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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方言形成的地域因素及历史因素分析
一、天津方言的定义
天津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天津方言是天津文化的主要载体。所谓天津方言（或天津话）就是指市内六个区和西青区大部分、 东丽区小部分土著居民所使用的方言。简言之，天津市的方言从辖区地图由北往南的大体状况是， 唐山话—北京话—天津话—静海话—沧州话。天津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的一个分支， 天津方言片的东、南、西三面被静海方言片包围着，北部则是武清方言片，这就形成了一个“方言岛”。方言岛是语言学的一个术语，即由于历史上大规模移民，使外来的方言势力占据了原来某方言区，形成被原方言区包围着的独立的方言区域。
天津方言岛，呈倒了个的等腰三角形，其底边距旧城北约 l 公里，尖端距旧城南约 22 公里。 方言岛以北的居民，语言接近北京话，东北接近唐山方言，西南和东南接近静海一带方言。据专家考查推测，这个方言岛中的天津话来源于江苏和安徽北部的方言。经著名社会历史学家学者李世瑜先生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调查考证：天津方言的母方言来自以宿州为中心的皖北平原。
二、天津方言形成的地域文化因素分析
天津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与天津所处的地理位置及特殊的历史背景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天津地处渤海之滨、华北平原的东北端，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此休养生息。天津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地近渤海、河渠纵横，与我国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相邻，是北京与东北、辽东半岛、胶东半岛水陆相通的要路。
天津人爱说话，是地理位置之使然。九河下梢，交通枢纽；漕运码头，河海相通；移民城市，五方杂处。天南地北的人聚到一块，无论经商贸易，还是装船卸货，第一要务，就是用语言沟通。———这是天津人能说会道的动因。
天津是商埠码头，九国租界，多元文化。当年，租界里住着末代皇帝、总统总理、部长督军、豪族贵戚、盐商巨贾、外国政要和高官寓公。 南北文化交汇，东西 文化相生，上层雅文化与下层俗文化在这里融合。 于是，天津人经多识广，眼界开阔。 ———这为天津人提供了能说会道的广阔的素材。
天津方言大约是在元明清时代形成的,因为在此以前天津地区还是一片海滨
荒地。天津聚落的形成,大抵在金元时期,早期居民点始于三岔河口(南运河、北运河与海河的汇合处),又名直沽或小直沽。直沽的开辟主要出于军事上的需要,金元都派重兵在此镇守,明筑城设卫,赐名天津。直沽地方经济的开发,是从蒙古太宗六年创立盐场开始的,但影响天津经济最大的不是盐而是遭。天津是遭运中心和出海门户,又是南北交通的枢纽和军事战略要地。这种特殊情况和地理要素就使天津开辟虽晚,但发展极快,经过明清两代,天津已经是行旅频繁、
受北方曲艺影响，天津人言辞犀利，一语中的；语言得体，擅长交游；幽默诙谐，富于创意。 在调侃中表情达意，议论抒情。 常能化干戈为玉帛，妙在以四两拨半斤！ ———这为天津人锻炼了非凡的口才和表达方式。 天津有独特的地域文化影响，有丰富的生活素材提供，有高超的口语技巧垫底儿———经过几代人的积淀传承，自然潜移默化，水涨船高。要说咱们天津人的口才，那是“剃头师傅拍手———推（忒）好咧！
在方言教学过程中，尤其是在方言口语教学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细心一点的人会发现天津方言中常常用到“海”这个词，这和天津的地域特点是分不开的。天津是一个因河流淤积而形成的沿海平原。水是这座城市生成和发展的源动力。在天津话里，带有“海”字的词语非常多，在一些地名称呼上我们可以窥见一些端倪，例如“七里海”“小海地”“滨海新区”等。天津人还喜欢用“海”来表示“宏大”的意思。例如“海碗”指特别大的碗；“海涵”是一个敬辞，用来形容某人大度包容；“海量”用来指很大的酒量。“海”还可以用来表示“胡乱地、漫无边际”义。例如漫无边际地聊天叫“海聊”；漫无边际地谩骂叫“海骂”。还有一个词叫“海吃”，例如：“哥儿俩这一通海吃，才花了六十块钱”。这里的“海吃”并不指饭量大吃得多，而指“随意、尽兴、放开了、无拘束”。
二、天津方言形成的历史因素分析
天津在历史上是南北漕运的中心，是中国北方贸易转运集结地。 明清两代，苏皖和晋冀鲁豫地区的大量移民，或屯垦，或漕运，或逃荒，或经商，陆续迁至天津；随后盐业、金融、实业、商业，乃至政界、军界、文化等人物在天津安家落户。 因此，河北、山东和东北的方言，尤其是北京话对天津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种种影响。
天津是个河口都市,4000年前,天津地区(除张贵庄以东)已成为陆地。春秋时期分属于燕、齐两国。西汉末年,这一地区发生过较大的海浸。现在的天津市区、静海、宁河、武清等县的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到东汉末年,海水才逐渐退去。隋朝的场帝征百万民夫修建了大运河,形成了天津南北水陆交通枢纽的格局。唐代为了防止外族入侵,在幽州(现在的北京)和渔阳(现在的蓟县)驻有重兵。据《唐·通典》记载,现在的天津地区已有“军粮城”和“三会海口”。军粮城是由海上把军粮和其他军用物资从南方转运到燕京和渔阳的转运点。“三会海口”(今天津狮子林桥和天后宫一带)指永济河、簿沱河、潞河在夭津三岔口会合入海而言。当时只是为征战使用。杜甫《昔游》:“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昊门转粟帛,泛海凌蓬莱。”《金史》记载,公元1153年,金迁都到燕京(现在的北京),名曰“中都”。“完颜佐本姓梁氏„„戍直沽寨”。“直沽寨”这一名称,为天津市区聚落起源的最早记载。也就是说金代“三会海口”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军镇。当时属于“靖海县”,那时居民应讲静海话(明代改为静海)。”
