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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中的政治因素
摘 要：本文从“政治因素”这个角度初步剖析了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特定的政治文化往往会对翻译过程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一个社会中的政治形式越敏感，涉及政治的翻译所受到的压力就越大，而译者就会做出相应的删节和改译，笔者认为在就政治因素干扰这一点上，André Lefevere提出的翻译实践意识形态决定论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
关键词：意识形态 政治干扰 操纵
1. 引 言
在进入正题之前，笔者先就意识形态 (Ideology)做个简单的论述。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在18世纪末提出来的，他用该词表示他所指的“观念科学”，这与那些解释性理论体系或哲学是有区别的。《现代汉语大词典》对意识形态做了这样的阐释：“意识形态，也称观念形态，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包括政治、法律、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等思想观点。”翻译操纵派学者André Lefevere视其为“一种观念网络，它由某个社会群体在某一历史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见解构成，而且这些看法和见解影响着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处理”(Bassnett & Lefevere, 2001: 48)。他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Lefevere, 1992)一书中阐述了广受瞩目的翻译“三要素”理论，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是因为它始终都受到三个因素的操纵，即诗学观（poetics）、译者或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其“三要素”论似乎对长期受“对等”束缚的翻译界对各种翻译现象的解释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尤其是意识形态）。中外有许多学者都从意识形态这个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研究，国外有Hermans(1996), Tymoczk(1999)，国内有王晓元（1992），王东风（2003），蒋骁华（2003），孙艺风（2003）等等。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巨大影响涉及很多方面，如“为政治服务”、“影响取材”、“迁就社会伦理”、“迁就审美习惯”、“迎合读者的主流意识”等等（蒋骁华，2003）。而笔者在本文中，主要从政治因素这一角度来论述一下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
2. 翻译中政治因素的不同形式
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人类在出现社会、产生文化的同时也就产生了意识形态。而翻译，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和涉及到两种语言的跨文化活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和制约。
2.1 政治对文本选择的影响
影响翻译文本选择的因素有许多，但是最重要的是来自政治方面的因素，特定的政治文化会对翻译过程发生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这种制约所表现出来的强度会有很大的不同（王东风，1998）。在这里，笔者就中外的一些例子来阐述政治目的对翻译文本选择的制约和支配。
在Robert Stanton的《英国盎格鲁—萨克逊时期的翻译文化》一书中，作者论述到了英国早在盎格鲁—萨克逊时期的翻译文化，谈到翻译活动不仅仅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还是个人思想、权威文本和权威学者中所体现的文本权威变体、文化世界、思想信仰体系等转换的问题。例如，Alfred国王，作为盎格鲁—萨克逊时期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在当时双语文化的社会，决定了要把“高级语言（higher-state language）”的拉丁教义作品译入“低级语言(lower-state language)”的英文，使不懂拉丁文的人读懂“人们最应该读的书”，他重释了拉丁
