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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郭敬明韩寒对上海的描写
摘要：郭敬明和韩寒现在都居住在上海，韩寒从小居住在上海，郭敬明的大学和事业发展地也在上海，上海对他们都有特殊的意义。本文从这个小点入手，探究“80后”作家代表人物的创作风格的多样化。
关键词：郭敬明 韩寒 散文 小说 上海
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青年创作者，被命名为“80后”，先不究其命名是否精确，回过头来看一看当时的社会环境，此时的中国正热火朝天的进行着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一方面刺激着物质的飞速发展，但反过来，物欲也冲击着一切， 文学逐渐的被冲击到了边缘。作为这个年代成长的青年，他们是被人羡慕的一代，他们没有受到因“政治原因”、“家庭原因”、“愚昧原因”所产生的种种压抑，也没有经历过五六十年代物质极度匮乏的苦难。但是他们经受着另一种孤独、忧郁：独生子女的寂寞，高考升学的压力，理想信念的缺失，及对未来的迷茫。“新概念作文大赛”为中国图书市场培养了大批炙手可热的“80后”作家，韩寒、郭敬明是其中翘楚——一个成为公共“批评家”，一个成为青春文学的“带头人”。
郭敬明和韩寒现在都居住在上海，韩寒从小居住在上海，郭敬明的大学和事业发展地也在上海，上海对他们都有特殊的意义。从对上海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写作风格的差别。
2002年的年尾，我在上海光怪陆离的霓虹下怅然若失，我穿着黑色的长风衣走在灯火通明的石头森林的裂缝里面，走在时代广场苹果倒计时汹涌的黑色人群中，走在时光与时光的断裂处，喝着奶昔，哼着逍遥调，摇头晃脑地对所有面容亲切的人微笑，如同一个小混混。这一切有点像一个梦，一十冗长而斑驳杂乱的梦。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还站在四川的家的阳台上，看着黑色的天空和斑斓的焰火热泪盈眶，而一年后的今天，我已经站在我曾经喜爱的城市的土地上，站在充满奢靡气氛的十里洋场。
——郭敬明《左手倒影右手年华》
《左手倒影右手年华》主要收录郭敬明在高中时期和大学时期的散文，是在喋喋不休地倾诉“后纯真”一代的生命忧伤，郭敬明在这部散文集中多次提到要考上海的大学，从高中到初到上海他一直对上海有无限的憧憬，郭敬明善于用场景的转换来表达情感的变化，用故乡四川和上海的距离之长，一年的时间之短，加上在此之前过分的憧憬，把这一切说成是“梦”。当真正来到上海时，却发现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把上海的建筑比作“石头森林”，用黑色的色调来强调自己的孤独，表面在写上海实际还是在写自己，这是他大学毕业前散文的主旋律。
上海，怎么听怎么没有真实感。那完全就是一个和自己格格不入的世界。弥漫着霓虹灯和飞扬的裙角。倒是想看一看那些老旧的弄堂，正午的日光从各个角度切割着世界的明暗，斑驳而潮湿的弄堂墙壁，打着铃喧嚣而过的三轮车，黄昏的时候有鸽子从老旧的屋顶上腾空而起。这一切所散发出来的甜腻的世俗生活的香味曾经出现在梦境里，像是微微发热的刚刚出炉的糖果。
——郭敬明《1995-2005夏至未至》
本书出版于2005年，此时的郭敬明对上海已经十分熟悉。郭敬明已经善于对上海进行细致的描写，他的描写仿佛是一个用傻瓜照相机拍出来的一张泛黄照片，朦胧而又清晰地反映着上海的一个小小缩影。弄堂是斑驳而潮湿，三轮车是打着铃喧嚣，鸽子在老旧屋顶上腾空，一个细节也不曾放过，构成一张经典的照片。照片不是影片，没有声音，将尘世的喧嚣给隔离开了。郭敬明开始关注老上海的宁静，开始追寻上海原住民的记忆，角度开始变化。
每一天都有无数的人涌入这个飞快旋转的城市——带着他们的梦想；每一天，也有无数的人离开这个生硬冷漠的都会——留下他们的眼泪。
拎着LV的年轻白领从地铁站嘈杂的人群里用力地挤出来，踩着10cm的高跟鞋飞快地冲上台阶，捂着鼻子从衣裳褴褛
的乞丐身边翻着白眼跑过去。
写字楼的走廊里，坐着排成长队的面试的人群。
星巴克里无数东方的面孔匆忙地拿起外带的咖啡袋子推开玻璃门扬长而去，一边拿出咖啡匆忙喝掉，一边小心拎着赶往老板的办公室，与之相对的是坐在里面的悠闲的西方面孔，眯着眼睛看着《shanghai daily》，或者拿着手机大声地笑道"What about your holiday?"
