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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
在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出版30周年之时，不妨来回顾一下这个议题的两位主要引导者。
首次谈论国民丑陋性的著名人物是鲁迅。在小说《阿Q正传》里，鲁迅以黑色喜剧的风格，塑造出一个旧帝国底层的代表性人物，成为当时中国人的共同精神肖像。鲁迅是幸运的，他生活在富有自省能力的民国时代，所以没有受到太多非难，反而因这部小说（也许还应加上《狂人日记》等）而成为宗师和不朽者。
但柏杨未能享用到这种文化待遇。他的《丑陋的中国人》，引发20世纪第二次民族国家的自我反省，却遭到台湾民众的激烈攻击，而中国大陆亦从1980年代的倾听转向了谩骂。在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包围中，任何自省和反思的努力，都会面临声势浩大的敌意。
但无论如何，前有鲁迅，后有柏杨，中国人终究为自己留下了几面自省的镜子。这是本国的终极精神财富。它不仅是说出真相的勇气，更是一种洞察恶疾的智慧，并最终成就为伟大的品格。反思力的存在，或者说，拥有足够的自我批判的力量，是衡量民族国家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尺，也是所谓“国家软实力”的坚硬核心。
柏杨所使用的“丑陋性”或“丑性”一词，属于美学范畴，跟美感和生理反应密切相关；另一种社会学语词也曾被广泛使用，叫做“国民性”；我们也可以套用生物学语词，把它跟“中国病毒”挂钩，更可以租借心理学术语，将其描述为“中国综合症”和“负性文化人格”，等等。而我则更倾向于使用“文化人格障碍”之类的中性语词。所有这些语词都从各自角度，向我们描述了病变的基本状况。
令人难堪的是，柏杨的警告没有奏效，反而成为难以解决的跨世纪难题。在“中国式病毒”的大肆侵袭下，30年以来，国民人格的集体性崩塌，已经势不可挡。人们从正直、法治、诚实、信用、勇气、胆略、独立、尊严、教养、责任、勤劳等美德中大步退出，转向贪婪、无礼、粗鄙、说谎、投机、好赌、哄抢、欺诈、剽窃、冷漠、甚至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在空气、土壤、食品里投毒，自上而下形成庞大的互害型景观。满目苍夷，一地鸡毛。这的确是丑陋的奇观，剧烈地伤害着我们的眼睛和心情。问题在于，对人格障碍的基本觉知，仍然没有建立起来。而没有诊断与报警，就没有改造和疗愈的空间。
有一种“理性的声音”宣称，感染这种病症的只是极少数人，因而“丑陋的中国人”的描述，毁损了大多数人的形象。这种貌似政治正确“多数论”，始终是探讨问题的理论瓶颈。常识告诉我们，出现“集体性人格障碍”的比率，哪怕只有百分之一，都足以构成一种危机。文化人格障碍是一种高传染性病毒，如果缺乏鲁迅/柏杨式的警觉而任其滋长，就会动摇中国社会根基，甚至向外部世界蔓延，对整个人类文明产生伤害。
为了更清晰地表述这个观点，不妨援引SARS（非典型性肺炎）作为例证。当年中国的SARS患者，官方数据是4，698例，而中国人口时为13亿，这意味着病患者仅占总人口的1/270，000。但它已经引发巨大的公共卫生灾难和民间恐慌。这种现象就是“SARS效应”。以上述比率为基础，再放大10，000倍作为加权，就构成测试社会感应度的“SARS指标”。它的意义在于，在14亿中国人中，只要27人中出现一位人格/伦理障碍者，就足以描绘整个民族国家的不良图像，并触发关于集体人格障碍的警报。
但中国的实际情形，远远超过了这个指标所描述的范围。另一典型案例，是四年前发生于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从她身边经过，全部视若罔闻，最后，小悦悦被第19位路人--拾荒者陈贤妹所救，但已回天无力，成为道德冷漠的牺牲品。这则新闻对“SARS指标”做了根本性倒置，也即以1/19的比率，描绘出文化人格危机的严重现状。在19人中间，只有1个人是正常人，没有遭到病毒的侵蚀，这就是“小悦悦指标”。它虽然源于单一“样本”，却有广泛的警示意义。这个幼小而脆弱的生灵，对中国人的文化人格障碍，做了严厉的控诉。任何稍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对此无动于衷。
另一则经常被引用的自慰式格言是：“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它的意思是，尽管母亲又老又丑，忠孝的儿子不应嫌弃。在古老乡村社会，这种道德劝勉是有意义的，它捍卫了家庭伦理的基本结构，而一旦将其转换到国家叙事层面，就会出现严重的逻辑错误。“丑陋”一词的所指，恰恰不是“祖国”，而是每一位人格破产的个体（“子”）。正是那些作为个体的“无名氏”（路人、顾客和游客），以其出现在新闻或日常生活里的丑行，拼贴出祖国（“母”）的负面容貌。
