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gbppp.com--经典语录】
幻想中的现实 现实中的幻想
——论科幻小说中的幻想与现实的关系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7级 李杰
指导老师：陈寿琴
中文摘要：科幻小说是一种以真实或想象的科学理论或科学技术为基础、用幻想的表现形式去构建其故事情节的现代新型小说。可以说幻想艺术是科幻小说区别与其他小说的主要特征。本文拟就科幻小说中的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科幻小说 幻想 现实 科学 反思
Abstract：Science fiction that construct story and polt with the fantastic art form based on the real or imaginary scientific theories or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new novel. It is said that the fantasy art of science fic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novels. So this paper on the science fic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ntasy and reality to make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Key Words：Science fiction Fantasy Reality Science Reflection
20世纪发展起来的科幻小说，是一种依据科学科学理论的创建和科学技术上的新发现、新成就以及在这些基础上可能达到的预见，用幻想的方式描述人类利用这些新成果完成某些奇迹的现代新型小说。所以，科幻小说的情节不可能发生在人们已知的世界上，但它的基础是有关人类或宇宙起源的某种设想，有关科技领域（包括假设性的科技领域）的某种虚构出来的新发现。它来源于现实而又超脱于现实，用幻想艺术的形式，表现了科学技术远景或者科学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一、幻想中的现实
科幻小说就是作者表现了对被视为科学方法的人类活动之本质和重要性的理解，同时对人类通过科学活动收集到的大量知识表现了同样的理解，并将科学事实、科学方法对人类的影响及将来可能产生的影响反映在他的小说里。”用艾萨克•阿西莫夫的话来说：“科幻小说可界定为处理人类回应科技发展的一个文学流派。”1科幻小说相对于其它文学类别是一个后来者。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世界上出现了一种特有的现象，科学技术迅速的发展变化，使人对现实对未来产生了无穷的幻想与憧憬。这种特定现象自 1750年最先出现在英国和荷兰，其后在1850年出现于美国和西欧，自1920年就遍及世界。第一个对这种影响人类生活的新因素作出反应的著名作家是法国的儒勒•凡尔纳，他被称为“现代科幻小说之父”。在英语世界中，最早的大师是H•G• 威尔斯。他俩一起奠定了大多数科幻小说主题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科幻小说作家千变万化，写出多姿多采的作品，使科幻小说繁荣发展起来。
1、幻想展现现实
科幻小说必须有丰富多彩而又神奇的科学幻想，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但这并非说科幻小说创作可以脱离生活，随意虚构，信笔胡写。科幻小说必须植根于现实，反映现实。因此，优秀的科幻小说作家总是注意反映当时的社会以及人民的生活。我们通过他们的作品，能够或强或弱地感到那个时代脉搏的跳动。
例如在《自动钢琴》里，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尼格特虚拟了一个由科技专家统治的世界。这个世界高度自动化，社会分离为两大阶层，掌握管理着科技系统运作的上层，和为机器系统服务的下层。由于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下层失业率只增不减，生活日益贫困。从工业革命开始，这个趋势其实从未停止。从卢德派工人开始，反抗机器，进而反抗科学技术进步的潮流也从未停止过。作者对于这一现象采用科幻小说的形式，揭示了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发展给下层人民带来的贫困，讽刺现代化如何剥夺人性。
接着在威尔斯的代表作《时间机器》中描述一位科学家乘坐时间旅行机来到公元802701年的世界中历险的故事。那时的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娇弱无力，以吃水果为生的埃洛伊人，他们根本不劳动，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吃喝玩乐和睡大
觉。过分的安逸使他们的身材、体力和智慧都退化萎缩，他们的智力只相当于5岁的小孩。另一种人是莫洛克人，他们住在地洞里，在地底的大机器旁劳动，为“埃洛伊”们的舒适生活创造一切必需的物质条件。他们习惯于地下的黑暗，怕光怕火，只在夜间才到地面上猎食“埃洛伊”，以吃他们的肉为生。埃洛伊代表了统治阶级，莫洛克代表工人阶级。小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张带来的两级分化加剧，工人们生活困苦，阶级矛盾的尖锐的社会现实；深刻地描述了19世纪资本家腐朽寄生的生活方式以及工人阶级被迫在地底下劳动的悲惨生活，表示了正义的愤慨。
时间到了20世纪，阶级矛盾依然尖锐，新的法西斯主义开始盛行。面对这一社会现实卡，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卡•恰佩克创作了《鲵鱼之乱》，该书生动地叙述了法西斯主义的发家史，描写了资本家们利用机灵的鲵鱼来追求利润，并借它们煽起民族间的仇恨，被武装起来的鲵鱼调过头来反对人类，并且要毁灭人类的过程。书中作者在讲中国大陆被炸的情形，从召开会议，到片面抛开中国炸沉中国大陆，一气呵成，宛若巴黎和会的再现。更令人惊叹的是，各国调解者，“热爱和平的政府”为了获得和平，向鲵鱼们妥协，出卖了中国大陆，这段描写像极了1938年出卖苏台德等地区的慕尼黑会议的翻版。在最后一卷，作者更是毫不隐讳地写到：“只有在德国的土地上鲵鱼才能恢复他们纯粹而高贵的族类“，“这种新的种族，这种最纯粹，最原本的德国后代鲵鱼需要更多的空间来生存”，“鲵鱼的头领鲵鱼长用自己嘎嘎的嗓音告诉人们：人类应该为鲵鱼的生存腾出空间。”明显地将矛头指向了当时的德国法西斯主义和不作为的西方各国政府。2
纵观科幻小说发展的历程，科幻小说始终紧扣着时代的大背景，用其特殊的方式向我们展示社会发展的脉络，用幻想的笔调将一件又一件的历史事件呈现到我们的面前，将幻想与社会现实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从幻想的角度清晰的向读者了展现现实发展中出现的历史问题。
2、幻想对现实的理性思考
雷金纳德•布莱特诺认为：科幻小说是基于关于科学和它的合成技术的人类体验的理性的思考。好的科幻小说绝对不是让人消遣的小东西，他们反映的范围之广，
之深是一些纯文学远远不可能达到的。那种对人性和文明发展的思考让人震撼，对现实的理解，对人类的反思，对宇宙的思考，产生了对人类未来的展望、对宇宙的深邃和未知的敬仰。
如艾萨克•阿西莫夫在《二百岁的寿星》中虚构了一个机器人，“他”本来可以“不朽”，但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人，他最终体验了死亡。在这里，所谓机器人就是一种现实的人的映射，而深深打动读者的，就是小说通过一个机器人的“生命历程”所反映出对的人的情感、情绪和生命的意义的思考。
