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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曹操人物形象分析
作者从“拥刘反曹”的历史倾向和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伦理观念出发，进行了对曹刘政权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1、曹操：
首先，作为一代霸主，他雄才大略、见识高超。这一方面在与同为奸雄的袁绍的外宽内忌、多谋少决的对比中突出得更为鲜明。如曹操入冀州后，有须发皆白的父老数人跪于地，说袁绍“重敛于民，民皆生怨”，歌颂曹操“官渡一战，破袁绍百万之众”，使百姓“可望太平矣”。
其次，虽然曹操奸诈巧伪，但同时也具有仁德之心，争取民心，爱惜百姓。他虽然知道刘备胸怀大志，久为必患，但是他认为“方今用英雄之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为也。”在关羽挂印封金离去时，曹操又认为“彼各为其主，勿追也。”裴松之赞扬曹操有王霸之度，休美之心。
再次，曹操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唯才是举。他领州牧之后，就急忙“招纳贤才”，荀彧来投奔，他认为是“吾之子房”；郭嘉应聘，曹操以为是“使吾成大事者，必此人也。”荀彧与郭嘉后来果然成为曹操智囊团的核心人物。典韦、张辽、庞德等人，或是自来投奔，或是被俘的降将，曹操都十分信任，委以重任，后来均成为曹操手下冲锋陷阵的猛将。
但另一方面，曹操信封的人生原则又是：“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当争取民心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抵触时，她就会视民命如草芥。如杀吕伯奢、血洗徐州。同时，对待部下，他是阴险和残酷的，如借仓官的头来稳定军心，割发代首、梦中杀人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假名借势之举，确实是一种明智的表现，是他成就霸业的一个重要策略和手段。但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又是一种“欺君罔上”的行为，因之小说一再骂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
2、刘备：
刘备是作者极力推崇的仁德爱民、宽厚诚信、知人善任的明君典型，作者对刘备的描写塑造寄托着儒家的仁政爱民思想。
首先，《三国演义》浓墨重彩地渲染刘备的仁德爱民形象，大力凸显了刘备的仁君形象。他与关羽、张飞桃园结义时，就以“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作为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当安喜县尉，“与民秋毫无犯”；
《三国演义》中曹操人物形象分析
摘要：曹操是中国历史上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的小人、“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又真假难辨。其实，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的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大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名义上的国祚。假若曹操是奸臣的话，那么，二袁、刘表、刘备、孙权等人中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大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曹操是奸臣吗？ 关键词：曹操精神思想丰富唯才是用悲剧英雄
在丰富多彩的明清小说中，历史演义小说是一个非常兴盛的分支。而在众多的历史演义小说中，《三国演义》无疑是最为成功的典范。西方哲学诠释学认为，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解读不是读者通过文本把握作者原意的过程，而是读者依据自身的历史性使文本的意义得以不断创生和流动的过程。哲学诠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曾说：“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三国演义》自元末明初成书以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内涵正是在历代读者的诠释和解读之下才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从而使这部作品直至今天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拥刘反曹”思想是《三国演义》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三国演义》这一“拥刘反曹”的基本思想倾向，在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对《三国演义》进行校正、删改、评点的过程中，得到了强化，使《三国演义》的正统色彩和伦理道德观念更加浓厚。因此，越来越多的读者在品评曹操这个人物形象时，自觉不自觉地总是把他归为反面人物，并加以夸张，使一个粉脸奸臣、狡诈枭雄、玩弄权术的曹操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曹操在大众心目中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代表了封建统治者的诡诈、残忍、多疑、机变等一系列特征。然而历史上的曹操却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下面笔者将从三个层面讨论一下个人对曹操的解读。
一、一个精神思想丰富的人物
