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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精选】读书札记 作者：苍耳
2014-04-15 10:03:48来源：infzm.com
标签 权利 郭沫若
穿长裤的“短裤党”
在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时期，代表法国草根阶层的“长裤党”（他们穿长裤，而绅士穿短裤）将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断头台。他们甚至称基督教为“长裤党耶稣”，据说耶稣是木匠出身。一九二七年蒋光慈出版小说《短裤党》，近距离地反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瞿秋白参与构思了这部小说，书名也是由他敲定的。它取自法国大革命的les Sans-culottes，此字应译为“长裤党”而不是“短裤党”。瞿秋白高度评价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他想借Sans-culotte之名来媲美法国大革命。郑超麟指出：“法国贵族服装有一个特别标志，同平民不同，即是贵族要穿一种短裤，名为Culottes，面料、做工都很讲究，甚至绣了金丝银丝，裤脚很短，只能盖着膝盖，小腿则穿着长统袜子，袜子也是做得很讲究的。平民穿的是长裤，即现在的西装裤子。”“贵族于是称当时的革命群众为„无华丽短裤可穿的人'。”造成这一误译的原因，除了瞿秋白并不精通法语外，他大约总觉得中国普罗大众穿“短裤”居多，而有产阶级绅士是不屑于穿“短裤”的。鲁迅在小说《孔乙己》中就区分了“长衫主顾”和“短衣主顾”，咸亨酒店里的顾客，“多是短衣帮……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无独有偶，在二三十年代，俄国人甚至将“长裤党”译作“无裤党”，例如C·A·达林将在《中国回忆录》中，称广州的少先队员为“这些小无裤党举起小拳头欢迎我们，并且用汉语唱起了《青年近卫军》”。这本书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翻译出版的，译者在注释说：“无裤党：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和资产阶级讥笑革命群众的用语。”我猜想，他们可能认为只有“无裤党”才能与“无产阶级”相匹配罢。以衣着服饰作为阶级标志，在二十世纪大搞阶级斗争的国度堪称登峰造极了。
瞿秋白的误译可以理解为一种错置，是内心两个矛盾自我的倒影：瞿秋白是最早提倡普罗革命文学的，蒋光慈则是最早的践行者。他们当然把自己视为普罗阶级之一员，以及他们的代言人。后来在左联时期瞿秋白提出大众化理论，可以视为这一思想的逻辑发展。在《学阀万岁》等文章中，瞿秋白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只是“产生了一个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一种“„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这种文学革命“差不多等于白革”，因此必须再来一次革命，即文艺大众化的革命，套用法国大革命词汇，应该是文艺领域内的“长裤党”革命。在《大众文艺的问题》、《“我们”是谁？》等文章中，瞿秋白进一步强调：知识分子应改造自我，放弃主体话语立场，努力与工农群众结合。此为二十世纪中国改造知识分子之发轫。
然而，“短裤党”并非穿上“长裤”，就能伪装成“长裤党”的。他们的尴尬在于，骨子里的“短裤党”气质，从生活方式到文学肌质都散发着绅士和贵族气息，却要迎合政治需要将身份设置为“长裤党”，或者用“长裤党”来遮掩或扭曲自己，而最终不得不以“短裤党”的面目出现。这是普罗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宿命——不是什么都
