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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今年年初锦涛同志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对改革开放历史背景做了深入的阐述。锦涛同志是这么说的，说我们党在上世纪70年代末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背景。一个方面，从我国自身的情况来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生机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这是讲国内的背景。
另一方面锦涛同志指出，从外部环境来看，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带领人民追赶时代前进的潮流。这是从国外、国际的背景来讲的。
那么锦涛同志这一段论述为我们分析改革开放的背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依据，我们就按照这样一个分析从两个方面来讲改革开放背景。先看国内背景，大家都知道，我国是在1956年完成了三大改造，然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初，对于照办照抄苏联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所形成的这样一种体制上所存在的弊端就已经有所认识。当然苏联模式，苏联经验对于建国初期我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初步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弊端也很明显，实际上在56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认识到这种弊端。所以呢，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在苏联模式的弊端有所暴露以后，我们的党就提出要以苏联为鉴戒，独立的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了这样一个任务，并且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但遗憾的是呢，从1957年以后，我们的探索出现了偏差，走上了一条曲折的道路。这个1957年左的错误是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开始，那么在1957年进行全党的整风，这是党的八大作出的一个决策。当时采取的是开门整风的办法，很多党外的人士给我们提了很多的意见，有一些是尖锐性的意见。由于对这样一些右派进攻的形势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结果在反击右派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反右派斗争结束的时候，全国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数高达55万多人。后来经过平反，没有摘帽子的人，右派分子只有3000多人，严重的扩大化，这是政治上的左。
到了1958年，政治上的左进一步发展为经济上的左，那么这个经济上的左呢就是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两个运动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特别是三年大跃进，后来有一个估计，直接的经济损失高达1200亿，高达1200亿。大跃进以后我们又用五年的时间进行经济调整，三年大跃进，五年经济调整，加起来浪费了八年的时间，我们等会还会看到，这八年的时间正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这个时间方面浪费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大跃进失败以后，从1961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调整时期，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经济调整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政治上的失误不但没有得到同步的调整，反而在这期间又进一步的发展。1962年毛主席，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阶级斗争的理论，这个错误进一步升级。那么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对中国可能出修正主义的担心也越来越严重。那么随着阶级斗争的这根弦绷得越来越紧，再到后来四清运动当中毛主席与刘少奇在对四清性质的认识上发生了新的分歧，结果就使得毛泽东越来越把阶级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了刘少奇等人，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从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先后经历了达到一切的全面内乱，林彪集团的覆灭和初步纠左的中断，党和人民同四人帮的斗争，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以及粉碎四人帮的一系列事件和过程。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成为当代中国乃至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浩劫。是对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沉重灾难的一场浩劫，严重的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
文革十年结束的时候，中国是一幅什么图景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把这个图景重新来回顾一下。那么在政治上，是冤假错案堆积成山，据统计，文革十年当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
那么虽然没有正式立案审查，但是被错误的关押、批斗和株连的干部更是不计其数。仅迫害致死的干部就有6万人，6万多人。所以文革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的一次大践
踏，大破坏，这是政治上。那么经济上的损失也非常严重，据李先念同志后来估计，文革十年造成的国民收入的损失就高达人民币5000亿元，那么这个5000亿元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说到，仅从1974-1976年文革就造成全国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的损失2800万吨，财政收入损失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从1966年-1976年，文革十年当中有五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有三年是负增长。所以十年文革对中国的经济造成的损失也非常严重。
那么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很多知识分子受多迫害，造成了严重的科技断层、文化断层、人才断层。比如说对科学技术的破坏，文革期间中国科学院仅北京地区171位高级的研究人员当中就有131位受到审查或者列为打倒的对象。全国中科院系统被迫害致死的科研人员达到229名。在上海科技界，仅“两线一会”这样一个特务案就株连了个研究单位的1000多人，受到逼供、拷打的科技人员多达607人，打死了两人。 1966年-1976年，十年由于文革的影响，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的高考，交白卷的也可以上大学，在1982年有一个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半文盲的人数达到2亿3000多万，占到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那么文革结束时，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又是一个什么图景呢？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从1957年-1976年20年时间，全国职工长达20年时间里面没有涨过工资，几乎没有涨过工资。不但没有涨工资，工资还有所下降，你比如说1957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是624元，到1976年的时候呢，只有575元，1976年的工资比1957年还要少40几元，将近50块钱。