又如科幻作家刘慈欣，他的作品自始至终都贯穿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切思考。而这种思考，一旦从大尺度的时间与空间的角度展开，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开阔视野，其结论也往往令人震惊。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文明道德性的思考过程。小说《吞食者》是刘慈欣对于这个问题的第一次明确阐述，“我们以后有很长的时间相处，有很多的事情要谈，但不要再从道德的角度谈了。在宇宙中，那东西没意义。”“文明是什么，文明就是吞食，不断地吃啊吃，不断地扩张和膨胀，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到了长篇小说《三体》，刘慈欣更是明确地写道：“如果存在外星文明，那么宇宙中有共同的道德准则吗？往小处说，这是科幻迷们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往大处说，它可能关乎人类文明的生死存亡„„但是，‘人之初，性本善’之说在人类世界都很可疑，放之宇宙更不可能皆准。要回答宇宙道德的问题，只有通过科学的理性思维才能让人信服。这里我们能很自然地想到，可以通过人类世界各种不同文明的演化史来对宇宙大文明系统进行类比，但前者的研究也是十分困难的，有太多的无法定量的因素纠结在一起。„„我认为零道德的文明宇宙完全可能存在，有道德的人类文明如何在这样一个宇宙中生存？”
对道德人性的思考，原是哲学家和文学家的专属论题，如今也日益受到科学家们的关注。科幻小说作家们却从科学的角度审视人文，用人文的形式诠释科学。他们的目光始终投向无垠的宇宙，他们幻想着宇宙的一切，让那些和他们一样遥望星空的科幻小说鉴赏者们通过他们的目光看到了一切。就如同科幻小说家刘慈欣说的“当生命意识到宇宙奥秘的存在时，距它最终解开这个奥秘只有一步之遥了。„„
如果说那个原始人对宇宙的几分钟凝视是看到了一颗宝石，其后所谓的整个人类文明，不过是弯腰去拾它罢了。”3
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科幻小说迷赫尔曼•穆勒博士说的：“透过科学的眼睛，我们愈来愈领略到：现实世界并非如人类童年时所见的、秩序井然的小花园，而是一个奥秘绝伦、浩瀚无比的宇宙。如果我们的艺术不去探索人类正在闯入这大千世界时所碰到的境遇及反思；也不去反映这些反思带来的希望和恐惧，那么， 这种艺术是死的艺术。„„但是人没有艺术是活不下去的，因此，在一个科学的时代里，他创造出科幻小说。”而真正的科幻应该使人们感受到宇宙的宏大，应该使我们终于有一天在下夜班的路上停下来，长久地仰望星空，感受着宇宙的深邃和未知，以及对人类的生命意义与存在的价值的思考。4
二、现实中的幻想 科幻小说虽然以反映现实生活为其依归，但它毕竟是以幻想为手段，纵横驰骋，自由活泼。因此，在科幻小说创作中，必须处理好幻想与现实结合的问题，这是关系到一篇科幻作品成败的关键。要处理好幻想文学的实与虚、真与幻的关系，使幻想与现实之间融合无间，首先要立足于本质的真实。科幻小说并不要求如实地反映生活，不拘泥于真实的细节，甚至允许忽略或变更事物的表面形态，但无论如何都要求做到本质发展的真实。
1、现实科学对幻想的限定
很多人不喜欢科幻小说，是因为它“过于想象”，但是有组织的、建设性的想象与疯狂、不加约束的白日梦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当代西方的科幻小说，涉及到许多尖端的科研项目，当然也经常出现似是而非的假科学。
就在凡尔纳第一部科幻小说《地心游记》于1864年出版之初便饱受争议。早在1799年，出生于法国,被称为第一个称地球的人，英国科学家卡文•迪许（1731-1810）应用万有引力定律，和他根据约翰•米切尔(1724-1793)设计的方法制作出来的扭秤,就已测出地球的平均密度为水的5.48倍,超过岩石的密度，他还
浅谈事实与价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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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本页 时间：2009-05-16 14:29:16 点击： 34 摘要：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始终是价值哲学讨论核心问题之一，而“价值事实”与“非价值事实”概念的引入，无疑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由此看到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与联系，进一步得出了二者既对立又统一的结论。
关键词：事实；价值；价值事实 非价值事实
1 事实与价值关系的演化
在哲学领域，“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是导源于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将“事实”与“价值”分离，是西方文化的传统。在西方哲学史上，英国哲学家休谟首次提出了事实知识和价值知识问题，以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为基础提出了事实知识与价值知识的区别。他认为事实知识可由经验证明，有真假之分，而价值知识则不可经验证明，也无真假之别。同时从事实也推导不出价值，从而否定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联性、一致性。德国哲学家康德关于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区分，并相应把人的认识分为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而且也否定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联性、一致性，这都成为后来新康德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者建立价值哲学的根据。
与此同时，自休谟提出事实与价值截然区分后，西方哲学界也不断有学者（如杜威、马斯洛等）对休谟等人的观点提出质疑。杜威把自然科学方法引进道德评价领域，这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步骤来实现的：“首先是根据道德问题情境提出要加以解决的道德问题；其次是针对问题提出一个假设性的价值判断，即关于要达到什么目的的判断；再次是联系道德问题情境对假设性的价值判断进行观念的、符号的分析，并以之指导具体行为，改造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如果行为结果与预期目的相符，那么价值判断便被接受，否则便被拒绝”。这样，杜威就通过所谓的“试验法”把事实和价值联结起来了。当然，杜威等人所探索的关于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并不成功，至少还如摩尔的追随者所说的那样，他们仍旧犯了“自然主义谬误”，他们并没有根本改变传统自然主义的研究方式，也没有真正理解休谟等人提出的问题。 当代西方，马斯洛就将科学与人（价值）融合起来建立了一个科学人本主义的整体构架。
以之为基础，马斯洛就在西方哲学中一直断裂的事实与价值之间假设起了桥梁。“在马斯洛看来，是与应该的这种互相排斥的古老对立是虚假的对立，二者是完全可以贯通与统一的，即通过某种‘同时看到是和应该的’、‘统一的意识’来实现与应该的融合统一”。总之，马斯洛认为应该性是由事实性创造的，应该是事实性认识的一个内在固有的方面。“某物变得越‘是’，它也变得越‘应该’”。也就是说，事实之“是”与价值之“应该”本来就是融合在一起的，对它们的割裂只能使人性受到扭曲。而马斯洛的理论通过对人性规定和生存现实的整合，既肯定了人之“应该”的超越取向，又肯定了人之现实存在作为达到应该的基础环节的意义，从而使科学人本主义成为一种现实的、超越科学与人性、“是”与“应该”鸿沟的理论。