可以“改造”的。以瞿、蒋二人为例，他俩的生活皆有小资情调，秋白每天出入西装革履，头戴呢帽，常常引起本党同仁的质疑和反感。蒋光慈在大革命失败后，生活变得富裕起来，因为普罗文学占据文坛主流，书店老板为了赚钱，将他的新著旧作加以再版，甚至改头换面，比如将《少年漂泊者》改为《一封长信》，《鸭绿江上》改为《李孟汉与云姑》等等。于是他搬到上海法租界里养病。每天早上，他喝完美国房东送来的牛奶、可可茶、奶油汤后，就身着西式短裤，独自去法国公园散步，构思新作品。这个场景是颇有意味的：那时候租界的法国公园并非“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而是允许“穿西服的华人入内”，拒斥穿短裤的劳工入内。蒋光慈不会想到他步入这样的公园，会与他的小说《短裤党》形成一种反讽张力。他其实不过是穿长裤的“短裤党”而已。
然而，蒋光慈的“短裤党”气质仍在“发酵”：他反对党组织到他住处开会，理由是：“一个屋子，本来可以写作的，往往一开会就开倒了……”后来，左联负责人对他说：“写作不算工作，要到南京路去暴动才算工作！”蒋光慈为此递交《退党书》。一九三年十月，《红旗日报》随即宣布“蒋光慈是反革命，被开除党籍”。还有一项指控，就是他贪图版税，丧失立场，靠着丰厚的稿费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蒋光慈至死都不认同这一指控，更不会正视自己骨子里的“短裤党”气味。这一点，他显然不及瞿秋白。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惨痛自白：“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将自己“长裤党”的伪装无情撕下，还原出既是传统的“士”也是小资文人的真面目——骨子里还是“短裤党”。
就写作而言，瞿秋白写作喜欢用欧化的句子，用词却古拙，文章也非一般大众所易懂。而蒋光慈“提供大众文学，却有着无可救药的小资情调。属于穷作家的穷讲究，用时人的评论，是„喝上海咖啡而提倡大众文学'。他的革命小说出版，革命者中几乎没有人看。陈独秀翻一翻《少年飘泊者》，说道：„虽是热天，我的毛管也要竖起的。'”（《郑超麟回忆录》）陈独秀的文学感觉相当好，从他极力推介鲁迅作品就可以见出。如此看来，“长裤”固然长，但质料太薄，颜色太浅，里面的“短裤”还是能看得出来。
瞿秋白当时的理想便是普罗阶级夺取政权，这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已成为现实。一九三一年，也就是蒋光慈病死那一年，瞿秋白在《学阀万岁》一文中写道：“短裤党是Sans-culotte，这是巴黎大革命时候的暴民的称呼。暴民专制正是《短裤党》那篇小说的理想。幸而作者有些饭桶，这种主要理想没有显露透彻。”该文当时并未发表，因此蒋光慈临死前没有看到被亲爱的同志称作“饭桶”。瞿氏对他的贬斥是显而易见的。四年后秋白成为国民党军的囚徒，这才写下《多余的话》剥下自己的伪装。而蒋光慈缺乏这样的空想能力。连瞿秋白也认为他“太没才”。其实，这也不能怪蒋光慈，因为套在外面的长裤大都是纸做的，一场暴雨后“短裤”仍会露出来。法国大革命时期作家雷蒂夫说过：“一切专制都令人难以忍受，长裤党的专制比王公们的专制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二日
《随笔》2014年第2期 出版：《随笔》杂志社
吹号的
郭沫若早年曾有一个绰号——“吹号的”。这个绰号得自一九二六年北伐途中。他在《革命春秋》中回忆道：“这个徽号的来源，真是一个绝大的耻辱。那是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的事……因为到会的群众将近二十万人，蒋介石的声音不能传遍，他便叫我用传话筒传达。那时候我不该过于卖力气了，因为我的声音素来大，我便替他传达起来。他说一句，我传达一句，传到后来他的演说才完全是反革命的论调。他叫江西群众要拥护江西党部（以前的伪党部），反对江西省党部的就是反革命，反革命的就要把他打倒。这些话当着二十万的群众面前，也不能不给他传达，我真想把传话筒来打得他一个半死了。但为情势所迫，只得忍耐着又出卖了一次人格，昧了一次良心。我在江西半年，可以说完全做的是这样昧良心、卖人格的工作，我现在回想起来，不觉犹有余痛。”
这部回忆录写于八年后，传主并不回避这个刻骨铭心的场景和细节，并发自内心谴责自己，这正是早年郭沫若的可爱处。