外滩一字排开的名牌店里，服务员面若冰霜，店里偶尔一两个戴着巨大蛤蟆墨镜的女人用手指小心地拎起一件衣架上的衣服，虚弱无力，如同摸到毒药一样只用两根手指拉出来斜眼看一看，在所有店员突然容光焕发像借尸还魂一般想要冲过来介绍之前，突然轻轻地放开，衣服"啪"地荡回一整排密密麻麻的衣架中间。
——郭敬明《小时代1.0折纸时代》
《小时代》的出版时间，是郭敬明在上海从事编撰期刊《最小说》的黄金时期，带思维的观察是透过现象去看本质，他逐渐发现了隐藏在繁华背后的黑暗和腐朽，但同时又沉浸其中。对上海的白领的描写，既写了他们生活的艰辛，又写了他们生活的冷淡，第五段中多次出现数字“一”，来突出都市生活的模式单一。这也反映了郭敬明现在生活状态，每天为《最小说》赶稿子和阅稿件，都市工作压力倍增，甚至出现过编辑们集体出逃释放压力的事。
郭敬明善于对环境进行细致的描写，而韩寒则背道而驰。他是凭感觉去描写环境的，不刻意去营造美的环境氛围。他认为写文章就应该真实地反映生活，正如他在《三重门》后记中所提到的，生活何来如此多煽情的美景，何来如此多美丽的巧合。他不注重对环境的渲染，更擅长运用对比手法描写环境，以此引出议论。
上海的湖泊大多沾染上了上海人的小气和狭隘。造物主仿佛是在创造第六天才赶到上海挖湖，无奈体力不支，象征性地凿几个洞来安民——据说加拿大人看了上海的湖都大叫“Pool!(水池)Pit（洞）!”，恨不得把五大湖带过来开上海人的眼界。淀山湖是上海人民最拿得出门面的自然景观，他已经有资格让加拿大人尊称为“pond（水塘）”了。
——韩寒《三重门》
在韩寒的作品中几乎没有“自然景观”的描绘，即使有，那也被作者赋予了“人工化”的特征，作者总是以一种嘲讽的口吻将它展现出来。他在上面的描写的中，没有正面去勾勒上海的湖的形象，却用了美国五大湖来作对比，以此形容上海湖的小。而且韩寒对于上海的描写都有他独特的用意，是为他的评论作铺垫的。韩寒的书一般都在讽刺、评论当下社会，这在他描写上海时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个体现。上海的湖很小，是“沾上了上海人的小气和狭隘”，并不是诗情画意，上海人的眼见浅，加拿大人要“恨不得把五大湖带过来开上海人的眼界”。可见韩寒对于他见到的上海，自有他自己一番独特的见解。韩寒从小在上海长大，他比郭敬明更熟悉上海人的弱点，在上海题材的选材上比郭敬明更加开阔一点。他创新而又叛逆的性格绝不允许他与别人一般公式化的描写。
一个月以后她去墨尔本留学念高中,在悉尼转机的时候遇见以前的同学，大家看见居然没有打招呼。如果在上海这是可以理解的。
——韩寒《像少年啦飞驰》
上海人为人处世精明世故、人情淡漠，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人与人的关系被工具化、功利化，所以在作者的笔下也就成了“无数的生物”。上段中老同学相见却形同陌路，这种现象“在上海是可以理解的”，可见人情淡漠与势利已经成为上海人普遍认可的交往准则。韩寒一针见血地描绘了现实中的上海生活，所用语言有时比郭敬明少得多。
参考文献：
[1]郭敬明．左手倒影右手年华．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郭敬明．1995-2005夏至未至．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
