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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演讲

时间:2016-11-12   来源:化妆技巧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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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继伟演讲(一):楼继伟清华大学演讲

楼继伟的说法,其实很容易理解。他讲的是中国政府(或者是按照他的理解或期望)将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来促进未来五到十年的经济增长,也就是如何突破中等收入上限。

他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恐怕不是学术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是泛指能够导致人均GDP在达到发达水平之前进入停滞的各种可能情况。

中国的直接目标当然是不断发展,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完全有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而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大家都明白当今政府的执政根基就在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增长不动了,大青果就药丸。

那么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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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核心的问题的当然是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这个问题,楼的解决方案一点都不复杂:快速提高中下阶层的财富创造能力。把最低端的劳动力用机器替代。也就是说,尽管劳动力减少了,但过去低端劳动力的工作由机器完成,人力资本顺次向更高价值产出的岗位转移。那么劳动力仍然是足够的,也就能保证价值产出能力能够持续提升而不会被老龄化削弱。

这就需要把仍然过剩的农业人口进一步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方案比较大胆。简单地说就是,冒着粮食供给安全的风险,强行进行农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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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生产,至今都是人力密集型产业。进一步释放农业人口,势必造成农业产出下降。是的,精耕细作的亩产是要超过机械化农业的。那么怎么办,楼的方案是从外国进口。他的判断是,短期内国际上不会有战争或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因此粮食可以更多地依赖国际市场。从这个角度讲,前一阵子的土豆主粮化战略恐怕就是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粮食产量收缩。

那么如何释放出农业人口呢?就是土地流转、放弃补贴。土地流转有利于将土地集中为大规模农场。然后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成本收益比自然会将这些农场倒向大机器生产,具体的农产品也就从粮食转向了经济作物。这就释放了农业劳动力。

那么有释放就得有接收。农业如果挤出了劳动力而城市没办法接受,那就会出大乱子,也达不到提高平均价值产出能力的目的。。

要把农业人口彻底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必然是要农民进城。因此进程的农民必须要能享受到城市的待遇。否则,光是农民工子女上学难一条,农民就没办法进城。所以要彻底更改户籍制度。要让农民工能够比较容易地融入到整个城市的基本福利圈子里面去。这也是很吸引人的。

这样,农业往外挤,城市往里吸。劳动力的转移也就顺理成章了。人力从低价值产出的农业转向高价值产出的工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才能持续增长。

合理城镇化,讲的是同一个问题。就是要怎样才能有秩序地把农业劳动力引入到城市里来。既不能把农业劳动力拒之门外,又不能无序涌入,导致出现贫民窟。具体的措施肯定还有待探索,但大方向是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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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土地财政转型。

土地财政在过去几十年里面提供了巨量的城市发展资金。但它的弊端也非常大。这一点早就已经讨论了。

土地财政的根本,就是通过剥削城市新移民,来实现城市的发展。

这就有两个问题。第一,这种政策对新移民是不友好的。从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成本极端高昂。

第二,城市的发展导向越来越不合时宜。既然新移民是城市的收入重要来源,那么很显然,其收入主要来源于新城区的地价升值,那么经营好新城区比经营好老城区更重要。因此公共交通往往只有在能够有效提升新城区地价的条件下才会受到重视。因此楼说:“同样的城市,比世界平均的人口密度低得多,而且交通还更拥堵,说明激励机制不对。”

楼继伟认为,一旦实施房产税,这两个问题就迎刃而解。房产税的根本,在于剥削城市现有居民,从而实现城市发展。

于是,新城区的卖地价格就不那么重要了,这样一来,城市新移民的购房成本就会有所下降,有利于新移民的进入。

第二方面,既然房产税是面向整个城市,那么提升整个城市的既有价值,就变得重要起来。公共交通体系也会开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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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劳动力流动的问题。

要对抗老龄化、促进进一步发展,就要求劳动力能够顺着价值链不断向上移动。这种大规模、高频率的流动,不但是产业之间的,也必然是地区之间的。

除了前述的城市新移民问题以外。还有很多用以促进流动性的措施。

其中一个是全国统一的社保体系。

为什么要有这个?现在的话,很多地方还是这样:你在A城市交的社保,在B城市没办法用。这显然会限制劳动力在两个城市之间流动。所以楼讲“现在(对劳动力)是负激励,不改成正激励”。

