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gbppp.com--历史朝代】
【摘要】遵义会议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新世纪回顾遵义会议及其伟大功绩，给我们以下启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坚持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坚持既防右更要防“左”的思想路线
1935年1月15 H至17日，我军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此遵义会议作为我党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而载入史册。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次是党,
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枚关的转折。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认真追思76年前遵义会议的伟大功绩及历史启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在军事，组织，思想，政治和经济政策等方面程度不同的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第一，遵义会议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
第二，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挽救了处于极端危险中的党和红军。这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的组织保证。
第三，遵义会议冲破了“左”倾教条主义的舒服而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转道上来。指导思想的转变，是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第四，遵义会议为实现党的政治方针的转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第五，遵义会议以党的政治方针趋向转变为契机，适时调整了党的土地革命时期的重要经济政策即土地革命政策。这是争执路线、思想路线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逻辑结论。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于今天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有重要的启示。无论是在党的建设上还是社会主义的建设上，遵义会议精神仍然拥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遵义会议精神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精神。
1．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原则。一个国家的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必须首先立足于本国，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把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独立自主进行革命这一原则的光辉范例。遵义会议表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主要依靠自己的力萤进行，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革命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既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
2．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强大思想武器。遵义会议表明，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党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能在领导革命过程中，避免犯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错误，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正确认识本国的国情。其次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3．必须坚持既防右又防“左”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曾经多次出现“左”倾和右倾两种机会主义错误，残酷的历史表明，在经济、社会、文化极端落后的中国，“左”倾和右倾一样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十分重视防右，但也要防止和克服“左”的错误倾向。遵义会议是在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发展到极端，几乎使革命走向失败时召开的。遵义会议表明，要防止和克服革命队伍中“左”的错园误倾向，就必须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彻底抛弃“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提出，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他强调，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努力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4．必须在实践中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要最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又要最明确地维护党的领导集体的权威和作用，这是党的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对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来说，尤其需要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5批评中求团结。党在加强自身建设中进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种发展，不仅加强了党内的团结．而且加强了与党外人士以人民群众的团结。弘扬遵义会议精神．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的正确选择。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在基于和挑战并存的国内外条件下，我们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认真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坚持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原子，坚持既要防右更要防”左“的思想路线，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能取得辉煌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早日实现。
[1]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
15日)[J]．党的文献，2001，(4)．
[2]毛泽东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陈云．遵义会议扩大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A]．遵
义会议文献[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1935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的发言[A]．毛泽
东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1936年9月8日致朱德等电[A]．毛泽东年谱[M]．北京：人
民出版社，1993．
[6]1936年3月4日致秦邦宪转董健吾电[A]．毛泽东年谱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1936年8月12日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A]．毛泽东年
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1936年8月25日致潘汉年电[A]．毛泽东年谱[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9]1936年5月29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A]．毛泽东年谱[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邓小平《张闻夭追悼会悼词》《人民日报》 、
)∗ + ∗ 年, 月#− 日∀
%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
第. 期。 、《党史通讯》)∗ , ∋ 年
&陆定一《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报告》《文献和 、
研究》一∗ , ∋ 年第) 期
作者单
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直接的积极成果, 是批判了王明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军事教条主义路线, 在实际上开始重新确立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革命问题的开端，是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会议, 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自从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局面。