年轻时期的曹操机智警敏并有随机权衡应变的能力，但却任性好侠、放荡不羁、不修品行、不研究学业，所以社会上没有人认为他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有梁国的桥玄等人认为他不平凡。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南阳何颙对他说：“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许劭，以知人著称。据《后汉书·许劭传》记载，他也曾对曹操说过：“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三国志》中评价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孙盛《异同杂语》及《三国演义》中亦认为其为“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曹操精神思想具体表现如下：
（一）生机勃发，勇于进取的政治家风度。董卓作乱，群臣束手无策、无奈痛哭之时，曹操站出来说：“从早哭到晚，从夜哭到明，
就能将董卓哭死吗？”群臣异样，曹操便提出了刺杀董卓的主意，并由他自己去执行，尽管未获得成功，但他顺便来个跪地献刀，暂时瞒过董卓，潜逃乡里。从此，召义兵，会合各路诸侯讨伐董卓。在这条举义讨贼的路上，他历尽艰辛与磨难，却没有知难而退，而是勇于进取，足见其政治家的风度。
（二）唯才是举，随能任事的博大胸襟。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曹操的自信，袁绍、袁术、刘表等无论见识、才干、能力、用人的确都不如曹操，这点是无可争议的。他不拘一格，唯才是用，求贤若渴。他身边的文臣阮瑀投其门下时颇有些喜剧色彩。当初，曹操闻其名，征阮瑀出来做官，阮瑀不应，曹连连逼促，阮瑀乃遁入山中。不料，曹操有一颗火热的心，不肯罢休，使人放火烧山，阮瑀招架不住，只得出山，投其门下。这就说明曹操求贤若渴。不仅如此，徐庶、关羽、周瑜他都想聘其门下，他曾以强力乃至欺骗将徐庶骗至营帐，而徐庶到达曹营后方知上当，从此徐庶一言不发，一策不献。曹操攻下徐州和小沛后，劝降关羽并约法三章，其中一条便是：“如果有一天找到刘备下落，不管天涯海角，我都要追随哥哥而去，请丞相勿拦。”关羽降曹后，曹操美酒玉食，锦衣美女，好生伺候着关羽，并将吕布的赤兔马赠与关羽，可知道，这匹赤兔马，曹操的世子曹丕向他请求了数次他都没有答应，由此足见曹操对人才的渴望和留住人才的赤诚之心。他也曾想聘任周瑜：“曹闻听周瑜年少有美才，乃秘密下扬州，遣蒋干往说周瑜，
可惜周瑜不为所动。否则，赤壁之战这一页将是另一种写法。”长坂坡对赵云又何尝不是动了惜才之心，起初不忍杀之，只可活捉，只是后来拼杀的过程中赵云锐不可当、越杀越勇，曹操不得已方痛下杀令。
（三）赏功罚罪，严正不苟的法治思想。曹操能统领百万雄师，靠的是严正不苟的法治。古者有云：“法不加御尊”，而曹操则不然。他的战马受惊，误入农田，按照曹操军法，应当斩首，自己制法又犯法，他觉得不加法于己则无法服众，于是想出了割发代首之计。这既打破了“法不加于尊”的古训，又维护了军阀的权威。况且割掉几根头发并没什么大碍。曹操在《败军令》中说：“司马法将军死缓，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可见他赏功罚罪，正大光明。
（四）勇往直前，开拓创新的精神。汉朝末期可谓“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时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并吞八荒，权势越来越大。身处汉朝后期的曹操，看破了大汉气数将尽，有取而代之之心，也有取而代之之行，但他终究还是没有改号称帝，不是没有胆量取代大汉皇朝，而是不愿意自己开这先河而成为群雄的众矢之的，于是他选择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如此看来，曹操是多么聪明。面对曹操的“嚣张”与日渐雄起的霸业，各路公卿、士大夫既妒之又怯之，各路诸侯都打着“兴复大汉”的旗号，高喊着“诛杀曹贼”的口号，群起而攻，人人都想”啖操肉，寝操皮”。
而曹操却毫无怯意，傲视群雄，一如既往地继续致力于扩展自己的事业从而一统中原。如“火烧白凤楼”一辑，曹营将士抓住了带头起义的耿纪，将其带至曹操面前，曹问耿道：“你为何杀我？”耿答：“我杀的是篡国贼。”操言：“大汉气数已尽，我替大汉兴复天下，有何过错？你们没有看到现在中原地区百姓生活幸福安康，乐享天年吗？这一切是谁的功劳？是我！曹操！我就不明白你们为何还死守着这个俨然已成废墟的大汉有何用？愚忠啊，愚忠！”这一小节正体现了曹操的远大理想，却也展露了他四面楚歌的悲境。 从这些思想层面来看，笔者一直以为，曹操虽然奸诈，但是奸诈得直爽，他从不会去掩饰自己的贪婪，他从不会认错却绝对会有错改错。他想要取代汉朝而建立自己的魏国，他不掩盖自己的野心，挟天子以令诸侯，光明正大地在满朝文武和世人面前展现自己对天子的震慑力。
二、一个唯才是用的多疑者【曹操的人物特点】
曹操曾经提出两个用人的观点：一是贤人多出自社会下层，“曾不出闾巷”，如“被褐怀玉钓于渭滨”的姜子牙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因过去只注重在社会上中层选拔人才，导致社会下层的贤人没有机会发挥才能。二是用人必须唯才是举，如按东汉时期以德行取士的标准，就得不到陈平这样的人才，如果只选用廉士，齐桓公也不可能称霸。
曹操的用人思想，概括起来有两句话：为我所用，唯才是用。曹操与袁绍曾经讨论时局，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
