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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大的覆没
2016年9月20日 星期二 06:42 PM文/于海生
（联合早报网讯）在过去一周，原本有600多名代表组成的辽宁省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遭受重创：523名代表被宣布涉嫌贿选，45名全国人大代表被取消资格，454名辽宁省人大代表辞去代表职务，目前辽宁省十二届人大实有代表仅剩147人。
这标志着2013年1月由辽宁省各市县人大代表选出的辽宁省十二届人大已完全瘫痪，无法举行大会或常委会，只好由全国人大出面成立辽宁省十二届人大筹备组，重新选出400多名省人大代表，才能让辽宁省人大恢复运作。【辽宁人大代表贿选名单】
这起因大多数代表参与贿选而造成省级人大瘫痪的惊天大案，在中共1949年建国后还是第一次。案件不仅牵涉中共原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原辽宁省人大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峰等省级大员，也将带出一批厅级高官和国企领导。
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省级权力机关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塌方式腐败”，其严重程度不亚于此前任何涉腐高官的落马。
不过，对这起惊天大案，中外舆论似乎并没有过多的关注和解读。倒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对该案的剖析相当深刻。【辽宁人大代表贿选名单】
张德江痛斥辽宁拉票贿选案是对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是对国家法律和中共纪律的挑战，触碰了中共执政底线。他透露，一些代表候选人利用资本操纵选举，明目张胆拉票贿选；一些人大代表目无法纪，把收受代表候选人钱物视为潜规则；一些人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知法犯法，为代表候选人拉票穿针引线。
这表明，在2013年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以及该省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中，资本操纵选举、拉票贿选、收受钱物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程度，并且一些人大领导干部知法犯法。
要知道，资本操纵选举、拉票贿选原本是官媒揭露和批判西方国家政治腐败的常用词。如今，这些现象不仅在湖南衡阳市人大选举中大面积出现，更“明目张胆”地渗透到省级人大的选举中。
这次辽宁省人大的覆没，证明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仍有缺陷，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如何使各级人大代表选举更加公开、更有竞争性并且受到有效监督，增加民众对人大制度和人大代表的认同感，应该是人大制度改革的着力点。
同时，辽宁贿选案也反映出该省政治生态的败坏。近年来，一批位高权重的“大老虎”被揪出，以及湖南衡阳、四川南充贿选案都显示，政治生态败坏并非只是个别地区。
中国高层这次抛开“法不责众”的潜规则，不惜拿整个辽宁官场开刀，主动揭开辽宁省拉票贿选的黑幕，不仅要整顿新一轮地方换届的风
气，也是试图改善辽宁乃至全国的政治生态。不过，要达成这一目标绝非易事。因为，与揪出几只“大老虎”相比，修补制度缺陷、修复政治生态更需要勇气、坚韧和时间。（《联合早报》于泽远）
“辽宁贿选事件”心得
通过党员学习阅读了辽宁贿选案，一批厅级官员、企业家、人大代表也卷入此案当中，后续余震不断。国家领导人张德江在发表重要讲话中也是首次对辽宁贿选案“定性”，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第一起发生在省级层面、严重违反党纪国法、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规矩、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严重破坏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挑战，是对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挑战，触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底线”。数据可以证明原因，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辽宁代表一共才102名，这一次就失效了45名，占到全省总数的44.1%，可想而知案件的重大和特殊。然而，在当前反腐大潮中发生此事件只能说是还有个别党员干部为官不廉，思想腐败堕落，存在侥幸心理。这些党内“蛀虫” 代表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风清气正的党员干部队伍，在当前全国健康的大环境里他们将无法生存下去。
反思拉票贿选案，我们得出深刻的警示：党纪国法是高压线、警戒线，任何人都不得触犯。每一个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带头遵守党纪国法，带头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我们应从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深刻汲取拉票贿选案的教训。全党同志和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我作为图书馆流通部的一员，在今后的工作中努力做到：