自古以来，天津就是一座移民城市。据史料记载，当时移民人数之多、稳定性之强，当今无法比拟。多年来，天津民间一直流传着“燕王扫北”的历史故事，燕王朱棣不但扫北得胜，还把他从家乡安徽带来的士兵安置在天津地区戍边屯垦。从某种角度讲，这便是津城最早的一批移民。这些移民实行军事建制聚居，“家庭承袭，邻里相望”，于是，悄然形成了相对牢固的“语音社区”。之后，由于苏皖地区不断有移民到天津地区，江淮人逐渐占压倒优势，因此具有低平调的江淮方言慢慢变成了天津卫的通用语。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天津还有一些从山西或其他地方定居的移民，但均由于不是大批的，加之散居，很难形成自己的方言区，所以散在的移民无论操何种方言，几十年后逐渐被当地方言同化。
天津方言是我国语言文化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在语言文化传播和融合中，具有顽强生命力和竞争力。在词汇方面，天津话富有地方特色的方言词汇十分丰富，它生动形象、含蓄质朴、感情深厚、贴近生活、幽默诙谐，成为天津人民生产和生活中的有力工具。在构筑天津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中，成为不可缺少的因素。正因为如此，天津方言也受到国内人民的青睐，在文学、影视、话剧、曲艺、小品等文艺作品中常被使用。各地方言,在年深日久的接触中,互相影响、渗透、取代、混杂,逐渐地把各自的一些特点融化到主流中去,或是变得和基础方言近似了。
从而以河北方言为主,又融合了其他方言的一些特点,形成了天津方言的语音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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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
新华网 （ 2009-11-27 17:11:14 ） 来源： 半月谈2009年第22期
来自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天津小海地的由来】
编者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部分人真的先富起来了。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在我国各个社会群体利益格局被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分配不公现象日益突出，社会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本刊记者前不久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进行调查时发现，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大城市，尽管“天价豪宅”和“棚户区”之间往往仅有一墙之隔，但“有钱人”和低收入群体居住区域的界定和划分已经越来越分明和固化，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日益显现。专家指出，解决我国贫富分化的根本之道在于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格局，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住宅布局下的贫富差异图
本刊记者 葛如江 沈锡权 孙洪磊
在上海、天津、青岛这些大都市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马路一边的高档社区里居住的是拥有一套或多套房产的“有钱人”，而仅一墙或一路之隔的“棚户区”里则挤满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来流动人口。
社区围墙，区分贫富的“楚河汉界”
同为上海市的中心城区，静安、卢湾、徐汇、黄浦是繁华商业区和高档住宅区，而闸北、普陀、杨浦则集中了大批低收入人口。记者在当地调查时，连月均收入只有2000来元的司机都【天津小海地的由来】
说：“闸北、杨浦，那是穷鬼住的地方！”
闸北区是上海市的“边缘区”，这里有大批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在连片的“棚户区”里聚集了各种低收入者，如从边疆回来的知青、外来打工者等，他们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据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闸北区申领低保的人口占全区户籍人口的3.6％，其中大多是失业者以及老人和孩子。而这里的“低保边缘户”是现有低保人口总数的三倍之多。