曹操人物分析 杨慎在《三国演义首卷致辞》中写道：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翁江渚上,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翁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而乱世三国，谁又是真正的英雄呢？千载悠悠，无论是煮酒论天下英雄的曹操和刘备，亦或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至今也无非白骨一具已！一千个人品三国，就有一千个别样的三国志！《三国演义》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流传至今为数不多的经典小说之一。小说中呈现了一段帝王将相的风云故事，刻画出了各种鲜明的人物形象。而小说中最具争议性的人物无非曹操了。而学术界对曹操形象的评价也众说纷纭；有用“奸雄”概之的；有用“英雄”概之的；有用“奸贼”概之的；有用“治世之能臣, 乱世之奸雄”概之的„„历史人物普遍具有多重性，作为一名具备科学知识的现代大学生，我们必须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和观点对其人及其所处的历史背境进行系统整体性的分析，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而不能单用一个词或一句话就能把曹操的形象概括完整，因为曹操是一个性格多样化的人物，不管他亦奸亦雄，至少他都是封建政治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那曹操的人物形象在《三国演义》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
一、奸诈阴狠
在《三国演义》中提到曹操，首先让我们想到的就是曹操的奸诈形象。为什么一提到曹操，人们会有如此反应呢？
（1）其实在小说一开始就有写曹操小时候不务正业，又不满叔父管束，于是就用欺诈的手段挑拨父亲和叔叔的关系，只为了达到自己放荡的意图。这充分说明他天生狡猾，善于阴谋，虽然曹操自幼很顽皮还曾经用计挑拨父亲于叔叔的关系，而从侧面看这何尝不是一种智慧，一种心计。在幼年曹操便显示出他具有政治家的资质，这也注定他的未来是不平凡的。
（2）在第二十回中中描写到：“话说曹操举剑欲杀张辽，玄德攀住臂膊，云长跪于面前。玄德曰，“此等赤心之人，正当留用。”云长曰：“关某素知文远忠
义之士，愿以性命保之。”操掷剑笑曰“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乃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辽感其意，遂降。”这回说的是当曹操擒住张辽之后，张辽不肯投降，曹操大怒要杀了张辽，经刘备、关羽等苦苦求情，他听了之后又马上掷剑换上一副笑脸说：“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并亲自给张辽松了绑，还解衣衣之，延之上坐。这就是曹操，正是这种“奸诈”使得他成功收获一名大将。由此看来曹操的奸诈何尝不是一种大度和不计前嫌。【曹操的人物特点】
（3）而在“借头压军心”中也尽显曹操的奸诈残忍。话说曹操的十七万大军在外而粮草将绝，曹操面临着一个军事家最大的忌讳他是如何解决的呢？曹操竟然想出了“借头压军心”的狠计。他命令下属王垕用小斗发米，而后用王垕的人头平定军心。他王垕说：“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这句话的每一个字都可能让人毛骨悚然，足以说明他的残忍！但是从军事领袖的角度上想以一人之牺牲就挽救了军心，这是否可行？而从王垕角度想，我们听过了无数类似王继光、董存瑞之类牺牲小我的英雄故事，而在这种情况下着又该如何判断？到底是绝顶的残酷还是伟大的智慧？这真的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其实曹操负面印象高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源于曹操篡汉的社会效应。东汉未年，军阀混战，宦官和外戚控制朝政。曹操在《蒿里行》中写道“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当时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使得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发展到了十分尖锐的地步，因而暴发了黄巾起义。由于曹操镇压黄巾起义，所以导致他背上了农民起义镇压者的黑锅，但是由于他代表中小地主的利益，而不是大地主、大官僚集团的利益，而是因而能够实行“摧抑豪强”减轻人民负担的开明措施，客观上推动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一点上，他必然要受到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仇视。从人民方面看，镇压黄巾起义军，受到人民的唾骂，而实行催抑豪强，减轻人民负担方面又得到人民的支持；从大贵族、大官僚、大夺主集团方面看，他“打击豪强抑制兼并”以及“屯田”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从维护封建政治统治方面又合符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需要。由于曹操在历史政治上的二重性，他的社会对立面不仅来自被他镇压的，与黄巾起义军有联系的广大农民，而且还来自统治阶级内部利益的损害者。因而奠定了对曹操褒、贬不一的强大社会基础。据文学史等有关资料显示，早在元代以前景就有人尊汉贬曹的社会基础。所以曹操的奸诈形象就这样出来了！
二、多疑狂妄。
但是曹操总是运用权奸巧诈来消除自己不喜欢的人，这无疑表现了曹操生性太多疑了，他总是认为别人要谋害他，睡觉都要编出个“梦中杀人”的事来保护自己，无论对待什么事情都会多留个心眼。比如在《三国演义》第二十回中，汉献帝想除去曹操，于是密诏董国舅入宫，颁“衣带诏”，董国舅刚过宫门，恰巧遇见了曹操。曹操便多疑盘问，当知道汉献帝送锦袍玉带给董国舅时，马上就要董将衣带解下，并对着太阳光细细地详看。好在汉献帝对他早有防备，衣带诏才能够有惊无险地带出宫门。在这里曹操的“多疑猜忌”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曹操不仅多疑，还很狂妄自大。比如在《草船借箭》中诸葛亮就是抓住了曹操的性格特点，就知道曹操害怕雾太大，诸葛亮会使诈，于是搞偷袭，结果就是白白送了对手十万支箭；在《煮酒论英雄》时，刘备被一个响雷吓的筷子都掉了，曹操认为他胆小如鼠，结果对他放松了警戒，酿成大错放虎归山；在第50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中十面埋伏落荒时竟然仰天长笑，笑话周瑜和
诸葛亮的智慧不过如此„„。从这些事件中都可以看到曹操的狂妄，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轻视对手，才会造成自己的失败。