有了一点工资也买不到东西，很多生活的消费品都要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同人民币一样重要，被称做第二货币。三转一响是人们当时最向往的东西，三转就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一响是收音机。自行车大概在180元左右，当时的价格，手表一转是120元左右，缝纫机是100元左右。收音机啊，比如说红灯牌的收音机当时90多块钱，也将近100块钱。三转一响加起来四样东西500块钱左右，但是就这样三转一响很多人一个是买不起，再一个即使能买得起也要拖关系，走后门才能买得到。
穿什么样的衣服呢？从城市到农村，灰、蓝、黑、绿是主色调，全国几亿人穿的衣服颜色就是这四种颜色。住的房子这里面也有一个数字，改革开放的初期上海180万住户当中按照国家的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就是按照国家的标准，上海有将近一半的住户住房困难。其中三带同室的户数有11万多，这是85年的上海统计的数字。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有31万多，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有8万5000多户，两户人家同居一间屋子的有4万4000多户，人均居住两平方米以下的有26万多人，所以住房也非常的困难。 就全国而言，1978年建设部对全国182个大中城市统计，有一个数字，有一个结果，就是全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是多少呢？3.6平方米。全国180多个大中城市统计的结果，人均居住面积是3.6平米。在这182个城市当中，有缺房户有689万户，占这些城市总户数的35%，住房也大多是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甚至是厨房、卫生间，各家合用，住房非常困难。
那么刚才说的主要是城市，在广大农村，这个情况就更加严重了。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全国8亿农民生活在5万4000多个人民公社里面，农村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都由国家统购统销，农民种什么作物，种多大的面积，怎么种植，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品种都由上级决定。所以没了自主权，也就没有了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的问题相当严重。 安徽是最有代表性的，安徽是一个农业的大省，也是文革期间受到左的影响比较严重的一个地方。1977年6月，中央调万里到安徽省委做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听取了安徽省委农委的汇报，了解了安徽农村的情况，什么情况呢？文化大革命十年，安徽的粮食的总产量一直徘徊在200亿斤左右，农民人均年收入是60块钱左右，一年的收入平均起来农民60块钱左右。由于价格的因素，十年当中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30%。当时有一个测算，农民每年每人的最低的生活费用合算起来大约是100块钱人民币，100块钱人民币。但是安徽全省28万个生产队当中，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的占了67%，低于40元的占了20%，那两者加起来全省有90%的生产队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不能维持。
所以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万里就说了一句话，让我这个书记啊，这个省委书记啊怎么不发愁，怎么当，说了这样一个意思。那么随后万里又到芜湖、徽州、石州、肥东、定远等
农村实地看了一番，到农村实地去看了一下，了解的情况使他非常的震惊，也非常的失望。后来万里讲了一段话，他说我又不熟悉农村的工作，这一到任就下去先看农业，看农民，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把全省大部分的地区都跑到了。他说，我是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对农村的贫困不能说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以后，一具体的接触还是非常的受刺激，什么刺激呢？就是农民的生活原来是这么低，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淮北皖东有一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做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做的，找不到一件木器的家具，他说真是家徒四壁，家徒四壁。
他说他真没有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他说他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安徽凤阳是著名的花鼓之乡，万里也到凤阳这个地方去看了看，有一些记者也到凤阳去了解情况，了解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凤阳县有一个前王生产队，仅靠着京普铁路，这个生产队一共是十户人家，68口人，这个十户人家有四户没有门，什么门都没有，有四户。有三户是没有水缸的，有五户没有桌子，这个生产队长史得臣是一个复员军人，一家十口人，只有一床被子，只有七个破碗，七个饭碗。吃饭用的筷子都是用树条或者是麦秸杆做的。上面来调查的人在这个生产队开这个座谈会，全村竟然找不到一个坐的小板凳，大家只好蹲着。
那么这个前王生产队的干部介绍说呢，初级社的时候全村有127人，但是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十几个人。后来情况有一点好转，但是困难的情况一直存在，所以每到每年的冬春之际，这个村里面的男女老少都是成群结队的外流，凤阳的逃荒的几乎是走遍了全国。
安徽农村的情况应该说并不是个别的现象，1977年11月份小平同志到广东去视察，广东因为受到左的政策的影响，农民生活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有很多人大批的外逃香港，11月小平同志到广东视察的时候，广东省的领导就向小平同志报告，外逃的现象十分严重，即使动用军队来外逃也是防不胜防。听了这个介绍以后，小平同志是讲了这样一句话，意味深长的讲了一句话，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是政策上的问题导致这个现象的。”
原农业部的人民公社管理局还统计了一组全国性的数据，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所以，文革结束的时候，呈现给由于左的政策的，极左的严重的干扰，呈现给世人面前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中国，是一个烂摊子，是一个亟待改弦更张，需要重新振起的一个烂摊子。【中国的历史背景】
那么对长期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的损害，小平同志后来有一个概括，他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主要的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1958年-1978年20年时间里面，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从我们刚才回顾的情况来看，小平同志的这样一个概括是非常客观，确实也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的情况。我们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由于左的失误，特别是由于文革这样的极左造成的严重的危害，那么在这期间，社会主义的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我看搞这样的社会主义它的优越性难以服人，难以服人。
小平同志在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以后，就不断的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你比如说1977年12月26号，他在会见澳大利亚外宾的时候就尖锐的提出一个问题，说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他说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他说如果这也叫优越性的话，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1978年3月，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又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他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的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的钢，能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他说这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能叫社会主义吗？