只有全国统筹社保,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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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就是要遏制行业集体谈判权和区域集体谈判权,从而避免某一个特定行业或区域过分地攫取收益而导致整个国家发展受阻。这个问题,在劳动力的流动性下降时会尤为紧迫。这是因为,劳动力流动性一旦下降,也就是说行业间劳动力流动减少,那么一些行业的劳动者就会开始考虑通过行业谈判权来加强自己的利益。他们不大会流动到其他行业,自然也就不必考虑其他行业的利益。

楼继伟的意思和新浪那篇文章截然不同。楼显然没有全面否定集体谈判权的意思。

他确是表达了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认为2007到2012年间,农民工工资增长太快。他可能是觉得这会导致经济成长受阻或者什么别的问题。

的确,血汗工厂老板利润就那么点,再怎么用工荒,他也不可能提高工资去招揽工人了。这些厂子只有两条路,一种就是用机器人代替人,还有一种就是关门回家。也许楼继伟认为这两者都不是很好的选择,所以寄希望于工人能够接受低工资。而接受低工资的缘由,可以是增加劳动力供给。不过我觉得他恐怕会失望。这个问题的最终走向,恐怕要么是通过机器人国产化来实现机器人的廉价化、普及化,要么就真的只能把产业甩给东南亚国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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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下来,应该这样说。

楼继伟认为,如果中国现在不做重大改革,有五成可能无法突破中等收入上限。【楼继伟演讲】

要实现突破,就要做出重大改革。

怎么改?

第一,就是要更有效率地配置劳动力。让劳动力获得更好的教育,做更有价值的工作。整个劳动力群体向价值链的更高位置移动。因此要释放劳动力,尤其是从农业释放,即便这要以一定程度的粮食供给风险为代价。楼继伟的判断大概是:短期内没有战争风险,即便是偶尔被国际炒家搞一下,付出的代价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未来中国人口减少,相关的粮食压力也会降低。主要就是要打一个时间差。

第二,就是要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让劳动力能够在行业间、地域间根据市场信息而快速流动。为了这一目的,就要打通户籍、房产、社保等诸多关节。

第三,就是要扩大市场自由度,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出现,能够创新。要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创新了,才能发展。发展了,才能吸收更多劳动力,把劳动力的产出提高。

就发展经济而言,这个策略我认为是可行的,但到底能不能走通,就要看具体的政策措施了。粮食安全能不能保障,农民能不能顺利进城,产业能不能顺利接收这些劳动力,都是未知的。

如果楼继伟的言论确实代表政府的整个思路,那么可以预见中国粮食战略储备很可能会扩大,并进行一定的整顿,司法、社保、户籍等制度会在打破区隔的方向进行改革,鼓励创业将是长期策略。此外可以看出,医改目前没有良好的改革方向。计划生育很可能要从限制生育全面转向鼓励生育。土地流转、大型农场、初创企业将是未来一段时间重要的机会。

楼继伟演讲(二):楼继伟演讲稿

楼继伟: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建立。这种框架有很多方面特征。最关键是两点:一是资源配置基本上由市场决定。除少数基础设施服务价格之外,绝大多数的价格是自由的。计划经济时期以生产指标为标志的国家计划不复存在,代之以五年长期规划。可以说,生产和消费的决策是自由的。由于长期的对外开放和经常项下可兑换,国际市场也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二是宏观经济稳定是有制度基础的。现行税收制度基本是中性的,税收征管非常有效率,财政收入增长非常强劲,财政状况良好。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的职能是健全的。这些制度性因素使我们有能力应对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特征,但我认为这两点是最本质的。因为它们解决了资源配置和宏观稳定,可以实现福利的最大化。

今天中国倒退到过去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可能了。但这个框架还不够完整,例如公平和公正的问题,按中国政府的说法,就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政策性的,比如增加医疗教育环保方面的支出,也进行了一些制度性的改革。中国政府也进一步指出,要继续深化改革。我认为,这些改革必须从体制上、根源上着手,在今后5~10年推出来。