教义作品并开始着手建立本土化教义作品。在他之前，所有的教义只是些拉丁文作品，他推倒一堵墙，但又自己重新搭起了另一堵墙。英语也开始有教义作品了，但是要由国王自己来决定哪些是“必须要译的”，而且是能译为英语的。诚然，通过权威人物来确定文本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爱尔兰和罗马的传教士们一直都在大规模地向英格兰输入文本。本土化文本不经审核地扩散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教士、修士、主教他们都可以参与决定哪些是可以被社会中有文化的人阅读的。但是阿尔佛雷德国王使这个过程在更大的皇室规模上制度化，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文本的传播加强他的扩张和王权的巩固(Robert, 2002:173-174)。由此可见，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对译作的选择和翻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意大利作家Giovani Guareschi的英译作品在二战后的二十年间风靡欧美各国。自1950到1970年间，仅美国就翻译出版了Guareschi的12部小说，特别是1955年一年中，他的书被翻译成除英语以外的27种语言，并在欧美各国大获成功，被排在畅销书之列（Venuti, 1998：128）。Guareschi的英译作品为什么在欧美倍受青睐，究其原因，与它反共产主义的主题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最畅销的“Don Camillo”系列丛书主要描述了意大利北部某个村庄上的一个名叫“Don Camillo”的牧师与信仰共产主义的市长Peppone之间所展开的一场场妙趣横生的有关意识形态的论战。因为Guareschi的书翻译出版于冷战期间，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加之美军在朝鲜半岛因中国这一社会主义国家的抗美援朝行为而连连失利，全美境内的“反共”、“恐共”情绪不断升级。“Don Camillo”系列丛书的翻译出版对于当时的美国以及其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读者而言无疑是一种心理安慰(李霞，2003)。
在中国，政治目的影响翻译活动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古代佛教最初进入中国，为其推广而用当时的政治文化主流意识的道家概念来诠释佛家主张到近代严复翻译《天演论》，为宣传他的政治主张，让封建士大夫接受西方先进思想这副“苦药” 而“别有用心”地裹上一层糖衣；从19世纪20年代的“全盘西化”到50年代的“全盘苏化”到90年代的“富国强民”各个时代不同的政治纲领下不同的翻译选目和翻译模式，无不例外地说明了政治对于翻译文本的选择的巨大影响和操纵。
2.2 政治影响与语言选择
政治因素不仅作用于翻译文本的选材，对翻译实践中要采取何种语言来诠释其影响也是相当大的，下面就来看几个具体的实例：
《圣经》，作为一部伟大的文化和文学巨著，自盛唐以来，其汉译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版本众多，在这里笔者想提的是古代景教的所翻译的版本。在唐朝，当时的景教领袖，波斯来华传教士景净对《圣经》做了最初的翻译，但因为深受阿罗本译文的影响，音译意译夹杂，文字造句有很多地方难以理解，后来结合了当时唐代盛行的佛教、道教的许多词汇进入其译本，这样一来汉译本就“通达”了很多，如“教”译为道、天尊法、天尊戒；“圣经”译为真经、尊经；天使译为“诸佛”；“救世主”则译为世尊，景尊等等，不仅经文采用了大量的佛道教词汇，而且有些外在形式也采用了唐代盛行的“七言体”，非常之本土化。这种本土化就是迎合当时的政治目的的体现（蒋骁华，2003）（任东升，2000，2002）。值得一提的是《圣经》汉译活动在中国几度兴盛、中断，与中国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密切相关，都顺应着各个时期政治主流的社会需要。
1913年，十三世纪达赖喇嘛针对当时驻拉萨地区的川军骚乱发表了一个数百字的简短文告（详细请参见牙含章，1984：240），而当时的英国驻锡金专员──积极煽动西藏“独立”的Charles Bell就故意吧这则公告中表示“地区、区域”的藏文
“bod ljongs”翻译成“国、国家”（杨公素，1992：243）；长期从事分裂西藏活动的原西藏上层贵族Xagaba Wangqug Dedain 在他的《西藏政治史》一书中也故意将“bod ljongs”翻译成“country”(Wang Guozhen,1998)。Charles Bell和Xagaba Wangqug Dedain的改译有险恶的政治目的，即搞西藏独立。从19世纪开始，英国殖民者就编造种种借口，挑拨汉藏关系，离间中国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隶属关系，妄图把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他们二人对“地区”译成“国家”的故意改译就是想大家得出这样一个概念，西藏早就是个国家了，是中国的侵略造成它现在是中国一部分的结果。一直到现在，某些不友好的外国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还在借翻译之名，干涉着中国对西藏问题的内政（袁斌业，2001）。
