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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你也需要学会感恩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读后感
东中市实小陆琰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毫不客气，揭了中国人短，初读很有些受不了，他书中所罗列的国人的诸多陋习，本来批着外衣，现在全暴露，实在感到接受不了。其实，客观地说，敢于面队，才能改正，否则，陋习还是陋习，还会延续。
其实，教育实践中，也会观察到孩子们的陋习，例如，偶而我问班里的孩子：小朋友，老师喜欢你们吗？为什么你们觉得老师喜欢你们？一个一个说的很多：老师给我们无偿补课，老师关心我们，老师教我们画画，那你们爱老师吗？爱。声音拖的很长。你们是怎样爱老师的？一阵寂静，只有一两个孩子的声音：我认真上课
每天的每天，我们老师为班中每个孩子做着许多零零碎碎的事，这些在孩子看来可能好象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补课、批改作业、管理午餐等，我们也很少听到一声简单的谢谢；平时哪个孩子不舒服，我们给他喂水喂药，却也从没听过一句感激的话语。
问题出在哪儿呢？是孩子自己吗？还是？在脑海里我回放了这样一些镜头，镜头一：放学了，天黑了，老师仍和孩子等待着晚来接的家长，只见行色匆匆的家长急急喊了一声孩子的名字，拉起孩子的手又急急走了镜头二：小组长在大家吃完饭后，整理着桌子，一旁几个孩子慢慢吃着饭，心安理得的看着别人忙这忙那；镜头三：肯德基一角，孩子正在美孜孜的享受着他面前的美味，而妈妈则是看着孩子吃的美样
我无意想评判谁，只是我也深深知道，学会爱和感恩对人的一生至关重要。纵观历史长河，我们中国的感恩教育源远流长，中国是个礼仪之邦，自古以来有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古训。父母养育了我们，我们应该感谢父母；老师教导了我们，我们应该感谢老师；别人帮助了我们，我们应该知恩图报。我们要从教育孩子主动说谢谢开始，教育他们对师长有礼貌，尊重老师，关心理解父母，为父母分忧，要从不起眼的实在小事做起，点点滴滴培养孩子的感恩意识，使他们吃水不忘打井人，永不忘记别人的帮助之恩，不忘父母师长的教养之恩。 感恩，这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尤其重要。因为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品德，如果人与人之间缺乏感恩之心，必然会导致人际关系的冷淡。看今天，我们的孩子浪费粮食，大手大脚、心安理得花父母亲的血汗钱，对父母的辛劳从不言谢，对朋友的帮助少有道谢，稍有不如意便大发少爷公主的脾气，总觉得没顺自己的心、没了了自己的意。爱不应是单方面的，不管是母子之爱、父子之爱、师生之爱或是朋友之爱，都应是双方互助的。我想说不管是教师，还是父母，在关爱孩子的同时还要教育他们学会关爱他人，学会付出爱心，学会提供帮助。因为，现在的孩子都是家庭的中心，他们只知有自己，不知爱别人，要让他们学会感恩，学会爱别人，其实就是让他们学会懂得尊重他人，对他人的帮助时时怀有感激之心。让孩子知道每个人都在享受着别人通过付出，而给自己带来了快乐、幸福的生活，而只有当孩子们在感谢他人的善行时，第一反应才会出现今后自己也应该这样做。让我们和孩子一起学会感恩，一起接受感恩思想的洗礼。
评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
在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出版30周年之时，不妨来回顾一下这个议题的两位主要引导者。
首次谈论国民丑陋性的著名人物是鲁迅。在小说《阿Q正传》里，鲁迅以黑色喜剧的风格，塑造出一个旧帝国底层的代表性人物，成为当时中国人的共同精神肖像。鲁迅是幸运的，他生活在富有自省能力的民国时代，所以没有受到太多非难，反而因这部小说（也许还应加上《狂人日记》等）而成为宗师和不朽者。
但柏杨未能享用到这种文化待遇。他的《丑陋的中国人》，引发20世纪第二次民族国家的自我反省，却遭到台湾民众的激烈攻击，而中国大陆亦从1980年代的倾听转向了谩骂。在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包围中，任何自省和反思的努力，都会面临声势浩大的敌意。