马斯洛的看法是有一定的道理。但马斯洛断言“是和应该等同”，事实和价值融合，关于世界如何的陈述也是一个价值论述，这样把“是”与“应该”，事实与价值完全等同起来，否认二者的区别，把问题简单化，又似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所以这种看法并没有真正的说明事实与价值的关系。
从上述观点演变过程来看，笔者认为西方学者坚持事实与价值，“是”与“应该”之间有一道“鸿沟”，认为二者无法过渡的观点是片面的。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观点应持这样的观点，即区分价值和事实有重要意义，但将之绝对化则不能成立。因而，可以说事实与价值、“是”和“应当”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用辩证法的话来说，则是对立与统一的关系。 2 事实与价值的区分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事实乃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它都与认识的主体无关；价值则反映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关系，是客观事物满足人的需要所产生的一种意义倾向，表示“物”对人有用和使人愉快的属性。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对于客观的现实的反映是以客体作为反映对象，阐明“是什么”的问题，它不以认识主体为转移；从价值论来看，则是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作为反映对象，阐明“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事实上，这里所说的事实是一种狭义的事实，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除此之外，还有广义上的事实。 尽管我们通过分析可得出，事实与价值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始终是相对的。因为上述事实实际上是指除去价值以外的客观存在的事物、过程、关系和属性，这里的事实是狭义的事实，因为这里的事实中所包含的关系是价值之外的关系。而按照事实本来的含义，事实应包括价值，因为价值和价值关系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正如王先生对广义事实的定义，事实是指客观存在的一切，包括价值和价值关系在内。所以，客观存在的价值和价值关系，也是一种事实，即“价值事实”。
正如王玉樑所指出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或作为实践和认识对象）一切事物、过程、关系和属性的总和；价值则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是客体关系范畴”。由此可见，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与价值的区别是明显的：首先，事实是客观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包括关系在内，但不限于关系；而价值则是关系范畴，不是实体范畴。其次，从认识论角度来说，事实作为客观存在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因人而异的，而对所有的人一样，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价值作为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功能、效应关系，虽然是关系，但价值实际上是因人而异的，没有固定的标准。
事实分为价值事实与非价值事实。价值事实与非价值事实（狭义的事实）虽然都是事实，但它们毕竟有自己的特点。从休谟、康德以来所说的与价值相对的事实，实际上都是非价值事实。
因此，那些企图通过价值事实来否认非价值事实（狭义的事实），否认事实与价值对立的意义，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对立的看法是不全面的。因为事实与价值的对立实际是狭义的事实的对立，即非价值事实与价值事实的对立。而“非价值事实与价值事实的对立是客观存在的，这两种事实各有特点，认识和把握这两种事实的特点，是研究价值理论的出发点，价值哲学的历史正是从区分事实与价值开始的，这一点其意义不能低估”。此外，李先生提出的“价值事实”使不少人认为，价值也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一种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事实”指出价值也是一种事实，这就有助于使价值与
事实的关系精确化，有助于搞清价值与事实的关系，这也是有意义的。
既然价值也是一种事实，那么，就不能只看到价值与事实的区别，而看不到二者的联系，所以不能把二者绝对地对立起来。
3 事实与价值的联系
造成西方文化中事实与价值绝对对立的最大根源是“把价值现象严格限定在人的主观认识领域内，否认存在客观的价值现象”。因此，在研究事实与价值联系的时候，就要避免上述的不足。这样才能真正全面看待和研究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填平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人为设立的“鸿沟”，从而取消事实与价值的绝对分离。
要谈论事实和价值的关系，不得不涉及“是”与“应该”的关系问题，即能否由“是”推导出“应当”的问题，也就能否由事实推导出价值的问题。
一方面，的确“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推导出“应当”，因为主体认识了一定事实
(“是”)，必然要与主体的利益联系起来，形成一定的价值判断，从而就可推导出“应当”。因此，可以说认为价值判断不需要以事实陈述为根据，是由主体决定的，是不妥的。因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是主客体的关系范畴”。这种效应是客体对主体的客观的作用和影
响，是主客体的相互产物，是客观存在的，不是由主体决定的，也不是由客体决定的，是由主客体相互作用中客体对主体的作用和影响决定的。
另一方面，由于两种事实的区分，即价值事实与非价值事实的区分，我们可以明白，事实与价值并不是绝对分离的，也不是分离得了的，价值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事物之间普遍相互作用所引出的“价值事实”。主体的价值取向不仅要从主体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而且还必须以客观事物和规律为根据，以事实为根据。缺乏事实根据的价值取向是主观盲动的，必然导致失误。所以，主体在确定自己的价值取向时，既要了解自身的利益、需要，又要了解客观事实，尽量避免无事实根据的价值决策。