其实在三国演义中曹操除了很多很矛盾的负面形象外也有着很多优秀的正面形象：
（1）深蕴帝王权术。曹操为什么能在激烈的战争中生存并发展下来，主要的原因之一还是他深蕴权术。①想刘备被吕布所追，穷困奔许，曹操的幕士曾劝他杀掉刘备以绝后患，他却待刘备如兄弟，且允许出兵助刘攻吕。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曹操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但是刘备在曹操这里收到了礼待。为什么曹操不趁机杀了刘备，以绝后患呢？实际上曹操的内心早就盘算了：“方今用英雄之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杀掉人气那么高的刘皇叔，无异于自绝于民，这种赔本的买卖，聪明的曹操当然是不会干的。从这里就能很清楚的看到曹操对权术的掌握是很稳当的。②曹操一直都很欣赏关羽的武艺，也很器重关羽，一直想将关羽招入麾下，但是关羽对刘备忠心不二、义气深厚、刚直不屈让曹操束手无策。于是攻打徐州的时候，终于有了关羽兵败遭困的机会，他首先是不惜以答应关羽“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但知刘皇叔去向”“便当辞去”等极为苛刻的条件为代价，换取了关羽的“归顺”。为了争取关羽的“归心”，他又变强制为笼络，设大宴、以客礼对待身为败军之将的关羽，“延之以上座”，“又备绫锦及金银器皿相送”，“小宴三日，大宴五日”，“送美女十人”；见到关羽的战袍旧了，以“异锦做战袍一领相赠”；了解到关羽的战马瘦，赏之以赤兔马，企图以这样关怀备至的爱护、尊敬和信任作为征服关羽，削弱关羽对刘备的忠诚，使关羽亲近自己。然而关羽最后还是“挂印封金”单骑寻兄而去，他的幻想完全破灭了，但此刻他仍然拒绝幕士们 “追而杀之，以绝后患”的建议，仍旧对关羽表示尊敬、依恋，赠路费，赠征袍。其实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做给关羽看的，更是做给天下人看！从表面上看，曹操要招收关羽的计谋没有得逞，但是却为以后关羽报恩做下铺垫，利用关羽对他这种感激来发生以后对自己有利的作用。果然，华容道上发生的故事证明了他的想法没有错，在他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关羽用个人恩义取代了天下大义，放了曹操一条生路，曹操因此而免于俘虏，保全性命。在曹操劝降关羽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曹操就是其实就是很善用权术的人。曹操不杀刘备与关羽，期原因都是曹操对这其中的厉害看的很清楚，从中将他善于玩弄权术的个性表现的淋漓尽致。
（2）文武双全。在三国演义中虽然曹操的形象多是以奸诈、狠毒、多疑等为主，但是对于一个人物，他的形象也是具有双面的，我们也可以从多方面看出曹操本人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我们给予肯定的。首先，虽然曹操自幼很顽皮，还曾经用计挑拨父亲于叔叔的关系，还与玩伴们去偷新娘子等，但是他也不是一般的纨绔子弟，他在幼年时就能显示出他政治家的苗头。曹操还是很有才华的，曹操写过许多流传至今的好词如《短歌行》、《观沧海》等等，真是雄心壮志、气势磅礴啊！也显示了他的文学才华。并且曹操还有一身好武艺，这为他后来的战斗中做好了准备。他一生非常喜欢读书，也许就是因为他的喜好，才让他精通战略战术与兵法，使他善于用兵，因此他常常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例如官渡一战，面对十倍与己的强敌袁绍，他多谋善断，以出奇制胜的胆略和才干尽显名将风采。即使在失败的时候，曹操也并不气馁，而是沉着应战，转危为安，反败为胜。
（3）唯才是举，有宽大的胸怀与长远的眼光。在《三国演义》中，曹操之所以能雄视中原，除了曹操自身“胆智才略”外，更重要的是有一批忠实而又智
勇的团队。曹操知人善任，把一大批有才智之人并入他的集团，使他们各施其能，各尽其才，为以后成就曹操的政治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他逐鹿北方的大业提供最大的可能。老谋深算的荀彧叔侄，料事如神的郭嘉，才华出众的程昱，满宠、刘晔等也都纷纷投其名下；武艺超群的于禁，勇猛无双的典韦等也归附其麾下。不久之后，曹操手下已经是文臣如雨，猛将如云。曹操不仅慧眼识英才，而且总是想方设法笼络人才。曹操对关羽可谓是爱怜有加，他也曾想千方百计留用关羽，即使他知道这是不可能、心中不爽之时，仍做出牺牲，并赞叹道：“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特别是在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之后，他仍执意不改，下令放关羽。从中表现出曹操用人的气度和肚量。
（4）处变不惊、果断处分的心理素质。这是一个军事家必有的素质。而曹操就在多回中显现了他良好的心理素质。在第一回反对十常侍的斗争中，曹操对斗争策略的周密思考和对斗争结局的判断，表现出一个治世能臣的卓越才华：曹操“倘机不密，必有灭族之祸”的高见，被何进视为“无知”；对何进召外兵入京诛杀宦官的蠢举，曹操“料其必败”的判断，又遭到何进的怒斥；然而后来何进被杀和董卓入京的暴行，已经从结局上揭示了曹操处变不惊的预见性及深谋远虑的个性。
或许在大众眼中，一提起曹操人们便会脱口说出对他的评价：“挟天子以令诸候的大奸臣。”“欺君罔上的汉臣贼子。“‘宁我负天下人，莫让天下人负我’的奸人。”其实人们说的曹操只是文学作品中和戏剧台上的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在《三国演义》罗贯中着力于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众多类型人物的塑造，对曹操性格的直接描写不多，但是对于曹操的描写都是将人物性格置于故事情节之上，从整体上完成对曹操形象的个性化塑造。在罗贯中笔下，曹操完成了“权奸巧诈”的绝妙表演，是罗贯中给予了曹操不同于一般的艺术表现，而“权奸”正是曹操之所以赢得天命攸归的根本原因。除此之外，戏剧里曹操的白脸奸臣形象也深入人心！由于旧时代通讯技术的不够发达，加之《三国演义》的横行，大家似乎接受了这样一种艺术形象！而历史上曹操其人的真实面目如何呢？鲁迅先生生前曾指出：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实方法。