[3]郭敬明．小时代1.0折纸时代．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
[4]韩寒．三重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5]韩寒．像少年啦飞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美妙的比喻5
2015-10-18
《战后嘉年华》——木心
几年前《雄狮美术》编辑先生来纽约时，兴奋而恳切地邀我写点“中国近代美术史”那样的东西，我语焉不详地道了数则苦衷。编辑先生慰勉有加、色辞动人，似乎是非写不可的了。然而真要投入作业，那便得：
制高点破共识事解构臧否人物„„
好一役大阵仗。盖治美术史，其实与修国史的原则并无二致，通之也罢，断代之也罢，总归要：
别嫌疑定犹豫明是非善善恶恶„„
事情十分麻烦，而且，政治上倒可不以成败论英雄，艺术上则非得以成败论英雄不可。“意识形态”云云，已是强弩之末。可怕的“媚俗的潮流”（Tide of Kitsch）早就成了集体潜意识，这种“史”呀“论”呀的大块文章，最惹眼，容易触犯潮神和弄潮儿。对付“俗”，明哲的态度是：你媚，我不媚，你有四面楚歌，我有三千弱水。生逢商品社会文化工业的盛世，谁家出了良史之材，可去记记日记，或两三子晤言于一室之内，私下自还公道，愿亦足矣。
于是，决定不担当“大题目”，心弦为之一松，而稿约不可不偿，便改道写写我所隶属的那代人中之美术青年们，是怎样嚣骚浑噩过来的。所见有限，且故意自限，悄然避开当时或后来号称“大师”“名家”之流者，否则又要涉嫌“中国近代美术史”了——吾祖籍绍兴，暂贻“会稽鸡，不能啼”之讥，是颇为剀切的。将来呢，要啼也得别有个啼法。
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
鱼丽之宴附录日本侵占中国江南，始时国民纷纷逃难，到了全部沦陷，人们又各回故乡，谨慎苟且度日，忙于对付各种苛捐杂税，脸色凝重，道路以目。大小城市百业萧条委顿，偶有伪饰的繁华，所谓“共荣圈”的骗局把戏，显得力不从心，心不从力。被侵略者与侵略者都渐渐知道局面既长而不会维持太长，你的好梦就是我的噩梦，那么你的噩梦便是我的好梦，一种八年变得又僵硬又软靡的等待心情，弥漫整个江南。乱世必有的普遍的虚幻感，使“时值非常，一切从简”成为那年月最流行的礼节性的托辞。自然景象虽则四季如仪，而清明节扫墓，同时祭奠为国捐躯的阵亡将士，中秋节赏月，家破人亡能有几处称得上团圆，山川卉木都一色惫顿恍惚，是人的心情的投影吧。而我的年龄规定我没心没情，天资鲁钝，稍遇凶衅便如鱼失水。也因为我已一厢情愿地沉湎于艺术的水里了，可是我还没有鳃，只宜浮氽在雾气的梦想里。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那几年，中国江南风调雨顺连岁丰登，市场一派旺相。每当春秋佳日，坐划子游西湖，温拂面，波光耀目，那清秀恬静的白堤上，艺专学生正在写生，A字型的画架，白的画衣，芋叶般的调色板，安详涂几笔，退身看看，再上前，履及剑及，得心应手——在我的眼里，我的心中，这便是陆地神仙。很可能当时我所看到的是个混迹艺专的蠢材，那张风景写生画得一塌糊涂，然而我坐在船中，看到的是画架画板画箱画衣，以及那张玲珑可爱的帆布三脚凳„„