由此可见，“是”可以推导出“应当”，需要一定的中介，即把事实（“是”）与主体利益结合形成的价值判断。这是就自然事实或非价值事实的“是”来说的。事实和价值的统一并不是像某些西方学者所阐释的那样，仅仅在于从“是”可以推论出“应当”，而更在于价值现象本身就是“是”，本身就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价值与事实的统一并不是指价值过程可以外在衔接于事实过程，而是指价值过程和价值现象内在的就是事实过程和事实现象本身。“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推导出“应当”，“应当”必须以“是”为根据，即价值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可见，价值是有其事实根据的，这就从一个方面确证了价值的存在。“应当”虽然是规范范畴，是主体的价值选择，不属于客观存在，但主体“应当”如何，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否则就会导致失误。所以，“主体的价值选择是以事实为根据的，正确的价值选择是客观存在的价值关系的反映”。由此不难看出，价值是客观存在的，这也就很好的避免了西方否认存在客观价值的现象。
20世纪以来的科学哲学的研究，以及社会的发展都显示出单纯强调事实与价值对立的局限。事实上，一切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都是历史的，也是社会的和文化的建构起来的。
总而言之，价值是关系范畴而不是实体范畴，必须把实体意义上的事实与价值事实区分开来，但二者不是没有联系，这种联系是可以通过“是”与“应当”的相互转化来理解。也就是说“从事实向价值的过渡也每日每时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实践中，由于实践能动地介入实在过程，可能的东西转化为现实，并纳入合乎目的和需要的轨道，理想、价值、规范等等也就密切联系于现实事物”。一句话，事实与价值是既对立又统一的。
参考文献
1 李连科.哲学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 孙伟平.求解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诸方案述评[J].人文杂志,1996(5) 3 王玉樑.价值哲学新探[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反事实思维与后悔的关系
摘要：反事实思维是个体在心理上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否定并建构一种可能性假设的思维过程，后悔是基于反事实思维而引起的负性情绪，二者是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该文综述了反事实思维的数量和性质对后悔的直接影响，以及认知、事件相关及个体因素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未来研究应在不同情境、年龄群体和方法论方面深入探讨二者关系。【最近一直做恶梦并且跟现实事情发生有关联的是什么原因】
关键字：反事实思维；后悔；影响
1引言
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是指在心理上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否定并建构一种可能性假设的思维过程（Roese,1997）。这一概念最早由Kahneman和Tversky(1982)提出，在英文文献中，这一概念还有counterfactuals, counterfactual thought, mental simulation等说法，另外，我国学者张结海和仰颐(1997)提出了假设思维的译法并应用于其后的研究，但本文沿用国内大多数研究中的反事实思维这一译法。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反事实思维一般以条件命题的形式来表征，前提对应行为而结论对应结果（如，“如果我之前好好学习，我就能通过考试了”）(Epstude＆Roese,2008)。但这一行为和结果都只是人们在头脑中进行的替代现实的心理模拟，因此往往伴随着情绪反应，后悔是最容易产生的负性情绪。关于后悔的定义很多，本研究中的后悔概念基于人们普遍的共识：后悔是一种基于认知的情绪，更确切地说后悔是基于对不利或相对不利行为结果的反事实思维而引起的一种复杂的负性情绪（索涛，冯廷勇，王会丽，李 红，2009）。
总之，反事实思维作为一种普遍的认知活动，与后悔密切相关。研究表明，情绪既是引发反事实思维的原因，又是反事实思维的结果，二者构成相互影响的因果链(卿素兰，方富熹，2006)。因此，可以推测反事实思维与后悔相互影响。本文拟对反事实思维与后悔的关系及其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以期为之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2 反事实思维与后悔的关系研究
关于反事实思维与后悔的关系探讨，主要集中在反事实思维对后悔的影响研究，而对于后悔诱发反事实思维的研究却鲜有见到，因此现有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2.1 反事实思维直接影响后悔
反事实思维直接对后悔产生影响。一方面，个体的后悔程度受到反事实思维数量的直接影响。研究表明，反事实思维数量越多，后悔程度越强（Pierro et al.,2008; Zeelenberg et al.,1998）。另一方面，不同性质的反事实思维直接引发不同效价的情绪。反事实思维的性质根据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下面主要介绍三种分类与后悔的关系：
Markman，Gavanski，Sherman和McMullen（1993）根据命题结论的性质分为上行反事实思维（upward counterfactual）和下行反事实思维（downward counterfactual）。前者是指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件，想象如果满足某种条件，就有
可能出现比真实结果更好的结果。例如，“如果起跑时再快一点，我就能拿到金牌了”；后者则是假设一种比真实结果更糟糕的情境。例如，“要不是最后一名慢了一步，我恐怕连银牌都拿不到”。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上行反事实思维容易诱发后悔等负性情绪。
而Roese和Olson（1993）则根据前提的性质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加法式（additive），即在前提中添加事实上未发生的事件或未采取的行动而对事实进行否定的反事实思维。例如，“如果我当时带了伞，我就不会淋湿了”。其二是减法式（subtractive），即在前提中移除已发生事实的某些因素来重新建构现实。例如，“如果我没带伞，我就会淋湿了”。其三是替代式（substitutional），即假设一个替代性前提从而得到一个替代性结果。例如，“如果我是开车而不是骑自行车去上班，我就不会淋湿了”。不难看出，加法式反事实思维与上行反事实思维相似，也容易诱发后悔等负性情绪。
另外，Neidenthal，Tangney和Gavanski（1994）提出四种归类策略：（1）自我—长期（self-chronic）策略，主要包括个体长期习惯性的、内在稳定的人格、能力等方面，如“要是我的品行高尚一点就好了”。（2）自我—具体（behavior-focused）策略，反映了自我可变性的特征，包括个人状态、努力、责任等。（3）行为（behavior）策略，评价焦点在于个体的行为层面，即一个人在某件事情上所做或未做的行为，如“要是当时我没换工作的话，我现在的情况就会好一些”。（4）情境（situation）策略，评价对象是与个体无关且无法控制的外在情景因素（天气、运气等），如“要是那天不下雨就好了”。高学德（2006）将前两种策略归为自我导向策略，并根据反事实思维的内容将其分为自我导向型、行为导向型、情境导向型。Zeelenberg等人发现，反事实思维对情感反应的影响，不仅表现在量的方面，而且表现在质的方面。对于一个负面的结果，行为导向型的反事实思维个体较容易产生后悔情绪，而情境导向型反事实思维个体则较多产生失望。