据说，鸵鸟在被追急的时候，除了扬沙踢腿，还会撅起身子和屁股，把脑袋埋进沙里，以为看不见猎手，猎手就不复存在。这类自作聪明的鸵鸟，在中国很多，而他们营造的“沙窝生活”，无助于难题的解决，只能加剧文化人格病症的恶化。
“人格障碍”的疗愈和改造，是一个比觉知更难讨论的话题。鲁迅和柏杨，未能来得及出示有效的疗法。但已经有部分中国人觉察了自身的问题，并试图接受真理，寻求有意义的生活，由此形成学儒、读经、禅修、拜佛和瑜伽等方面的宗教性潮流。尽管这些活动有时还驻留在事物的表层，犹如一场时尚表演，但如果这种时尚能够变成生命的内在需求，深入骨髓和灵魂，就有望成为自我疗愈的良方。
宗教疗愈的最大障碍，在于导引者方面出了麻烦。在仁波切、大法师、上师、大师和骗子云集的时代，究竟有多少真正的精神导师，这才是修行者的最大困惑。著名的佛寺主持--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正在面对各种匪夷所思的道德指控，尽管事实尚待澄清，但它已经加重世人的疑虑。导师问题成堆，他们所推销的“思想”，又如何能令人信服？
早在民国早期，蔡元培就发现宗教疗愈的诸多“弊端”，试图以“美育”取而代之。这种集体疗愈的策略，就是放弃病入膏肓的成人，转身从孩童教育入手，以文艺为药剂，陶冶情感，消除“丑性”，令文化人格在教化中变得美好起来。
“蔡元培策略”的核心，是在德、智、体、美、劳五育里，把美育推到最崇高的地位，而用于美育疗法的途径，除了建筑、雕刻、图画和音乐与文学外，还应包括“美术馆的设置，剧场与影戏院的管理，园林的点缀，公墓的经营，市乡的布置，个人的谈话与容止，社会的组织与演进，凡有美化的程度者，均在所包，而自然之美，尤其重要。”(原载《现代学生》第1卷第3期）。其中的关键正是“社会组织的演进”。假如“社会组织”已经腐化，丧失美的结构和体貌，就无法指望它能提供美育榜样，引领民众走向有良知的健康生活。
跟宗教疗愈困境相似的问题是，究竟由谁来承担这神圣的美育使命？众所周知，中国教育正在陷入“主体性危机”。作为教育主体的美育机构，一旦沦为官僚机构，被各种谎言所充斥，而教育者缺乏美感根基，甚至连人格都充满阴影，又何以推行正确的美育，将学生带入美好的生命感受？美育是一种严密的代际传承结构，其中一代人所受教育的好坏，取决于上一代人（教师）的品质。蔡元培的“美育”信念，只能基于对当时教育体制、教师人格和基本美感的信赖，但在21世纪的语境里，这些支撑性要素都在瓦解和流失。
“柏杨难题”的解决，暂时还没有令人信服的方案。
柏杨及其《丑陋的中国人》【柏杨丑陋的中国人赏析】
摘要：《丑陋的中国人》是柏杨先生的代表作，是他对华人世界最具警醒作用的作品。本文将介绍《丑陋的中国人》的一些基本的信息，以及柏杨在书中的主要的观点，一些对柏杨以及《丑陋的中国人》的批评的观点和我个人对《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现实意义等的一些想法。
《丑陋的中国人》，作者中国台湾作家柏杨。柏杨在1984年9月24日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以及“不能团结”等，并将原因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的子孙受到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次年8月，此篇讲稿和另外两场演讲的记录《中国人与酱缸》、《人生文学与历史》，一篇访问稿《正视自己的丑陋面》，以及柏杨的三十几篇杂文、近二十篇的回应文章结集出版，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丑陋的中国人》。1986年于中国大陆曾有中文版；但在1987年后，该书被中国大陆全面被禁，至2004年始得再批准印行。
柏杨先生的这部作品，以“匕首一样”的杂文笔法，单刀直入地刺入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中，文笔犀利，没有遮拦，不加任何修饰，像一张亮光光的镜子，将中国人的种种劣行赤裸裸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柏杨先生在书中沉痛地说“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因此，作品以“恨铁不成钢”的严厉态度，强烈批判了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心口不一”等劣根性表现。同时，柏杨先生在书中指出中国人丑陋的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柏杨先生在他的《丑陋的中国人》中，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污染国人精神的“酱缸”，他在书中说道“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这样的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
