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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员多少岁退休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王一，原题为：《古代官员的延迟退休：《礼记》记载称70岁才退休》 如今，“延迟退休”这个话题，在社会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
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古代，延迟退休同样富有争议。
中国古代的退休制度是啥样
古代退休年龄是几岁?朱元璋颁令“文武官员六十以上者”皆“致仕”。
退休一词，最早见于唐宋，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复志赋序》中有“退休于居，作《复志赋》”一句，《宋史·韩贽传》上也说：“退休十五年，谢绝人事，读书赋诗以自娱。”官员退休后，国家为了使其老有所安，还会发放一定的退休金，金额的多少与其官职、功绩和皇上的恩宠程度有关。 我国是规定退休年龄较早的国家。《礼记·曲礼(上)》中有这样的文字：“大夫七十而致事”，这说明早在周代便规定了退休年龄。70岁退休，其实是约定俗成，到南北朝时期的南齐武帝永明七年(公元489年)，这一人事制度才有了法律内涵。时御史中丞沈渊表奏：“百官年老七十者，皆令致仕。”
退休年龄发生变化出现于明朝。朱元璋(明太祖)当了皇帝后，对旧的人事制度作了较大调整，其中规定了新的退休年龄。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二月，朱元璋“命文武官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退休年龄提前至60岁。
五年后，即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八月，朱元璋又出人事新政，将相当于今部队、警察系统的中下级官员退休年龄提前至50岁。此即《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四)中所记，“命内外指挥、千、百户、镇抚，凡年五十以上者许以子孙代职。”
但朱元璋规定的退休年龄在明代200多年间并没有一直贯彻下去，朱棣(明成祖)登基后即恢复“70岁退休”古制。此后不断反复，但明代退休年龄基本上是60岁以上。
在明代朱樘(明孝宗)当皇帝时，还出现了类似今天“内退”的规定，凡主动提出退休的官员，没有年龄限制，即使40岁提出退休也会被批准。
“延迟退休”的争论历朝历代比比皆是
古代虽有关于退休的制度，但制度归制度，许多时候，各朝皇帝们都颇有弹性，并不怎么按制度办事，官员到了退休年限，皇帝照样强制延迟。如元朝的郭守敬，年逾古稀屡次申请退休，但就是得不到批准，最终86岁时死于任上。
这样的例子在历朝历代比比皆是。于是，延迟退休的争论随即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在不断的争论中，正反两派各持己见。
觉得延迟退休合理的官员认为，最好实行终身制。这些古代官员的理论依据是，“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也就是说，我给皇帝干活，皇帝给我发工资，公平交易，一辈子不反悔，直到老死都可以。后来又出现“文死谏、武死战”的说法，总归都没有脱离一个“死”字。“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劳动合同最好没有期限。延迟退休，或不退休，才能既显荣又得禄。 唐德宗时的宰相崔造，原本退休了，但退休生活让他觉得“居闲躁闷”，于是常对子弟感叹：“不得他诸道金铜茶笼子物掩也。”意思就是，退休不能“显荣”了，趋炎附势者不上门，他很难承受这种失落感，终于耐不住寂寞，又复出继续工作。
清朝光绪时，广东南海有个九品官俞凤书，家人多、负担重，年过80岁还在巡检职位上卖老命，为的就是“得禄”。让老干部累死在岗位上肯定不妥，但如果逼他退休，又是断了他一家人的活路，也不妥当。于是上司帮他想辙，安排他署理全省有名的肥缺——征收“渔税”，攒一笔外快回乡养老。终于，俞老在这个署理期内赚了不少银子之后，才同意退居二线。
而持反对意见的官员们则要求，一切都应该按照制度来。
这些官员的理由主要有三条。一是工作到了一定年限，身体会生病，就应该退休颐养天年；二是如果不按照退休制度执行，那么早前制定的制度就会失去公信力；三是在退休后，老官员们有大把的时间读书写作，可以“卒老于文字之间”。
东汉著名经学家张禹，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当过“太子师”，并做过太傅、丞相等官职。到了退休年限，他曾多次上书“数上疾乞身”，请求告病还乡。但谁都知道，他的“告病”只是借口，“正其法”才是本质。尽管“帝遣人问疾送药，强留”，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皇帝强制官员继续工作的做法，终于在永初五年(公元112年)顺利退休。
魏晋时期，扬州从事史(相当于现在的纪检工作者)何子平也反对延迟退休。他的母亲住在会稽，已有80岁的高龄了，按照规定，儿子应退休回家奉养老母。主簿顾恺之劝他别退，何子平不肯，说：“我们当干部的不能带头损害制度的公信力。”顾恺之又建议他回会稽后，在县政府求个公职，既有俸禄可取，又方便就近奉养母亲。何子平还是摇头，认为不能做这种投机取巧的事。何子平退休后，“既归家，竭身运力，以给供养”，即完全靠体力劳动养活老母和自己。