2.2 反事实思维间接影响后悔
反事实思维作为一种认知过程，对后悔这一负性情绪的影响有时候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反事实思维对后悔的影响还受到一些因素的调节。本文总结了以下三种影响因素：
2.2.1认知因素
上文中反事实思维的分类中涉及到的思维方向和思维内容均属反事实思维本身的特点，因此这里所说的认知因素是与反事实思维本身无关的因素。大多数情况下，个体反事实思维对个体的后悔情绪的影响主要通过对比和因果推理进行调节，同化效应只在特定情景下发挥作用。
首先，反事实思维可能通过对比影响后悔体验。对比是指根据某些锚或者标准作为假设结果，与实际结果进行比较，产生更加极端的决策结果判断（Sherif＆Hovland，1961）。在人们进行反事实思维时，一般是通过上行对比，得出假设结果比实际结果明显更好的判断，从而引起后悔等负面情绪。
其次，因果推理往往与归因共同调节反事实思维对后悔的影响。反事实思维的因果推理指在反事实条件下，把前提条件和结果建立因果联系的过程。这种假设的因果关系中，其前提不一定是现实结果的原因，只是一种假想的原因（卿素兰，罗杰，方富熹，2004）。个体构建的反事实思维一般是基于事件的可操纵性及理由水平和结果强度来进行不同的因果推理，从而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
一方面，个体在进行归因时往往思考事件的可控性。可控制的的前提条件比
不可控制的前提条件更容易引起反事实思维（Kahneman＆Tversky，1982）。高学德（2013）提出，当个体将前提中的原因归为运气、天气等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时，个体会赋予他人更多的责任而减少自己的责任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因而表现出更多的他人和情境导向型反事实思维，而将原因归为自已所能够掌控的因素时，个体认为自己对事件结果负有更大责任，容易产生自我或行为导向型反事实思维，因此后悔等负面情绪体验会更多。Sevdalis和Kokkinaki（2006）在现实和非现实的反事实思维对后悔的影响研究中发现，对于一个负面结果，非现实反事实思维的个体比现实反事实思维的个体产生更少的后悔。这种现实和非现实也可以看做一种认知过程的归因，非现实反事实思维的被试更多的归因于外部环境，而很少归因于自己的行为，因此产生的后悔较少。
另一方面，反事实思维受到决策理由水平和结果强度的影响，不同的理由水平和结果强度产生的后悔程度是不同的，在理由不变的情况下，严重的结果比不严重的结果会产生更大的后悔情绪；在结果不变的情况下，较强的理由比较弱的理由会产生的后悔情绪更小一点，且两个因素在对产生后悔的情绪时存在交互作用（倪晓颖，董传元，2012）。而张结海、Bonnefon和邓赐平（2011）在其研究中提出对中国人来说，影响反事实思维的原因强度和后果严重程度是通过值这个中介变量起作用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直接影响反事实思维的。他在文中定义的“值”是决策理由的“好”和决策结果的“坏”之间的比较，而这种比较通常是在“坏”的后果发生之后进行的。在评估故事主角产生的反事实思维时，中国被试主要考虑他的决策原因（可以看成是预期收益），而不太受该收益是否实现的影响，值是原因和后果之间的一种平衡关系，它隐含了原因强度能够“中和”后果严重程度的可能性的存在，并且反事实思维与值之间呈现较强的负相关。可以认为，一个充分的理由能够增加个体对某一事件的值的评估，个体越不容易产生反事实思维，不管后果是轻微还是严重都可以减轻后悔的程度。倪晓颖等人也发现在评分上，被试对于理由的判断明显高于结果的判断，认为是因为中国人在评价一个决策时更多考虑的是值与不值，所以对决策评估时根据理由产生的反事实思维更明显一些。
最后，反事实思维中的同化效应也会影响后悔。同化效应是指在事件发生后，个体在脑海中生动地想象可能会出现但实际未发生的情况，且个体不会将真实结果与设想情况进行比较，而是沉浸在对可能出现结果的想象中（Markman＆Mcmullen,2003）。Markman，Mcmullen和Elizaga（2008）提出并发展了反省与评价模型，认为上行或下行反事实思维并没有必然导致负向或正向的情绪，情绪效价取决于两类不同的心理操作：反省和评价。反省反映的是经验（“似乎”）的思维模型，注意集中在想象的内容，从而情绪性产生同化效应，即上行反事实思维导致正性情绪，下行反事实思维导致负性情绪。而评价反映的是已发生和未发生情况之间转换注意力，以未发生情况作为参考点标准来评价目前的情况，从而产生情绪性对比效应，情绪性与同化效应相反。虽然研究中并没有涉及后悔这一特定的负性情绪，但是可以推断反事实思维中的同化效应也会影响后悔。
2.2.2 事件相关因素
由于事件本身也会影响反事实思维的产生，因此可以认为，影响反事实思维的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后悔，本文归纳了以下三个事件相关因素对反事实思维和后悔的影响作用的相关研究。
第一，事件的性质和对结果的期望。Roese和Olson发现，产生何种反事实思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件结果的性质。Sanna和Turley（1996）认为负性事件
比正性事件更能引起反事实思维，另外，对结果的期望也会影响反事实思维的激发，出乎意料的结果唤起更大程度的反事实思维。
第二，行为的标准性。Kahneman和Tversky指出同样大小的损失，“做”或“特例” 比“不做” 或“常规”更能产生反事实思维，引发更大程度的后悔。但是这一观点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境，施俊琦，王垒和彭凯平（2004）提出，中国文化下的个体行为并不是一味追求行为的结果，同时也看重行为本身的象征意义，这样的情境称为“象征性情境”，那些不包含行为象征的情境被称为“利益性情境”。相对而言，象征性情境导致更倾向于选择作为，采取“不作为”行为的后悔程度远高于“作为”行为的后悔程度。Gilovich和Medvec（1994）根据事件发生的时间长短发现，短期后悔中，“做”的后悔更后悔而长期后悔中则是“不做”更后悔。而张结海（2003）在检查以往的后悔研究中发现长期后悔和短期后悔的差异是由于“做/不做”概念的非学科定义，因此他引入了新的、统一的标准——“状态改变”和“状态继续”，状态继续指个体从原始状态转入现实状态，且假设状态与原始状态相同；而状态改变指个体保持原始状态，且假设状态与原始状态不同。并提出，和短期后悔一样，至少一半的长期后悔来自“状态改变”的后悔，短期后悔和长期后悔同样服从“状态改变——状态继续”规律。
第三，与替代结果的接近性。接近性是指个体对已发生事件的结果与心理上的理想之间差距的接近程度。一般而言，面对负面事件，事实与所期望结果之间越接近，则产生的反事实数量就越多，所体验的情绪也越糟糕（陈俊，贺晓玲，林静选，2007）。比如，同样是“假如我临场发挥很好，我本可以获胜”的反事实思维，相比于输给对手20英尺的情形，仅输给对手1英尺时个体会体验到更强烈的后悔，也就是说，结果与目标的距离会调节反事实思维与后悔之间的关系（Turman,2005）。
2.2.3 个体因素
除了认知因素和事件相关因素对反事实思维与后悔之间关系的影响作用以外，个体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有研究者从个体的人格、态度、动机目标、调控方式、年龄等方面对反事实思维进行了研究。
人格角度的反事实思维探讨已有一些成果，如自尊水平影响反事实思维的方向（Sanna,Turley-Ames,＆Meier,1999），生活取向为防御性悲观的个体较乐观取向个体产生较多的上行反事实思维（Sanna,1996），个体抑郁程度与反事实思维数量及其合理性呈负相关(魏娟娟，2009)等等，这些人格因素都会影响反事实思维，因而也能影响后悔情绪的产生。另外，Matthew和Sean（2004）验证了态度与反事实思维之间相互影响，因此可以预测态度也可以调节反事实思维与后悔的关系。而且，反事实思维与情绪的关系易受动机目标的影响，情绪与动机的交互作用影响反事实思维方向，良好的情绪状态下，愉快的动机目标容易产生下行反事实上思维，引发愉悦等积极情绪；负性情绪状态下，不愉快的动机目标容易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引发遗憾、后悔等消极情绪（Sanna ,Chang,＆Meier ,2001；Sanna, Meier ＆Wegne,2001）。
