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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及其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时局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西安事变是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共产党联蒋抗日，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有共产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1936年12月，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要求，继续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将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统领的西北军调到陕甘一带攻打红军。张、杨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内战政策，拒绝接受张、杨多次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建议。12月初，蒋介石再度到西安督战，逼迫张、杨加紧“剿共”。张、杨出于爱国热情和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激愤，在“哭谏”无效后，毅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于12日清晨在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囚禁了十几名国民党军政大员，并随即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企图取蒋而代之，进一步扩大内战。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应张、杨的邀请，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调停。周恩来等向各方面耐心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蒋介石进行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红抗日”的条件。25日，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存亡面临新的严重危机。在中国共产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但蒋介石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围剿”红军。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调到
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张杨的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之后，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张、杨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均被拒绝。蒋蒋介石不仅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使其继续进攻红军，蒋介石盲目的内战更加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蒋坚持不改“剿共”政策。9日，张向游行示威的学生表示，一周内用事实答复他们的爱国要求。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囚禁陈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十余人；随后，张、杨又采取了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由张、杨担任正副委员长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解散国民党省党部，成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等重大军政举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２２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谈判。 12月23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举行谈判。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边关以东；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吸收抗日分子；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实行合作。如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六项，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外。经过以后的几次谈判，南京方面基本同意接受这些主张，于24日达成了以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为基础的协议。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尖锐地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必自速其亡；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企内战一致抗日，才是惟一的出路。蒋介石表示接受谈判达成的协议，同意“停止
‘剿共’，联红抗日”，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25日蒋介石获释，由张学良陪返南京，“西安事变”到此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它对推动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和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作用。西安事变成了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
1.“西安事变”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2.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西安事变提高了国民党的声望
4．通过西安事变，国共合作，中华民族才真正团结起来，共同御侮，使得民族灭亡的悲剧没有发生。
总之，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吗？
缪人凤
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几为海内外的共识，只是内涵不一样。对大陆来说，是西安事变促使中国形成了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全面抗战作好了准备；对方台湾及海外的一些人来说，是西安事变解除了中共的危机，使中共死里逃生并趁因事变而提前爆发的对日全面抗战而发展壮大，直至席卷大陆，是国民政府在大陆失败的关键。这二种说法南辕北辙，但都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转捩点。