我家坐落于幽僻的水乡古镇，难得随长辈到都市来游览。自幼只可能在纸上用水墨写写梅兰竹菊，若要以五色油彩借麻布表现湖光山色，这辈子，太渺茫了。然而儿童心理匪夷所思，会将其渴欲得到的东西，置于不合常情的高度难度上，假装畏惧退却，激起满心冤愤之气，看吧，我一定要在西湖的白堤上撑起三脚架，手托调色板，风吹画衣——儿童的虚荣心结实有力，青春呢，一上来就是反叛，反叛什么是不知道的，况且那光景青春还没有来，鱼还没有鳃。
童年的我之所以羡慕画家，其心理起因，实在不是爱艺术而是一味虚荣，非名利上的虚荣，乃道具服装风度上的兴趣的虚荣，因此仍可还原为最低层次的爱美。西方十九世纪的音乐家、诗人，起初打入我心坎的也是郁茂的鬈发，百合花瓣似的大翻领，瀑布般的围巾，紧身而洒脱的黑外套，认为只要长得稍稍有点像他们的模样，再加上如此这般的一身打扮，那么，作曲写诗是没有问题的。
十多岁时读《文天祥传》，读到“自奉甚丰”，觉得很投契，读到“轩眉入鬓，顾盼晔然”，觉得很漂亮，很喜欢他，再读到他年轻时有一次走进宗祠，看到先祖们都曾有官衔有封赠的称号，他叹道：“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我便感到索然无趣——一是我的年龄使我不向往“俎豆其间”，二是我生性顽劣，本能地感到功名富贵很麻烦，勿开心。古代的英雄豪杰似乎在童年就非常自觉，真是这样的吗？即使到了现在，我仍然怀疑都是成人灌输教唆出来的，我也仍然相信小孩子只有虚荣心，一直要虚荣到深感虚荣乏味了，才转向追求光荣。
故乡先遭轰炸、炮击、烧杀奸掠，后来就沦陷了，由汪伪政府组织的“维持会”来撑局面，百姓过的是近乎亡国奴的生活。我们小孩子唯一能做出的抵抗行动是，不上日本宪兵队控制的学校，家里聘了两位教师，凡亲戚世交的学龄子弟都来上课，毕竟没有一般小学中学的热闹生动。我就愈加偏爱于绘画、看课外书。画，已是“西洋画”，素描速写水彩，书，是“五四”以来成名的男女作家的散文和诗，以及外国小说的翻译本，越读越觉得自己不济，人家出洋留学，法兰西、美利坚、红海地中海、太平洋大西洋，我只见过平静的湖。人家打过仗、流过浪、做过苦工、坐过监牢，我从小娇生惯养锦衣玉食，长到十多岁尚无上街买东西的经验——尽管这样地惭愧绝望，还是贪看别人精致豪放的生活，心里嫉妒得发慌，却也羡慕得恭而敬之，只指望战事快快结束，出洋留学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一旦大学毕业，毋需任职做事，闲在家里当然不如漂洋镀金。日本太寒酸，美国太粗俗，要去总归去法国巴黎„„十多岁这个年龄的特征是自卑、妄想，无人处的高视阔步，有人处的沉着寡言笑，实在都是聪明不起来的大志若愚，这样的一个无知无能的少年终于离开故乡小镇，到浙江省会杭州市来了。„„
节选自木心《鱼丽之宴》
古代的英雄豪杰似乎在童年就非常自觉，真是这样的吗？即使到了现在，我仍然怀疑都是成人灌输教唆出来的，我也仍然相信小孩子只有虚荣心，一直要虚荣到深感虚荣乏味了，才转向追求光荣。
后来才知道起造校舍的年代。斜桥一带确是树木葱茏、小河流水，迟来者只好俯首认命，命中注定要在人间地狱中追求艺术天堂。
校舍，正面看是一幢相当宽阔的四层西式大楼，无奈临街，显得商业气，黑漆的铁栅门颇为威严，我跨进去的刹那，心想：这是我的艺术之门，门外汉的阶段就此结束。抬头又眺见里面的照壁上设有长龛，水泥塑出一个“美”字，由肥肥的十二只尖角组成，校徽便采此为图案。