不同调控方式作为一个重要的个体因素得到了较多的研究。Pierro等人提出调节模式对反事实思维与后悔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有较强评估倾向的个体容易产生更强的反事实思维从而引发更多的后悔；我国学者岳玲云、冯廷勇、李森森、李光普和李红（2011）利用ERP验证了这一观点并找到了其神经电生理证据；逢晓鸣、汪玲、肖凤秋和齐博（2012）进一步发现，针对情境性调节模式而言，运动模式下加法式思维越多则后悔越轻微，评估模式下加法式思维越多则
后悔越强烈；针对特质性调节模式而言，运动模式下加法式思维越多则后悔越轻微。
现在的研究逐渐从成人转移到儿童，儿童的反事实思维研究较多，最近一项发展性研究发现，反事实思维调节后悔情绪的能力从儿童晚期到青春期持续发展（Habib et al.，2012）。一般认为，儿童具备反事实思维的年龄是4岁，开始理解自己的后悔情绪体验的年龄是5岁，儿童对自己和他人的后悔体验随年龄增长而增长，反事实思维的发展是后悔情绪理解的认知基础（张莹，2012）。 但是关于老年群体的反事实思维与后悔的关系却鲜有探讨，Wrosch和Heckhausen（2002）的研究发现，老年人由于认识到年龄的增大而对很多事无能为力，为了自己的内心能够平静，会通过可以减少反事实思维的方法，达到降低后悔的目的。朱平（2011）对老年人反事实思维特点进行研究，发现反事实思维通过情绪这个中介变量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上行反事实思维引发个体的后悔情绪进而导致其心理健康水平降低。
3 小结与展望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反事实思维与后悔的关系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反事实思维的量和质都会影响后悔的产生。一般来说，越多的反事实数量越容易产生后悔，不同类型的反事实思维中，上行、加法式或者行为导向型反事实思维容易引发后悔。另一方面，因为反事实思维与后悔关系密切，影响反事实思维的因素都会调节反事实思维与后悔的关系，包括认知因素、事件相关因素和个体因素。当然，关于反事实思维与后悔关系的更多影响因素正在研究当中，未来的研究须突破固有模式深入探讨二者的的关系。
3.1 拓展不同情境下反事实思维与后悔的关系
以往的研究中，大都是在相同情境下的反事实思维对后悔情绪的研究，而很少涉及不同情境下的相关研究。前文已经说到，反事实思维的“做/不做”效应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境，Kahneman和Miller是在实验室中研究短期后悔，而Gilovich等人则在真实情境中研究短期后悔和长期后悔，因此得出不同的结论。张结海的研究也发现，中国人的“值”并不是在所有情境下都不受预期收益是否实现的影响，所以值作为调节反事实思维和后悔的影响作用也须在不同情境下考虑。
同时，不同的文化情境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Chen，Chiu，Roese，Tam和Lau（2006）提出，后悔的文化差异只存在于特殊领域内而不是一般领域内，相比于美国被试，中国被试在学业和家庭领域内会产生更多的减法式反事实思维。而张结海的研究发现，法国被试和中国被试不同，法国被试的反事实思维很大程度上受预期收益是否实现的影响，“值”在中国人和法国人的反事实思维及后悔中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有关反事实思维与后悔的跨文化研究还须进行更多的比较。
3.2 加深相关的发展性研究
反事实思维和后悔都是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但是不同的群体可能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以往研究被试的选取主要集中在成人，尤其是大学生，而忽视了其他年龄群体的反事实思维与后悔的关系。虽然儿童反事实思维的研究已经有所重视，但是老年群体的反事实思维研究却比较少，并且多是横向研究较多，发展性的研究少有见到。而不同年龄段的个体反事实思维的特点和后悔的特点都有可能不同，因此只有进行更多的发展性研究才能真正确定反事实思维与后
论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最近一直做恶梦并且跟现实事情发生有关联的是什么原因】
巴基斯坦是最早承认我国的国家之一。1951年5月21日，中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以来，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而且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成为中国最坚定的盟友。关于中国与巴基斯坦,很多人都知道是兄弟关系,但是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为什么会成为兄弟,这兄弟之情又到底有多深厚,很多人还不是很了解.我将从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三个方面来论述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
对于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我将其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中国刚建国时。巴基斯坦完全走亲美路线，从1957至1960年，巴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以及台湾、西藏等问题上追随西方，两国政治关系受挫。
第二阶段是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是中巴关系史上十分重要的阶段，这期间两国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巴从对华敌视国家变为对华友好国家，揭开了中巴关系的新篇章。
1960年初，国际形势和中印关系的急剧变化，对中巴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巴基斯坦对美国在军事上援助印度的政策感到不满，对美国扶植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没能给予巴基斯坦任何援助也大为失望。巴基斯坦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中，明确支持中国的立场.在中印边界冲突后，巴基斯坦对中国采取了更加友好和合作的态度.中国则投之于桃，报之于李.在随后的两次印巴战争中，美国第一个抛弃了被他称作 “亚洲最好的朋友”的巴基斯坦.印度彻底击败巴基斯坦,东巴最终被迫独立,眼看着印度吞并巴基斯坦已经成为可能的时候，中国坚定的站在巴基斯坦的一边,中国的介入也彻底影响了战争的结局.巴基斯坦从以往的 “美国西方沟通平台”转换为中国一个友好国家,获得了中国制造的 “歼6,7”战斗机,使得猖狂的印度空军接连受到重大损失.巴国就此一直把歼7作为 “守卫首都上空的卫士”来看待,绰号为 “空中哨兵”.此时,巴国内部开始一场翻天覆地的 “大反思”行动,新政府上台,就改变了原有的一边倒美的政策,转向投入中国的怀抱.