然后说道“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曹操既有狡猾奸诈小人的一面，又有英雄盖世的一面，曹操的“奸”和“雄”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是密不可分。不过应当承认,《三国演义》中曹操两面性格有时也会呈现错综复杂的状态,但是小说文本的某些情节就很难在“奸”和“雄”上划一清晰的界面。显而易见,曹操的奸邪权诈跟刘备的虚仁伪善一样,已经是人物性格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曹操释降张辽,就是其超人的智术与权术的大写真,个中光景,恐非单一的“奸”抑或“雄”所能概括。不杀陈琳而爱其才、不迫关羽而全其忠、得部下通敌文书焚而不究、马犯麦田而割发代首,诸如此类的情节,说是表现曹操的奸诈也可,说是展示其政治家的大度亦无不可。人物形象的召唤结构留有意蕴的多向指涉,正是人物形象解读丰富性的具体表征。从读者维度挖掘人物形象的涵义和指寓,视野融合存有相当的想象自由,简单的“奸”抑或“雄”价值判断都不足以彰显人物形象的多样色彩。小说文本的曹操,其文本指涉还有诸多不确定性,他的意义仍有待我们去填补和拓宽。
陈寿在《三国志》写道：“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摉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
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由此可见，在史书上的对曹操的评价与《三国演义》的曹操大不相同！
而毛泽东1954年在北戴河一次游泳后，他吟诵起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并对其身边的保健医生徐涛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 ”。徐涛听了大吃一惊。他从没听说过这种肯定曹操的话，便疑 惑地问：“曹操？哪个曹操？”“还有哪个曹操？三国的曹操。”“他，他不是白脸奸臣吗？”“嘁，你知道个屁”，毛泽东愤 然时便这样斥责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 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 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 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 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 ，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曹操,除去了英雄或奸臣的身份后,他也只是一个平常的尘世中人,他有自己的爱好、生活与追求。他有洒脱平易的个性,也有为人诟病的喜好；他有冷酷的面孔,又不乏温情的一面。曹操是历史上的奸雄,是时代的英雄,是一个在遥远的过去用自己平凡身躯去完成使命的普通人。总而言之，曹操是《三国演义》中塑造得十分成功的一个人物形象，他身上，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大政治家的准则与手腕。残忍猜忌与宽宏大度并存，虚伪狡诈与真诚坦率同在。与我有用者尽皆纳之，不利于我者一概铲除。曹操奸也奸得令人毛骨悚然，雄也雄得使人由衷钦佩。在身经百战的过程中，他赢得起，也输得起。胜利了，他再接再厉；失败了，他重整旗鼓，军国大事绝不含糊；个人小节付之一笑。能严能宽，能伸能屈；可傲可谦，可卑可倨。抛去神化，放下借东风这种迷信的故事，放下违反能量守恒的木牛流马，让我们穿越时代，去到群雄并起的三国，以一个平常人的眼光看待万物，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三国！而在我心中，一个优缺并存的人才是一个最活生生的人，而只有鲜活的人才是所谓的大英雄也！
陈家辉
2014年11月10日
“ 千 秋 功 罪 任 评 说 ”
——《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内容摘要：二十世纪以来，关于《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曹操形象的审美认识价值、“为曹操翻案”，以及《三国演义》的不同版本中曹操形象的差异等；近二十年来，研究者则主要是运用新的理论视角来透视、解读曹操形象，这有效地拓展了曹操形象研究的审美空间。不过，回顾百年来的曹操形象研究，虽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也由此引发了一些耐人深思的问题。
关键词：《三国演义》；曹操形象；研究回顾；存在问题
曹操形象是《三国演义》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如从上个世纪初算起，迄今已历百年。百年来，研究者曾就曹操形象的审美认识价值、“为曹操翻案”，以及《三国演义》的不同版本中曹操形象的差异等问题，展开过比较热烈的讨论，发表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今天，重新梳理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加深对《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与历史人物曹操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推动《三国演义》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而且对于如何正确地研究、评价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等，也是不乏启迪意义的。
一、二十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曹操形象研究