唐代韩愈则认为，延迟退休不利于读写：“退休于居，作《复志赋》。”宋代的韩贽也以实际行动支持韩愈的意见：“退休十五年，谢绝人事，读书赋诗以自娱。”
南宋孝宗时，有个尚书郎鹿何，他反对延迟退休的做法更为尖锐：刚过不惑之年就提前退休，回家后在堂上挂了一块匾，书“见一”两字于其上。这两字出自“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的典故，意在讽刺那些嘴上说退休、私下里却支持延迟退休的人。鹿何反用其意，表明心迹，可谓旗帜鲜明，另辟蹊径。
拒绝退休，因为退休后会出现生存上的尴尬事
现在许多人之所以对延迟退休有议论，是因为担心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达不到预期，不能保障退休后的生活。在古代，“职工”则是因为养老金缺乏保障而拒绝退休，其中不乏一些退休后出现的生存上的尴尬事。
汉朝的宋均，从小就“好经书，通《诗》《礼》”，15岁入仕，曾官至河内太守，退休后靠跑到颍川去做客座教授，靠为学生讲学维持生计。还有世代都是郡吏的孟尝，在合浦太守任上因病退休，因为没有收徒讲学的本事，只能下田耕作。有个在京师做尚书的同乡向皇帝推荐他重新做官食俸，皇帝不理会，于是孟尝做了大半辈子的自耕农。
唐代的例子更多。如孟郊贾岛都以诗风清峭瘦硬齐名，有“郊寒岛瘦”之称，又都是在副县职任上退休，最后都因生活无着、贫病交困而死。韦应物因病从栎阳(今陕西临潼)县令任上退休后，因没有住房，便只能借住长安西郊的善福寺苟延残喘。还有名列“初唐四杰”的卢照邻，在新都县尉一职上退休后，寓居太白山的一个草屋，穷困潦倒。卢副县长没有家底，又没有养老金，全靠朝中显宦不时送来药品衣物，才屡次渡过难关。
小官也就罢了，在宋仁宗时期做过宰相的杜衍，退休后同样因为没有养老金而非常困顿。杜衍为官清正，一生“不殖私产”，退休后没有住宅，便长期借居南京(商丘)车院(教习驭车技艺的单位，近似后世的驾校)，直到去世。
这种情况直到明朝时期才得到改善。明初规定，三品以上官以本品致仕；四品以下并现职任满三年而无大过者，可升一等致仕；若有过而不称职者，以原级致仕。
致仕官在礼仪上受尊重，在宴会、祭祀等活动中，仍享有该品的礼遇。明初执行“仕官食原俸”的规定，但不久就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不领取俸禄、但享受本品豁免赋役的权利。如果家中实在贫寒到不能生存，则“有司月给米二石，修(终)其身”，退休官员的生活基本得到了保障。之后的清朝也基本延续此种制度。
大部分官员自觉请辞，有的甚至年龄还不到，也主动让贤
然而，大部分历朝官员一到退休年龄都自觉请辞，有的甚至年龄还不到，也主动让贤。在古代，提前告老还乡的情形并不罕见，只要官员提出申请，皇上一般都会恩准。明弘治年间，明孝宗就曾专门下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俱令致仕。”古代官员们提前退休的原因主要是身体情况欠佳，如唐代开国名将李靖，因伤病缠身的缘故，提前在64岁时就“告病还乡”，被皇上恩准。 当然，也有一些官员提前隐退是为了规避政治风险，比如范蠡，他辅佐越王勾践成功剿灭吴国，一雪前耻，但他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是该急流勇退的时候了。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携带金银细软，率领家属和仆从，驾一叶扁舟泛于江湖，成功跳出了那片是非之地，实为明智之举。明朝的开国功臣刘基，辅佐朱元璋平定天下，但他并不居功自傲，也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于是在洪武四年，他刚满60岁就要求退休，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表明心志：“买条黄牛学种田，结间茅屋傍林泉。因思老去无多日，且向山中过几年。为吏为官皆是梦，能诗能酒总神仙。世间万事都增价，老了文章不值钱。”朱元璋很高兴地派人把他送回了家乡，还给了不少赏赐。
还有一些官员提前退休是因为自己本就无意于功名利禄，比如我们熟悉的陶渊明，一生向往田园生活。还有南朝梁代的陶弘景，36岁便提前退休，自号“华阳隐居”，过起了逍遥的隐居生活。梁武帝即位后，派人请他出山做官，陶弘景便画了两头牛，一头牛悠闲自在地吃草，另一头却被人套着笼头，牵着鼻子鞭打驱使，他还在画上写了首诗：“眼前流水自悠悠，歇卧偷闲恋绿畴。笑看金笼牵鼻去，等闲落得用鞭抽。”陶弘景借画和诗表明自己归隐山林的决心。
梁武帝一看，深知其意，虽没有请他出来为官，但梁武帝还是经常以书信方式请教朝廷大事，因此陶弘景还被人称作“山中宰相”。
正所谓“无官一身轻”，清代乾隆年间的“刘罗锅”刘墉被我们熟知，他退休后曾写了一副对联：“粗茶淡饭布衣裳，这点福让老夫消受；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由儿辈担当。”悠然自得之情一览无余。当然，退休也并非人生的终点，而是崭新生活的开端，如今老百姓们退休后或接送孙子，或写诗作画，或遛遛家雀，或拉拉二胡，或发挥余热，或游遍河山，忙得也是不亦乐乎！
从普通科员到省部级领导——中国官场升迁之道.txt52每个人都一条抛物线，天赋决定其开口，而最高点则需后天的努力。没有秋日落叶的飘零，何来新春绿芽的饿明丽？只有懂得失去，才会重新拥有。从普通科员到省部级领导——中国官场升迁之道
一个官员如何从普通科员到官至省部?其中关键因素是什么?哪些环节最重要?什么样的官员又较容易被纳入培养程序?“经验型”官员与“专业型”官员的优势和劣势何在?机关官员与“地方诸侯”的升迁之路,又有何异同?