第三阶段是两国间友好不断加深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其中有两件大事促使中巴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
第一件大事是发生在1989年夏天的那件事.1989年夏天，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安全利益考虑，处于稳定中国局面的重要，因此决定采取非常手段压制了"北京之春"运动。事件过后，美国单方面宣布将采取军事制裁中国。更让人恼火的是，美国还鼓动巴基斯坦跟随美国的政策。在这之后的联合国总部召开的“联合国成员国人权扩大委员会”上，美国率先针对中国开始提议联合国制裁中国议案，随后绝大多数成员国是赞同的，而一部分与中国有着“一定友好关系”的国家如朝鲜、非洲等国家，均投票表示了弃权。日本是坚决支持制裁的亚洲国家之一，其次还有韩国、印尼。出乎美国意料的是巴基斯坦国代表在大会上站了出来，坚定支持处在困境中的中国。
在事情发生到结束的时间里面，我们界定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永远的国际盟友。这对于我们的潜在敌人－印度是一场无比的噩梦。中国人看待喜好与厌恶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的。从此，中巴关系飞速发展。
第二件大事是1998年的印巴核试验，使中巴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印度为提高对巴基斯坦的核威慑力，分别在其西部临近巴基斯坦边境地区连续进行五次地下核试验。作为回应，巴基斯坦共进行了6次核试验。印度核试验后，中国不支持巴进行核爆，但对巴基斯坦因为印度核能力的发展而承受的巨大压力表示某种理解。巴以核试爆回应，缓解了来自印度的核威胁的压力，也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中国在安全和外交方面面临的压力，打击了国际上某些反华势力欲使中印直接对立的图谋。巴在核试爆后面临不少困难，急需中国在政治上，安全上，经济上给予支持和帮助，因此，与中国加强了磋商与合作，中巴关系进一步深化。
第四阶段是既是当下的二十一世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双方高层接触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最让中国人民感动的事件就是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巴基斯坦所做的一切。这个将“中国是巴基斯坦的坚定盟友”写在小学课本上的国家，这一次几乎是倾尽所有. “尽管我们还不富裕，但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这是在向中国提供援助时,“动用国家全部的运输机”、“搬光国家战略储备的帐篷”这种倾囊相助的国家，就是我们坚定的盟友-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在汶川中的感动还不仅仅是这些。当巴基斯坦的首批医疗队赶赴灾区的时候，我方的接待人员想给医疗队员做出妥善的生活安排的时候，他们的领队回道：“不用操心医疗队的吃饭、接待问题，他们是去救人的，有菜叶吃就行。”
同样，当巴基斯坦发生灾难是，中国也做了大哥应该做的事情。
2008年9月29日凌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发生强烈地震。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第一个致慰问电以及第一个向巴基斯坦捐赠的100万美元的这两个“第一”，正如扎尔达里所说，再次表明巴中两国“比海深、比山高”的兄弟情谊。今年9月中国宣布，将在已有援助的基础上，再向巴基斯坦提供２亿美元的无偿援助。今年7月以来，巴基斯坦遭受严重洪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作为友好邻邦，中国人民感同身受。为支持巴基斯坦抗击洪灾、重建家园，中国已提供了3.2亿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并向巴灾区派出救援队。
就在中巴在灾难面前尽显兄弟之情的同时，中巴两国间的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中巴在双边经贸关系和经济合作方面，从50年代初起就建立了贸易关系,开展了贸易业务。1963年1月，两国签订第一个贸易协定。1982年10月，两国成立了中巴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迄今已召开了12次会议。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的经贸合作有了长足进展。特别自90年代以来中巴进出口额增长较快，2005年双边贸易额为42.61亿美元，2006年达52.5亿美元。
中巴在文化、科技与教育等方面的双边交往与合作方面，中国和巴基斯坦一直友好相处，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往来。建交后，两国即互派文化团组访问和举办展览。1965年3月，中巴两国政府代表在拉瓦尔品第签订了文化协定，并于该年第一次签署了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2006年胡锦涛主席访巴时，中巴签署了2007-2009年文化交流执行计划。迄今共签署了11个执行计划。我国与巴基斯坦的科技交往始于60年代。多年来，中巴科技合作顺利并富有成效。随着两国友好关系的持续发展，中巴科技合作也不断走向深入。从较为分散的单项交流发展到科技联委会等规模性的政府间科技合作。自1976年中巴科技合作协定签订以来，两国政府已举行了15次会议，双方共签订了417个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
在中巴友好关系持续发展，中巴兄弟互助互利的同时，中巴关系也面临这一些挑战。 挑战之一是2008年巴基斯坦换新总统。2007年巴基斯坦政局出现变数和动荡，2008年军人出身的穆沙拉夫总统被迫选择了辞职下台，巴基斯坦人民党联合主席扎尔达里，也就是前被暗杀的前总理贝布托的丈夫，在当日举行的巴总统选举中获胜，正式就职。