但事实果如是否？答案却是否定的。西安事变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它只不过是已定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富有戏剧效果却完全影响不到大局。海内外的史家出于各不相同的目的，对它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但都过份看重了它。笔者不是历史决定论者，相信有的人对历史进程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如蒋介石、毛泽东，他们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今日中国的面貌，但张学良显然不是，既然没有他，今日中国恐怕还是这样子。
要论西安事变的意义，有二个关键问题：其一，西安事变是否改变了蒋对红军的决策，从而使红军逃脱了覆灭的命运；其二，西安事变是否促使了中国对日全面抗战的提前爆发，从而给红军的趁乱扩张提供了机会。如对上述两个问题之一的回答是肯定的话，张学良当然会有他的历史影响，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但如两者都是否定的话，那张及西安事变对历史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即西安事变改变了蒋对红军的政策吗？答案是否定的。
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载：“一九三六年四月及五月，中共连发共赴国难、一致抗日宣言。约在是年秋，周恩来及共产国际代表潘汉年与张冲会于上海，旋去南京，晤陈立夫。陈立夫要求中共遵奉三民主义，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取消红军，改为国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十二月初，已获相当谅解，谈判告一段落。周取道西安回陕北。”可见即使没有西安事变，国共达成协议也完全在望。而在西安事变解决后中共给予国民党的四项保证为“一、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三、在特区内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土地政策，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这其实不过是陈立夫要求和翻版，可见西安事变也并没有大幅改变国共协议的内涵。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是国共自身政治用作的自然结果，而与西安事变无任何必然关系。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即西安事变促使了中国对日抗战的提前全面爆发吗？这个问题和答案同样也是否定的。
老蒋对全面抗战其实早有统筹决策，他并不是一个只被局势牵着鼻子走的人。他在9.18后之所以默认张学良的不抵抗，下野复出后也只对日本采取一连交涉、一边抵抗的政策，并不是因为他生来惧日，而是他鉴于国家实力与国际局势，不轻易作玉碎的慎重之举。当时老毛子放任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际社会只作口头同情外别无实际表示，以当时中国的实力，孤身抗敌难有胜利的希望，更何况内部不一，军阀割据一方，对中央有时公然反抗；红军则公然建国，有时还抄掠抗战军队的后方。所以如果当时即与日本决战，除了义和团式的自取
其辱外，不可能有更好的结果。对于像蒋这样一个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待的人来说，不可能选择这样策略；更何况当必败的命运到来时，他本人将蒙受更大的耻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想与敌作最后决战，他在1934年的一次对军官演说中明白表示，中国将来不仅要收回东北，而且连朝鲜、台湾也要收回。他在1932年至1937年的抗战准备阶段，他事实上采取的是“安内先于攘外”的政策。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对外来侵略不抵抗，事实上在这段时间发生的三次大的抗战（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不是有他的嫡系精锐参战就是有他亲自指导，这些事实完全可以戳穿他对外不抵抗的谎言。
至于他的安内策略，则主要是借“剿共”来稳住对日关系，并借“剿共”来收伏各路军阀，为全面抗战争取大后方。他在1933年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次年12月29日日记云：“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这二只日记充分体现了他的安内思路。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他的安内工作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载：
“……1931年2月，（蒋）所拟订的对日作战全盘计划，特别重视大后方的经营。鄂、豫、皖剿共军事结束，即命他的基本部队胡宗南师移驻甘肃，赶筑公路，准备于开战时将中央政府迁往西北。第五次围剿胜利完成，一九三四年十月，整饬行政，推进建设，旋去成都，设行营于重庆，督导西南军政，中央的权力遂及于西南三省。此为近二十年来未有之事，改定四川为将来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六年四月，复莅成都、昆明、贵阳，设中央军官学校成都分校，认为四川为天然的根据地。
……。
两广军事领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对蒋的成见终未冰释，日人从而拨弄。一九三六年五月，胡汉民病故，广州情况突生变化，陈济棠等以抗日为名，出兵湖南。蒋一面晓以图存救亡，必须以整个国力，一致步骤，切不可轻启内争，一面迅调大军入湘警备，先据衡州，粤桂军后撤。蒋再声明贯彻和平统一政策，愿开诚商洽。陈济棠此举极不得人心，广东国民党元老反对，高级将领余汉谋、李汉魂拥护中央，七月，陈被迫出走。
粤局既定，中央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寻又予调职，李、白抗命不受。蒋亲来广州，陈师广西边境，派陈诚向李、白说明抗日决心与计划，允其仍留广西。九月，和平了结，充分表现了相忍为国的精神。
东三省、热河沦陷后，南京政府名义上统一二十四省，其中十四省为半自主状态，七省境内的一部分为红军所据。③红军西走后，中央的势力进入西南，为一意外的大收获。至是除河北、察哈尔的一部分为日本控制，新疆为苏俄控制，陕北及陇东的一小部分属于中共外，其余大致悉奉中央命令。”
可见，没有蒋的卓有成效的安内工作，就不可能整合全国的力量，也就不可能坚持住对外长期抗战。【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
按照蒋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当内部粗安后，去除外侮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但当时中国还是弱国，还需要时间厚植国力，而对国际局势还有一个观察的阶段，所以当时中国还不能主动求战，但正因为中国国内粗安，蒋希望外人明白，过去的暂可以不问，但新来的欺侮中国将不再容忍。1936年11月爆发的绥远抗战就体现了蒋的这一思路。11月上旬。伪蒙军队仗着日人撑腰，向山西傅作义部出击，在蒋介石的多次督促之下，傅作义果断出击，取得百灵庙大捷。蒋还要傅扩大战果，这时日军警告，阎锡山犹豫不决，而蒋还是要阎继续战斗，同时叫京师部队作好准备，以应付突然事变。后来由于在陕的东北军传出不稳，蒋去西安视察，这时西安事变爆发了，绥远抗战也就此收场。从这场抗战可以看出，蒋已决心从此不再对日人作出新的让步了。（见杨奎松《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