但无论如何，前有鲁迅，后有柏杨，中国人终究为自己留下了几面自省的镜子。这是本国的终极精神财富。它不仅是说出真相的勇气，更是一种洞察恶疾的智慧，并最终成就为伟大的品格。反思力的存在，或者说，拥有足够的自我批判的力量，是衡量民族国家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尺，也是所谓“国家软实力”的坚硬核心。
柏杨所使用的“丑陋性”或“丑性”一词，属于美学范畴，跟美感和生理反应密切相关；另一种社会学语词也曾被广泛使用，叫做“国民性”；我们也可以套用生物学语词，把它跟“中国病毒”挂钩，更可以租借心理学术语，将其描述为“中国综合症”和“负性文化人格”，等等。而我则更倾向于使用“文化人格障碍”之类的中性语词。所有这些语词都从各自角度，向我们描述了病变的基本状况。
令人难堪的是，柏杨的警告没有奏效，反而成为难以解决的跨世纪难题。在“中国式病毒”的大肆侵袭下，30年以来，国民人格的集体性崩塌，已经势不可挡。人们从正直、法治、诚实、信用、勇气、胆略、独立、尊严、教养、责任、勤劳等美德中大步退出，转向贪婪、无礼、粗鄙、说谎、投机、好赌、哄抢、欺诈、剽窃、冷漠、甚至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在空气、土壤、食品里投毒，自上而下形成庞大的互害型景观。满目苍夷，一地鸡毛。这的确是丑陋的奇观，剧烈地伤害着我们的眼睛和心情。问题在于，对人格障碍的基本觉知，仍然没有建立起来。而没有诊断与报警，就没有改造和疗愈的空间。
有一种“理性的声音”宣称，感染这种病症的只是极少数人，因而“丑陋的中国人”的描述，毁损了大多数人的形象。这种貌似政治正确“多数论”，始终是探讨问题的理论瓶颈。常识告诉我们，出现“集体性人格障碍”的比率，哪怕只有百分之一，都足以构成一种危机。文化人格障碍是一种高传染性病毒，如果缺乏鲁迅/柏杨式的警觉而任其滋长，就会动摇中国社会根基，甚至向外部世界蔓延，对整个人类文明产生伤害。
为了更清晰地表述这个观点，不妨援引SARS（非典型性肺炎）作为例证。当年中国的SARS患者，官方数据是4，698例，而中国人口时为13亿，这意味着病患者仅占总人口的1/270，000。但它已经引发巨大的公共卫生灾难和民间恐慌。这种现象就是“SARS效应”。以上述比率为基础，再放大10，000倍作为加权，就构成测试社会感应度的“SARS指标”。它的意义在于，在14亿中国人中，只要27人中出现一位人格/伦理障碍者，就足以描绘整个民族国家的不良图像，并触发关于集体人格障碍的警报。
但中国的实际情形，远远超过了这个指标所描述的范围。另一典型案例，是四年前发生于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从她身边经过，全部视若罔闻，最后，小悦悦被第19位路人--拾荒者陈贤妹所救，但已回天无力，成为道德冷漠的牺牲品。这则新闻对“SARS指标”做了根本性倒置，也即以1/19的比率，描绘出文化人格危机的严重现状。在19人中间，只有1个人是正常人，没有遭到病毒的侵蚀，这就是“小悦悦指标”。它虽然源于单一“样本”，却有广泛的警示意义。这个幼小而脆弱的生灵，对中国人的文化人格障碍，做了严厉的控诉。任何稍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对此无动于衷。
另一则经常被引用的自慰式格言是：“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它的意思是，尽管母亲又老又丑，忠孝的儿子不应嫌弃。在古老乡村社会，这种道德劝勉是有意义的，它捍卫了家庭伦理的基本结构，而一旦将其转换到国家叙事层面，就会出现严重的逻辑错误。“丑陋”一词的所指，恰恰不是“祖国”，而是每一位人格破产的个体（“子”）。正是那些作为个体的“无名氏”（路人、顾客和游客），以其出现在新闻或日常生活里的丑行，拼贴出祖国（“母”）的负面容貌。
据说，鸵鸟在被追急的时候，除了扬沙踢腿，还会撅起身子和屁股，把脑袋埋进沙里，以为看不见猎手，猎手就不复存在。这类自作聪明的鸵鸟，在中国很多，而他们营造的“沙窝生活”，无助于难题的解决，只能加剧文化人格病症的恶化。
“人格障碍”的疗愈和改造，是一个比觉知更难讨论的话题。鲁迅和柏杨，未能来得及出示有效的疗法。但已经有部分中国人觉察了自身的问题，并试图接受真理，寻求有意义的生活，由此形成学儒、读经、禅修、拜佛和瑜伽等方面的宗教性潮流。尽管这些活动有时还驻留在事物的表层，犹如一场时尚表演，但如果这种时尚能够变成生命的内在需求，深入骨髓和灵魂，就有望成为自我疗愈的良方。