这样便成为上海美专的一年级学生，从此日益明悟最不懂美术与美术最无缘分的人，都是在美术学校里。
那时的所谓“西洋画专修”，上午一概是实习课，从石膏素描渐进到人体素描及油画创作，其他如水彩、粉笔、速写是间隔性的穿插。下午，理论课，美术史、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生意清淡，因为翻翻书就可以应付考试，而教师讲讲就讲到物价高、薪水低、老婆又要生孩子，劝大家不要学艺术。实习课的风气则不然，我至今还留连那时候的学生的生活习惯，晨起盥洗，早餐既毕，换上浆洗一清的衬衫（多数是纯白），打好领带，擦亮皮鞋，梳光头发，挟着画具健步经长廊过走道上楼梯进教室，教授总是先在那里了，衣着更为严谨。我们的C教授终年一身黑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无懈可击；薄型皮鞋和狭边呢帽，一望而知是法国带回来的；右手无名指上白金的钻戒款式古雅，巴黎十年养成的飘逸深沉，先成了我们的楷模。课间休息时，我们拿出画册来请C教授品评讲解，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分别等级毫不假借。他认为胆大：大画家，胆小：小画家，使我们这群男孩女娃气壮神旺、自负日高，而论素描基础之奠定，他又说画桃子要连桃的茸毛也画出来，大家又为之瞠目结舌。
同学们，来自各地的青年，说是鱼龙混杂，好像只见鱼而没见龙，鱼则类别多矣。
他姓谭，名正明，当时我钦佩感激非常，到底是上海人，如此委婉大方，再看他的发型打扮无疑是超潮流的，后来日子久了，虽然他的热诚始终一贯，而我觉得他不是在学艺术，是在学艺术家。另外如姓徐的小猫、姓姚的野猫、姓王的锅盖、长脚的黄沙、涂脂抹粉的魏贤，都各有仪态风调，可见先是地灵，然后人杰，把我这种浙江来的嫩头比得黯然失色。尤其是那位外号“强盗王”的郭姓者，更使我心惊肉跳，只见他头发蓬勃、颊须鬈曲，而且也戴小小的椭圆眼镜，活像舒伯特，来校时总是怀抱一叠乐谱，身材魁梧，神采飞扬，直觉得十九世纪卷土重来，于是他闪入琴室，大把大把地猛敲键盘；他还写诗，笔名“奥耶”，自费印了一本集子叫《葱色的山群》，用红丝带缬起来，我诚惶诚恐地开读：
突然我对这些海派人物的景仰羡慕一起垮掉了——本地帮的同学未必是本地产物，不过是生活在上海的日子久了，或者其家庭已经落地生根了。租界上数十年殖民地的洋风欧雨，再加日本人占领前后的“孤岛”妖雾，使年轻一代成为浮离实际的梦游者，他们不爱“艺术”，只爱“艺术家”，似乎艺术家是可以脱开艺术而独立的，比我儿时的虚荣心还要空中楼阁、全无根蒂，看着他们的健美活跃、顾盼自雄，我一个也不想接近。
与“海派”的轻薄花俏相比，此类“文艺工作者”就显得朴实正经。他们较年长，有相当丰富的社会经验，因而深谙人情世故，看准中国将要“大变”，他们选择
的是“大路”，无疑算得是胸怀“大志”的了，他们自有驾轻就熟的生活方式，几个“自己人”聚在寝室里，男的旁边是女的，女的旁边是男的，差不多全属同乡，抽烟，打趣，一碗阳春面你吃一口我吃一口，葱油大饼我半只你半只，烟雾弥漫，人形东倒西歪„„万一你有什么事找他们，敲敲房门，里面就轰然大笑，认为外面敲敲门里面说“请进”是“资产阶级”，而他们自己是直闯别人的寝室，根本不先叩门，以示与“资产阶级”决裂。