一个官员如何从普通科员到官至省部？其中关键因素是什么？哪些环节最重要？什么样的官员又较容易被纳入培养程序？“经验型”官员与“专业型”官员的优势和劣势何在？机关官员与“地方诸侯”的升迁之路，又有何异同？
南方周末试图通过勾勒出首都之地的官员升迁规律，以此作为地方官员成长的城市样本，进而折射出中国官员的普遍升迁法则。
北京当下正在进行该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局、处级官员公选，所涉及职位高达两百多个。引人瞩目的是，有三百多人竞争市发改委副主任一职。
而此前的四个月内，北京刚刚任免近四百名局、处级官员，这也是北京近两年来最大规模的官员人事调整。不到半年，对于北京政坛来说，至少涉及几千名官员或喜或悲。
“集中调整官员和大规模公选，体现了首都发展定位对官员转型的现实要求。”从事官员培训三十余年，与北京各级官员长期接触的北京市委党校教授张勤说。在眼花缭乱的官员动向背后，一个由来已久的疑问是，中国官员的升迁之路到底遵循什么样的法则。
一个官员如何从普通科员到官至省部，甚至更高一级？其中关键因素是什么？哪些环节最重要？当下什么样的官员又较容易被纳入培养程序？“经验型”官员与“专业型”官员的优势和劣势何在？各自遵循什么道路？机关官员与“地方诸侯”的升迁之路，又有何异同？
南方周末记者对北京近400名官员的履历进行了分析调查，并采访了长期从事官员素质和能力研究，关注其成长规律的北京市委党校专家。南方周末试图通过勾勒出首都之地的官员升迁规律，以此作为地方官员成长的城市样本，进而折射出中国官员的普遍升迁法则。【中国现在有多少官员】
初始：什么样的人有优势？
北京市委党校教授鄯爱红长期关注官员成长规律问题，在她看来，官员的成长主要受制于组织因素(组织部的干部培养机制和干部政策)、社会环境(比如文革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对官员的要求各异)和个人素质三方面的因素。就个人因素而言，除了品德和能力的因素，年龄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硬线。“此前北京历次公选，副局级官员的年龄界限为45岁，但今年放宽至48岁。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张勤说：“从官员的履历中可以看出，北京一个正厅局级官员(作为直辖市，北京的级别是省部级，各市属委办局正职和区县党政正职都是正厅局级)升至此级别时平均年龄大概在45岁左右，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平均花费的时间是25年多一些。”
事实上，作为佼佼者的正局级官员们，在这其中的25年中，大多在每个阶段都能在合适的时间完成所需的跳跃——比如说，在从副处升正处的时间上要尽量缩短。
按照干部任用的规定，从普通科员升至副处大约需要12年左右。鄯说，此后出现了一个分水岭——能否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非常关键，因为，这往往意味着这个官员是否能在有条件升迁的情况下确保年龄不过线。通常，如果一个官员能在3—4年内由副处晋升为正处，那么他由正处升为副局、正局的空间就较大，而如果由副处升正处的年限太长，那么再进一步升迁时就可能遇到年龄的瓶颈。
显然，在现行的“逐级提拔”制度体系内，“小步快跑”是升至较高级别的不二法门。南方周末根据公开资料统计，现任吉林省委书记的政坛新星孙政才就是从北京“小步快跑”脱颖而出的官员。他先后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和顺义区任职，仅用15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副科到副部(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的七级跨越。
当然，对于大多数北京官员而言，在仕途上需要更多的耐心。
但上述专家的研究表明，一个官员的仕途是否顺畅，有一些初始的标准可以衡量。比如说：早参加工作，早入党都是能晋升到高级别官员的有利条件之一。南方周末所调查的样本官员履历中，升迁顺畅的官员很多在20岁左右就已经参加工作，而且党龄都颇长。而官员在起步阶段，越是能够在年轻的岁数而升至较高的级别，往后就越能区别同级而拥有年龄优势，进而实现良性互动，进入“小步快跑”的“车道”。
此外，足够的学历也是必须的，鄯爱红说，“与10年前相比，北京官员的知识水平和学历层次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无论是先前获得还是职后进修，现在北京市的局处级官员中，研究生以上学历就占了一半以上，还有相当一部分博士研究生。”
起步：机关有速度，基层有后劲
一个北京官员如果具备上述条件，只意味着初始优势，对官员来说，此后的关键则是基层经验。
尤其是担任正职的官员，基层经验几乎是不可缺少的，而组织部门对官员综合能力的培养亦越来越重视。北京市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成长规律调研组所做的《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的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市官员自己认为的晋升最有效的几种途径是：进行基层锻炼、增强个人修养、提高群众威信、轮岗交流和争取领导重视。基层锻炼还排在增强个人修养和争取领导重视之前。