第一, 遵义会议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 的惨痛教训, 批判了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错误, 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
在王明等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张指导下，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由于“左”倾冒险主义主观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受到严重损失。至1935年，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除少数地方外都已破坏殆尽。在中央苏区，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对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放弃积极防御的方针，反对“诱敌深入”，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失败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结果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受到了极大损失，不得不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即长征）。 遵义会议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又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军事路线的错误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且这些错误已为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所认识，也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不满，纠正的条件已经成熟。遵义会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力量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会议明确指出，由于“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造成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在退出苏区后继续遭到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后，红军恢复了过去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作战的正确原则，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彻底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
第二. 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
六届四中全会后, “ 左” 倾冒险主义在组织上取得了中央领导权, 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 对不同意其错误主张的同志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 并排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一九三三年初, 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临时中央机构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 全面推行其极“左”政策, 给党的干部队伍和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 遵义会议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会议作出的决定，体现了毛泽东在这次纠正党内重大错误的问题上，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党的领导实质是指导思想、指导方针的领导，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从指导思想、指导方针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3 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当时革命战争环境下党中央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
入3 人军事指挥小组，承担起长征途中处于中心的军事任务的领导工作，也表明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的逐步确立。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自此，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逐步形成，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
第三.遵义会议使党的路线转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迫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问题的开始，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上成熟的重要标志。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这些指导有些是正确的， 对中国革命作用很大；一些则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国实际，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 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了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确定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解决了党中央领导机关改组问题。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实际上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全局上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政党，完全可以独立的承担中国革命的重任。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我们党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4 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乃至对整个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就是以这次会议为开端的。
综上所述, 遵义会议在军事、组织、思想、政治政策等方面程度不同地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逐步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把党的路线转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 因而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 挽救了中国革命, 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枚关的一个转折点。
滇西战役，历时八个月零十六天，共歼日军二万二千六百多人，我军伤亡六万四千八百六十余人。滇西反攻，经过8个月的艰苦奋战，收复了腾冲、龙陵、松山、芒市、遮放、畹町，打通滇缅公路及由印度经缅北进入中国之国际交通路线，使大量载重汽车载运盟国大批物资，昼夜不息地经中印公路源源运入内地，同时由印度沿公路线安设油管，将汽油大量输入中国。故滇西反攻，是一次重大的胜利。
滇西抗战，创全歼日军之范例，开收复国土之先声，国人深受鼓舞，盟国为之振奋。滇西人民功不可没。仅保山地区就出动支前民工二十多万人，修公路，建机场，筑工事，运军粮、送弹药、抬担架，牺牲民工二万四千六百多名。其中保山县就补充兵员二万多名，贡献民工一千五百四十二万多工日，死亡民工三千八百五十余人，出动骡马一百一十九万多工日，驮牛三十二万多工日。死亡牛马五千九百多头，供应军粮大米三千五百八十万公斤，马料四百四十五万公斤，猪牛肉二十三万二千多公斤，其它物资不计其数。
海外侨胞爱国爱乡，出钱出力，共赴国难。南洋侨领陈嘉庚，组织华侨机工三千多人回国运送抗日军需，一千多名机工为国捐躯。保山旅缅侨领梁金山，动员华侨，捐资修建惠通桥，捐献汽车八十辆，抢运抗战物资。
一、滇西战场是中国抗战的三大基本战场之一
长期以来，抗战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即中国抗战是由敌后和正面两个战场组成的。从政治上讲，这种划分反映了国共两党抗战分工的情况，也符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抗战军事格局。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抗战的军事格局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发生了全局性的重大变化，笼统坚持两个战场的观点，已不能反映变化后的新的军事态势。