这一时期的《三国演义》研究逐渐经历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这种转型涉及了文学观念、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以及表述方式等诸多方面；表现在对曹操形象的研究上，学者们虽承传统批评之余绪，尚不脱比经附史式的道德评点模式，但已开始尝试运用西方的美学理论来分析、评价曹操等人物形象。例如，冥飞的《古今小说评林》即以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为依据，指出《三国演义》“极力尊崇关云长，然写来不免有刚愎自用之失；写孔明亦是极力推崇，然借风、乞寿、袖占八卦、羽扇一挥回风返火等事，适成为踏罡步斗之道士，殊与贤相身份不合矣。„„综观全书，倒是曹操写的最好。盖奸雄之为物，实在是旷世而不一见者。刘先主奸而不雄，孙伯符雄而不奸，兼之者独一曹操耳。„„书中写曹操，有使人爱慕处，如刺董卓、赎文姬等事是也；有使人痛恨处，如杀董妃、弑伏后等事是也；有使人佩服处，如哭郭嘉、祭典韦，以愧励众谋士及众将，借督粮官之头，以止军人之谤等事是也。又曹操之机警处、狠毒处、变诈处，均有过人者；即其豪迈处、风雅处，亦非常人所能及者。盖煮酒论英雄及横槊赋诗等事，皆其独有千古者也。”1这段评论就通过关云长、孔明与曹操形象塑造的得失比较，较为具体地揭示了曹操形象的真实性、典型性和复杂性，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胡适也指出《三国演义》并没有将曹操简单化：“平心而论，《三国演义》之褒刘而贬曹，不过是承习凿齿、朱熹的议论，替他推波助澜，并非独抒己见。况此书于曹孟德，亦非一味丑诋。如白门楼杀吕布一段，写曹操人品实高于刘备百倍。此外写曹操用人之明，御将之能，皆远过于刘备、诸葛亮。”2鲁迅则指出《三国演义》的缺点之一是将人物简单化、绝对化了，它“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不过，鲁迅又指出，从客观效果上讲，“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象是豪爽多智”3。显然，鲁迅也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以真实性、典型性等审美标准来评论曹操等人物形象，才作出这些精辟的论断的。
而李辰东则针对胡适《三国演义序》对《演义》所作的否定性评价，围绕着人物塑造，以曹操等为例，通过《演义》与《三国志》的比较，指出作者在塑造人物时采用了歪曲、改正、选择、增加、夸张、捏造、附会史实等多种手法，并没有“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想象力太少，创造力薄弱”，当然也不是“搜罗一切竹头木屑，破烂铜铁，不肯遗漏一点”。此外，李氏还探讨了罗贯中改塑历史人物性格的动因，指出作者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来写作的，“他的同情心当然也放在平民身上，于是平民建立的帝国自然成了正统，而贵族出身的曹操孙权必然成了奸贼”4。这些评论无疑是切合实际的，也较富有启发性。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七十年代的曹操形象研究
建国以后，《三国演义》的研究，则比较侧重于探讨作品的思想内涵。学者们多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致力于探讨作品中对人民有认识和教育意义的东西，而分析和评价曹操形象，也是旨在发掘其所包含的思想意蕴和认识价值。例如，顾学颉即认为，《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有权谋，多机变”的“奸雄”，他多疑善忌，口是心非，奸诈凶残，损人利己，集中地表现了反动统治阶级欺诈残暴的特性5。陈涌亦认为，曹操在《演义》中被成功地表现为一个有着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的封建阶级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他是一个在文学上不朽的否定典型，可以归入世界文学中最成功的典型人物的行列6。周立波则进一步指出，虽然“曹操在罗贯中眼里是个否定的典型。他在许多篇章里，把曹操写成了一个偏狭、自私、凶狠和毒辣的暴君”，但是“曹操的才略，在小说里，还是特别鲜亮地显露出来了”7。顾肇仓（即顾学颉）还特别强调了曹操形象具有的认识价值，说：“作者把这些统治阶级的罪恶，形象地、概括地集中在曹操这个人物身上，把他塑造成为一个统治阶级的化身，以便更明显更有力地揭露和鞭笞他们；以便人民更清楚地认识和憎恨他们。人民在曹操这个典型人物的身上，认识了统治者的重要方面。”8这样的分析、评论，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学术界对于曹操形象研究的主要思路和价值取向；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一研究思
路和取向未免狭隘了，研究模式也较为单一（主要是社会政治批评模式），但是它们对于正确地把握曹操形象的精神实质，还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富有成效的。
到了1959年春天，学术界就如何评价曹操，还展开了热烈的争鸣。争鸣是由郭沫若借新编历史剧《蔡文姬》和新编京剧《赤壁之战》为曹操翻案引起的。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茄十八拍》，称曹操是民族英雄，但是“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1959年2月19日，翦伯赞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认为《演义》作者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他不仅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作三国的历史。”1959年3月23日，郭沫若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替曹操翻案》，承认《演义》是一部好书，但认为“它所反映的是封建意识，我们更没有办法来否认。艺术真实性和历史真实性是不能够判然分开的，我们所要求的艺术真实性是要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而加以发扬。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成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