天津市河西区的梅江居民区有20多个小区，住在这里的都是天津的高级白领、私营业主、企业高管，该区没有每平方米低于1.1万元的房子，最便宜的房子总价也要80多万元，被称为天津的富人区。但在与梅江居民区相邻的小海地社区秀峰里小区，记者却明显感受到“贫富两重天”。记者了解到，这里2200多户人家，843人没有工作，78人残疾，80来户靠“吃低保”过日子。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原国有企业职工。社区干部张宝芬说：“我们这里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人家都搬出去了，迁进来的，也是收入不高的。没有事业单位职工和公务员，有钱人不会来的。”当地民政干部告诉
记者，小海地社区共有40多个小区，十来万人口，基本情况同秀峰里小区差不多。
专家指出，开发商从销售角度来看，会通过社区围墙、隔离带或者马路把高档楼盘与低档居住区有意识地进行隔离，这在客观上使不同的社会阶层呈现固化状态，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如天津小海地社区和梅江区这两片相邻居民区的孩子是不太可能在一起玩耍、上学的。
“工人新村”无奈的历史轮回
位于上海闸北区天目中路749号的蕃瓜弄社区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上海的贫民窟，矮小的“滚地笼”挤满了大批无家可归的穷苦人。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改造，成为产业工人的聚居区，面貌焕然一新。蕃瓜弄的变迁当时还作为典型写进了上海的小学教科书。
然而，今天的蕃瓜弄又变成了低收入人群聚居区。蕃瓜弄社区目前居住了1680户居民，低保户有178户，占比超过10%。蕃瓜弄社区干部告诉记者，社区1964年建成，上世纪80年代能住到这里的产业工人，大都是敲锣打鼓来的。因为当时能在这个小区分到房子的，一般都是厂子里的“五好工人”。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工人下岗越来越多，大批产业工人成为低收入人群。
社区居民李存荣今年53岁，是上海市铁路局的一名机车维修工，一家三口在21平方米的房子里居住了14年。记者看到，包括李存荣在内的三户人家共8口人，一起住在一套51平方米的房子里，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李存荣说，这个小区所有的楼房都是这个样子，杂乱、拥挤、肮脏，而且水费、煤气费一起算，日常矛盾很多。
尽管现在居住条件艰苦，但是回忆起当初分房时，李存荣还是很骄傲的。他说，这个房子是因为他妻子在上海市印染化工厂里表现好，于1996年时分到的。但是，他妻子王纪芬原来工作的企业2001年关门，几百个工人全部下岗，她也只能回家。现在，在上海电机学院上大二的女儿一年仅学费就要１万元，一家人只能靠李存荣一个月约2000元的工资紧紧巴巴地过日子。“像我这样的家庭在这片社区里还属于中等。”李存荣说，“幸好我们夫妻俩现在身体还好，没有什么病，邻居家里有病人的，生活就非常难了。”
李存荣隔壁家是低保户潘文龙，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肾脏积水等多种疾病，没有劳动能力，2000年他妻子肝硬化去世。他儿子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学，学费全靠贷款。为了维持生活，孩子平时在学校图书馆打工，后来到一家“不夜城”接电话，一小时工资10元，一天要干4个小时。
“原国有企业产业工人多的地方，贫困群体就多”，上海市民政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如上海杨浦区，当年产业工人50万，占
上海全市18个区县的1/10。目前，该区拿低保的人口有3.4万人，也占全市低保人口的近10%。2009年初，上海市将低保标准从400元调整到425元后，虽然只提高25元钱，但仅仅一个杨浦区“低保户”就骤增2000多人！
高房价下的居无定所者
在上海，一方面富人云集，每平方米五六万元的楼盘，开盘就抢光。如今年8月8日在浦东新区开盘的星河湾小区，周边楼价每平方米2万元，它卖到5万元，总共322套房，一天之内卖260套，总销售额超过40亿元，业内人士称这种情况在世界房地产市场都罕见。 另一方面，居住在棚户区和老旧社区的人们，却是连棚屋和老旧房的产权都没有的无房一族。在蕃瓜弄社区，记者发现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三四户人家在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居住条件非常简陋。这些房子属于承租公房，居民们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一个月交四五十块钱的房租。
李存荣说：“对我来说，买房就别提了，我们即使卖血，也买不起两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困难户情愿住在十分简陋的住房里，也不愿被拆迁。和病残儿子一起住在 “交通花园”（棚户区）的李继梅听说现在她所住的小区要拆迁，十分心焦。“这里要是拆迁了，我和孩子就没有地方住了。现在尽管房子差，可换个地方，房租就没有这么便宜了！”
天津小海地社区居民们最担心的也是拆迁，怕换了地方交不起房租。记者了解到，在天津的南开区、和平区、河西区三个区内，最便宜的一居室的房租在800多元一个月，这样的费用小海地居民是难以承受的。
不仅如此，由于住房商品化过程太快，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供应严重不足，大批低收入人群无房可住。在上海市杨浦区，很多街道已经出现流浪的人群，每个街道少的四五个，多的十来个，居无定所的人群已经给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街道干部表示，这些人平时经常来民政部门反映困难索要低保补贴。岁数大的整天提要求，年轻点的就在外面混，晚上睡在网吧、急诊室、棋牌室、澡堂等，实在过不下去就偷盗犯罪，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杨浦区民政局社会科科长郑军说，如果政府能给居无定所者提供廉租住房甚至一个床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