该书影响很大，一版再版，还有日文、德文、英文等译本行世，但其观点颇具争议：既有如潮好评，也有论者认为存在偏见和倾向性，有不顾基本史实的低级错误，甚至认为作者才是真正“丑陋”中国人。对柏杨先生的好评就不必说了，对其批判的比较厉害的主要有梁超然先生的《鲁迅、柏杨异同论》，李友滨、王凤海的《一本有严重片面性的书》。
[2][1]
梁超然先生给柏杨这本书的头一个结论是：“柏杨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有一个总的看法，那就是：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酱缸’”，“中国文化传统应该通通抛弃”。柏杨说中国人都是丑陋的，因此，“简直是诬蔑”。李友滨、王凤海的文章也一口控告“柏杨先生全面否定中国文化”，“把少数人的丑陋硬栽在全中国十亿人民的头上，这简直是诬蔑，是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诬蔑”。这些便是批判柏杨先生及其《丑陋的中国人》的文章的核心论点。
这里我要为柏杨先生已经《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小小的辩解一下。用谢玺璋先生的评价来说：柏杨是一个斗士型人物，语言带有挑战性和攻击性。但很难摆脱那个时代，那个反对独裁大体制下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他过度夸张了文化的作用，而且看文化的角度过于绝对。但是说“柏杨先生全面否定中国文化”这种说法还是有失偏颇的。这里还是引用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的话来解释一下来好：
中国人比较重视友情，而外国人之间关系比较淡薄······中国人这点比西方好······。
中国人无论自己怎么苦，怎么困难，总要让孩子上学······这是我发现的中华民族的一个长处。我想这一类中国人的优点，不必再提了······
旧观念中也有好的，旧观念下产生的行为，也有日月并明的。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当然有优秀的一面。
所以说，柏杨先生并没有认为中国文化全要不得，中国十亿人（当时来说）全无救药。
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出版之后，在当时所受到的待遇并不好。这本书出版之后，柏杨先生遭到了他原先杂文作品一样的厄运：台湾主话语者攻击他歪曲社会现状，禁止报刊给予宣传；一些普通读者也认为他丑化中国人的形象，对他大肆辱骂。这本书在中国大陆也同样遭到强力抵制。这让我想起另外两本与此书内容相近的书：美国作家威廉·莱德勒与尤金·伯迪克合著的《丑陋的美国人》和日本文化人类学家高桥敷所写的《丑陋的日本人》。在《丑陋的美国人》出版之后，意外地受到了美国民众的好评，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甚至将其带到办公室深入研究。而《丑陋的日本人》所受到的待遇则跟《丑陋的中国人》差不多，该书出版后遭到整个社会的强烈攻击，有些“民族主义者”甚至以死相逼，作者
不得不长期隐姓埋名，数度迁徙。从上面三本书的遭遇可以看出不同国家文化素质的高低和民族自省能力的强弱，我们的华夏民族在民族自省能力上面还是远低于美国的。
另外柏杨先生及其《丑陋的中国人》不难让人想到鲁迅先生和他的《阿Q正传》。谁也不能否认鲁迅是一贯的、彻底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但他一生致力于揭露“国民性”的弱点其实也就是“丑陋”之处,是不遗余力,也不留余地的。虽然他在文章中曾多次说及别人骂他为“汉奸”,为“卖国贱”,但他得到的骂声还是没有柏杨先生多的。这其中的原因我觉得是跟其对“国民性”的批判的形式不同有关。鲁迅先生与柏杨先生不同的是，鲁迅先生是通过用国民集体性格的元素来塑造出阿Q这一小说人物形象来对国民性进行批判的。当然鲁迅先生也有在他的一些杂文中写入国民性批判，但是却没有像柏杨先生那般直接、犀利。一种是比较委婉地指出丑陋之处，一种是单刀直入式的，这两者的可接受程度自然是不同的。自然也就使得柏杨先生受到的待遇与鲁迅先生不同。