1941年12月，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并进功缅甸，在中国西南的滇缅方向制造了一个新的战场。中国被迫在已有的敌后和东战场（即抗战以来形成的既有战场）之外，向新的西南战场投入了大量的力量来应对危局，从而形成了敌后战场、东战场和西南战场三个基本的作战区域，或者说是三个基本的战略方向。之所以这样认定，是出于新的西南战场具有一个独立的战略方向应该具有的所有特征。在空间上，西南战场与此前已经存在的两个战场相互悬隔，保持着相对独立性；在敌军构成上，东部两个战场抗击着日军的中国派遣军，而西南战场面对的是日军南方总军所属的缅甸方面军；在面临威胁的程度上，由于日军陈兵怒江，中国大后方面临着比来自东战场更为直接和严重的威胁，西南方向已经成为中国最感痛苦和威胁最大的方向；在战略任务区分上，敌后战场担负着扰乱日军战略后方，抑留和牵制日军的任务，东战场承担着阻止日军西进，从东正面保护大后方的任务，而西南战场承担的是保持和贯通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道，从西南方向直接拱卫大后方的战略任务。
有鉴于此，我认为，虽然西南（包括滇西）战场的形成较晚，但自其形成之日起，即成为中国抗战的又一个基本的战略方向，而且是1942年以后中国抗战的一个主要战场，中国在这个新战场上的成败得失已经直接关系到抗战的全局。
二、滇西是保持西南国际大动脉的必争之地
众所周知，日军速战速决的图谋破产后，
即将战略方针改为持久围困，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切断中国的国际通道，构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以便逐步扼杀中国抗战。为此，日军从1938年起，先后攻占了广州、汕头、海南岛，并进军印度支那，封闭了中国除滇缅公路之外的所有对外通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保持滇缅通道成为中国军队最重要的战略任务，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派出远征军入缅作战。但遗憾的是，1942年5月，日军终于进占缅甸、陈兵滇西，切断了对中国抗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西南国际大动脉，最终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由于滇缅公路的丧失，来自北美、经大西洋和印度洋辗转而来的大量授华物资滞留印度，无法发挥为中国抗战输血的作用。为了解决中国抗战的燃眉之急，盟国只好开通驼峰航线运输物资。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毫无疑问，中国抗战被隔绝，西南国际通道被封闭的状况必须要打破。正是由于这种战略上的极端重要性，中美等盟国自滇缅公路被切断之日起，就重新贯通中国的西南大动脉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中国也才为此进行了最大的战争投入，中国两次组建的远征军和最精锐的美械新军均投放于此，后期中国抗战资源的使用首先满足的是这一战争的需要，中国战略反攻的矛头也首先指向这里。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包括滇西在内的西南战场，确为中国抗战的必争之地。
三、滇缅反攻是中国正面战场战略反攻的开始
中国抗战有无战略反攻，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它不仅事关战略反攻问题本身，而且涉及对中国抗战的地位作用的认识和评价。滇西抗战的地位、作用也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肯定滇西抗战存在反攻，而且是影响抗战全局的战略性反攻，那么，滇西抗战的历史地位就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1943年，亚太对日战争出现了有利的形势。美军在太平洋上转入了全面反攻，日军顾此失彼，节节败退。为策应太平洋方向对日进攻，位于大陆的中国也在积极部署反攻，并将西南战场列为反攻的首选地区。之所以如此选择，一是要打破日军的战略包围，贯通对外通道并获取大量的援华物资，为最后阶段的对日作战准备物质力量；二是想借助此次反攻，根本解除中国大后方面临的直接威胁，为下一步腾出手来，集中力量于东战场的作战创造条件；
三是从当时的态势看，东战场日军派遣军兵力强大，距离日军战略后方较近，容易得到关东军和日本本土的支援。若中国军队在西南战场的侧背威胁未解除之前，贸然把反攻矛头指向东战场，失败的风险极大。而西南战场位于亚洲大陆战场的最西端，距离日军战略后方十分遥远。日军的战略机动力量难于投入，物资补给等也十分困难，而且该战场日军的兵力亦相对有限，还要分别应对印度、缅北、滇西几个方向。因此，中国军队在该战场反攻的胜算把握较大。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中国与美英盟国决定，先由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继而中国远征军西出滇西，贯通中印大动脉，随后与盟军一道收复缅甸全境。为此，中国将最精锐的部队集中用于西南战场的反攻作战。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率先由印度进入缅北，次年5月，中国远征军横渡怒江。两路中国大军相对攻击，对盘踞在缅北、滇西的日军展开猛烈攻击。至1944年9月，中国的反攻大军攻克了孟拱、密支那、腾冲、松山等日军要点，奠定了西南战场大反攻的胜局。此后，两路大军东西对进，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取了龙陵、芒市、遮放、畹町、八莫、南坎等地，并于1945年1月会师中缅边境的芒友。
在中国战场首次大规模反攻中，中国共投入21个美械师的兵力（其中驻印军5个师，远征军16个师），连续进攻15个月，挺进2400余公里，彻底打垮了当面的日军第33集团军，全歼了日军第18、第56师团，消灭了日军第53师团和第2师团主力及第49师团一部，将盘踞滇西、缅北两年多的日军荡涤尽净，赢得了西南战场大反攻的全面胜利。
四、滇西、缅北反攻胜利对抗战全局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军队在滇西、缅北的胜利，不仅达成了直接的战略目的，而且对抗战全局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首先，滇缅反攻之前，整个中国均处于被日军围困的状态，但经过此一战，整个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长期封闭的局面被扭转，大后方的侧背威胁被解除，而且国民党作战区域两面受敌的情况也不复存在，原来的必须分兵应对的西南战场和东南战场减少了一个，从而使得中国可以将原用于西南战场的生力军移师东向。这种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的结果对1945年转向东战场的反攻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第二，中国反攻的实力因此而大大加强。据资料，滇缅反攻胜利之前的1943、1944两年间，经由驼峰空运的援华物资总共只有31.68万吨。中印公路贯通后，仅7个月就输入战略物资50万吨平均每月7万余吨。援华物资的大量涌入促进了中国新锐兵团的组建，再加上从西南战场回国的几十万胜利之师，中国军队的作战实力有了质的飞跃。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中国才在1945年春制定了桂柳反攻计划，开始将反攻矛头指向长期被动的东战场。1945年4月，日军以5个师团的兵力冒进芷江。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的中国军队，在得到美械新装备的补充，以及从西南战场回国参战部队的参与下，从5月上旬开始大举反攻，全线击溃了日军，取得了湘西会战的大捷。日军惊呼：中国军队已面貌一新。迫于中国军队强大的战斗力，东战场的日军中国派遣军被迫转入战略收缩。中国军队则乘机展开追击作战，连续收复了南宁、柳州、桂林，并进军中越边境，切断了侵华日军与其南方军的联系。
总之，进入1945年，长期沉闷的中国战场一变而活跃起来，战争主动权开始向中国倾斜，而所有这一切无不源于西南战场的胜利。包括滇西在内的西南战场，犹如围棋盘上的要点，一步不利全局被动，一点走活全盘受益。
这就是我对包括滇西在内的西南抗战地位作用的认识。
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1935年10月达到陕北。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长征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红军的企图，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本力量，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长征是历史的新纪录，是世界史上空前未有的。长征是宣言书，它宣告了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是宣传队，它宣告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道路就是人民解放的道路。长征是播种机，它在11个省撒播革命的种子。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一，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处于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第二，遵义会议是我党从幼年的党走上了成熟的党的标志；第三，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瓦窑堡会议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它继遵义会议解决党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后，又结合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开始系统地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会议制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之际，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