自清末以来，中日冲突已形成了一套固定模式。那就是首先总是日人制造事端，最后不管其有理无理，最终均要以日人得利益告终。一旦在交涉过程中中国表现出某种强硬，日人便会以武力来迫使中国就范，而中国最后也不得不屈服。现在蒋要改变这种模式，而日方如能接受这种改变的话，两国暂时自可相安无事，但这需日本方面有明辨事理，有长远眼光，又能撑提住局面的人主政才行。无奈当时日本已经军国主义化，任何温和一点决定均会被视为软弱，有人还会因此有性命之忧。日本至当时已经有好几个政治家被狂热的军人肉体消灭。当时能撑得住局面的实际上只有一人，那就是天皇裕仁。然而裕仁实际上是一个目光短浅，贪图小利的人，他对不断发生的“下克上”行为表面上惩处一下，实质却使主事者得到好处，因而使得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潮越来越狂热。所以实际上只要蒋改变对日交往模式，中日的全面冲突就已经不可避免。1937年的“七七事变”后的局势就是日本还是要按以往模式捞处好处，而中国坚持不让引爆的。蒋见日本始终不肯改变对华的行为模式，就干脆主动发起“淞沪会战”，让日本对中国由蚕食变鲸吞，全面对日抗战终于爆发。
所以，有无西安事变，对抗战的全面爆发几无影响，而且也未必使战事提前。
西安事变对历史的影响可算有了一个答案，可另外的问题又产生了。那就是，老蒋难道不知道红军最终会成为心腹大患，如他知道，他为什么不在红军山穷水尽之时一举扫净？
的确，这是一个问题。稍有点政治知识的人大概都知道，政治谈判是要靠实力的。没有实力，对手完全可以对你予取予求，有什么可谈的？那为什么当红军以区区数万疲惫之卒，处贫瘠之地，又孤立无援（红军打通国际交通线作战惨败）之时，蒋却要与红军谈判解决呢？
这就牵涉到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了。红军与国内的军阀部队不一样，它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日、苏（俄）是近代中国的两大恶邻，对中国竞相吞食，而两国又互相视对方为心腹大患，几度因争夺在中国的权益而大打出手。日俄期间双方主要表现为利益争夺关系，双方在中国东北的决战以日方的胜利而收场，这一结果客观上保持了中国对东北的主权。而日苏期间，尽管双方还是互视对方为心腹之患，且在国家利益之上又加了意识形态的对立，但在对华关系上却表现为尽量避免冲突，各取的所需。这样日本对苏联袭据中国外蒙视若无闻，苏联又对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尽量忍让。尽管双方对中国来说可恶的侵略者，但对中国国民来说，感受却并不一致。这是因为苏联侵扰的是中国边地，而日本侵据的却是中国腹心之在；苏联并没有以中国的保护国自据，而日本的军事、经济、外交无所不干涉；苏联在中国并没有太多的经济利益，双方冲突不多，而日本浪人在中国到处走私、贩毒。故一般中国人对日的恶感远超过对苏。
对中国政府来说，实际上处于两难境地。就意识形态而言，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并不相容，如容忍共产主义自由传播，则势必会影响到政府的稳固，所以必须倾力剿共，而从民族解放的目标出发，国民政府首先要对付的敌人却是日本。而要对付日本，却必须结好苏联。要结好苏联，则又不能对共产党赶尽杀绝。正是处于这种考虑，蒋在对共大幅削弱之后最后还是选择了政治解决，这其中当然也有需中共的转变、配合。事实上，正上蒋采取的这种结好苏联，容忍中共，对付日本的政策，使得中国在全面抗战初期得到了苏联巨大且十分宝贵的援助，这对支撑中国的初期抗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援助在美国等国还在与日本大做军火生意的情形下更显得珍贵。所以，从民族抗战的角度来看，蒋的决定其实是正确的、明智的。
苏联对华战略主要是利用中国拖住日本，从而使苏联避免被日德两面夹击的命运。但如中国抵抗不住日本或者干脆倒向日本，那苏联未始没有对中国进行率先打击的可能。苏德就共同瓜分了波兰，难道日苏就不会瓜分中国？“皖南事变”后毛泽就请苏联出兵中国（见黎汝清《皖南事变》），可以相见，如果中国真的遭遇这一幕，命运将会很凄惨。
所以，蒋采取的容忍中共政策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主要是考虑到即将全面抗战后对苏关系的需要，西安事变不过给它抹了点油彩，没有起到任何根本性的作用。事实上当张亲陪蒋赴南京后，陕西方面还能对蒋有什么约束力？对政治家来说，不守然诺是寻常之事，更何况是枪口下的保证？所以蒋之所以遵守在西安的然诺，究其实不过是这些与其原来设想相差无几的关系。
正是蒋的这一政策和他随后采取的持久消耗战略，使中国避免了被豆剖瓜分的命运，使中国终于走出漫漫黑夜，迎来黎明，迎来光明。也正是蒋的这一政策，为国民政府在抗战后的失败埋下了种子，因为它给了中共生存壮大的最好机会，而中共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它，并最终使自己成了国民党大陆政权的掘墓者。
对国民党来说，由于后来它在大陆的失败，它的当初容共抗战策略也受到质疑，于是那张学良做替罪羔羊成了最省事的办法。但这无法解释国共在事变前就达成的谅解。对共产党来说，如果承认蒋早就在统筹抗日，而自己不过是蒋考虑到国际关系才得已生存的话，实在太过脸上无光，于是拼命抬张，并突出自己的居中调停之功。然究事实论，张学良既不是什么千古功臣，也不是什么千古罪人，他只不过是一出历史大戏中的跳梁小丑而已，除了增添一些戏剧性效果，对历史的真正影响几乎为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及其意义
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它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时局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西安事变是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民族战争的转折点，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共产党联蒋抗日，国民党由内战转向抗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有共产党的作用，也有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作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西安事变简介：
1936年12月，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要求，继续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将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统领的西北军调到陕甘一带攻打红军。张、杨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内战政策，拒绝接受张、杨多次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建议。12月初，蒋介石再度到西安督战，逼迫张、杨加紧“剿共”。张、杨出于爱国热情和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激愤，在“哭谏”无效后，毅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于12日清晨在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囚禁了十几名国民党军政大员，并随即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企图取蒋而代之，进一步扩大内战。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应张、杨的邀请，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调停。周恩来等向各方面耐心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蒋介石进行谈判，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红抗日”的条件。25日，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过：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存亡面临新的严重危机。在中国共产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全国人民掀