柏杨先生写出《丑陋的中国人》已经快三十年了，这二十多年来，中国人的自省矫正做的怎样？中国人是不是还在“丑陋”着？在柏杨先生的“国民性批判”理论提出来的这二十多年间，中国的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锐意改革，经济起飞，生活改善，文化与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柏杨先生在书中指出的中国人的丑陋现象也确实是改掉了不少。例如柏杨先生在书中指出的中国人“不能团结”这一点，在当今的80后90后身上已经有所改变，现在的年轻人的团队意识也是不断地在提高。
但是同时，还是可以看到柏杨先生指出来的一些丑陋的地方还是存在着的。例如：中国人的“脏、乱、吵”，这一丑陋面在中国人旅游的时候体现的淋漓尽致。像“便后请冲水”、“请勿大声喧哗”、“请不要随地吐痰”这些特别用中文写的仅仅针对中国人的警示牌，正在中国游客较多的国家——德国、法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地频频出现。有网友还整理出了中国人海外旅游的18种陋习：1、乱扔垃圾；2、坐公交车抢座位；3、排队加塞；4、大庭广众拖鞋脱袜；5、赤膊袒胸；6、吃自助餐多拿多占；7、遇有纠纷恶语相相；8、小孩随处便溺；9、随地吐痰；10、公共场合“大嗓门”；11、公共场合“扎堆”；12、蹲踞路边；13、拒绝向老人和孕妇让座；14、吃饭时大声咀嚼；15、当众抠鼻子、挖耳屎、搓身
上的老泥；16、不守时间、不守规则；17、在禁烟区吞云吐雾；18、便后不冲水。还有中国人的“死不认错”，有一段时间“踢皮球”跟“临时工”这两个词语很热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机构在出现什么事情之后，要么就是拒绝记者的采访，要么就是推说这不是他们负责的，更多的一个处理办法就是推给“临时工”，就是很少会有哪个机构坦白地面向舆论，承认自己的错误。另外，柏杨先生指出来的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这一丑陋的一面至今也还是存在着的。现在大多数的会议（特别是政府部门的会议）以及报告等，很少有一些实际性的东西，都是些大而空的废话。
从鲁迅先生通过塑造阿Q这一小说人物形象的形式批判“国民劣根性”开始，再经柏杨先生通过《丑陋的中国人》一书赤裸裸的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深刻批判，我们民族中的“劣根性表现”已经是改变了一部分，但是这同时却又生出一些新的“病症”来，就像人类经过努力，终于治注了“肺结核”“肝炎”等曾经的“绝症”之后却又生出新的“癌症”“艾滋病”等难治之症一样。而这一现实恰恰是我们今天重读和研究柏杨先生及其《丑陋的中国人》的现实意义。
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说：柏杨的价值不仅在于过去，而且更在于现实和以后。我们在很长时间内都需要柏杨的精神，即使是50年后，这种“国民性批判”也是必要的。而冯骥才在给2008年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所写的序言中讲到：如今，中国社会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繁荣。繁荣带来的自信使我们不再需要自省什么“丑陋不丑陋”了。然而一个真正的文明的民族，总要不断自我批评和自我完善······我们希望明天的中国能够无愧地成为未来人类文明的脊梁，那就不要忘记去不断清洗历史留下的那些惰性，不时站在自省的镜子里检点自己。《丑陋的中国人》是柏杨先生的代表作，是他对华人世界最具警醒作用的作品，从我个人来看，我们不应该仅仅把《丑陋的中国人》作为一部思想类图书来看待，更是希望它可以作为一部现代生活指导读物来看。
参考资料：
[1]梁超然 《鲁迅、柏杨异同论》 中国图书评论，1987，第二期
[2]李友滨,王凤海 《一本有严重片面性的书》 河北学刊，1987，第五期
怀念柏杨 有感于丑陋的中国人
翻阅报纸，突然看到柏杨先生于2008年4月30日去世的消息，我深感震惊，柏杨在二十多年前因一夲批判现实、批判中国人集体性
格缺失的作品《丑陋的中国人》，而引起轰动和广泛争议，正是因为那本《丑陋的中国人》，使我认识并深刻铭记住了柏杨的名字。今天，在柏杨先生淡出人们记忆二十年后，在他离开之际，人们在追思这位现实主义评论作家的同时，我想谈一谈自己对柏杨以及《丑陋的中国人》的浅浮理解。
