要经过哪些关口，到底有多艰难？
副科级以上才算领导
36岁的李伟民已经在副科级别上晃悠11年了。1996年，李伟民中专毕业，赶上了最后一批中专毕业生分配。当时家里没钱也不认识什么人，他被分配到了老家所在县的一个偏远乡里，成为乡政府办公室一名办事员。一年后，李伟民升为科员。
1999年，李伟民想回县城，当时他的姐夫和县劳动局局长正好有业务往来，就托局长把李伟民调到了劳动局，“有没有送礼不太清楚，姐夫是刚刚转制的一个厂的一把手”。
2002年县里大换届，李伟民想“进步”。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六年之后，他已经比较成熟，一方面努力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为自己找到了两位“伯乐”。
一位是他在工作期间认识的县委组织部长。有时候部长办公室没外人，他就进去跟领导聊两句。同时，他也在工作中认识了县委副书记，并得到了他的认可。经过种种努力，李伟民成功地当上了副乡长，级别也提高到副科级。【乡书记前途】
提拔为副科级有两种形式。李伟民是“组织推荐”。“比如乡镇书记就有权力把办公室主任推举为副科，然后通过组织选举正式将他提拔为副科领导。”安徽一位乡镇干部郑淼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党政办公室是乡镇最接近副科的部门，“一个人要是调到这个部门，大家都有默契，知道组织看重他”。
此外，基层干部还可以通过考试达到副科级。“只要有两年工作经验，最多加个党员身份，这是最快的方式。”郑淼说。严格意义上讲，这种考试叫“遴选”，其中包括笔试即公文写作，大约占整个成绩的30%；面试占40%；另外30%是“单位考察”，也就是群众意见，包括领导和同事对候选人的评价。
2012年，郑淼的一个朋友就通过“遴选”考上邻县一个乡镇党委委员，27岁就成为了副科级。郑淼所在县最年轻的正科——26岁的县团委书记，当年也是工作两年后就考上了团县委副书记，两年后她又被提拔为正书记，从此走上了仕途快车道。
在县级干部序列中，副科级意义重大：提拔为副科级后，干部档案就会从人劳局移到组织部，成为组织部管理的干部。在民间话语体系中，副科以下庞大的股级干部至多算是中层，只有副科级以上才能被称为——“领导干部”。
“隐形台阶”
在成为“领导干部”的关键一步上，李伟民认为：“肯定是领导起重要作用，因为定人之前要开书记碰头会，县委书记、县长、纪委书记等参加。之后开常委会，组织部长才参加。”
县里提拔干部的流程是，先由县委组织部提名，相关部门再配合组织部去单位进行考察。“进行完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后，会有个排名，排在前面的人才能进入县委书记碰头会。在书记碰头会上，如果大部分书记都同意提拔这个人，他的程序对，口碑也不错，人选就定了。”
山西一位县政协副主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书记碰头会上，干部必须定下来，不能再变动了，然后再开常委会。” 曾在河南当过副县长的刘景龙，看过县常委会讨论干部的记录，“组织部长把人选一念，大家举一下手就通过了”。一位县委书记曾经告诉刘景龙，“如果到常委会讨论时还有人提出意见，就说明事先没做好工作。”
县委常委会上讨论干部也有“规矩”：只能减人，不能临时动议增加人。一个干部的职务调整，只有进入常委会才算尘埃落定，才具有合法的效力。
按照级别划分，县乡体系中的干部可以分为四级：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呈四层金字塔状。副科级干部虽然已经进入金字塔最底端，但要往上走，非常困难，“每一级都像个拦水坝，能拦下很多人，到最高级正处级时，只剩下四个人。”刘景龙说。
副科级还有大量隐形台阶，包括副书记、副乡镇长、党委委员、武装部长等等。“比如从武装部长提拔到党委委员，或者由党委委员到副乡长，他们都认为是提升。”
在刘景龙看来，隐形台阶是慢慢累积的结果，“原来乡镇没有纪委书记，后来配备之后级别设为副科，慢慢沉淀下来，就变成了隐形台阶。”
李伟民2002年迈入副科级之后，过去11年里，一直在各种副科级岗位上轮转：先是老实当了四年副乡长；2006年县里换届，李伟民调到另一个镇上任纪检书记，级别还是副科；2011年县里再次换届，李伟民又调到县政府驻地的中心城镇，当上排名第一的副镇长，级别仍是副科。
像李伟民这样消耗政治生命的副科级干部不在少数，很多人还不能像他那样幸运地保住镇领导的位子。湖北监利的媒体人李思德，有个邻居是副科级官员。他很年轻，本来在乡镇做武装部长、党委委员，但在一次选举前六天，被调到另一个乡镇去参选，“最后连党委委员也没有选上，成为普通干部”。
湖北另一位年轻的副科级干部更惨，他从县人大机关下放到一个乡镇做纪检书记，主管维稳工作。因为工作难做，也觉得没前途，结果把农民交保险的钱拿走一百多万，跑到缅甸去了，最后被抓回来获刑。
隐性台阶的背后，是中国县乡干部面临天花板效应时的恐慌。与欧美国家的官员不同，他们不受年龄限制，无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还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只要获得选票就行。在中国，由于干部是党委决定的“任命制”，为了完成新老交替，必须设置年龄限制，比如正科级最大任职年龄为52岁，达到这个年龄自动退休。