而基层主要指的是位居区县有机会负责“全面工作”的官员。在北京的代表是乡镇的党委书记。“区委书记很多都有过乡镇党委书记的经历。”鄯爱红说，和基层官员相对应的，是各级委办局这样的机关官员。
由于工作性质迥异，委办局官员和区县官员也显示出不同的特质。“一个官员在机关工作，只要踏踏实实，在本系统升迁至处级干部只是早晚的事，只要没有大毛病。”张勤说，而区县乡镇官员不一样，“思路要开阔，要能解决复杂尖锐的党政、财政和社会问题，包括能跑项目，
跟上面的职能部门要熟悉，还要有群众基础。”“年富力强”、业绩突出的乡镇书记在升入区县领导班子之前，往往会调任到少数重点乡镇任党委书记，这通常是培养的征兆。“大乡镇经济基础好，场面大，官员获得锻炼和提高的机会多。”张勤说。
而自乡镇调任区县的委办局，则可能是因为年龄偏大，“一些乡镇党委书记岁数大了，会调任区局当正职。因为委办局工作范围清晰，规范性强，相对轻松。”张勤说，这既有充分使用他们的“成熟”之意，也不无尊重“养老”之意，日后多从职位上退休。但对市局的机关官员来说，调任区县或委办局，则通常是提拔“培养”。
虽然基层经验颇为重要，但若仅以速度论，专家认为在从普通干部升至正处官员的阶段，市直委办局的官员在升迁速度上较占优势。因为区县“僧多粥少”——官员众多而职位相对少，而市属委办局的单位人数则相对少，但职位不少。不过也有特例，比如一些专业性过强的部门，系统外流动不多，官员相比而言难以很快升迁。而比较“普适性”的委办局官员，则比专业部门更容易在岗位“流动”中升迁。
但机关的处级干部，如果不补上基层经验这一课，就不容易有上升的空间。鄯爱红说，特别是官至副局级之后，拥有基层经验的官员则会有更大的升职优势。
“就区县来说，还有一种现象是，一个地方的官员稳定，往往地方经济发展就快，本地官员也鱼贯而起。”张勤说，“而某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官员更容易攀比、计较，也就越发难以产生出心量大、眼光远的官员，既然本地缺乏，就只能从外地选派，这就减少了本地官员的升迁机会”。“相反，一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前后任发展思路有效衔接，官员眼界开阔，优势明显，就可以为其他区域和部门输出干部，从而为本地官员升迁提供更多机会。”鄯爱红说。
助跑：“交叉锻炼”与升迁“福地”
完成了从处级到局级官员的跳跃之后，官员便已经属于政坛的佼佼者。此后其升迁则更多借助于“交叉锻炼”。事实上，这也是培养官员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
此间专家说，官员在其成长过程中，普遍经历多个岗位，其中正局级官员平均经历过6－8个岗位，正处级官员平均经历3—4个岗位。上文提到的《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的报告显示：被调查的官员六成以上认为轮岗交流是干部成长的重要途径。
鄯爱红说，“区县岗位事无巨细，涉及面广，机关岗位，规范性和专业性较强。由此需要官员的风格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各不相同。”交叉任职可以使官员的综合能力得到提升。
截然不同的锻炼经验能使官员思路更加开阔，作风也更务实，尤其是机关官员，适时至区县任职锻炼是一种必要的经历。人们常常因此认为从市直委办局进入区县是“升格”，而区县的优势在这个特定的层面上明显起来。
根据南方周末的统计，在现任北京市委常委中，有多人的成长带有此种轨迹。如常务副市长吉林，在晋升常委前担任了密云县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吕锡文在晋升常委前被安排至西城区，先后担任政、党“一把手”；总工会主席梁伟在晋升常委前任通州区委书记。
从已有的官员调动看，在北京，通过跨部门、跨区县的锻炼调动来完成官员成长和职位升迁，已成为越来越明显的特征。此次官员人事调整中履新的几位副区长即是此种调动方式的体现，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市发改委、科委、财政局、城管执法局。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区县还是市直委办局，都有几处升迁“福地”存在，事实上这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张勤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区县和部门中，稳健型或创造型的官员都更容易获得提升，而在“看摊型”单位的官员则上升的空间一般不大。
鄯爱红说，所谓“福地”的形成是一系列互动作用的结果——能够担任重要区县和部门领导的官员一般都是得力之人，而在重要地区和部门的“锻炼”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能力，拓展了他们的人脉，引得了更高官员的重视，这种“强者愈强”的效应最终导致了“福地”现象的出现。
场外因素：“一把手”的判断
官员的成长，个人努力和组织培养的因素之外，还不同程度受到党政“一把手”，尤其是党委“一把手”判断及其所崇尚的官员政策的影响。很多时候，官员也如待选之鱼，若这一批未被网中，则可能就此失去了机会。而官员选拔政策的摇摆，往往会造成这样的“夹心”官员群。
此前的北京市曾有一年宣布了一条要求，就是当批提拔官员以30岁为上限，多一个月也不要。张勤说，这批被硬选拔出来的官员，事后证明淘汰率很高。“本意是要干部年轻化，但是这种转折操作过于粗糙，既伤害了许多干部，也造成了了某些事业损失。”
该政策一贯彻便是几年，当时一批40岁左右的官员，都未能入选，等日后发现方法有问题的时候，当时40岁的已经超过了45岁，年龄过线，被使用的几率大为下降。这样就“浪费”了一批成熟的人才，而官员的抱怨也往往由此产生。