阅读报纸中关于柏杨的简历：十二岁时，他因痛打继母和祖父被父亲撵出家门送往县立小学；他一生有过五次有记录的婚姻；他曾两度入狱，经历过十年的牢狱生活，他在监狱中，因时任妻子要求与他离婚时，曾绝食二十一天；他还有过制造假文凭被大学开除的经历等。 纵观柏杨的一生，一个性格叛逆，桀骜不驯，对现实生活严重不满的人物跃然于纸上，我想：正是缘于他思想的叛逆与人生的特殊经历，他才能用那辛辣、尖酸的笔触，写出那本颇具争议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丑陋的中国人》。
对于那本自己曾于二十多年前阅读过的《丑陋的中国人》，自己对于书中的具体细节，相关内容的描述都已基本忘记，只依稀记得该书的主题思想，该书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比拟为一只大酱缸，即所谓的“酱缸文化”，书中説：中国人之所以丑陋，是被那“酱缸文化”所熏陶，所渲染。记得书中有一个非常精辟，非常经典，使人读后不得不深刻印记的比喻：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单独从事一项具体的工作或事业时，都堪称是一条龙，当两个中国人共同协助时，则会变成两只虫；而外国人则与之相反，每一个外国人单独从事一项工作时，如果只是一只虫的话，则两个外国人携手必将变成两条龙。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是因为中国人相互之间的、那独具特色的“窝里斗”现象，是因为在中国传统“酱缸文化”几千年的浆染、浸渍之下，“窝里斗”是必然的结果，是中国人丑陋本质之所在。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龙的形象具有表征成功、象征完美的特质。我的工作单位中，与我签有师傅合同的某师，曾自己开有一个“神农茶庄”，师傅每每在工闲之余最喜与人交谈，与人讨论的话题就是龙与虫的问题，师傅常常会说：人，要么活成一条龙，要么活成一只虫。往往使对方从他的眉目，从他的眼神，以及从他的整个言谈举止间，不得不确认在茶叶营销方面，师傅俨然是一条不折不扣的龙，或者，师傅在以龙自居。但在具体的单位工作中，我的这位师傅充其量只是一只虫，因为在那时时刻刻充斥着尔虞我诈，充斥着“窝里斗”的环境之下，一直以来，一个普普通通的、不会迎合、不擅争斗的工人师傅，只能，仅仅也只能是一只虫而已。
柏杨先生的“窝里斗”观点，几乎是一针见血地直刺中国人人性弱点的血脉，从而致使我在阅读过《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会对此观点记忆深刻，我不知从何种角度来表述自己对于这种争斗的认知，仅仅只想打一个不十分贴切的比方：桌中有一堆苹果由几个人来分，每个人并不注重自己分得了多少，而是相互之间在争斗中比较，在争斗中权衡，他人比我多分得了多少，我比他人多分得了多少，他为何比我多？我一定要比他多？正是由于中国人锱铢必较，因此，在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必然会产生“窝里斗”，这也许就是柏杨先生所说中国人的劣根性吧。
柏杨先生将中国那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比喻为一个大酱缸，即所谓的“酱缸文化”，使每一个国人乍听起来十分不爽，但当人们看完那本书之后，总会被先生深入浅出，入丝入扣的观点及评论所折服，会于无声中默思那些早已习惯了的种种丑陋习性，默思那些早已适应了的性格中的缺失。在“酱缸文化”几千年的熏染之下，“窝里斗”早已渗透到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窝里斗”现象就永远也不会停歇。
我们中国人向世人展示的是聪明的、精明、缜密的形象，因此，不仅为“窝里斗”制定种类繁多、详实的规则，而且将这种斗争合法化，譬如：很多基层单位的基层班组，在进行工资和奖金分配时，将这种争斗表现得淋漓尽致，加分，减分，甲分得的多，欣欣然，乙分得的少，愤愤然，丙则悻悻然，一副坐山观虎斗状，如此年年月月，在吃于被吃间，吃掉了同事之间的友情，吃掉了团结协作的原动力，“窝里斗”这颗毒瘤在中国酱缸文化中延续。 柏杨先生现已离我们而去，但他那勇于剖析自我，勇于剖析中国人丑陋面、中国人劣根性的思想却留给了我们，在今年我们祖国即将举办奥运会，即将向全世界展示一个全新的中国之际，难道我们不应该对照那本《丑陋的中国人》进行反省和自思吗？
读《丑陋的中国人》有感