1978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又说，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他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他说社会主义要表现出他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我们要坚持，但是社会主义绝不能够再像文革这样搞下去了，中国也再不能像文革这样发展下去了，这就是现实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怎么办呢？改革的问题就自然而然的提出来了，关于改革与文革的关系，小平同志在88年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说“中国不仅领导层支持改革，而且全国人民上上下下都要
求改革，这要归功于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大课堂，中国有文化大革命和没有文化大革命是不同的，文革的作用就是教育我们要改革开放。这是从国内背景来说的。 如果我们再睁开眼睛看看世界的变化，从国际背景再来分析一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必然性就更加尖锐的提出来了。那么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期间，在我们相继的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左的错误一个接着一个的时候，西方国家，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利用新科技革命造成的一个大好的发展时机，大力的发展经济，出现了经济的新一轮的大发展，大繁荣。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出现了第二个黄金时代。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四小龙实现了经济的起飞。
那么新科技革命也叫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是二战以后从美国兴起的，它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把二战以后的军用的一些技术转移到民用上来，使得信息技术、原子能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等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大家都知道1946年，从信息技术方面来看，1946年在美国诞生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1947年第一个晶体管在美国问世，1977年，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投入使用，信息技术发展的非常快。
那么空间技术呢，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美苏展开了空间的竞争。1969年，美国的阿波罗11号成功的登上了月球，1981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升空。从新能源技术上来看，1945年美国原子弹成功爆炸，1957年，美国是第一个商用核电站建成。在这之前是苏联最早建成核电站，但是美国是第一个商用的核电站在57年建成。到60年，美国又研制成功了第一台红宝石的激光器。
那么到了现在，美国所拥有的核电站高达104座，有104座核电站，法国有59座核电站，59座核电站，法国的能源的75%都来自于核能。那么在生物技术方面呢，1972年美国重组DNA生物基因工程获得成功，在1978年英国是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所以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普及，极大的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民的生活方式，也极大的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之下，美国经济是高速发展，1961年1月到1969年10月美国经济连续上升了106个月，60年代的美国被称为繁荣的十年。在欧洲二战以后，欧洲经济濒临崩溃，为了帮助欧洲经济摆脱困境，1947年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摆脱当时的经济困难。
马歇尔计划在实施期间，欧洲经济增长了25%，此后欧洲经济就开始快速发展。以西德为例，从1951-1971年，20年当中西德的GDP增长了5倍多，是日本之外资本主义国家里面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从1951年-1970年，法国的工业年均增长率为5.9%，到1970年的时候，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09亿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处在第四位。
日本的发展就更令人注目了，1955年日本编制并实施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60年又开始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55-1960年，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8.5%，1960-1965年增长率为9.8%。1965-1970年为11.8%。从1955年-1970年，日本的GDP增长了7.2倍，到1968年超过了西德，成为位居美国之后的资本主义的第二经济大国。那么在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正是中国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所以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正是自己折腾自己的20年。这样两厢比较，中国本来就已经存在的和这些国家的经济技术的发展差距就进一步的扩大了。
这里面有一组数字，可以简单的说一下。1957年中国的GDP的总额，国民收入折算成美元是369亿美元，美国是4405亿美元，1957年美国的GDP是中国的11.9倍，日本的GDP是308亿美元，是中国的0.83倍。西德是中国的1.39倍，法国是中国的1.56倍，英国是中国的1.66倍，意大利、加拿大分别是中国的0.76和0.94倍。除了美国以外，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经济的总量GDP在这个时候还不如中国。西德、法国、英国是中国的一倍多。但是20年以后，到1978年，中国的GDP达到1223亿美元，美国达到21123亿美元，是中国的17.2倍。日本的GDP总额是9739亿美元，是中国的7.9倍，西德、法国、英国分别是中国的5.2倍、3.8倍、2.5倍，意大利和加拿大也是中国的2倍和1.7倍，差距进一步的拉大。
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说，70年代末，在中国还为三转一响奋斗的时候，日本早在50、60年代三大件就已经是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人家在50、60年代就已经是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就已经进入了寻常百姓的家里了。说到电视机，日本的第一台电视机是1952年生产的，1952年生产的第一台电视机。我国的第一台电视机是1958年生产的，是在天津生产的，都是黑白电视机。中日在电视机技术方面应该说基本上是处在同一个起跑线说的。【中国的历史背景】
但是20年以后，到了1977年日本的电视机的年产量达到1500万台，中国的电视机产量当年只有28万台，经过20年的时间，差距拉的非常巨大。
除了西方国家以外，中国和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形势也相当的严峻，建国初期韩国的经济总量和中国山东省差不多，但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大力的发展国民解决，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到80年代的时候韩国一改贫穷落后的面貌，经济总量是山东的几倍。香港是一个弹丸之地，1977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当年整个中国大陆只有148亿美元。这么大一个国家，整个中国大陆的进出口还没有香港多。那么对于中国与西方国家这样一些差距，在文革期间我们是不承认的，甚至认为别人还不如中国，自欺欺人。很多人没有出过国，也没有比较，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不甚了解。