而巴基斯坦作为中国的友好邻邦和最可靠的战略盟友，其国内发生的一系列政局变化无疑也牵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一方面，大多数中国人对穆沙拉夫的去职依依不舍，因为在他当政期间中巴关系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巩固了传统的战略合作关系，尤其在中国遭遇四川特大地震时,他倾国之力来支援中国，感动了无数国人，对于他，应该说给中国人留下了友好的印象，另一方面,对目前的巴基斯坦新政府以及新当选总统扎尔达里, 一些中国人出于并不真正了解，只知道他是贝布托的丈夫，当选是沾了贝布托的光环，以及以前报道的关于他的负面新闻出现，比如利用贝布托和家族的影响或权力为个人谋取利益，甚至还因此坐过牢，并被迫流亡美国，出于对巴基斯坦国内政治的一知半解，因此很多国人并不看好扎尔达里，也担心中巴关系的走向。
我们中国人,总是不站在巴基斯坦人的立场上来理解和分析问题,而是受到媒体的影响,以中国人对政治的理解来看问题.我认为贝布托丈夫扎尔达里的当选，会更加促进中巴关系的发展,这是有历史根源的,贝布托家族从老布托当总统起,就已经进入深入发展的高潮。而当年的中国也积极支持了巴基斯坦发展核武。1997年巴国政变后老布托被处以绞刑，中国当时是公开积极活动，为阿里布托说情，从这一点看，虽然老布托还是死了，但中国是有恩于布托家族的。后来老布托的女儿贝布托当总理后访问中国时，中国领导人建议她不要搞报复政治，她做到了，所以贝布托在巴基斯坦国内拥有极高的民意支持度。所以我们看到，当中国举办奥运会时，虽然穆沙拉夫因国内政治问题被迫缺席，但贝布托的儿子及巴情报机构负责人雷曼和布托家族的一批长者来了，足以显现布托家族正在巴国当政，所以应该不会出现传统的中巴关系倒退现象。
另一方面，我为什么说扎尔达里当选后未来的中巴关系会更好，首先是基于双方互补的地缘政治利益，印度是巴基斯坦的宿敌和最大国家安全威胁，巴需要中国在战略和地缘上对印度的制衡。同样印度长期以来对中国保持一种不友好的敌视态度，中国同样也需要巴基斯坦对印度的牵制。中国需要在自己的西北边防有一个坚定的盟友和战略支撑点，这个可靠的点当然就是巴基斯坦。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与巴基斯坦现在已经不仅仅只因为存在战略利益的一致才进行合作，自从老布托执政后，巴国高层从年轻一代就开始灌输与中国友好的教育，这种亲中意识已经深入到了至少两代巴基斯坦人。在巴基斯坦的小学课本里，就写入了“中国是我们最可信赖的盟友”。上世纪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现在已经成了巴国的各行各业主力军，他们早已经从内心里将中国看作了天然的盟友和可靠的朋友，我们不久前也看到当中国的奥运圣火传递在欧洲城市受阻时，会有巴基斯坦留学生自发高举中国五星红旗前来声援。圣火在伊斯兰堡传递当天，一个便衣警察对记者说：“这个仪式不但给巴基斯坦是一个机会，也是我们对中国朋友表示感谢的一个机会。我会用我的生命来确保整个活动的安全。”当四川发生特大地震时，巴基斯坦人同样也是出了最大的力，将其国内所有的储备救灾物资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中国灾区，所以我说，战略利益或地缘政治是一回事，根植于官方到民间的友好情谊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多少年来，不管巴国国内政治局势如何变化，如何动荡，不论谁上台，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几乎成了一成不变的巴国外交惯例，扎尔达里刚刚当选总统，马上就提出了希望能参加北京残奥会闭幕式，足见其诚意。
这样看来，在未来有可能会影响中巴关系走向的因素的反而是备受巴基斯坦人民尊重的中国人民。很多中国人只以自己的感受来看待仍然贫穷落后的巴基斯坦，并胡乱评论甚至挖苦嘲笑巴国政治人物和其人民，想方设法的想显示一种大国的优越感，这是极不负责任的，也是不尽人情的。从来自拉丝桑贾内法尔巴基斯坦舆论评论员的一篇“没有钱，我们不配做中国的盟友”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巴基斯坦人在中国遭受到了中国人的歧视和侮辱，巴基斯坦农民遭受到了与中国农民工一样的待遇，甚至更加糟糕。在中国西藏新疆通往西亚的长途道路上，中国司机竟然称他们是：巴鬼！穷巴！小巴。
这与中国人在巴基斯坦国内受到尊重的情况是相反的。
在贾拉贾那德军事基地，是巴基斯坦军方严格禁止进入的机密级军事基地。西方记者很多被阻止。但是，唯一可以豁免的只有中国；在斯堪拉奇县，有一位深受人们爱戴的中国国文教师，张！她近乎成为了那里的女神。任何胆敢冒犯与不恭静他的人，都将被严厉惩罚。一次，一名英国籍记者在这里采访，他以带有侮辱性语言，指责中国张，是传播中共瘟疫。引起了整个村民的极大不满，如果不是警察出面，并且英国人道歉，恐怕他会被村民打死在那里。
中国在巴基斯坦人民看来，是亲近的，几乎神圣的。巴基斯坦在危难之中，帮助他们的总是伟大的中国。这些作为巴基斯坦人，都是会牢记的。但是，中国衡量巴基斯坦人民的价值，却是以金钱为首。这与中国目前的国内现况是十分雷同。
也有利益论者总是以国家利益来分析，当然，一般来说，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但至少目前我们是朋友；好在我们看到，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当巴基斯坦运动员入场时，全场的中国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这才是应该且是令人感动和欣慰的友好行为。
因此，在中国与巴基斯坦面临种种困难，互助共渡难关同时，中国人也要为中巴关系做一份贡献，首先，中国人应该学会的就是尊重巴基斯坦人。
此外，中国还要当心，不能让美国将巴基斯坦忽悠傻了。2009年美国向阿富汗增添了九千名海军陆战队，在金融危机萎靡不振之际，美国不但没有缩减其在海外的军事力量，反而与思不同，这说明美国在中亚地区是驻定不放了。于是才有巴基斯坦反恐之患和因恐之乱，巴国不反恐美国人不高兴，巴国反恐美国人偷着乐，实际上美国是想控制住巴基斯坦，一旦美国控制住了巴基斯坦，那么中国在南亚与中亚，乃至西亚地区还有舞台吗？再说巴基斯坦一不安宁，印度就要寻衅，面对印度寻衅，巴国就要升级自己的力量，巴国升级了力量，印度肯定也要魔高一丈，靠他自己是实现不了的，也就正中美国下怀，或许这就是中亚地区的军备竞赛。所以，中国对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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