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但蒋介石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围剿”红军。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张杨的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之后，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张、杨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均被拒绝。蒋蒋介石不仅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使其继续进攻红军，蒋介石盲目的内战更加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蒋坚持不改“剿共”政策。9日，张向游行示威的学生表示，一周内用事实答复他们的爱国要求。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囚禁陈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十余人；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随后，张、杨又采取了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由张、杨担任正副委员长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解散国民党省党部，成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等重大军政举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映，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中国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首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是虎视眈眈盯着中国局势的发展，力图借此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磨刀霍霍乘机大肆侵略中国。第二个集团是以国民党南京政府中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调遣军队，竭力策动“讨伐”张、杨，轰炸、进攻西安，扩大内战，汪精卫、何应钦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南京政府于16下令讨伐张、杨，任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汪、何蠢蠢欲动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第三是亲英美派
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希望和平解决事变，同时英美为使其在华利益不受损害，也主张与张、杨妥协，继续保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并派出代表团赴西安谈判，是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另外，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出发，应张学良、杨虎城电请，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调停。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周恩来等于16日到达西安以后，做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只要蒋答应抗日就释放他。并于15、19日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促其接受张、杨主张，和平解决；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２２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谈判。 12月23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举行谈判。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边关以东；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吸收抗日分子；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实行合作。如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六项，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外。经过以后的几次谈判，南京方面基本同意接受这些主张，于24日达成了以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为基础的协议。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尖锐地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必自速其亡；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企内战一致抗日，才是惟一的出路。蒋介石表示接受谈判达成的协议，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25日蒋介石获释，由张学良陪返南京，“西安事变”到此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它对推动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和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作用。西安事变成了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
1.“西安事变”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如果不是西安事变，蒋介石将会继续剿共，但共产党并不会象哈蒋派认为的那样轻易被国军剿灭，因为共产党既有深厚的民众基础，又有成熟高明的领导人，还有境外共产国际的支持（长征北上的重要目的之一）。尽管当时的处境有些困难，但被彻底消灭是不可能的。有人曾拿抗联的结局举例，但并不贴切。关内不是东北，中共不是抗联，国民党也不是关东军。如果这样，双方的战争就会长期持续下去，把国家打烂。内耗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日本人渔翁得利。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出发毅然捐弃前嫌，将原来的抗日策略调整为“联蒋抗日”；并在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之后，又与国民党进行多次秘密谈判，终于促使国民党在“七·七事变”后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使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反共内战的错误政策。西安事变促使了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客观上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内战之举，争取到了蒋介石抗日的承诺，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