中国，一个有着丰厚历史遗产和精神文化的泱泱大国，自古被称之为 “礼仪之邦”。但近年来却一次次被其他国家破口辱骂，被歧视鄙夷。中国的历史总是被匆忙地翻去，但问题却从没有解决过，一味地逃避，正如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所说，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斤斤计较”、“死不认错”等让人忍无可忍的错误，指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种滤过性的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受到了严重地精神上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完全痊愈。【柏杨丑陋的中国人赏析】
但是，中国并非已到病入膏盲的程度。 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组织，大到国家，只有意识到自己是有缺点才有改良的可能。能坦诚的认识自己的错误就是一种正确。我们首先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看清自己戴着的是一张怎样的面具。比如，看到餐厅里，公车上大声喧哗的人，先想一想是不是有时候自己也会这样子。同时，正视自己的面具，不管它是多么得丑陋。只有认清事实，承认自身的不足，才能按图索骥，对症下药，治愈身上的痼疾。正如医生看病。医生提出的只是一个建议，开的也不过是一个处方。能不能痊愈，全取决于愿不愿意按医生说的去治疗。负荆请罪的廉颇将军不也犯错了吗？但他愿意悔改，认真的思考了自己的过错，还背上荆条登门赔罪，这难道不值得赞扬吗？既然同样是犯错，中国为何就不肯悔改呢？
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错误，只要我们力所能及地一点点改正，整个国家的错误不都改正了吗？我们一代是祖国的重要力量，梁启超说过“少年强则中国强。”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个个能吸收五千年文化的精髓，摒弃老祖宗身上的陋习，励志图新，发愤图强，那当我们挑起振兴中华的大梁时，我们的国家将是如何焕然一新啊！
我们这一代人一定可以摘掉那副丑陋的面具，中国必将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中国人必将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御苑 杨肖俊）
《丑陋的中国人》读后感
相信不少人听到或看到这本书的书名的时候，都会为之一震，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当然不允许有侮辱性的词语加在我们的民族名字前。
这本书的作者是“人文大师”柏杨，他的言论与作品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争议，这本书更是饱受争议，对于这本书，有人赞之、有人骂之、更有人恨之。其原因都是因为柏杨先生在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中国人的缺点与不足，甚至丑陋之处。对于这本书，有人赞之、有人骂之、更有人恨之。
记得我在学校看这本书也引起了同学们的非议，大多都是不能接受这麽刺眼的题目与主题。但是就像文中写的那样不只有《丑陋的中国人》还有《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日本人》等，但它们受到的待遇却大为不同。《丑陋的美国人》一书中充满了对美国外交人员的自大骄傲的抨击。据说，美国国务院曾对这本书深入研究，认为这是一本“确实刺激思想”的好书，并要求本国每个外交工作人员人手一本，仔细阅读与反省。而另外两本书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受《丑陋的美国人》这本书启发与鼓舞，误以为此举也可以让自己的国民受益，但自己却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围攻。同样的，柏杨先生当时也受到了批评。那么为什么一类的书遇到了不同的遭遇呢？看来，这是我们远东文化共同体的“镜像综合症”，我们恐惧在镜中的形象，却不看自己的原因，反而竭力指责镜子的低劣，进而打破镜子，以“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名义，终止一切自我治疗的程序。
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柏杨先生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过滤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至今也不能痊愈，主要内容是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