而处理得好则能充分培养一批官员。北京奥运会之后，一批经过奥组委锻炼，有了相应成长的官员等待安排——很多人得到了适合的职位，但显然职位总是稀缺，未安排下的优秀官员则让北京市颇为踌躇。最后北京找了一个好办法。“干脆免职学习，做一个干部蓄水池。所以去年北京办了第一期一年制领导干部研修班，21位副局级以上的官员在党校免职学习一年，结业之后，大部分都得到了很好的任命。”张勤说。当时有些干部不愿意来，怕将来没着落，日后才发现，这对于祛除干部“躁气”和静心总结有相当的好处，也可谓是用“时间”换“空间”。
市委书记的决心和实验者的示范效应显然鼓舞了后来者，局级官员的一年免职培训今年又举办了第二期。这次调来学习的官员积极性更高，一下来了6名正局级官员，其中包括区委书记、区县长。而“参加上述学习的官员，想来是被寄望未来的”。张勤说。
另外，主要领导的经历和喜好也不可避免的决定某一时期官员的升迁命运。“官员选拔标准大而言之永远是‘德才兼备’，但是‘德’‘才’在不同领导眼里千差万别。”张勤说，“就一般的规律而言，一把手如果是‘草根’出身的，往往偏重实践型的官员；如果是‘海归’，
他就更喜欢‘专业型’的官员。当然凡事都有例外，也不乏以互补视角用人的领导。”
厅局之后的去向
然而高层职位毕竟有限，哪怕是仕途的佼佼者，他们绝大部分的政治生涯也都止步于局级。张勤说，一位进入副部级人选考察视野的官员提到：到了区委书记这一层，谁当副市长都行，很少有人不胜任，但决定能否晋升的因素是多样的，关键要看空缺的是什么岗位。
对于那些能够在千军万马中晋升到省部级(北京市市级官员)的北京官员而言，除了到点退休外，继续的升迁之路则是进入中央或通过交流到其他省任职。
在此次大规模的北京官员人事调整中，曾经担任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和新闻发言人的王伟，在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副省部级)的位置上任职未满一年，便被调至中国红十字会任党组书记，并当选常务副会长。
事实上，北京市地方官员从副部级，甚至局级岗位调至中央部委任职的情况都并不罕见。南方周末记者统计了1988年以来北京市市委常委和副市长共73人的履历，发现其中有12人是在北京市内一步步升迁进入中央。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务院原副总理吴仪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她们均是在北京市副市长的位置上被调入中央，并最终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
与进入中央任职相比，北京官员赴外省任职的数量要少得多。在南方周末记者统计的20多年来的73名市委常委和副市长中，仅有3人从北京市领导的位置调至其他省市任职，最著名的是现任青海省委书记的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强卫。
不变的法则：适者生存
事实上，无论具体升迁轨迹如何，所有官员更替都在遵循一条朴素而普遍的法则：适者生存。
官员们需要适应时代的需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肯定是造反派起得快；等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搞经济的干部就上来了；现在既能发展经济又能管理社会的官员则容易被选中。”张勤说。
具体到北京，官员们需要适应首都定位的需求，比如国际视野、大局意识、现代意识要强，依法行政的水准要高，以及对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格外重视等。因为“北京是首都，政治稳定是第一位的，官员的政治素质就显得特别重要”。鄯爱红说。
当然，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也是北京干部必须具有的。“北京作为首都，守在中央身边，上下左右盘根错节，对官员的协调能力要求更高。”张勤说。
如此状况下，北京市地方官员往往显示出更为老练过人的为人处事方式。“北京市干部比较‘聪明’，他们做事时，常常是‘原则不变，方式多样’，具有在不同场合选择恰当言行的智慧和功夫。”张勤说。但与此同时，“近年来也出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出现了一
为什么在中国不贪就不能做官？
为什么在中国不贪就不能做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得从中国的清官说起。清官在中国传统文化上一直是作为正面形象的。皇帝表彰清官，人民渴望清官。但这些清官当时和死后的处境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以明朝清官海瑞为例。据史载，万历十五年十月（1587年11月），七十四岁的海瑞以老病之身卒于官舍后，他的同乡苏民怀检点其遗物，只有竹笼一只，内有俸金八两，旧衣数件而已。海瑞一生为官，依照我们当代人的看法，即使他一介不取，也不应穷酸至此。但查看一下历史上的清官，几乎都是清贫一生的。清代的清官张玮病殁京师后，其棺运抵毗陵（今常州），因无钱下葬，只能停于荒寺。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其妻患病，无钱抓药，后竟饥寒而死。这还算好的呢。有的清官因为得罪皇帝或上司，而被冤杀的历史上不知凡几。这就是在中国做清官的下场！