2.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经有了抗日思想的萌芽，“西安事变”起了催化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 发生，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本对华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日本问题已成为国民党急需解决的问题。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确认了自1931年以来国难并未解除，而且更加严重的事实。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大会上作关于对外关系的演讲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与牺牲之关头，即将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这些都可看出，蒋介石已经开始有抗日想法。蒋介石也曾积极采取措施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他指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
制，参加抗日战争”。1936年爆发了两广事变，蒋介石再次阐述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时表示：“吾人对外惟有以最大容忍与苦心，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府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先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蒋介石虽然已经认识到抗日的重要性，但并未完全放弃剿共。仍派张学良、杨虎城围剿红军，张学良、杨虎城在围剿中屡遭失败，而与中共接触，不愿再攻打红军，蒋介石不惜亲自到西安督战，结果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兵谏给了蒋介石沉重一击，使他对人心的向背有所领悟。”蒋介石逐步改变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7年1月，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剿共” 行动。2月，蒋介石决定当前“五项方针”：避免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不说排日，而说抗日；加强军队训练，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分别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共同救国；保障言论、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指出对外的方针是：“如超过忍耐之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对内承认“停止内战，和平统一”。这次会议国民党虽然没有放弃“根绝赤祸”的立场，但已发生明显的变化，由“武力剿共”变为“和平统一”，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标志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蒋介石最后在日本的大规模进攻下，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这对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西安事变提高了国民党的声望
蒋介石通过抗战不仅提高了国民党的声望，还得到了许多实际的收获：各地各派的军阀消灭的消灭、削弱的削弱，连新疆都回归了中央，杂牌军的比例大大下降，中央军的比例大大上升，蒋介石的统治力大大增强。
通过西安事变，国共合作，中华民族才真正团结起来，共同御侮，使得民族灭亡的悲剧没有发生。它促使全国各种势力不得不聚集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各反蒋势力明确表示拥蒋抗日，准备投入抗日第一线。它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4．通过西安事变，国共合作，中华民族才真正团结起来，共同御侮，使得民族灭亡的悲剧没有发生。
西安事变另解
西安事变是一件很有名的历史事件，但是大多数人对它的了解应该仅限于书本上的知识，很少人会真正用心去了解这个历史事件，而《西安事变新探》却将整个历史事件很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给了我们一个解读西安事变的新视角。
整本书的开头用几个“如果”引出一系列的排比句，但是历史哪有这么多假设？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复杂和矛盾，不管西安事变的发生具有多少偶然的或必然的因素，它终究是发生了，但是，在万千读者的眼里却有万千种解读。看完这本书以后，对于西安事变，我也有了自己的解读。
对于一段历史事件，关键问题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在这一段历史事件里，我们学到了什么，给自己增添了什么经历与教训。以下就是我对西安事变的解读以及所获得的教训。
对于这段历史，始终是民国时期的焦点之一。蒋公最后把张学良软禁了起来，也把杨虎城先是送到了贵州息烽然后送进了白公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情在官场上是很重要的。在七十年前的中国已经很风行了。在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国史》中就有这样的评价： 这个政权依然是国家复兴的一个笨拙的和靠不住的工具。行政官僚机构仍然腐败无能。政府机关充满因裙带关系而任命的人，他们很少有任职资格，不过让政府机构充满冗员和谋求私利的人员而已。政府雇员薪俸低，所以工作中贪污盛行。
在今天，大学生毕业不再包分配，于是国家公务员考试应运而生。可是你取得的好成绩并不代表你能进入机关吃黄粮。关系成为了不少人
的心头之痛。杨虎城就是明证。一没关系，二未有功于党国，于是成了阶下囚，还死在了中美合作所。
西安事变的实际意义并不大，因为国民政府根本没有多大的动作来对付日本人。但这无疑告诉了所有有政治意识的国人——国民政府内部在对日问题上并不团结。有像何应钦那样的亲日派，也有像张学良那样的抗日派。于是在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全国就被调动起来了。 就是这点象征意义成为了每一本中国近代史的必些内容。我们又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事情发生了，它很有可能什么用都起不到。
去年连战、宋楚瑜、郁慕明三人先后抵京，成为了各大媒体竟先报道的事件，也登上了去年国内十大新闻。可是我们除了买到一些台湾的滞销香蕉，就没啥动静了。陈水扁仍旧不买账。更明显的事实：施明德发动的百万人倒扁集会，什么作用也没起到。弹劾、罢免、倒阁均倒在立法院墙上的国父像前。除了造成警察叔叔的麻烦外，压根没实质性进展。
西安事变在共产党的斡旋下，蒋介石顺利逃脱升天。于是，中共成为西安事变的实质性赢家。蒋介石丢尽了脸，张杨进了大牢，只有斡旋的中共获得了胜利——军事上国军的剿共基本停止，政治上又赢得了好名声,这等于向全国人表明了全国只有中国真心抗日。这又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做事要三思，不要做得不偿失的事。国民政府和日本人都是反证。