当时郭沫若任北伐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宣传工作是他的主要工作。这个拿传话筒的活儿非他莫属了。一般属员还没这个资格。这个场景实在是传神而准确，而且在我看来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其一，蒋介石的演说何以前半段是“革命的”，后半段才显露“反革命论调”？大凡政客演说皆是如此。前半段要打动人、吊起群众的胃口，煽动群众的狂热，就必须满口“革命词藻”；后半段才将包裹在最里面的“私货”抖出来——它不必也不再害怕阳光了，因为它顺理成章地成为“革命逻辑”推导下的“结论”，不会引起“革命群众”的质疑与反对。其二，蒋介石当年讲话的语气怎么如此熟悉：他用的句式是“谁反对××，谁就是反革命！”“凡是反革命，就要把他打倒！”好家伙！这种句式曾经风行二十世纪的中国，也曾经为不同的政权和政客所利用。其三，真正的改良或革命，当然是好的。问题在于，凡是好的东西都会被假冒，凡是“反××”的东西都会成为打击异己的借口。更复杂的情形在于，即便那些真正的改良者或革命者，他们往往以为自己是改良或革命的化身，也会利用这个逻辑排斥或剪除异己，进而走向改良或革命的反面。其四，一个人拿起传话筒是容易的，可是要中途丢弃却非常难。郭沫若几度想辞掉政治部主任都没有成功。“像这样羊头狗肉的革命工作，我决心不再干了。当晚便写就了一封辞职的信，请另简适当的人来负责。”虽然，郭沫若不久就写下他一生最具人格光辉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跟一个他所厌恶的党派和领袖作了决裂。
然而，人们何以用“吹号的”而不用“传号的”？这本身就足堪回味。
郭沫若的回忆无疑为这个绰号的产生提供了真切的历史土壤。但他并没有完全读懂这个绰号的含义。“吹号的”并非仅指那个场景中“传声人”，它实在是对“宣传人”的形象概括。因为“宣传”的根本动机和出发点，并非以真理和国民利益为转移（当然不排除也有吻合之处），而是以党派利益为转移。诸如欧美各国每逢大选之年，各党派纷纷为选举做广告、制作片子、发表演说，大造其声势，这其实就是“宣传”工作。郭沫若对此不是没有认识和体会。他在回忆中说：“还没有掌握着政权的所谓革命党人在标语上、传单上、乃至宣传员们的口头演说上，发行了无数不兑现的军用票，如像„打倒贪官污吏'、„铲除苛捐杂税'之类，自然也收了莫大的效果。”他举例说，像这样的口号——“我们革命军是不亏空老百姓的，吃了老百姓的东西总要付钱啦”，在他看来是注水的，很难兑现的。然而，他明知无法兑现，却命令手下人去刷这样的标语口号。这让他很痛苦、很纠结。倘若他不深知这一层，那么他如何能咂摸出“吹号的”这个绰号的嘲讽意味？
这个绰号证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看来，在任何体制下，“宣传”工作都不会消失。关键在于它是否受到必要的制约。比如为选举造势的宣传，选民明了它的用意，并且政客许下诺言，也将受到选民和时间的制约。可是，一旦失去边界和制约，“宣传”可以被任意偷换为真理的代言，那便等于打了老百姓左脸，还要老百姓亮出右脸给你打——“谁敢反对，谁就是反革命”！
我倒是喜欢传主回忆北伐战争中的一个细节：在攻打武昌城时，城上的大炮冷不丁打过来，“我自己的尿意来了，便站在那田地中对着武昌城撒尿。尿正撒到中途的时候，又是轰充的一声。这一炮正落在我背后的路上，爆发了；夫役的队尾子混乱了一下”。人生快意，尽在这一“撒”之中，管它什么炮弹鸟玩艺在周遭呼啸！
二〇一二年四月
驯象师与豪猪斗士
明代以来，宣武门内西城根有一条“象房街”，因街之北有宫廷设置一象房而得名。此街名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后来，在旧朝象房的基址上建立了国会大楼，此街因此更名为“国会街”。到了六十年代，北京拆除旧城垣，“国会街”也随之被废掉，如同切除一小节盲肠。即便它不被废掉，也会在红色风暴中更名为“反帝路”、“反修路”或者“红旗路”之类。
在中国，朝廷驯象一直可追溯到元代。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就有大汗乘坐“驯象”的生动描述。“驯象”之阵是朝廷重大典礼、尤其是皇帝征伐、出巡之仪仗。在元代，一般是在四头象上，安置一精美木楼，内镶金锦，外覆狮皮，天子御坐其中，携十二只猎鹰，征讨或巡游四方。至明清时，皇帝乘金辇，前后均有庞大精美之驯象群护卫、壮势。因为战争和仪典的需要，驯象师也应运而生。驯象师具有双重性：他一面是向大象发号施令的主子，一面被宫廷呼作“象奴”。但二者在典礼上却化若一物：驯象和驯象师皆披红挂彩，招摇而过。令人称奇的是，驯象师能把野象驯化到这种程度：令其行则行，令其止则止，令其跪拜则跪拜。驯象见到皇上，也跟卑臣一样长跪不起。之后皇上才“免礼平身”，赏给它糖草、糯米饭，以示皇恩浩荡。