难道这些都不是实话吗？
最让我好笑的一点是：一起买东西，你卖5元，我就卖4元，你卖的低我就买的价格更低，以至于我们的稀土资源以“白菜价”销售，引得日本与韩国争相购买。这不是不团结吗？前几天看到大陆游客在香港地铁内吃东西等不太文明的行为被香港本地人大骂的事情，看来连我们自己人也受不了我们的行为，更不要说外国人。我们的“脏、乱、吵”有目共睹，我们“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三条虫”也是事实，我们因为悠久的面子问题“死不认错”，就好像梁思成故居被拆除美名其曰“维修性拆除”，让人不禁赞叹厉害厉害。
不过，人人都是有劣根性的，我相信不光我们中国人有不好的地方，不管英国人、非洲人、俄罗斯人，即使是工作认真的德国人也是有不好的地方和缺点的。关键是我们有没有承认错误并改正错误、弥补缺点的能力，只要有了这种能力并认真反省与行动，我们尽管是只有这一个优点其他一点优点也没有的话，也可以成为优秀的民族。我相信在中国发生的种种不好的社会现象，在国外也发生过，我们有先进的制度，有悠久的文化，为什么就不能认认真真认清错误，认认真真改正错误呢？【柏杨丑陋的中国人赏析】
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直让我们引以为傲，我们自称礼仪之邦，我们还是四大文明古国中仅存的一个。我们一直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但我们还要看到自己的不足，认识到自己的劣根性。望大家都放下“爱国主义”，好好阅读这本书，并反省我们的“丑陋”。
丑陋的中国人 柏杨 2012年7月23日
看到这本书纯属偶然，在学长书桌上找到的，因扉页有赠言故而引起了我的兴趣。先说柏杨这位作家吧，台湾人，创作生涯可分为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历史、十年通鉴，做过牢文辞尖锐。有句话叫没读过柏杨的杂文是人生一大憾事、没读过金庸的小说是人生另一大憾事！
本书是一部杂文集，为八十年代所作，围绕的主题都为——丑陋的中国人抑或酱缸文化。这是对中国人性的大胆揭露，痛心中国的酱缸文化、反省中国人的丑陋、要中国人活的有尊严！鲁迅的阿Q揭露了中国人的人性、李宗吾的厚黑学揭露了官性、而柏杨的酱缸文化则直指文化根基。最经也经常在反思中国的人性以及中国的文化是否真的具有强大影响力。书中的言论够我们这些国人反思良久了，八十年代的观点反映在21世纪却依然“光鲜”，中国人不得不反思！
认清自己 告别丑陋
——读《丑陋的中国人》有感
自私自利之心，是立人达人之障。 —— 吕坤
—题记
中国，一个有着丰厚的历史遗产和精神文化的泱泱大国，自古被称之为 “礼仪之邦”。但近年来却一次次被其他国家破口辱骂，被歧视鄙夷。中国的历史总是被匆忙地翻去，但问题却从没有解决过。总是包裹着的问题被永久寄存，那对未来的奢望必然注定了挫败的宿命。而中国人却不曾悔改过，一味地逃避，逃避，逃避„„
这正如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所说，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斤斤计较”、“死不认错”等让人忍无可忍的错误，指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种滤过性的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受到了严重地精神上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完全痊愈。
中国人的丑陋，来自我们的“脏、乱、吵”。
柏杨先生说我们的家庭脏乱不堪。不少整洁干净的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马不停蹄地搬走了。因为一出门，就到处都是垃圾，什么雪糕盒、拖鞋„„可算是“应有尽有”了！小孩子到处乱跑乱画，空气里总会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而且，中国人说话的声音总是特别响。不少中国人认为，只要嗓门高，所谓的“理”也都跑到自己这时里来了。像乱扔垃圾、乱跑乱画、说话大声这些错误，看看微不足道，却是最能体现个人素养的地方。
中国人的丑陋，来自我们的“窝里斗”。