“橄榄形”社会形态尚不具备普遍性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温州，记者看到了贫富差距较小的“橄榄形”社会的曙光。至少从本地户籍人口层面，当地均富水平比较高，低收入群体比较少，因下岗、贫穷、失业等问题而产生的上访事件也相应较少。
温州乐清市委书记潘孝政说，如果光就本地户籍人口而言，乐清
目前的社会形态更类似于“橄榄形”，低收入群体约占5%左右，家庭资产在50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约有10％，余下的大多人均年收入在1万元～10万元。他说，乐清经济总量的95％是民营经济创造的。从乐清市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鼓励全民创业、发展民营经济是实现“橄榄形”社会的可行路径。
“草根经济的作用不容忽视，民有是民享的重要路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温州财富神话给人们的最大启示，就是政府对民营经济“有需则让、非禁即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给予老百姓政策支持，放水养鱼，实现小河有水大河满、民富国强。
但是，温州的“橄榄形”社会形态也还只是一个仅仅属于本地户籍人口的“青橄榄”。记者调查发现，当地还有300多万外来打工者，他们多数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上下，社会保障很不健全，只有30%～40％的企业打工者有各种社会保险。
编辑：李力
贫富分化的民众容忍度调查
本刊记者 葛如江 沈锡权 孙洪磊
最近，来自国家发改委的《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的调查揭示，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间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城乡整体基尼系数达到0.465。而本刊记者调查中也发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演进，普通民众对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不满也日益强烈。
贫富分化被关注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王二平告诉记者，过去6年他们在做社会问卷调查时，将“中国社会问题最严重的是什么”这一问题列了19个备选项，在调查的5个省40个县中，老百姓都认定排在头两位的社会问题是腐败和贫富差距，只是到了第三位各个省才有变化，如环保、住房等。
长期从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杨宜勇说：“收入差距扩大累积的结果是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目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可能在1%上下，80％中等收入的家庭仅占有财产总额的一半。”
各行业收入苦乐不均的现状也越来越突出了。杨宜勇说：“中国纳税百强”几乎年年是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具有国有垄断性质企业的天下，上市公司中的能源、电力、钢铁、交通、汽车等企业总能出现在沪深两市业绩增长排行榜的前列，这都反映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持续快速增长。
民众不满“被平均”
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
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速超过经济增长，这一数字一公布，引起公众哗然，很多网友质疑自己工资“被增长”。而专家的调查也显示，高“平均数”背后掩盖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状况。
具体到一个地方或一个企业，高平均数也极大地掩盖了收入差距。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刘稚南说，去年上海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为26675元，但60％左右的市民收入低于平均数。国家统计局青岛调查队副队长纪中锐告诉记者，青岛市去年的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为20646元，低于平均数以下的城镇居民占到总数的65％。
拥有1.5万名正式职工、9500名农民工的青岛港集团是一个效益良好、职工收入高的优秀国有企业，去年该集团人均年收入７万多元，是青岛市民平均水平的3倍半。但记者发现，这个企业一线工人的工资绝对额近10年多来是年年上涨，但在整个企业中的收入地位却不断下降。与管理层的平均工资相比，工人的相对工资水平从20年前的最高下落到目前的最低。10年内青岛港管理层的工资增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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