康熙三十二年，沙俄使节有如下记载：“乘马同至驯象所。象共十四，有白象一，观之不足，命象呈技。奴嗾之，乃作虎啸，声震屋宇；又有声如牛马，又如南方小鸟。尤奇者，学吹号。又命象向我请安，就地作滚，其滚时，先舒前足，徐舒后足，腹重贴地，卧而后起。”大象的野性已被驯光光，变得“奴性”十足。至于驯象的过程，也是非常残酷的。元人熊太古在《冀越集记》对驯象做了下述描述：“人掘坑坎，以草木覆之。或象陷于坑中，饿数日，人以草饲之，与之曰：我能饲之，且曰：若从我，我能掘坑作平地，使汝出求食。象若应之，即登其身拊摩之，不动，得出坑，终身不敢伤此人。”这跟朝廷招降纳叛的伎俩如出一辙。沙俄使节也写道：“有一象尚未练习，锁前二足，未经出户，地旁有深沟，似防其变。”
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除了在朝廷特设饲象所，隶属锦衣卫掌控外，还特设驯象卫这一军事机构，以便捕捉、驯化野象，专门对付南方麓川土司的象阵。有意味的是，驯象卫在长期征剿的过程
中，其职能由单向演变为双向，即兼有捕驯野象和镇戍边防的职能。也就是说，它既驯象，也驯人，二者合成即为象军。驯象卫最高长官为南通侯，鼎盛时曾统驭象军达两万多人。换句话说，南通侯便是级别最高的驯象师。到了清代，朝廷专设銮仪卫，沿袭的是明代锦衣卫饲象所制度，从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改称驯象所，分东、西二司，以驯养宫廷仪仗使用的“仪象”。每年六月初，象房前彩棚高搭，旗幡招展，鼓乐齐鸣，象房内的“仪象”款步而出，过象房桥，出宣武门，到护城河洗濯，引来上万草民观赏。元明清诸王朝何以对“驯象”如此看重？原因很简单，大象是陆上最庞大、最威猛的巨兽，同时也是呈示天下太平的瑞兽，天子坐于其上更能显示专制皇权的威仪。
然而，咸丰年间，因洪秀全起义，兵荒马乱，南方贡象之道遂断绝；而象房仅存之“驯象”也纷纷倒毙，原因是驯象师克扣草粮以自保，以致“十余年象房无象”。作为“象奴”的驯象师，其奴才本性于此暴露无遗。奴才向主子献媚、告密，却向更弱者施虐。其后，清国危机日益加深，割土赔款，国之命脉被洋人控制，南方属国（越南、缅甸等）被法英占领，宣武门内之象房再度呈现“死相”——驯象师们懈怠、开小差，以致光绪十年春，一头仪典中的“驯象”突然发疯，从西长安门逃出，一路毁物伤人，不仅将所拉的皇家玉辂撞碎，还将一个太监抛到皇城墙头。一个王朝衰败的气象和气数，于此可见一斑。
不过，驯象师历来是既驯象又驯人，因此不能说驯象师完全丧失功能。事实上，他一直是阴魂不散的。 有意味的是，王朝更替之际，驯象和驯象师可以“照单全收”；而清朝衰亡之际，连最后一头“驯象”都死掉了，中南半岛的藩国不再贡象，象房遂废，驯象师也四下逃散。不过，对于清王朝而言，还存在另一类驯象师，袁世凯便是。袁某为皇家驯化的是另一种“战象”：一支西式新军——他们“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凭借这头“战象”，袁世凯顺水推舟地成为清王朝的掘墓者与和平开启民国的功臣之一。然而，若没有革命党人前赴后继的反清起义，历史的转折恐怕还要延搁许多年，袁世凯自然也没有契机“逼宫”，更甭谈什么赞成共和了。革命党人在反清血斗中，堪称豪猪斗士，浑身箭刺，冲锋陷阵，豪气万丈。
民国后，共和民主观念得到广泛传播，“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一九一三年，在驯象死光光的象房遗址，盖起了崭新的国会大楼，象房街也由此更名为国会街。这极富象征意义的细节却一直被忽略。要知道，中国两千年专制历史于此出现重大转折，暴力推翻一姓王朝而建立另一姓王朝的怪圈终于被打破。然而，世纪之初，民主宪政之于国人而言，也跟盲人摸象一般。新的国会建立在旧朝象房的基址上，宿命般地预示了民国之初建立民主宪政的艰难性、曲折性。其一，旧朝驯象师袁世凯仍控制着一头“战象”——它名义上是中华民国军队，实际上只效忠袁世凯个人，即便袁氏成立的公民党也必须效忠他个人。因此，在两院开会选举总统时，“驯象师”除了收买议员，指使数万士兵冒充公民请愿，强烈要求袁世凯当总统，还以保护为名派军警包围国会数日，令议员们惊恐不安，连投票后照相机发出“啪啪”响声和浓烟，也让颟顸议员以为是爆炸，有的抱头鼠窜，有的狼狈钻到桌下，高呼：“我选袁项城！”其二，大批豪猪斗士在放弃炸弹和投枪后，并没有及时转换角色；除了宋教仁等人坚持通过选举，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进而组成“责任内阁”，其余的大都对民主宪政茫然失措，仍做着暴力统一的迷梦。