摘要：遵义会议是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点，极具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判了王明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问题；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问题的开始，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上成熟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遵义会议 中国共产党 历史意义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直接的积极成果, 是批判了王明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军事教条主义路线, 在实际上开始重新确立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革命问题的开端，是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会议, 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自从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局面。
第一, 遵义会议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 的惨痛教训, 批判了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错误, 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
在王明等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张指导下，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由于“左”倾冒险主义主观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受到严重损失。至1935年，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除少数地方外都已破坏殆尽。在中央苏区，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对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放弃积极防御的方针，反对“诱敌深入”，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失败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结果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受到了极大损失，不得不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即长征）。 遵义会议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又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军事路线的错误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且这些错误已为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所认识，也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不满，纠正的条件已经成熟。遵义会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力量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会议明确指出，由于“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造成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在退出苏区后继续遭到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后，红军恢复了过去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作战的正确原则，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彻底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
第二.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
六届四中全会后, “左”倾冒险主义在组织上取得了中央领导权, 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 对不同意其错误主张的同志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并排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一九三三年初,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临时中央机构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 全面推行其极“左”政策, 给党的干部队伍和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
遵义会议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
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会议作出的决定，体现了毛泽东在这次纠正党内重大错误的问题上，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党的领导实质是指导思想、指导方针的领导，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从指导思想、指导方针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3 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当时革命战争环境下党中央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3 人军事指挥小组，承担起长征途中处于中心的军事任务的领导工作，也表明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的逐步确立。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自此，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逐步形成，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
第三.遵义会议使党的路线转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迫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问题的开始，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上成熟的重要标志。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这些指导有些是正确的， 对中国革命作用很大；一些则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国实际，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 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了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确定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解决了党中央领导机关改组问题。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实际上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全局上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政党，完全可以独立的承担中国革命的重任。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我们党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4 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乃至对整个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就是以这次会议为开端的。
综上所述, 遵义会议在军事、组织、思想、政治政策等方面程度不同地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逐步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把党的路线转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 因而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 挽救了中国革命, 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枚关的一个转折点。
参考文献：
[1] 伊胜利，孙艺年．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8（06）．
[2] 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 张新华.论遵义会议转折的历史含义[J].重庆社会科学，1996（06）.
[4] 李波.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与启示[J].党政干部学刊，2010（05）.
[5] 蒋建农.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J].史学月刊，2007（01）.