一、 加强政治学习，在思想和行动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努力改造世界观， 积极参加学校和馆里的政治理论学习活动，针对自身工作特点，学习有关文件、报告和辅导材料，通过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用以指导自己的工作。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作为一名党员，能严格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廉洁自律，勤奋敬业，在工作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围绕学校和图书馆的中心任务，尽职尽责，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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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图书馆能有一个更好的明天，我将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切实增强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继续虚心学习，以争先创优为契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之中，迎接更大的挑战，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绩。
XXX 图书馆
以“零容忍”态度严查辽宁官场贿选案
作者：胡印斌
8月26日，中纪委通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玉焯已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经查，郑玉焯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索要财物，搞拉票贿选，授意他人做工作拉票。索要财物问题涉嫌受贿犯罪；搞拉票贿选问题涉嫌破坏选举犯罪。
另据报道，在郑玉焯之前落马的两名省部级干部中，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阳、辽宁省委原政法委书记苏宏章，均涉及贿选问题。
郑玉焯也只是贿选窝案中的一环。据财经网报道，近期在辽宁官场掀起惊涛骇浪的贿选风波，涉及包括该省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第十二届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在内多场选举。其波及面之广、涉案人数之多、性质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
检视辽宁几位落马“老虎”涉及的贿选行为，多是为了自己上位而拉票贿选，王阳当选排名最末的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宏章以黑马姿态爆冷当选省委常委等，均属此类。郑玉焯此番被指“授意他人做工作拉票”，也有所图。而此前落马的辽宁省委原书记王珉，则被指对“辽宁省有关选举发生拉票贿选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
值得警醒的是，除苏宏章之外，其他几起贿选案均发生在十八大之后，属于“十八大后仍不收手”之列。完全无视党纪国法，翻云覆雨，暗度陈仓，公然以“贿选腐败”挑战党的组织纪律和民主选举制度，其恶劣行径已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以权钱交易为底色的贿选，一方面污染了政治生态，使规范严谨的程序与规则形同虚设，甚至成为个别人、小团伙逞其私意、加官晋爵的便利工具；另一方面，也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害了党纪政纪。若纵容这样的歪风邪气蔓延，不仅会腐蚀组织的肌体，甚至会损害公共治理体系的根本。【辽宁人大代表贿选名单】
选官任事历来是国之大事，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决不能被人情与金钱左右。此番中央严查辽宁官场系列贿选案，施以雷霆打击，是捍卫正当选举程序与干部选任公信力的积极作为，也是塑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必由之路。
这一系列案也表明，除了严厉惩治，也要进一步从法律制度上完善选举程序。不仅要对选举的换届选举时间、选民资格、候选人条件、违反选举程序、破坏选举等行为以及选举纠纷等重大事项，制定统一的、具体明确的规定，也要扩大选举过程的透明度，将庄严的选举置于阳光之下，让人民监督权力。
早在2014年，衡阳破坏选举案就曾引发民众关注。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此案与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联系起来，追问“衡阳的共产党员到哪儿去了？”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亦指出，必须以“零容忍”的政治态度、规范严谨的法定程序、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严肃认真的纪律要求，坚决杜绝此类现象发生。
贿选窝案，伤害了公共治理机体。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有赖法律权威的真正树立，有赖对权力运行的常态化制约与监督，也有赖“零容忍”、“零懈怠”。由此，才会根除贿选“阴霾”。
9月14日，张德江主持召开了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并讲话。这是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临时召集”的会议，是为了表决辽宁省的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至少12年来，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召开临时会议。因此案件，辽宁的官场正迎来深度洗牌。此前，四名落马的省级高官――辽宁省委原书记王珉，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阳、郑玉焯，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苏宏章，都在审查通报中被点名与此拉票贿选案有关。一批厅级官员、企业家、人大代表也卷入此案当中，后续余震不断。张德江的讲话对辽宁贿选案定性――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第一起发生在省级层面、严重违反党纪国法、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严重破坏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挑战，是对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挑战，触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底线。”此前曾用过类似表述的是衡阳贿选案，不过不是“省级”。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辽宁代表，一共才102名，这一次就一下失效了45名，占到全省总数的44.1%；另外，523名辽宁省人大代表涉及此案！辽宁省的十二届人大常委会，本来有62名人员，已有38人代表资格被终止。