根据我的观察,需要进行的重大改革很多,而今天是国际经济学的会议,我想用国际比较方法的视角看有哪些重要的改革。与主要经济大国对比,我觉得中国有六个制度上的特殊方面,需要改革。

第一,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在这方面,各国体制有差异,但总体看来,基本上是养老社会保障由中央或联邦政府管理,由于医疗保障更为复杂,有的国家由中央或中央和地方政府协同管理,起码可供中国参照的大国都是如此。如美国,其政府办的基本养老保险由联邦政府负责;例如日本,养老保险由中央政府负责,医疗保险则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负责,地方政府在管理方面的责任更大些。而中国目前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负责具体管理、筹资,中央政府给予补贴。

应当讲,抛开管理层次问题,中国当前的养老保险体制本身是一个缺乏自我约束机制、有道德风险的制度,而且不适合中国当前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和快速的城市化过程。统一市场、公平公正都要求由中央政府负责社会保障体制。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养老保障。因此,中国应借鉴其他大国经验,养老保障逐步实现由中央政府直接负责,管理责任要上划。我们原来的养老保障是县统筹、市统筹,2010年已经完成了各省统筹,接下来要做省级之间、区域之间的账户转移。为什么不维持县统筹、市统筹呢?因为不符合经济规律,倒逼着国家往集中方向走,但是越走麻烦越大,因为养老保障制度本身漏洞太大。原来地方管的时候,由于最终由其承担支付责任,所以地方总是想办法控制成本;但是当中央统筹管理的时候,地方就有扩大成本的动力,所以必须首先要设计出有约束机制的社会保障制度。

这就涉及是否采取基金积累制,对此,目前也有很多争议。我认为应实行基金积累制,但宜采取记账式账户,这样的账户,一是有约束,给付与个人和企业支付的积累挂钩。二是适合于个人积累,无论是劳动力在农业或非农业,还是在地区间或其他行业间转移,甚至间

歇性就业,都便于劳动者个人积累。三是有了簿记的账户便于全国流通,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四是有利于代际平衡。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决定代际平衡是必然的,而个人实存账户制使得代际平衡成为不可能。我国目前社会基金余额过万亿元,社会上仍认为是“空账”,实际上是以当期做实个人账户制的观点评价的。如果采用记账式个人账户,可以在总体上做好代际平衡。五是明确政策责任。社会保障实质上是国家强制干预人生财富分布。个人偏好不同,有人信心满满,但投资失败,老年贫困交加;有人谨小慎微,日子过得紧巴巴,老年虽有所养,但人生是另一种失败。由于环境变幻莫测,这两种失败并不是极端,而是比较大概率在人际分布。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这种人生的失败对经济增长也是不利的。所谓国家干预,就是用税收的方式,强制个人和企业将年轻时的财富积累一部分,确保老有所养,从而潇洒一生。无论采取现收现付、个人实存积累还是记账式积累,本质就是,既然是强制性干预,就有责任确保老有所养。

个人实存积累制由个人决定投资,如果出现长期亏损怎么办?智利是最早实行个人实存积累制的国家之一,个人委托经营的特许经营管理人有的严重亏损,但政策责任所在,国家不能不管,只好让经营好的基金去合并失败的,形成另一类的不公平。如果再出现2008年全球股灾导致金融市场大幅下跌,基金大面积亏损怎么办?到最后还是国家来承担。记账式个人账户制度下,个人给付与个人和企业交费是挂钩的,就形成了约束,无外乎国家设定一个保底利率给个人,进而可在严格审慎监管条件下,国家社会保障基金集中投资,而保底利率相当于国家承担最终责任。

医疗保险有些不同,小国常常是国家管,大国往往是中央、地方合管。例如在美国,针对老年人的医疗保险Medicare由联邦政府负责;针对贫困人群的Medicaid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承担,联邦政府建立一个最低标准并提供资金支持,主要的政策制定、管理以及资金筹集由州政府负责。其主要原因是医疗问题的信息复杂程度高,除养老保险所需的个人一般信息外,还遇到医院、药品、不同的疾病等问题,信息管理适用就近原则,因此应以地方为主,中央提供帮助。为什么要中央帮助?因为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一样,涉及人员跨域流动,还涉及医疗资源不平衡问题。如果通过养老保险集中管理,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后,医疗保险跨地区转移所需的主要信息就有了,中央还可以帮助地方补充医疗资源。而工伤、生育、失业保险涉及跨地区流动的情况比较少,由地方管理就行了。目前,全国不到20万人管理社会保障是太少了,可以把这些管理人员大部分划到中央来,地方再发展社保管理人员,管理地方社会保障事务。