宗教疗愈的最大障碍，在于导引者方面出了麻烦。在仁波切、大法师、上师、大师和骗子云集的时代，究竟有多少真正的精神导师，这才是修行者的最大困惑。著名的佛寺主持--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正在面对各种匪夷所思的道德指控，尽管事实尚待澄清，但它已经加重世人的疑虑。导师问题成堆，他们所推销的“思想”，又如何能令人信服？
早在民国早期，蔡元培就发现宗教疗愈的诸多“弊端”，试图以“美育”取而代之。这种集体疗愈的策略，就是放弃病入膏肓的成人，转身从孩童教育入手，以文艺为药剂，陶冶情感，消除“丑性”，令文化人格在教化中变得美好起来。
“蔡元培策略”的核心，是在德、智、体、美、劳五育里，把美育推到最崇高的地位，而用于美育疗法的途径，除了建筑、雕刻、图画和音乐与文学外，还应包括“美术馆的设置，剧场与影戏院的管理，园林的点缀，公墓的经营，市乡的布置，个人的谈话与容止，社会的组织与演进，凡有美化的程度者，均在所包，而自然之美，尤其重要。”(原载《现代学生》第1卷第3期）。其中的关键正是“社会组织的演进”。假如“社会组织”已经腐化，丧失美的结构和体貌，就无法指望它能提供美育榜样，引领民众走向有良知的健康生活。
跟宗教疗愈困境相似的问题是，究竟由谁来承担这神圣的美育使命？众所周知，中国教育正在陷入“主体性危机”。作为教育主体的美育机构，一旦沦为官僚机构，被各种谎言所充斥，而教育者缺乏美感根基，甚至连人格都充满阴影，又何以推行正确的美育，将学生带入美好的生命感受？美育是一种严密的代际传承结构，其中一代人所受教育的好坏，取决于上一代人（教师）的品质。蔡元培的“美育”信念，只能基于对当时教育体制、教师人格和基本美感的信赖，但在21世纪的语境里，这些支撑性要素都在瓦解和流失。【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难题”的解决，暂时还没有令人信服的方案。
怀念柏杨 有感于丑陋的中国人
翻阅报纸，突然看到柏杨先生于2008年4月30日去世的消息，我深感震惊，柏杨在二十多年前因一夲批判现实、批判中国人集体性
格缺失的作品《丑陋的中国人》，而引起轰动和广泛争议，正是因为那本《丑陋的中国人》，使我认识并深刻铭记住了柏杨的名字。今天，在柏杨先生淡出人们记忆二十年后，在他离开之际，人们在追思这位现实主义评论作家的同时，我想谈一谈自己对柏杨以及《丑陋的中国人》的浅浮理解。
阅读报纸中关于柏杨的简历：十二岁时，他因痛打继母和祖父被父亲撵出家门送往县立小学；他一生有过五次有记录的婚姻；他曾两度入狱，经历过十年的牢狱生活，他在监狱中，因时任妻子要求与他离婚时，曾绝食二十一天；他还有过制造假文凭被大学开除的经历等。 纵观柏杨的一生，一个性格叛逆，桀骜不驯，对现实生活严重不满的人物跃然于纸上，我想：正是缘于他思想的叛逆与人生的特殊经历，他才能用那辛辣、尖酸的笔触，写出那本颇具争议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丑陋的中国人》。
对于那本自己曾于二十多年前阅读过的《丑陋的中国人》，自己对于书中的具体细节，相关内容的描述都已基本忘记，只依稀记得该书的主题思想，该书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比拟为一只大酱缸，即所谓的“酱缸文化”，书中説：中国人之所以丑陋，是被那“酱缸文化”所熏陶，所渲染。记得书中有一个非常精辟，非常经典，使人读后不得不深刻印记的比喻：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单独从事一项具体的工作或事业时，都堪称是一条龙，当两个中国人共同协助时，则会变成两只虫；而外国人则与之相反，每一个外国人单独从事一项工作时，如果只是一只虫的话，则两个外国人携手必将变成两条龙。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是因为中国人相互之间的、那独具特色的“窝里斗”现象，是因为在中国传统“酱缸文化”几千年的浆染、浸渍之下，“窝里斗”是必然的结果，是中国人丑陋本质之所在。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龙的形象具有表征成功、象征完美的特质。我的工作单位中，与我签有师傅合同的某师，曾自己开有一个“神农茶庄”，师傅每每在工闲之余最喜与人交谈，与人讨论的话题就是龙与虫的问题，师傅常常会说：人，要么活成一条龙，要么活成一只虫。往往使对方从他的眉目，从他的眼神，以及从他的整个言谈举止间，不得不确认在茶叶营销方面，师傅俨然是一条不折不扣的龙，或者，师傅在以龙自居。但在具体的单位工作中，我的这位师傅充其量只是一只虫，因为在那时时刻刻充斥着尔虞我诈，充斥着“窝里斗”的环境之下，一直以来，一个普普通通的、不会迎合、不擅争斗的工人师傅，只能，仅仅也只能是一只虫而已。