那么是什么时候我们才真正的、真切的、真实的感受到这种差距的呢？这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是在出国考察，通过出国访问亲身感受到的。1978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次出国考察的热潮，有很多代表团经过香港陆续的到国外去访问。最重要的一个团是1978年5月，由国务院副总理古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考察。西欧五过就是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这个团一共有30多人，团员都是当时的一些部门的主管经济的省长、部长。
比如说有水电部的部长钱正英，有农业部的副部长张根生，有国家建委的副主任彭敏，有北京市的副市长叶林等人，到西欧五过去考察。那么这个代表团在国外看到了什么呢，有两个强烈的印象。第一个印象是没有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会发展到如此的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发展的差距会如此之大。你比如说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在西欧五国考察期间，一共36天，到了25个城市，到了西欧五国的20多个城市，参观了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研究单位，很多人经历了第一次。你比如说第一次见到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电子计算机，第一次见到核电站，第一次看到什么是集装箱。很多都是第一次，因为中国都没有。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更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你比如说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在西德只需要2000名工人，而在中国的辽宁的阜新露天煤矿，同样产这么多的煤需要工人16万，相差80倍。瑞士的伯尔尼公司一个装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力发电站，职工只有12人，而在中国江西的江口水电站，同样的装机容量需要工人298人，相差24倍之多。法国的马赛有一个钢厂，年产钢350万吨，只有多少工人呢？只有7000工人。而中国的武钢年产钢只有230万，钢产量还不如人家多，但是工人有67000人，相差十几倍。
所以回国以后，古牧应邀到中央党校一些单位做报告，大发感慨，他说“过去四人帮搞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吹嘘什么都是天下第一，什么都是我们得好，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第二个强烈的印象就是西欧、日本这些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比我们要高出很多。比如说西欧五国工人的工资都非常高，城市的住房人均达到20-30平米，农民的生活和工人的生活，农村的生活和城市的生活相差不大，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相差无几。
日本的情况呢，从日本访问的考察团回来以后也介绍，说从1955-1976年日本工人的实际工作增长了2.1倍，还有很多福利补助，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40、50平米的住房，全国平均每两户就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家庭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唱机、吸尘器等等。包括农民在内，都穿毛料子的服装，而且样式也很多。但是在中国，农村还有2亿5000万人是食不果腹，城市职工20多年没有涨工资，这个刚才已经说到了。
我们国家刚才说了，城市人均的住房面积只有3.6平米，西欧是20-30平米，相差非常大。日本东京大型的超市，商品的品种多达50多万种，而在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商品的品种只有2.5万种，他们当时就说，相比之下我们确实是觉得很寒碜。很多代表团回国以后，比如说访日的代表团，港澳的代表团，包括西欧五国的团回来以后都向中央做书面报告或者当面做汇报。古牧的汇报是在1978年6月30号下午进行的，从3点30进行到晚上11点多钟，进行了八个小时。古牧介绍的情况的内容主要有三个部分。
第一，二战以后西欧的经济高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跟他们比我们是大大落后的。第二点，西欧的商品、资金、技术要找市场，都希望和中国发展关系。第三个方面，国际上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关系的办法有很多，比如说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外资等等，我们都可以用。这次报告完了以后到七月份国院又召开了四化建设的务虚会，古牧又在这个会上介绍了访问西欧的情况，又做了介绍。古牧还向小平同志做了专门的汇报，专门上小平家里去，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说法，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巨大的事变。今天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一讲建党的有关内容。
第一，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20世纪初诞生于中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背景。
第一，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不成功，呼唤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近代以来，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在这样一种积贫积弱的民族危难情况下，许多的仁人志士进行了奋勇的斗争。流血的革命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比如太平天国起义，还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另外还有改良运动的推动，比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但是无论是流血的革命还是不流血的改良运动最后终归于失败，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没有一个先进的用科学理论武装的政党的领导。
第二，近代以来中国工人阶级不断的发展壮大，到1919年前夕，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已经达到200万左右，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雄厚的阶级基础。【中国的历史背景】
第三，新文化运动的掀起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新文化运动于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开始，这场运动的掀起，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对封建专制思想、封建文化进行了极大的冲击，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从而为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打开了闸门。
第四，20世纪的国际环境为我们党的创立提供了外部条件。在20世纪初的世界史上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第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矛盾和各种腐朽的现象，使得原来许多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向往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失望，从而开始思考，接受走别的道路的问题。最后选择了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应该仿照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是20世纪初，在世界历史上还有另一件重大的事情，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俄国的国情和中国十分相似，俄国的工人、农民能够挣脱国内反动统治的压迫，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榜样，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成为当时很多追求进步的中国人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