导致古代清官如此清寒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官员的俸银制度非常不合理，根本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需要，以至于即使官居一品大员，要当清官也只能准备过穷瘪三一样的生活。一个日本学者曾经对中国古代官僚的俸给进行了研究。他以宋代为例，在计算了当时主要谷物及米价与消费量、官僚家属集团的规模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能够全赖俸给生活的官僚，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纯靠俸给生活的官僚是不可能有的”。宋朝如此，其他朝代也是如此。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明朝“官俸最薄”。其实清朝也一样。我们去看二月河的历史小说，里面许多情节的展开都涉及到官员的穷困。比如康熙早先立的太子被废，与他在户部追讨官员的借债不力、导致康熙对他不满有关。而各级官员找户部借银，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不够吃的”。这一点，其实康熙也明白，连康熙自己都借银子给功勋旧著的老臣，他难道不知道官员困窘吗？但制度如此，他即使想改，没有考虑周祥，他也无能为力。后来雍正设“养廉银”制度，也是为着给官员法外施恩，给他们适当的生活办公补助，不至于横征暴敛。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到后来，养廉银也养不住廉了。从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要做清官，首先自己的肚子就通不过。
导致做清官不可行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做清官意味着特立独行，这极容易在官场上遭人嫉恨，往往树敌于无形。在古代，官员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早上上朝，晚上能不能回来都在未知之列。记得曾有那么一个时期，官员早上上朝要先跟家人诀别，晚上回家要开庆祝会，庆幸自己又活过了一天。所以，要想在官场混，必得攀附于权贵。这就需要行贿纳贡，互相包庇。而正规的收入又那么少，不贪污受贿，哪有银子去四下打点买平安呢？偏偏清官自命清高，喜欢以圣人之心格世人之非。他一人当清官不算，还指望别人跟他一起做清官。这在贪官那里，跟断了他生计其实没差。那还不是找死？所以历史上的清官能善终的其实少之又少。
历代王朝的用人制度把大小官员逼到做清官等于自虐自杀的地步，这也难怪历史上的清官都成了珍稀品种，一个顶一万个。既然清官做不了，那么做贪官赃官如何？应该看到，历史王朝对于贪贿枉法也是严厉打击的。特别是开国之初，皇帝们都是乘着前朝腐败的“春风”开进紫禁城的。自然知道官员贪贿对于自己的江山意味着什么。朱元璋生性刻毒，对待贪贿官员的做法也为历代一绝，他规
定，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并将之挂于官府公座两旁，使官吏一见便触目惊心。百姓还拥有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的特权，反贪有功者受奖。清朝雍正帝的反贪也丝毫不比明太祖逊色。他登基不久就下令追查国库亏空，赃官一被揭发，就立即抄家，而且是官衙原籍同时抄捡。一切家产都被估价变卖，先补了亏空再说。当时打牌都打出“抄家胡”。说明历史上各王朝对于惩治贪污是毫不含糊的，手段也比现在残酷得多。
即使反贪力度如此之大，但明朝的大贪官还是“豪杰辈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朝的第一个大贪官就是朱元璋严加管束的太监。他叫王振，是宫里的司礼太监，也就是说，这位是有权代皇帝批复奏章的“大太监”。这位开明朝风气之先的“敬事房里走出的好汉”有把大臣吓得尿裤子的光荣史，他得势的时候，公开卖官鬻爵，收受贿赂，甚至走私军火卖给敌人。但一直没人敢揭发他。他是胡闹得让皇帝当了俘虏后才被早就恨透他的护军樊忠一锤打死，然后彻底查他的贪污账的。以后的严蒿父子、刘瑾、魏忠贤不过是明朝贪官污吏中最“出类拔萃”者。清朝也不差呀，出了个理财高手和绅不算，贪污的风气已经弥漫进全社会的各个角落，连一些铁腕人物都望之兴叹，无可奈何。以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情形为例，曾国藩在日记里曾写“国藩数年以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而当福建官员向林则徐请教如何改变福建水师兵匪一家的局面时，这位作风硬朗的民族英雄只能说“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当社会底层的人都卷入到贪污腐败的大潮中来，你想高高在上者能有干净的吗？
贪污是历朝历代的严打对象，但为什么贪官就是杀不绝呢？抽象地讲大家不一定能理解。我给大家说这么几件事，你就明白为什么官员贪污要比廉洁更容易、更方便。