柏杨先生的“窝里斗”观点，几乎是一针见血地直刺中国人人性弱点的血脉，从而致使我在阅读过《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会对此观点记忆深刻，我不知从何种角度来表述自己对于这种争斗的认知，仅仅只想打一个不十分贴切的比方：桌中有一堆苹果由几个人来分，每个人并不注重自己分得了多少，而是相互之间在争斗中比较，在争斗中权衡，他人比我多分得了多少，我比他人多分得了多少，他为何比我多？我一定要比他多？正是由于中国人锱铢必较，因此，在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必然会产生“窝里斗”，这也许就是柏杨先生所说中国人的劣根性吧。
柏杨先生将中国那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比喻为一个大酱缸，即所谓的“酱缸文化”，使每一个国人乍听起来十分不爽，但当人们看完那本书之后，总会被先生深入浅出，入丝入扣的观点及评论所折服，会于无声中默思那些早已习惯了的种种丑陋习性，默思那些早已适应了的性格中的缺失。在“酱缸文化”几千年的熏染之下，“窝里斗”早已渗透到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窝里斗”现象就永远也不会停歇。
我们中国人向世人展示的是聪明的、精明、缜密的形象，因此，不仅为“窝里斗”制定种类繁多、详实的规则，而且将这种斗争合法化，譬如：很多基层单位的基层班组，在进行工资和奖金分配时，将这种争斗表现得淋漓尽致，加分，减分，甲分得的多，欣欣然，乙分得的少，愤愤然，丙则悻悻然，一副坐山观虎斗状，如此年年月月，在吃于被吃间，吃掉了同事之间的友情，吃掉了团结协作的原动力，“窝里斗”这颗毒瘤在中国酱缸文化中延续。 柏杨先生现已离我们而去，但他那勇于剖析自我，勇于剖析中国人丑陋面、中国人劣根性的思想却留给了我们，在今年我们祖国即将举办奥运会，即将向全世界展示一个全新的中国之际，难道我们不应该对照那本《丑陋的中国人》进行反省和自思吗？
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 2012年7月23日
看到这本书纯属偶然，在学长书桌上找到的，因扉页有赠言故而引起了我的兴趣。先说柏杨这位作家吧，台湾人，创作生涯可分为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历史、十年通鉴，做过牢文辞尖锐。有句话叫没读过柏杨的杂文是人生一大憾事、没读过金庸的小说是人生另一大憾事！
本书是一部杂文集，为八十年代所作，围绕的主题都为——丑陋的中国人抑或酱缸文化。这是对中国人性的大胆揭露，痛心中国的酱缸文化、反省中国人的丑陋、要中国人活的有尊严！鲁迅的阿Q揭露了中国人的人性、李宗吾的厚黑学揭露了官性、而柏杨的酱缸文化则直指文化根基。最经也经常在反思中国的人性以及中国的文化是否真的具有强大影响力。书中的言论够我们这些国人反思良久了，八十年代的观点反映在21世纪却依然“光鲜”，中国人不得不反思！
读《丑陋的中国人》有感
《丑陋的中国人》是柏杨的一篇通过演讲之后进行整理的文章。自从演讲之时起就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褒的是指出了中国人的毛病，贬的是丢了中国人的面子。我的第一感触是，柏杨为什么会写这样的文章，为什么会发表这样的看法，为什么把我们中国人写的一无是处？再看看文章，脸就火辣辣的红起来，感觉挨骂的人就是我，我就是文章中缺点众多的丑陋之人。但我不恨柏杨，我看完第一遍，还想看第二遍，甚至想写篇文章自剖一下。更不怒，不怨，不艾。柏杨的话深深的打在我的心上，不知道是觉得可怜，可悲，还是可恨。作为中国人我们是有很多优点，但是我们身上的缺点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国家应当居安思危，个人应该日三省吾身，落实到我们个人身上又该怎么做是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最应该去深刻思考，总结的。我觉得柏杨并不是在诋毁或者单纯批评什么。很多人在没有反省之前，一听到“不顺耳”的话就理解为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攻击或者是无知的表现，竟忘了老祖宗的训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大多数人总是不喜欢听忠言逆耳。一旦听见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就立马出来攻击。觉得别人是在对自己的挑衅！