以上四个方面，为党的创立提供了四个条件，或者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四个大历史背景。
第二，我们讲一讲五四运动与党的建立。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那么五四运动与党的创立有什么关系呢？
我认为：
第一，五四运动为党的创立直接准备了大批的干部队伍。可以说，投身于“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后来都成为我们党创建之初的领导干部和主要成员。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李达、邓中夏等等这些人，都是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后来成为我们党创建的主要成员。
第二，五四运动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五四运动中，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都在杂志上、媒体上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大家熟悉的比较有名的李大钊同志署名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就是在当时发表的，影响很大。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宣传过程中，通过与中国是否适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否应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以及同无政府主义等问题的论战，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普及，从而他的影响在知识界、理论界、思想界，尤其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第三，五四运动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农的相结合，因为在五四运动中，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到工人夜校去讲课，到农村去、到工农群众中去，通过向工农群众补习文化、宣讲知识的方式，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工农群众中得到宣传，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工农运动
的相结合，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五四运动同党的创立的关系。
第三个内容，讲一讲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1920年初，李大钊专门将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但仍然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监视的陈独秀护送到天津，然后转往上海。在护送的路上，李大钊和陈独秀商定要建立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们大家熟悉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就来自这样的历史背景。陈独秀到了上海之后，便于1920年5月间就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那么在考虑成立组织的名称问题上，陈独秀特意跟李大钊写信商量，李大钊明确表示，我们党的组织就叫共产党。于是，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间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的杂志编辑部成立了，当时党的组织名字就直接叫做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诞生的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当时发起人一共有8个。其中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和李达，大家推举陈独秀为书记，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实际上就开始了全国党的各地组织的成立指导工作。他们通过写信的方式或者派人去直接指导等等方式来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产生。因此，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实际上起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这样一个作用。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及担任书记的陈独秀在指导全国共产党组织建立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这
样，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议上特别讲到，陈独秀创造了党，有功劳。那么，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下，各地开始建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北京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下成立的。早在1920年3月份，在北京大学就成立了马克思学术研究会，以这个研究会为基础，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同志的办公室成立了北京的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名称为共产党小组。到1920年底，北京的党组织召开会议，名称正式确定为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武汉党的早期组织是1920年8月份成立的，由刘伯垂组织召开会议，名字是共产党武汉支部，当时参加的成员有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等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产生，由于当时湖南军阀的残暴统治，长沙党的组织活动十分隐蔽，直到1921年7月，党在长沙的成员也只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少数几个同志。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于1921年春开始成立的，命名为广州共产党。先是由陈独秀，后是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1年春成立，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同志在内，这样包括上海在内，全国共有六个城市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并且开展工作，成员也逐渐地增加起来。根据1921年的一份档案文献记载，当时党的组织全部加起来的党员分子有53个成员，张国焘回忆是59个人，称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约350人，其中上海党员9人，北京党员15人，武汉党员8人，湖南党员约10人，广东党员约7
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辉煌成就和艰巨任务
风雨兼程，一路高歌，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30周年。这是不平凡的30年，光辉的30年，伟大的30年。 在此举国欢庆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一下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和辉煌成就，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前瞻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对于继往开来，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