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党、挽救了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长征胜利：红军长征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消灭红军的企图，保存了党和红军的骨干力量，革命队伍得到了锻炼，长征的胜利标志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到来。伟大的长征孕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从而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革命战争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大大加快了我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进程。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会议，自党的成立至大革命失败，到遵义会议以前，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党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对中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往往照搬外国的经验。又因我们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而在决定中国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时，往往是听从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意见。从党成立到遵义会议前的十四年中，党召开的历次重要会议都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共产国际代表的参加。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运动和中国革命斗争起过推动、帮助的作用，有些指示也是正确的；但由于共产国际对各国的实际情况缺乏具体的深入的了解，因而有些指示是不正确的；而在斯大林领导共产国际期间，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因而它给中国革命斗争带来了不良影响和重大损失。
遵义会议不仅没受共产国际指示的干预，而且对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和以往党的历次重要会议是不相同的。从会议内容本身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历史特点。
在军事上，遵义会议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对党内两条军事路线的一场大争论作出了正确的结论。 会议在批判李德等的军事教条主义的同时，反复强调领导中国红军战争，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来规定和制定红军的组织形式、战略方针和战争形式等。
在整个会议召开的过程中，在关于红军战略方针等问题的激烈争论中，毛泽东等同志密切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红军战争的特点，实事求是地有理论、有分析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严肃地批评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这种不迷信外国，不迷信教条，不迷信共产国际，不迷信军事权威，这种敢于向教条主义、向权威进行坚决斗争的革命的、批判的战斗精神，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毛泽东等同志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勇气和魄力，反映了我们党和毛泽东等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实际能力和水平。
遵义会议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独立自主地从组织上进行了改组，增选了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会后不久，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人指挥小组。从此，毛泽东同志便成为红军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这是我们党的英明选择，是党在这一时期的重大成就。
一、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
【主要内容】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博古等人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最高指挥权。
【历史意义】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是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这次会议在极危险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展开：其一，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会议作出的决定，体现了毛泽东在这次纠正党内重大错误的问题上，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党的领导实质是指导思想、指导方针的领导，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从指导思想、指导方针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当时战争环境下党中央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小组，承担起长征途中处于中心的军事任务的领导工作，下一步表明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伍修权曾回忆说：“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全党信服毛泽东同志，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我党我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其二、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得到共产国际多方指导，有有益的帮助，也有不切中国实际的错误指示。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了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确定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解决了党中央领导机关改组问题。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作法，实际上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全局上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政党，完全可以独立的承担中国革命的重任。
其三，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力量极度削弱，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二、长征精神的内容【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长征精神的主要内涵是：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其主题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表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OR材料P44）
三、为什么说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
答案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是毛泽东在1952年下半年提出来的，1953年6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毛泽东的设想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总路线的表述，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这条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的宏观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反映出来的：
第一，国家的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国家需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
第三，我国个体农民，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中新获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产资料的贫下中农，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 答案二：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历史必然性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虽然改变了原来提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需要进行很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构想，使社会主义改造明显地提前了。但这种改变绝不是一时冲动、贸然作出的。除了此时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外，主要还是根据当时国内外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全国人民要求尽快消灭剥削制度、摆脱贫穷落后困境，迅速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强烈愿望，经过反复思考而作出的重大决策。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客观要求和必要条件 。
工业化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旧中国由于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专制的统治，工业化水平极其低下。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国民经济虽然已恢复到历史的最好水平，但工业化的起点仍然很低.落后必然挨打。一部屈辱的中国近代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只有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增强国防实力，有效地捍卫国家的独立与安全。
第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迅速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必要的条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方面，对恢复国民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毕竟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制度，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的矛盾，这就不能不发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同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之间，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同本企业职工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采取的打击投机倒把、调整和改组工商业、进行“五反”运动、工人监督生产、粮食棉花的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骤，必然地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迅速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必要的条件。
第三，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满足工业化需求，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的需要。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土地改革后的农村，由于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劳动积极性大为提高，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当时的农业经济毕竟是一种封闭式的小农经济，不利于现代生产的社会分工，也不利于兴办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更无法集中力量抵御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同时，小农经济的自然发展必然导致农村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农民重新陷于解放前那种穷困潦倒的苦难生活。此外，分散、脆弱的小农经济也无法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工业原料、资金和市场的需要。
此外，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大规模开展，一方面对农副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手工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因此，要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以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需要，促进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必须对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总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有其历史必然性，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同时也应当看到，由于当时马克思
本文来源：http://www.gbppp.com/jy/464162/
推荐访问:关于遵义会议的意义 遵义会议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