柏杨先生不是说：中国没得救了，只剩下些劣根；而是一些问题的确与其他现状并存，柏杨先生把它指出来，讲出来，像是在治病，中国人有没有病？肯定有，每一个民族都有一定的问题，那么，柏杨先生把病指出来，说明中国人病状明确，可以针对而医，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一个观点，只要被提出来、存在着，就有一定的可取性。可能可取性很小，谬误性很大，但是我们仍不应反对它、抛弃它，而是用我们的判断力判断出哪些是对中国人有用的成分，并把这些成分提取出来，切实的用以改造自己，优化自己，这就是我想对反对柏杨先生的人所说的话。
《丑陋的中国人》里有很多令人深思的观点。也充分暴露了当今中国的现状。“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这是柏老开始提出的，难道不是吗？现在我们虽然倡导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我想这不是形式上的，这只是一种表演。一旦你触痛了掌权者那根弦，他们总会想方设法让你闭嘴的。柏老提出了很多观点，中国人就是具备了狠多可怕的特征啊，脏、乱、吵是其一，嗓门大的真是天下无双，还有很重要的是窝里斗、不团结、相互践踏、拆台，可真是天下闻名。正如他所说，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头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中国人呢？中国不是有句古话说，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三个中国人，三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头猪，一条虫，甚至连虫都不如。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团结，柏老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么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这句话虽然具有很浓的讽刺意味，却无不表现了柏老想借此来惊醒中国人。我特喜欢书中的一句话“中国人就像酱缸里的蛆，喜欢在浑浊恶臭的环境里相互搅来斗去”，说的实在是太深刻了。
其实书中有很多说“丑陋”的观点，像柏老对崇洋媚外的批判，认为我们其实都是崇洋的，我们哪样用的吃的穿的玩的，各种东西，不是洋人发明的，不是从洋人那里传来的，我们可以崇洋但不要媚外就可以了，中国人总是分不清崇洋、媚外，以为崇洋就是媚外，媚外也就崇洋了。还有就是中国人的心胸总是那【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么狭窄，泱泱大国，本应历练出心胸的宽广，可是正是因为长期的贫穷，杀戮，猜忌，使我们心胸反而更加狭窄，等等许多值得反省的地方。我们不要总是抱着排斥的观点去看待柏老对丑陋的揭露，也不要觉得身为中国人，我们被柏老批评的一无是处，觉得身为中国人去批评中国人，揭露自己人的伤疤，是一种耻辱！我们要看到这些缺点，去反省，去改正，从而让中国变得强大。我想这才是柏杨最终的目的！
总结柏杨先生提到过的国民劣根，即贪小便宜，或者说是不肯吃亏，就结果而言，反而是吃了大亏，整个民族在两百年的时间里陷入被人欺的泥潭。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策略问题，是策略上出了错，因小失大。同是，这也是一个民族性格问题，性格形成于历史文化环境当中，潜移默化中不易引人察觉、惊醒，却又毒害颇深，这就是柏杨先生所说的“毒素”。用马哲来讲性格类似于意识，由物质决定，而物质与意识间的反反复复的相互作用早就了现状。我们应当从柏杨先生的文章中反省自我，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自我改良计划，付诸实践，打破原来的不良现状的平衡，制造一种客服国民劣根后的平衡，才能是民族健康、自信的发展下去。自助者天助。大我由小我组成，改变世界从改变自己开始，改变国民从改变你我开始。
《丑陋的中国人》读后感
相信不少人听到或看到这本书的书名的时候，都会为之一震，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当然不允许有侮辱性的词语加在我们的民族名字前。