引人注意的是，郭文之中引用的“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诗句，乃本自于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词的下片：“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该词对曹操的文治武功显然是肯定的。实际上，早在郭沫若、翦伯赞为曹操翻案之前，毛泽东于1954年就已说过：“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说曹操是白脸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9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上还指出《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对曹操的评价不同，前者是把曹操当作奸臣来描写的，而后者则把曹操当作正面的历史人物来记述，说曹操是“非常之人”和“超世之杰”。可是因为前者通俗、生动，加上旧有的三国戏多是以《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10。由此可见，郭、翦为曹操翻案，与毛泽东欣赏曹操并要求为曹操翻案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不过，对于郭、翦二老的意见，当即就有不少学者表示异议。刘知渐即认为罗氏并未完全歪曲历史上的曹操，“历史人物的曹操，本来就是一个残暴的、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者，陈寿《三国志》没有替他掩饰；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用的材料，也没有替他掩饰；魏晋以至北宋的‘帝魏寇蜀’派论者都没有替他掩饰”。因之，民间艺人在平话和戏曲中就根据一些历史事实，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观点把曹操的残暴、阴险、狡诈加以夸张，以表达人民对暴君的憎恶，而罗贯中则“吸取了平话和戏曲的艺术养料，参考了更多的历史素材，写出了曹操的军事才能，
写出了这位极端利己主义者心灵深处的丑恶本质，更典型更集中地暴露了统治阶级中所谓‘雄才大略’的英雄的真实面貌”11。李希凡也指出：“对于替历史人物曹操翻案，我没有什么意见，作为一名杰出的封建统治者，曹操在三国时代确实起了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应该使人们认清曹操在历史上的真面目。但是，对于把作为文学形象的曹操和历史人物的曹操径直地等同起来，以至扩展到全盘否定《三国演义》„„我是不能同意的。”因为，文学作品的历史真实，“并非指的是历史事实的内容，它是更为广泛地包括着作者本人生活时代的历史内容”，《演义》中的曹操固然与历史人物曹操不大一致，“却并不违背他所处环境的真实，在这一形象里，作者进行了广泛的概括，集中了封建阶级政治家的多方面的品质特点„„。为曹操翻案的同志，尽可以为历史人物的曹操翻案，却不可能为《三国演义》里这个反映了、概括了封建政治家多方面品质特点的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翻案。因为他已经不是那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概括性的艺术典型了。”12袁世硕也认为替曹操翻案，“这就把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的评价问题和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的评价问题，完全混为一谈了”，“对于三国时代的曹操，应该还他以完整的本来的面目。但是，《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却有着另外的意义和价值。它是曹操那一类的人物——封建时代的统治者、政治家的品质和精神面貌的特定侧面的更概括、更集中、更本质、更典型的艺术反映。”因此，肯定历史人物曹操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就不一定非打倒《演义》不可13。另外，苏兴也指出：“历史真实不等于史实，站在史学家立场指责艺术作品违反史实，这本身就不科学”，“《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是封建社会政治家的一种典型，典型化程度之所以高，是罗贯中艺术的笔锋创造的，一方面这曹操不是历史上的曹操，一方面正因为他不是历史上的曹操，才使得他成为封建社会政治家即剥削阶级阴谋家、野心家（奸雄）中具有最大代表性的艺术典型。”14
这场关于如何评价曹操的争鸣，不仅有助于全面、正确地认识、评价历史人物，而且也促使许多学者对《三国演义》的材料来源、曹操形象的塑造，以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引人思索的是，郭沫若一生写过多本历史剧，曾主张以“失事求是”为历史文学的创作原则，因此谁会真的相信他竟连历史与小说的区别都分不清呢？看来他当时为曹操翻案确有上述所言的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同时，恐怕也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即《演义》在过去人民生活中的影响的确是太大了，而一般读者又多习惯于以读史的眼光来读《演义》，认为历史上的曹操就像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因此要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上的曹操，就必须向人们指出《演义》中的曹操是对历史上的曹操的歪曲，应该恢复历史上的曹操的本来面目。当然，“翻案”也与郭沫若所持的“艺术真实须得跟历史真实合拍的原则”有关。二十年后，有人在对这场“翻案”进行总结时即指出其局限性：“其一，客观上没有划清史学与非史学的界限。”“其二，郭老等人给历史文学定下了一个艺术真实须得跟历史真实合拍的原则”，并以此来苛求《演义》，这给《演义》研究带来了一定的消极的影响15。