先看这一项。中国古代以银、铜作为主要货币。用银作为税款上交时，银子在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会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过于专门的知识我不知道，大家也不必问那么多。只要知道两点就够了，第一，耗羡是一种向老百姓征收的税款，但它不属于正税，而是由州县地方官自行决定征收比例的一种额外收入；第二，雍正实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以前，耗羡的去向是用于地方上的办公开支和地方官的生活补帖，不必上交中央。知道了这两点，我们想象一下自己假如身为某县的县太爷，面对这么一笔不用担任何罪名就可白得的钱该当如何？“曾经有一笔动动嘴就能得着的钱，我没有珍惜„„”这回你们清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怎么来的了吧？要知道，按照明清的官制，正二品的省部级第一把手的年俸才只有152两啊。
除了耗羡，中国古代的社会公费开支也是一笔糊涂帐。因为没有独立严密的会计、审计制度，所以一个项目需要用多少钱，全凭当官的一句话。这就给了官员利用国家财政支出之机大肆贪污的机会。比如，关于黄河的治理是一项关系国运的大工程，但尽管历朝历代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治理黄河，黄河该决口还是要决口。撇开技术问题不谈，这里暴露的问题其实跟现在一样，大量的公款落入私人腰包，工程纯粹被搞成豆腐渣打工程或华而不实的“检查工程”。关于官员利用出皇差的机会进行贪污的事情，明白点的皇帝都知道，但知道归知道，没法查呀！所以许多时候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古代的基层官员直接榨取民财或者通过国家财政制度的漏洞进行贪污，而上级官员则是主要通过索贿受贿来捞取好处。明代兵部尚书曾说过，地方府县长官每一次进京述职，在京师花五六千金行贿。又有人指出，朝廷“每遣一人出京（指御史出巡），即是其人养活之计”。什么意思？就是这位可以借机向地方官索要贿赂了。所以古代官场的利益分配格局是“以远臣为近臣府库，又合远近之臣为内阁府库”。这种利益分配模式其实就是坐地分赃。
中国古代的官僚系统是垂直式的，上级对下级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官员的人身安全完全系于是否得到系统内强势人物的支持。比如，清朝的田文镜和李卫之所以能突破重重阴碍推行雍正帝的改革政策，原因在于他们得到了皇帝本人的支持和保护。否则以当时的官僚制度，借他们一千个胆子都不敢把满朝的文武都得罪尽了。而绝大多数人没这么幸运，能得到皇帝本人的庇护。所以他们为了保平安，即使违反本意，也不得不向下苛索以讨上司欢心。毕竟，贪污固然有罪，但未必受罚；得罪上司则祸在眉睫。孰轻孰重，这些读饱了圣人教训的人不会不清楚。
由此可知，贪污之所以在中国屡禁不绝、越演越烈，是由它内在的制度缺陷决定的。不合理的俸禄使得官员无法维护基本的生活需要；官员得不到有效的安全保障使得他不得不完全依附于上司，以钱买命，以罪求生；而缺乏严密的财务审计制度又为官员贪污提供了巨大的便利。这几个环节连起来，就使整个中国官僚系统与一个盗匪集团基本等同了，两者都是通过暴力掠夺社会资源的办法来求得自身的维系，两者都不关心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实现，其行为都会造成人们正常生产和生活的中断甚至终结。稍有不同的是，盗匪的侵扰只是暂时的，而政府永远在那里。随着社会资源再生产能力由于官员的贪得无厌而走向衰竭，官僚集团内部也会为着攫取有限的一份利益而日益趋向贪酷、封闭和僵化。这么一个腐败无能、贪婪低效的官僚集团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它越发展、越扩张，社会就越贫穷、人民就越痛苦。
曾有朋友讲西方也有贪污。这不假。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而在于贪污在一个社会内部所占据的地位和它对这个社会的影响。相对于中国来讲，西方那些很早就实现了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国家，真的可以说是一片净土。这不是说那里没有贪污，而是说那里的贪污问题十分有限，并不能对社会安全构成致命威胁。这与西方国家一直有的限制政府权能的传统有关。由于政府只有很小的管辖范围，所以人们并不怎么通过政府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宁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与他人的合作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在社会层面，通行的规则是等价交换。这种规则可以使人们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促进自己的利益，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利益得到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个奉公守法的欧洲公民可以平安度过一生而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而“帝力与我何有哉”的黄金时代已经离我们远隔了四千年。虽然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管理职能也日益扩张和复杂，但社会各种力量对政府行为的制约以及政府官员的职业化也使得政府没有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特殊利益，从而也不可能为了实现它的特殊利益来与社会相对抗。这种种的经济、政治、法律、社会条件以及用来指导人们政治行为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都使得腐败与贪污在今天成为既令人厌恶又不必要的赘瘤。前几年大家都知道辛普森