这本书的作者是“人文大师”柏杨，他的言论与作品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争议，这本书更是饱受争议，对于这本书，有人赞之、有人骂之、更有人恨之。其原因都是因为柏杨先生在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中国人的缺点与不足，甚至丑陋之处。对于这本书，有人赞之、有人骂之、更有人恨之。
记得我在学校看这本书也引起了同学们的非议，大多都是不能接受这麽刺眼的题目与主题。但是就像文中写的那样不只有《丑陋的中国人》还有《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日本人》等，但它们受到的待遇却大为不同。《丑陋的美国人》一书中充满了对美国外交人员的自大骄傲的抨击。据说，美国国务院曾对这本书深入研究，认为这是一本“确实刺激思想”的好书，并要求本国每个外交工作人员人手一本，仔细阅读与反省。而另外两本书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受《丑陋的美国人》这本书启发与鼓舞，误以为此举也可以让自己的国民受益，但自己却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围攻。同样的，柏杨先生当时也受到了批评。那么为什么一类的书遇到了不同的遭遇呢？看来，这是我们远东文化共同体的“镜像综合症”，我们恐惧在镜中的形象，却不看自己的原因，反而竭力指责镜子的低劣，进而打破镜子，以“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名义，终止一切自我治疗的程序。
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柏杨先生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过滤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至今也不能痊愈，主要内容是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难道这些都不是实话吗？
最让我好笑的一点是：一起买东西，你卖5元，我就卖4元，你卖的低我就买的价格更低，以至于我们的稀土资源以“白菜价”销售，引得日本与韩国争相购买。这不是不团结吗？前几天看到大陆游客在香港地铁内吃东西等不太文明的行为被香港本地人大骂的事情，看来连我们自己人也受不了我们的行为，更不要说外国人。我们的“脏、乱、吵”有目共睹，我们“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三条虫”也是事实，我们因为悠久的面子问题“死不认错”，就好像梁思成故居被拆除美名其曰“维修性拆除”，让人不禁赞叹厉害厉害。
不过，人人都是有劣根性的，我相信不光我们中国人有不好的地方，不管英国人、非洲人、俄罗斯人，即使是工作认真的德国人也是有不好的地方和缺点的。关键是我们有没有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弥补缺点的能力，只要有了这种能力并认真反省与行动，我们尽管是只有这一个优点其他一点优点也没有的话，也可以成为优秀的民族。我相信在中国发生的种种不好的社会现象，在国外也发生过，我们有先进的制度，有悠久的文化，为什么就不能认认真真认清错误，认认真真改正错误呢？
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直让我们引以为傲，我们自称礼仪之邦，我们还是四大文明古国中仅存的一个。我们一直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但我们还要看到自己的不足，认识到自己的劣根性。望大家都放下“爱国主义”，好好阅读这本书，并反省我们的“丑陋”。
《丑陋的中国人》读书笔记
“我们丑陋是因为不知道自己丑陋”。——柏杨
我认为这句话正是柏杨先生写出这一本书的原因，“知错”才能改过！
柏杨先生深切期盼着中国能够有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他嬉笑怒骂、愤世嫉俗，对中国人的劣行猛烈抨击不留一丝余地，像个眼疾手快的大夫一针见血地刺穿了病人的病脉，让中国人的丑陋赤裸裸的暴露于众人的注视下，所以他本人在恨天恨地恨铁不成钢地批判的同时，也遭受到潮水般的批判，引发了长期的争议和畅销，也曾经中断出版。但我想大部分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些“丑陋”大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中国人总是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而柏杨却说：“中国人逆来顺受,其实并非是因为我们真的有涵养,真的那么有忍耐力,而是因为我们一怕报复,二怕麻烦。”对权力的恐惧和无知然我们忽略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泛起了维护个人权益。人人如此。自然而然就导致了公权力的扩张和膨胀，什么都要管，却大多数都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就像工商管理局认证的注册资金一样，只是个花架子。