在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人的窝里斗是天下闻名的，在台北做生意，三个日本人说„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而中国人则是你卖50，我卖40，你卖30，我卖20，如此的显露出丑陋的做法……”这一段对中国人的窝里斗描写得淋漓尽致。正如有的人，为了早升官早发财，不惜诽谤诬陷，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在不少人心里，什么道德慈善？地位与钱是第一位的，为了达到目的，在那些虚伪的鬼佬面前献尽俗颜媚骨，舔尽别人的屁股，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实在是无耻龌龊！
中国人的丑陋，来自我们的“斤斤计较”。
中国人的自私，使得不少人因为自己的一点失利和别人闹得底朝天。正如在公共汽车上，踩到对方的脚是也难免的。若是在美国，你首先听到的总会是一句“I‟m sorry. ”，然后对方会很有礼貌的说：“You are welcome”.。就是这样简简单单地处理了。在中国可谓是大相径庭了。首先听到的就会是一句扯大嗓门的粗话：“你干什么？没长眼啊，踩我脚了！”随后，“肇事者”也不甘示弱；“踩就踩了，怎么着？”于是，两人从车上吵到下车，临走还来句“哼”，怎么也不罢休。其实被别人踩一脚，也痛不到哪里去，身上也不会少掉点什么，但是中国人却可以为了这一脚大动干戈，不依不饶，说到底，是计较那一脚是被“踩”而不是“踩”别人，总觉得自己吃亏了。
中国人的丑陋，来自我们的“死不认错”。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总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特别是大人向小孩认错，上级向下级认错，简直难上加难，总觉得认错是很丢脸的事，有损于自己的高大形象。犯了错，第一个想到的总是“找理由”，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会用很大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第一个错并不是错。当然，也有不少人会“闭门思过”，但是，所谓的“闭门思过”，思谁的过？不少人选择了思对方的过！所以，中国历史上才会有粉饰的太平，才会有错得彻头彻尾，输得一派涂地，却还在摆庆功宴。
中国人的丑陋，其实也是人类的丑陋，最本源问题是自私。因为自私，图自己方便，少了一点大局观——脏乱差；因为自私，看不得别人好过自己，所谓“舍得一身剐，硬把皇帝拉下马”---窝里斗；因为自私，把自己的利益看得太重，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斤斤计较；因为自私，用逃避的方式树立自己虚无的形象，掩盖自己内心的自卑——死不认错。
但是，中国并非已到病入膏盲的程度。我们首先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看清自己戴着的是一张怎样的面具。比如，看到餐厅里，公车上大声喧哗的人，先想一想是不是有时候自己也会这样子。同时，正视自己的面具，不管它是多么得丑陋。只有认清事实，承认自身的不足，才能按图索骥，对症下药，治愈身上的痼疾。这正如扁鹊给齐泯王看病。扁鹊提出的只是一个建议，开的也不过是一个处方。你能不能痊愈，全取决于你愿不愿意按他说的去治疗。齐泯王就是盲目自大，一意孤行，不肯承认自己的病，最后落个命丧九泉的下场。相信大家都听过《负荆请罪》的故事吧？文中的廉颇将军不也犯错了吗？不正如现在的中国一样吗？但他愿意悔改，认真的思考了自己的过错，还背上荆条登门赔罪，这难道不值得赞扬吗？既然同样是犯错，中国为何就不肯悔改呢？
相信一定会有人要问了：说的简单！但是怎么改呢？一个国家，是由无数民众构成的。有了民众，才有了国家。国家的错误，也就是民众的错误。要改正错误，也全靠民众。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错误，只要我们力所能及地一点点改正，整个国家的错误不都改正了吗？我们青少年也是祖国的一份子，梁启超说过“少年强则中国强。”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个个能吸收五千年文化的精髓，摒弃老祖宗身上的陋习，励志图新，发愤图强，那当我们挑起振兴中华的大梁时，我们的国家将是如何焕然一新的面貌啊！
我们这一代人一定可以摘掉那副丑陋的面具，中国必将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中国人必将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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