后来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按手印效忠个人，十年后改组国民党并在苏联援助下建立党军，走的也是驯象师的道路——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党专制将最后一点宪政残余也清灭干净，并继续驯化新的“驯象”。其三，没有建立干预贿选的有效机制，以致宪政的实施在金元面前变成空谈和怪胎。一九二三年十月九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一觉醒来曹锟已当选总统了。”袁世凯死后，他的党羽都成了驯象师的继承人，曹锟便是其中一个。他以五千银圆支票就将豪猪斗士“烘烤”成了“猪仔”。可笑的是，收买活动竟是由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一手包办，贿选后的宴会有一道菜别有意味：一大盘烤乳猪，令赴宴者无不互咬耳朵，窃窃私语。在“赞成不要脸，不赞成不要头”的两难选择中，他们选择了“不要脸”。然而，双十节那天曹锟就职，安庆、芜湖两地学生怒不可遏，先后捣毁安徽国会议员的住宅，被称作“抄毁猪窝”，他们集资铸造铁猪若干头，将皖籍猪仔议员的姓名刻于其上：猪鼻上刻“张伯衍”，肛门处刻“何雯”。如此，民国国会便再度成为现代“象房”了——那儿建有圆楼和红楼，不过圆楼有些怪，从外形看它并非圆形建筑，而是方的。原来，走进去才知道它的主楼呈圆柱形，类似最后死去的那头“驯象”的巨型象腿。
伤感情绪随笔
记忆的伤，已经快要愈合，可又被撕扯开来。
总是要被深挖出来？
夜静的可怕，所有的人，都开心的，准备进入梦乡，悲伤日记
可我依旧徘徊在梦魇的边缘，谁能告诉我，到底怎样做，
此刻的微笑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夜，那么漫长，谁在听我轻声的歌唱，唱那首，寂寞的歌？神采奕奕造句
夜未央，谁能够看透未来的方向？陪我一齐度过，漫长的街市？
要怎样深埋，那些不愿触及的伤？
谁也不会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到底有多少纠缠不请，有多少的恩怨情仇。
以前的以前，记忆那么深刻，到最后只剩下伤害，无休止的伤害。
谁也不会懂得，那是怎样的一场荒谬的游戏人生。
挥霍青春，挥霍自我，直到遍体鳞伤，
留下的只有太多的伤痕，不愿触及的痛``` 掉落的回忆点点涟漪要我怎样写 我以前梦见过什么都不说 无法释怀注释着我 再也没有幼稚园一般期盼的我 静静的沉默，融化了以往的执着 你可知道没有你的我就已经不再是我 没有日期的纪念 没有了季节 没有发觉的时刻 没有孤单的欺骗 没有在身边 没有拥抱的凛冽 没有了一切
阴天堆叠下着涣散的雪 你永远不会懂 忘记痛要多久。。。。 习惯在深夜的时候睁开眼睛看着黑漆漆的夜， 习惯在深夜的时候怀恋有你的情结， 是谁说，寂寞的权利属于悲伤的人， 只有悲伤的人写下的文字才真正懂得寂寞的疼？ 是谁说，幸福的人和寂寞无缘， 笔下的寂寞只是幻想出的呻吟？ 是谁说，只有爱一个人是痛苦的，而又是谁在倾诉被爱是幸福的? 很多时候，咱们成全了咱们在意的人，但却总是忘记成全自我； 很多时候，咱们太在乎咱们深爱的人，却总是忘记了自我的存在； 很多时候，咱们过度的在乎了那些过客，却总是视而不见自我的幸福！ 看见眼前的一幕一幕，想到了我的从前，很可笑，很无知。 以为自我抓住了很多，却不知道其实失去的比得到的要多的多，
我期望自我能成熟些，也许就能够明白我和你不可能在一齐！ 可我的无法控制自我，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表露出我那幼稚的想法。 我能怎样办？只能不断的告戒自我：要理智！ 太多的的招摇，全数败在那明媚的阳光下。 不断的做梦，不断的醒来， 贪恋着这寂寞却给我温暖的夜， 窗外的星星明亮也很遥远， 就像我抓不住的那些幸福，零碎而又美丽。 一个人的生活，单调的黯然，像熟悉的夜，没有影子的陪伴，更显孤单。 一缕月光穿过窗棂透进来，我蜷缩在一个它照不到的角落， 听着悲伤的音乐，耳边唯美沉寂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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