“我们总觉得只要不彻底牵扯到自身的利益,就可以泰然处之的过着自己所谓的幸福生活,”古代中国农民的造反都是在不起义就要死的情势下才揭竿为王,而只要统治者把踩在他们脸上的脚稍微放松一点,那么他们就会感恩戴德,大喊仁政。
这么认为的并非柏杨一个人，王小波说中国人是沉默的大多数,龙应台感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李敖认为中国人早就丧失了侠义和情义,孙观汉觉得中国人根本就是只在乎个人利益的一盘散沙。这些人是思想界的先锋，促使中国人民主意识的觉醒，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才令中国人不时被刺痛一下,不至于一直麻木下去。
中国的民主进程缓慢，被外国诟病，成我们为专制国家，不仅是因为民众民主意识的缺乏，也因为中国几千年来几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官僚体制。官僚制是社会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必然要求，曾一度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其内部依旧内部存在着不可祛除的痼疾，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这些痼疾不可避免地日渐显露，成为困扰公共行政的弊病。 韦伯说：“官僚制是民主政体的“奴役式外壳”，是最好的防范非理性的野蛮人复辟的手段。”但在现实中，官僚制下的行政人员往往给人民留下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切实际、不思进取、保守僵化的官僚主义印象。这个官僚体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机器，其动力（即权力）来源于人民，但人民却难以对其做出干涉。欧文·休斯说：“在与官僚制组织接触的过程中，公民面对的是一个庞然大物，它拥有全面的技术和力量，公民仅是这个复杂过程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参与者”。可以说，官僚制是实现民主政治的一种工具，但这个工具本身就是不民主的。
这时，不民主的官僚体制就需要民主的权力制约机制来制衡，但由于民主意识缺乏以及权力自身的膨胀性等多种原因，我国的权力制约机制并不完善，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导致官僚制发展走上了歧途。
而在实际运作中，官僚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千方百计的寻求权力的扩张和预算的最大化，结果造成机构庞大臃肿和预算的不断膨胀。而官僚之间争夺权力和利益的竞争也会在组织内部形成一个相互倾轧、勾心斗角的氛围，造成整个官僚制体系的内耗增加，效率下降，背离组织本身存在的目的。
民众民主意识的缺乏、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再加上官僚集团的权力膨胀，以及事不关己的官老爷心态，就造成了王小波、龙应台、李敖、孙观汉等知识分子所痛恨的稀里糊涂的胶着局面，也就是柏杨先生说的“酱缸”。关系错综复杂，实力盘根错节，有心改变，却无从下手。
柏杨先生在出版了《丑陋的中国人》这本备受争议的书后，又完成了许多抨击丑恶社会现实的文章和书籍，甚至以84岁高龄出版了《我们要活的有尊严》，来论述在“知错”后，中国人要“怎么做”，取得了一定效果，其本人被称为“中国人尊严之师”。
但是，随着十八大的落幕，“酱缸”终于有了打破的期望，衷心希望中国越变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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