国民政府在那二十几年里做的事，虽然不得不为，但太欠考量，因此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日本人的贪婪也一样，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的下场。 七十年过去了。张杨二人在当年的壮举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日的序幕。历史的残酷，过去的一切早已灰飞烟灭。西安的老城墙的无言矗立，默默见证了这七十年间的一切，还将见证以后发生的一切。
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综述
陈苗 历史系 历史学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它对开启国共第二次
合作，联合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近十年来，
学术界对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成果颇多，呈现出从多角度进行全方位、多层次
的研究。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观点，丰富和拓展了当代史学界对此领域的研究。
而且新的史料不断被发掘利用，其研究的方向逐渐从社会学、政治学拓展到
新闻学、心理学方面，而其研究的内容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
事变发生的原因；（二）关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意义；（三）关于事变
解决的国际国内力量；（四）关于主要人物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五）
关于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原因和后果问题；（六）关于事变是否推动蒋介石走
向抗日道路问题。
关于事变发生的原因，黄道炫的《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中
认为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是否抗战，而在于如何抗战，蒋介
石坚持片面抗战，而张学良和中共坚持全面抗战，是不同抗日观念的冲突。
而胡欣红则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西安事变，在《运用心理学解析西安事变》
中通过对当事人张学良与蒋介石心理世界的剖析，张与蒋存在的动机、性格，
情感、人生经历等方面的冲突来阐述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张同新在《从国
家观的演变看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结》中认为是张学良的特殊身份、地
位与传奇式经历使他国家观的产生表现出曲折、反复和多变的特点，最终才
形成了其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命运之所系的关键，发动了西安事变。蔡克文在
《救国会与西安事变》中认为，救国会推动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转变与合作，
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作了积极的准备，“七君子”事件又是西安事变的直接诱
因之一。
关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及其历史意义，刘圣陶、罗雄在《博弈论视角下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利益冲突与妥协的工具，面对西安
事变引起的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张、杨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在理性决策下，
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雪山的《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导作用》
认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布中央酝酿并改变了西安事变的历史走向，张学良执意
送蒋返宁是幻想破灭与政治谋骗双重打击下的无奈之举。赵书刚、赵阳的《论
西安事变中的苏联因素》，从西安事变的发生和解决的过程中，苏联都起着
巨大作用，它的直接影响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可能。此外，还有人专
门介绍了宋美龄、宋子文、端纳等人在事变和平解决中的重要作用，如陈答
才的《宋子文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陈莉莉、梁星亮的《西安事变
中的宋美龄》等等。
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把研究方向对准“西安事变”后的社会舆论方
面，从而尝试从新闻学的角度去审视这段历史。刘喜发、王彦堂的《论国内
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作用》中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诸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各种舆论普遍要求南京与西安采取克制态度，避免事
态扩大化，另一方面，各种舆论吁请张、杨尽速释蒋回宁；王鹏的《<大公
报>与西安事变》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总经理胡政之和记者范长江
对事变所做的宣传和对事变和平解决产生的影响来论述社会舆论带给事变
当事人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强大精神压力促其反省，转变态度；何扬鸣的《论
西安事变中新闻舆论的作用和影响》认为西安事变与其完成的历史转折，很
大程度上恰恰是靠国内外的新闻舆论，在人类新闻史上可以算得上经典了；
张可在其《框架理论视野下西安事变的媒体呈现----以<大公报>、<解放日
报>（西安版）、<中央日报>为样本》以框架理论的知识对各大报纸进行文本
分析和内容分析，来勾勒出三类媒体自身潜在的新闻报道框架和其对公众传
达出不同信息，潜移默化地对西安事变的解决造成不同方向的推动和影响。
但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多是以新闻媒体为支撑，如《大公报》、《申报》、《中央
日报》、《解放日报》、《朝日新闻》等国内外各大报刊，却很少进一步挖掘其
他代表人们意志的史料，如当时参与人员的日记、书信、电报、访谈、回忆
录等等。另外，这些研究成果多注目于社会舆论的走向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却很少去窥探当时中国的国情，实为其研究存在的缺
陷之一。
对于近十年来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研究角度的狭隘性与局
限性，以扎实的史实考证和个案研究为前提的、采用多种科学手段进行综合
性研究的著作十分少见，研究者应进一步更新观念，有所创新。其次，要注
重研究视野的前瞻性与实效性，做到以史为鉴，古为今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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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同新.
本文来源：http://www.gbppp.com/jy/437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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