“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思潮的煽惑下，《三国演义》和其它古典文学作品统统被当作封建主义的“四旧”打入冷宫。1974年，“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大搞所谓“评法批儒”，《演
义》又被指责为有明显的尊儒反法的思想而再遭厄运。报刊上发表的近三十篇文章，几乎异口同声地诬指《演义》有一条儒法斗争的线索贯穿着，《演义》之所以丑化、攻击、诽谤曹操，而仅仅在于曹操是个法家，等等。这些文章肆意歪曲《演义》，把曹操形象研究纳入了“四人帮”儒法斗争的轨道，致使《演义》研究特别是其中的曹操形象研究被引向了歧途。
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曹操形象研究
十年动乱过后，学术界为了清理“评法批儒”所造成的混乱，又重新探讨了对曹操形象的评价问题。一些论者继续就五十年代后期为曹操“翻案”的问题展开了一些讨论；有的论者则发现了《三国演义》的不同版本中对曹操形象的处理是有所不同的，还有的论者则运用了新的理论视角对曹操形象加以诠释，都提出了不少富有启迪性的新见解。
1、关于为曹操“翻案”的问题。程毅中指出，当年为曹操“翻案”，是因文史纠缠不清，《演义》不是史著，而是小说，故不应从历史角度否定它。《演义》中的贬曹倾向源头古老，揭露曹操的酷虐变诈，正是历代人民政治上反暴政、道德上反伪善的美学理想的体现，决不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16。黄钧也指出，当年一些史学家说《演义》“歪曲”历史，丑化曹操，这是为了模糊文学和史学界限，用历史评价来替代道德评价，用曹操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来掩盖他极端利己主义的本质17。在《真假曹操辨》一文中，他还将《演义》中的曹操与郭沫若历史剧《蔡文姬》中的曹操相比较，认为从真实性和典型性两个方面来看，罗贯中塑造的曹操更符合历史真实，更能再现历史人物的阶级本质；而《蔡文姬》中的曹操则“超越历史的界限，竭力把曹操美化为古今少有的完人，甚至把他表现为种种美德的化身”，这既违背了历史人物的典型性格，也歪曲了特定时代的典型环境。因此，郭剧为曹操翻案实际上是不成功的18。沈伯俊、胡邦炜也认为，“为曹操翻案”，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是不科学的，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也是片面的。因为历史上对于曹操的评价，本来就是有褒有贬，毁誉参半。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历史小说作者为何不可着重选择其某一性格侧面来加以描写呢？何况《演义》在描写其恶德劣行时，也突出地表现了他过人的胆略和才能，兼顾到他性格的各个侧面，总的来说是做到了把艺术真实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故而，“翻案”之说，是不能令人信服的19。傅隆基也指出“翻案”犯了方法论的错误，并指出曹操由历史上一个英雄人物演变为小说戏曲中一个奸雄的典型，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美学等方面的原因，通过对这一演化过程的考察，可以更深刻地认识曹操这个艺术典型的审美价值及其所蕴涵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因素20。这些讨论，可以说是进一步地确认和维护了《三国演义》的“小说”特性及其人物形象研究的独立的审美品格，这对于包括《演义》在内的历史小说研究的健康开展无疑是颇有裨益的。
2、关于《三国演义》不同版本中曹操形象的差异问题。刘敬圻、陈铁民等人以嘉靖本描写的曹操形象为依据，认为嘉靖本中的曹操与历史人物曹操是相近的，其主导面，依然是东汉末年叱咤风云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是有志于除残去秽，定乱扶衰、统一北部中国的英雄，不存在
浅谈《三国演义》中曹操的人物性格特征
汪梦涵
[内容摘要]：曹操是一个对于中国历史有着重大影响，千百年来最具争议的人物。对于他的功过得失，后人评论之多，意见分歧之大，堪称世所罕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史书的记载，又有来自于《三国演义》对曹操这一人物的艺术再现。《三国演义》充分渲染了曹操的诡谲奸诈、残忍少信的一面；同时，又描写了曹操忧国忧民、崇礼尚法、唯才是举的一面，揭示了这位乱世枭雄复杂的双面性格。他“奸”中有“真”，“真”中有“诈”，是孔孟之道和申商之学的完美结合者。
[关键词]：三国演义 曹操 枭雄 双重性格
曹操，一个乱世所造就的枭雄，他富有传奇的一生，为后人留下了说不尽的话题。他的为人、行事，千百年来总是褒贬不一，终难有一定论之说。但在民间，大多认为曹操奸诈、狠毒，“曹奸”一词至今仍在曹操的故里亳州被普遍使用，“奸雄”成了曹操的代名词。事实上，人们的这种认识与《三国演义》中对曹操的塑造是分不开的。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是作者浓墨重彩描写的一个反面人物，是一个既奸诈又颇具雄才大略的政治野心家和军事家的艺术典型。作者在塑造曹操这一形象时并没有一味的丑化他。因而，小说在写他奸诈、残忍的同时，也写出了他的雄才大略，敢做敢为，善于引纳人才等种种长处。所以，曹操的形象虽然“恶”，却很有生气。他的性格比其他人物更复杂，也更具吸引力。透视《三国演义》，你会发现曹操“奸”中若有几分“真”。也许正是这“真”的缘故，使我们明确感受到这位奸雄有时也会“奸”的痛苦、“奸”的无奈。可以说，《三国演义》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说不尽的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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