对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胡锦涛同志有一段经典论述。他说：我们党在上世纪70年代末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主要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方面，从我国自身的情况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邓小平同志曾经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另一方面，从外部环境看，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带领人民追赶时代前进潮流。[1]（P2）为了深刻理解胡锦涛同志这一经典论述，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建国以来走过的曲折道路。邓小平同志在1988年说过：“我们建国三十九年，头八年好，后十年也好，当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扰，情况不大好。”“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现在已经建国59年，头8年（1949—1957）好，后30年（1978—2008）也好，中间21年（1957—1978）情况不大好。
建国后的头三年，我们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53—1957年我们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但是从1957年下半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1年中，我们执行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左”的错误和严重后果。从1957年下半年起，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到运动结束，在全国公职人员中被划为“右派”的有552877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数的5.8%。经过这次运动，举国上下人缄其口，左倾思潮任意泛滥，导致了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严重错误。1959年彭德怀等开国元勋仗义执言，又被打成“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主要由于这一连串错误，导致了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和严重经济困难。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人。1961年全国总人口比1960年又减少348
万人。两年合计减少1348万人。按正常情况，两年应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两年中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达4000万人。此外，三年“大跃进”经济损失1200亿元，耽误时间8年。从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遍于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国家干部占总数的17.5%，其中副省级以上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5%，全国被迫害人数包括受牵连的家属占到人口总数的1/9，约1亿人。
由于这20年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和灾难，国民经济被推向崩溃的边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60年代10年中，就有1960、1961、1962、1967、1968这5年GDP出现负增长，而这一时期正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期。据统计，60年代按不变价计算的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世界为3.5%，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4.0%，发展中国家为2.6%，苏联和东欧国家为5.5%，日本为10.2%，而中国仅为0.2%，远远低于上述所有国家。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有资料表明：“日本与中国同属东方民族。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国基本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1957年日本国民收入只有279亿美元，而同期中国为368.8亿美元，日本比中国少89亿美元。到1976年，日本国民收入达到4728亿美元，中国为985亿美元，日本为中国的4.8倍；到了1978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的6.9倍。”此外，十年“文革”、二十年“左倾”使文化教育事业受到极大破坏，大批宝贵人才受到极大摧残，而且少培养大中专毕业生1000多万，增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600万。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同时在思想上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扼杀了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扼杀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而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与此同时，当时国际政治格局的主流由对抗转向缓和，世界各国由积极准备战争转向争取世界持久和平，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东西方国家由相互封闭转为相互开放，不同意识形态由相互排斥转变为在相互渗透和吸收中抗争。而当时在国内广泛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又从思想理论上实现了从“两个凡是”向实事求是的重大转变。这样就从国内和国际、从客观必要性和客观可能性、从客观和主观、从实践和理论各方面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作出改革开放决策创造了条件。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 “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同志这些振聋发聩的重要论述，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之后的一个了不起的伟大觉醒。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领导下，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纠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由此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由此可见，30年前，我们党作出的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不是偶然的，是在经历了20多年艰难曲折的道路、汲取了20多年“左”的错误的惨痛教训之后作出的。因此，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心愿，是时代的需要。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１３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抉择。”
二、 改革开放30年的辉煌成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30年来我国从城市到农村、从社会到家庭、从生产到生活、从经济到政治，都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化。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一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领域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１９７８年的１％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５％以上，中国进出口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１９７８年的不足１％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约８％。[8]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我国历史上生产力发展最快、综合国力增强最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30年。30年来的辉煌成就是彪炳史册、光照千秋的，是世界罕见、举世瞩目的。大量统计数据以数学精确性无可争辩地证明，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我国从1979—2007年29年中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增长9.8%）与日本1953—1973年2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增长9.8%）基本相同，而我国是人口十倍于日本的社会主义大国，是持续30年之久的稳定增长，这对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具有更大的意义。下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部分主要指标统计表（表略）。