201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高票通过了选举法修正案和地方组织法修正案，将乡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由三年改为五年，并要求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同步举行。新形式下的县乡同步换届选举，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也没有既定的模式可遵循，选举情况更为复杂，工作量大，需要认真研究和分析，以增强预见性和主动性。我们通过召开乡镇人大主席专题研讨会、走访基层群众、赴周边县市考察取经等，对县乡人大同步换届开展了专题调研。
一、县乡同步换届选举的主要影响因素
1、城镇化和流动人口的影响。随着我县“小县大城”发展战略的推进，县内周边乡镇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向县城，全县近一半人口集聚在县城，在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对换届选举的选民登记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县木制玩具等工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外省、市、县打工人员，据统计，截止2015年底，外来流动人口达到17974人。同时，我县也有近7000名的劳动力输出到外省、市、县从事异地开发，这部分流动人口也影响了选民登记。
2、民主意识增强和观念变化的影响。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人大代表的地位日益提高，其发挥的政治作用愈来愈大，增强了人们的民主意识，带来了观念的变化，影响了人大代表的格局。如一些私企老板，在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就追求一定的社会地位，竞选人大代表为他们提供了有效途径，据统计，2015年选举产生的县人大代表，私企老板占农村代表的比例达到28％。
3、历次选举形成的竞选方式多样化的影响。经过这些年反复选举的锤炼,代表候选人正在成长并随着一次次的选举活动逐步成熟，依法选举从意识走向行动。差额选举的竞选为选民提供了自由选择权利的同时，也为代表候选人发挥作用提供了制度空间，从而带来了竞选方式的多样化。如竞职演说、走访选民、投资公益事业等，他们的很多行为往往处于现有法律法规的空白处或者模糊处，影响了换届选举。
4、政策及相关法律不完善的影响。虽然过去历届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工作总的趋势是好的，但由于有关政策及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具体，主要是对贿选界定不明确及相应处理机构不确定，因而造成极少数人用金钱、物质等形式拉选票和用非常形式操纵选举，影响了换届选举的公正性。
5、选举工作队伍素质的影响。换届前大批量的乡镇干部人事调动，使得一些长期搞换届选举和基层政权工作的人员离开原有岗位，新调任人员由于对业务及当地情况不熟悉，致使从事换届选举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和操作能力偏低，难以应对换届选举带来大量的指导工作。
二、县乡同步换届选举存在的主要问题
1、选民登记问题。依据《选举法》的有关条款规定，选民一般应在其户籍所在地进行登记，但我县有近一半人口居住在县城，还有大量的劳动力输出和外来务工人员，如大源乡常住人口3707人，长期外出务工人员达到1700多人，人户分离的情况普遍存在，从而容易造成选民的错登、重登和漏登。另一方面，一些私企老板为了争当代表，要求打工人员在企业参选，而所在行政村也要求其回户籍所在地参选，两派势均力敌，争论激烈，使基层难以把握，加大了选民登记的难度。
2、选区划分与代表名额分配问题。由于受到代表名额的限制，特别是县人大代表名额有限，这就造成一些人大代表选区需要由多个行政村联合选举1名人大代表，选举竞争激烈，从而导致代表名额不好分配，选区划分困难。一是流动人口的因素，各乡镇常住人口的变化较大，选民数较上届也相应变化，按现行法律规定，代表名额以户籍人口为基数进行分配，不以流动人口的增减而增减，实际操作中又不能不考虑流动人口的影响，而县乡分配代表名额又在选民登记前，由此产生的代表名额分配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二是县乡每位人大代表所代表的选民人数不平衡，如云和镇需要1000多名选民产生一名县人大代表，其他小乡一般是500－600名选民产生一名县人大代表，造成选民大致相等原则较难把握。三是小乡对县人大代表名额分配的需求矛盾，按照人口比例，一般小乡只能分配到一名农村县人大代表，这一名县人大代表的名额还会被其他职业人员占用，如雾溪乡2015年仅有的一名农村县人大代表名额也被该乡信用社负责人选任。四是选举农村县人大代表的选区划分，大小行政村搭配的矛盾，在选区划分时就注定县人大代表往往产生在大村，小村的选民意见大。此外，以往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分别选举，选区划分互无关系，县乡同步换届，必须是大选区套小选区，如何在两级代表选区划分上，既不违反选举法有关规定，又能互相照应，便于组织，具有一定的难度。
3、代表结构与代表素质问题。合理的代表结构，具有较高的代表素质，是我们选举工作追求的价值目标。由于代表选举竞争的加剧，导致代表的广泛性、代表性和先进性难保证，农村情况的复杂性和选举结果的难以预测，有些选民没有标准，抱着选谁都无所谓的态度，选举时个人意愿的表达存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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