至于中央如何帮助地方共管医疗保险,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基本信息的集中,保证信息畅通之下的人员流动,这一点养老保险的信息集中已经提供了相应的基础。二是最低标准的制定。由于医疗保险各地成本不一样,各地可以根据最低标准设定不同标准,但是全国统一的最低标准部分必须是可以接续和转移的。比如说,人员从北京流动到上海,假定上海的标准高,但全国统一的部分必须能转,差额部分可以由个人补上。三是医疗的外部效应很大,国家应该对儿童或者部分特殊医院提供补助。

和养老保险一样,医疗保险如果不解决好,依然会影响劳动力的流动。如果养老保险是信息集中化的,基本信息是有的,无外乎是量化转移其他信息,当劳动力跨部门、跨区域流动时,可以为医疗保险的可接续提供制度基础。

第二,个人所得税改革。

个税问题近几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尤其是其免征额问题。但事实上,当前关于中国个人所得税的讨论,重点应该放在改税制,而不是提高免征额。在税制方面,中国对个人所得,按十一个税项分别征收,就像十一个单独的所得税法。其中,只有工薪所得是累进税率,其他都是比例税,这对工薪阶层并不公平。国际比较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基本上是按综合所得纳税。发展中国家也已大部分实现按综合所得纳税,金砖五国中只有中国是分项纳税,像越南这样学习中国的国家也已实现综合税制。其中,俄罗斯综合税制改革影响很大,主要体现在它不仅实现了综合税制,而且是单一税(flat tax),即税率设计放弃了累进制。

这么多国家采取综合税制不是偶然的,主要是从公平和效率来考虑。相对于综合税制,分项税制不公平,不能根据一个人真正的收入情况综合征税;复杂的分项税制也可能扭曲人们的行为。因此,将来应该转型为综合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目前正式的提法叫分项和综合征收相结合,而只要有综合征收,就会涉及分专项预征最后做年度汇总算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综合税制了。绝大部分国家在实施综合征收时都有专项,比如说对利息所得专项征收,最后汇总算账就行了。

改革个人所得税的税制设计并不复杂,简单地说,就是放宽税基,设定三项扣除,即赡养、抚养、基本生计(主要是购房)等三项扣除,降低边际税率,减少税收档次,加入资本利得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挂钩的那部分不重复征收等。所以改革的难点不在于税制设计,而是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信息征集问题。个人所得税税基控制要求交叉稽核,个人报税之后,再将本年度所得累加起来,按累进税率计征所得税,已缴纳的分项税从中扣除,以及对个人大额支出的信息比对。实际上,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来源比较多元,多地点、多渠道获得收入。在税务部门内部信息要集中,然后还要非税务部门的配合。在个人报税之后,要进行收支信息比对,主要针对大额支出(如买房、买车)和个人所报收入等信息,这需要市场供应方、银行等把信息提供给税务当局。目前,世界上主要国家都制定了相关法律,要求公共部门信息、户籍资料等必须共享,市场参与者也必须提供某些信息,等等。因此,今后国家必须在信息征集方面有相应的立法。这些应该是“十二五”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是征管体制。没有一个主要国家个人所得税不是中央征管的,而中国是地方税务局征管的。在现行征管体制下,一个人出一本书,在广州出版,广州税务局扣一笔,而这个人又在北京报税,如果是综合税制,广州税务局和北京税务局要统一汇算,收入归属问题不容易确定,造成了征管的复杂性。个人所得税应当由国家来统一征管,地方分享部分,可按国税局设定的税基,地方税务局依率征收,地方税率各地可有差别。

第三,户口制度改革。

【楼继伟演讲】

把人分为城乡、地域、不同城市,人口的自由流动是受限制的。户口又与社会保险、住房购买、教育机会相联系,造成不公平、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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