学生时期最宝贵的是“无忧无虑的心情”，青春都具有不知从哪里来的“锦绣前程”的保证，谁都是天才、准天才，天才的偌大的萌芽，艺术殿堂门户洞开，隐隐望见其中有自己的位置，我们真是把“人生”误作为一场音乐会了，哪里就想得到不出五年十年，自己要为“艺术”而身系囵圉、而绝望投海。我们被那些演奏家、指挥家骗了，被“兰心”朦胧的烛形壁灯、铃兰和康乃馨的甜香迷了心窍。但是，当时只知“艺术”使人柔情如水，后来浩劫临头，才知“艺术”也使人有金刚不坏之心，每次音乐会终场出来，夜深街静，满身的音符纷纷散入黑暗的凉风中，肉体在发育时期感到肌腱微微胀痛。智力在充实催酵，也有微微的胀痛，别人从音乐中得到什么我不知道，我得到的是道德勇气，贝多芬曾经用文字直白说出来的。
上海的私立学校，社会舆论称之为“学店”，校长是老板，教师是职员，学生是顾客，名义是“作育英才”、“读书救国”，实质是谋利敛财，误人子弟。理科工科文科的私立大专固泛泛如此，上海美专虽不例外，而我却十分赞赏它的传统作风，那就是：虽然没有什么可容可包却俨然兼容并包，虽然无所谓学术自由你完全可以学术自由，就是由你自己去好自为之，这倒不期然而然地遵循着蔡公孑民先贤的遗箴。对于顽劣成性散荡成习的我，天时地利人和足够足够了，我在上海美专所享用到的“自由”，与后来在欧美各国享受到的“自由”，简直天海一色，不劳分别，如果你有一分才具，那么再加一分自由，别的还要什么呢？美术学校的概念是画室、图书馆、宿舍、食堂、卫生间，就好了，教师的话中听则姑妄听之，不中听的他自己听，“自由”，就是谁也别奈何谁。三年五载生息其中，是一枝玫瑰便会开玫瑰花，园丁的脸是不像玫瑰花的，所以我至今还在喜欢还在感激上海美专，那光景，学生奇装异服、玮意琦行，一概不遭物议，迟到缺课只要缴足学费安然无恙，大意是：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校长教授就此特别显得慈眉善目、神闲气定，师生相敬如宾，宿舍简陋，食堂寒伧，那你可以自己去租房，可以上白俄开的小西餐馆，或者说到底，学生时期的艰辛是必修是“天降大任”之关键一课，缺了倒是难补的。
一壶咖啡，一袋邻近的泰康公司刚出炉的体温犹存的奶司饼干，灯光安谧，作为战利品的诸大画册平平摊开，外面是菜市路，老式有轨电车价响，嘶嘶地驶过，严闭的窗户使大都会的市声营营然和悦可爱，意味着俗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必要性。这两间立满书柜阴森屋子，常由我一人独占，我亦只亮一盏灯，伦勃朗的亨德里克耶（HendrickjeStoffels）凭窗相望，柯罗的树梢如小提琴的运弓，塞尚的苹果一副王者相，基里柯的木筏欲沉不沉。本地的走读生回家吃好饭好菜去了；“外地帮”要么在寝室里开下流玩笑，要么混迹游乐场，“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等等；“职业学生”拉胡琴，喝五加皮，洗脚洗袜子；“文艺工作者”有的去探望已婚的未婚妻之类，有的参加协会的讨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极为重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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