一些官员急于在年龄大限来临之前“破顶”而出，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些政界怪象由此产生。
“一定要记住：党管干部”
官员若想晋升，两个“坎”是关键，一个是组织部门，另一个是县里的主要领导。
在刘景龙看来，组织部门关键是提名权，提不提你他们说了算。但书记的作用同样重要。
湖北监利曾经有一个组织部长，反对当时的书记盲目提拔干部，书记就把这个组织部长调到荆州市一个局做末位局长。不过，这位书记后来也因为买官卖官而落马。
即便其他的县领导要提拔某人，也要经过书记同意。刘景龙曾经问一个副书记，“如果你想提拔一个人怎么办？”他说，我也要跟县委书记说啊，“一定要记住：党管干部”。
另一个现实是，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关系”极为紧要。
家族政治在编织“关系”上，是最便捷的方式。
如果家族内有要害部门的领导，一个干部就有可能得到“火箭式”提拔。某位华中省份县财政局普通干部，干了一两年股长就被提拔成财政局副局长；副局长干了近两年，转任卫生局做局长；两年后成为副处级县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因为他有一个亲哥哥，就在省会城市做组织部长。”一位知情者称，“他老婆的哥哥是省前任民政厅厅长，曾经给县里不少关照。”
个别县还出现过很奇怪的现象：某乡镇出过一个县委副书记，因为县长、书记都是外地人，县委副书记在县领导中举足轻重，“他从自己乡镇选拔了很多人，在整个县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中间占了一半以上。”一位当地干部说，那个镇名第一个字有个“汪”，县里老百姓都把这些人叫“汪半朝”。
平衡基础上的倾斜
从副科级到正科殊为不易，县乡干部若想进入县级领导序列，涉及的因素则更为复杂。上述山西省某县政协副主席，从县财政局下放到镇上做副镇长后，先后干过乡长、镇长、镇党委书记。在做镇长和书记期间，她考评经常全县排名第一，“因为没有遇上伯乐，否则早就可以提拔为副县长”。
2011年，她终于等来了机会，当时她已经转为财政局局长。组织部门的规定是：生于1962年上半年的就不能进入县委，她恰好超了几天，便被提拔为政协副主席，官至副处级。
在县直属局中，财政局、扶贫办、交通局、教育局等掌握资源丰富的部门首长，都是提拔副县长的热门人选。上述甘肃贫困县教育局副局长说：“之前几任教育局局长大多数都能到副县级，前途好的话，能当上宣传部长或者统战部长，进入县常委序列。”
“提拔干部总体上是平衡基础上的倾斜。”在河南当过副县长的刘景龙发现，“比如这次组织部门出几个，宣传、纪检部门出几个，要差不多，不能老是你这里出。”
从基层实际情况看，提拔副处级的年龄限制都极为严格。按照中国社科院博士冯军旗《中县干部》博士论文中的调查，“如果到了45岁还没有被提拔为县领导，那么仕途基本要终止了”。
2012年，湖北监利曾经提拔了一个不到30岁的副县长。据了解内情的李思德称：此人是省委组织部跟踪考核的干部，下来后在县委机关里工作，然后直接下派到一个乡镇去当镇长，不到两年就提拔到当地乡镇当党委书记，“他被提拔为副县长并不算特殊”。
与过去被视作配角不同，如今县人大和政协岗位成了热门。广东某地一位副镇长的领导——镇党委书记在正科位置上干满10年后，自动升为副处级。前一段他一直想去区里当政协副主席，但被区管理局局长顶掉了。这位书记今年只有40岁，他的想法是，政协副主席掌握的政治资源肯定不一样，未来依然有机会更进一步，成为副县长或者副书记。
“在中国官场，先要到一个级别，才能去想一个岗位。”刘景龙发现，“真能当上一个副县长非常难。”
副镇长李伟民，距离副县级还有两步之遥，不过他当下的目标还是正科级。尽管暂时失意，李伟民并没有泄气。下次县里换届要等到2015年，李伟民还在等机会。
选派干部到村任党支部书记个人工作总结
2016年5月，按照上级组织要求，作为一名选派干部到村任党支部书记，转眼已有两年时间。在区选派办的正确指导和西涧街道党工委的大力支持下，率领支村两委一班人，以班子建设为重点，以制度规范为抓手，以服务群众为落脚点，按照选派工作六句话目标要求，积极进取，认真工作，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交办的各项工作。现将选派工作总结如下：
1、深入群众走访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
选派工作的任务是实现"六句话"的目标和要求即：加强组织、发展经济、富裕农民、维护稳定、锻炼干部、促进农村全面进步。为此，我展开了一系列的调研走访工作，与村支两委成员、老党员、村民组长、村民代表、老上访户进行沟通、交流，了解制约**村发展的瓶颈问题，听取他们对村里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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