数据表明，2007年与1978年相比，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净增13倍多，人均生产总值净增9倍多，城乡居民收入净增5倍多，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翻了两番，城乡居民储蓄净增百倍以上，衣食住行用的水平都有了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增长，居民电话、电脑和多种家用电器都是从无到有，迅速普及。这些统计数据无可争辩地证明，近30看来，我国经济发展之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快、幅度之大，是举世无双的，也是广大群众30年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三、 改革开放任重而道远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为了深刻理解这两个“没有变”，我们不妨把我国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世界和一些周边国家的发展水平作一比较。下面是2005年中国部分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国际比较表（表略）。
表2数据表明，2005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只有美国的1/25；人均消费水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6，不足美国的1/40。事实证明，尽管30年来我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因此,我国改革开放任重道远，正如胡锦涛同志2008年4月12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所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过去３０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必须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１３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抉择。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伟大道路走下去，继续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继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奋斗。”也正如温家宝总理2008年3月18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有人可能会问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还要进行多久，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将永不停止。”[9]由此可见，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多方面的。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与30年前高度集中统一、缺乏生机活力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我们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刻的、卓有成效的改革；但在这里，我们面临的改革任务依然艰巨复杂。就拿群众反映强烈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来说，就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确提出了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分配秩序、规范收入分配、理顺分配关系、缩小收入差距的任务，但是十多年来，居民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持续扩大。十多年来的居民收入差距，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国有企业高管人员与普通职工之间、私营企业雇主与雇员之间收入差距都在持续扩大，如不采取果断有力的改革措施，这种差距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在各种收入差距中，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和大量存在的灰色收入（包括黑色收入）是最不合理、也是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同时也是亟待解决而又能够解决的。种种数据资料表明，20多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经达到了极不合理的程度，我们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方面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可见，尽管我国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深化改革的任务，特别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其中，严格规范国有经济单位的收入，取缔一切灰色收入，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一切国有经济单位者要建立健全规范透明的工资福利制度，一切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的财务账目（除了国家规定的保密事项外）都必须实行全民计算和监督。具体说，就是依靠全民智慧和力量，对全民所有制的全部财产及其财务帐目加以严格监管。要建立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财务公开制度、财务检查制度和财务审计制度。每一个职工、每一个公民，都要有权依据一定法定程序去检查每一个全民单位（包括党政机关和全民企业事业单位）的每一笔帐目（有明文规定的保密单位和保密事项除外）。财务公开不是一年一度的收支帐目总额公开，而是每月每笔帐目的公开。财务审计不是审计机关的抽查审计，而是有审计机关和单位内外群众参加的对全部单位、全部帐目、全部单据的全面审计、全员审计、公开审计。对发现的一切违纪违法问题，都要严肃追究和处理。总之要从制度上坚决堵死国有财产一切漏洞。采取这一措施，诚然要耗费相当多的人力和财力，支付较高的监督成本，但一切耗费归根到底都是人的劳动耗费，而我国失业人口众多，有能力参与财务检查和监督的人员也众多，完全可以通过精心组织、精心培训，建立起对国有财产的最全面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体系。可以肯定，这一体系的建立，必将在扩大劳动就业、发展民主政治、遏制腐败现象、取缔非法收入、保护国有财产、巩固国有经济等方面取得很高的经济效益、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收益一定会远远高于成本。所以采取这一措施是必要的、有益的、可行的。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我们也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与30年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主法制横遭践踏、冤假错案遍于全国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历史性进步。但是现行的政体制与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与广大人民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为了从根本上遏制和消除各种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必须靠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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