杀妻案。辛普森为了免于被定罪，高价聘用了一个律师团来帮他打官司。他为什么不去私下里贿赂法官？那样的话他的成本肯定要低廉得多。但他敢吗？美国的法官为什么不可以被收买？再举一下例子，美国司法部跟微软的官司已经打了好几年了，但直到现在微软依然能够一边打官司一边继续从事着自己的事业。一个可以向世界任何地方投射核打击力量的超级大国的政府，为什么在处理本国事务时显得这么“力不从心”？设想一下，如果中国政府看一个公司不顺眼，它会怎么做？彼尔盖茨为什么宁愿把诉讼进行到底也不愿把公司迁出美国？他为什么没有象某些中国的富人那样逃之夭夭？这些现象都说明了什么问题？它是一个社会病入膏肓的先兆还是生机勃勃的象征？你是愿意象辛普森和彼尔盖茨一样站在法庭上听候判决还是愿意象赖昌星和仰融一样流亡海外？你可知道，你不仅是在选择一种处境，而且是在选择与这处境相连的一种价值观、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当此时，你会做何选择？
上面只是很概括地谈一下我对中国古代官场贪污问题的了解和分析，为感兴趣的朋友提供一点思考和发挥的素材。总之，官员贪污问题决非个人私德或政府关起门来自己的事，而是牵涉到价值观、制度和人际关系等各方面社会及文化因素的总和。指望靠运动式的“严打”或鼓吹礼义廉耻的三讲教育来遏制贪污只能是自欺欺人的幌子。
国家高官分省籍排名
第一名： 1236人 占全国10% 其中曾经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有24人，分别是：
卢福坦、康生、张春桥、万里、彭真、宋平、罗干、王歧山、江青、谷牧、田纪云、迟浩田、张万年、李肇星、王沪宁、王芳、高崇民、李蒙、李建国、何鲁丽、宋健、郝建秀、姜春云、曹志、王乐泉、张庆黎、孙政才、许其亮、张庆黎。
该省政要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上的烟台、威海、潍坊三个地级市。
第二名： 1187人，占全国9%，其中曾经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有30人，分别是：
瞿秋白、博古（秦邦宪）、周恩来、江泽民、荣毅仁、李岚清、周永康、郭金龙、孟建柱、丁关根、刘淇、刘延东、李源朝、丁石孙、王选、王昆仑、王志珍、叶圣陶、史良、华罗庚、华建敏、刘靖基、许嘉璐、孙家正、严隽琪、芮杏文、李强、李金华、吴阶平、张怀西、陆定一、茅以升、季方、周培源、胡绳、胡乔木、曹建国、费孝通、顾秀莲、钱伟长、钱昌照、唐家璇、盛华仁、蒋树声。
其中苏州、无锡、常州三个地级市的政要占该省40%。
第三名： 1089人，占全国9%，其中有18人曾经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分别是：
贾庆林、王任重、李锡铭、王兆国、孙春兰、张立昌、王丙干、王鹤寿、刘宁一、何勇、孙健、李素文、杨秀峰、吴德、徐冰、康世恩、黄华、傅铁山。
由于是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原故，石家庄、保定、唐山、邢台、衡水、沧州六个地级市占该省政要总数的居多
第四名： 830人，占全国6%，其中有33人曾经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分别是：
乔石、尉建行、黄菊、俞正声、曾培炎、姚文元、陈良宇、马叙伦、厉无畏、安子介、孙孚凌、孙晓村、严济慈、苏步青、沈均儒、沈雁冰、张榕明、陈叔通、陈慕华、周建人、经叔平、胡愈之、钱之光、钱正英、钱学森、徐匡迪、桑国卫、蒋正华、韩启德、童第周、路甬祥、董建华、卢展工。
因为建国之前不少苏浙人跟蒋老爷混的，从而选错了革命方向，直接导致两省开国政要很少。但是由于江浙两省科教文卫事业发达，建国之后反而出了不少高官政要，其政要构成以高学历的院士、专家、学者居多。其中宁波、绍兴、杭州三个地级市占该省政要总数的65%。 第五名： 666人，其中曾经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有47人，居各省之首，分别是：
邓中夏、罗章龙、彭述之、李富春、蔡和森、毛泽东、刘少奇、利瓦伊汉、任弼时、陶铸、胡耀邦、朱镕基、贺国强、彭德怀、罗荣桓、贺龙、粟裕、陈赓、肖劲光、黄克诚、谭政、王震、谭震林、王首道、毛致用、邓力群、成思危、李铁映、江华、苏振华、李烛尘、利瓦伊汉、杨勇、杨得志、肖克、何长工、宋任穷、宋时轮、张震、林伯渠、欧阳钦、周光召、周谷城、耿飙、陶峙岳、彭佩云、程潜、谢觉哉、蔡畅、廖汉生、滕代远。
第六名： 582人，其中有16人曾经担人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分别是：
高君宇、华国锋、徐向前、刘云山、薄一波、薄熙来、令计划、傅作义、姬鹏飞、纪登奎、任建新、李雪峰、陈永贵、董其武、程子华。
当今政坛，以刘云山为首的山西人表现相当活跃。
第七名： 502人，其中有12人曾经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分别是：
赵紫阳、邓颖超、李德生、张春贤、许世友、陈宗兴、张思卿、段君毅、曹刚川、彭雪枫、常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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