1979年的《中美建交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又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中美建交公报》虽然只有廖廖400多字，但内容却是斗争和相互妥协的结果，症结还是在台湾问题。《建交公报》的核心是第二段：“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美方最初的措词是：“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cognize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recognize something as…”是“承认为……”而“recognize that…”则是“认识到”(to see clearly, be prepared to agree [Longman Active Study Dictionary of English])并非直截了当地承认。在“承认”问题上我方坚持不让步，也不能让步，最终美方接受了我方的措词“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cogniz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这也是我国与其他所有国家建交公报中的措词（施燕华，2004）。
由此可见，政治目的对于语言选择的决定性影响，尤其体现在政治文献、外交文件诸如此类的翻译中，译者在处理涉及敏感政治问题的言词时要慎重对待，翻译时要注意每个词、每个句子后面的政治含义。甚至可以说，有许多方面涉及的不完全是翻译技巧，而是政治问题。
2.3 政治影响与翻译中的叛逆
正如法国文学社会学家Robert Escarpit提出的：“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一种译作为原作的客观背离。因为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不会无所顾及，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考虑译入国的主导意识，考虑“赞助人”的意愿要求，而对原文做出相应地“策略性创造”（孙致礼：2001）。这也就是说，不是因为译者自身能力有限，理解不了原文，而是出于所处的文化价值、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行有意识的误译。政治影响文学，文学也反过来作用于政治，在中外翻译界中不乏这样的例子。
美国前第一夫人，现任国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回忆录2003年6月9日在美国出版上市（书名Living history），在中国最早是由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引进并于6月30日出版中文繁体字本，译名为《活出历史》。接着大陆由著名的译林出版社以买下中文简体版权，8月推出，定名为《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从其上市就一直有新闻不断传出，现在希拉里•克林顿要求回收所有市面上售卖的她的自传《亲历历史》，因为这些中文译本删节太多，大约有10页，认为该书删节后不能完全表达她的想法。对此，译林出版社的回复是“我社在编辑过程中，为了让我们的读者更好地接受，对少数地方进行了技术处理。”我们不妨从台湾的繁体版和译林的简体版来对比一下被删除的是些什么内容。遭到删节最多的地方是1995年希拉里率领美国妇女代表团到中国参加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和1998
年希拉里陪同克林顿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两处。回忆录第二十二章《妇女权利即人权》中，希拉里回顾了世界妇女大会前夕，由吴弘达的被捕所引发的一场外交波澜。其中有不少删节，在这里只列举其中一小段，如译林简体版：“吴弘达被捕的消息原本不会受到美国媒体的太多关注。但是中国已经获选为联合国第四届妇女大会的主办国，我也准备以美国代表团荣誉主席的身份参加即将召开的大会……”而台湾繁体版为“…人士被捕在…并不稀奇，而吴弘达入狱的消息原本不会受到美国媒体的注意……”（希拉里，2003：263-271；404-405）(余杰，2003)。在这里，希拉里对吴弘达的一段简要介绍被删掉了，吴弘达的身份和所从事的工作也被删掉了，类似的情况在两个翻译版本中还有很多，显而易见是意识形态影响了翻译的操作。暂且不论台湾版和大陆版谁对谁错，通过这场沸沸扬扬的希拉里回忆录风波，笔者只想说明，出于意识形态（尤其是敏感的政治问题）的对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做出相应的取舍或删改，是一种“策略性创造”的翻译行为。 在近代早期的英国文学中，有“英国诗歌之父”之称的John Denham爵士于1656年出版了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最伟大史诗《埃涅伊德》第二部——《特洛伊的陷落》的译作。当时的政治气候是查尔斯一世被弑，英国处于政权空位期，由护国公统治着国家，而John Denham随着卡洛琳王室流亡到法国。作为一名坚定的保皇主义作家，John Denham选择在这个时期发表《特洛伊的陷落》译本，其政治意图不仅表现在对《埃涅伊德》第二部的文本选择上（在第二部中，特洛伊末代国君普里阿摩斯也是被砍头的，等等），还表现在具体翻译活动中对原作的“策略性创造”上：第二部中共有800行的拉丁原文诗，Denham的译本只做了约550行的翻译，其余的都被删掉了；在翻译中，他去掉许多拉丁文本中的人物和地点名称，包括拉丁文的“litore”，这是普里阿摩斯断头的地点，靠近大海，大多数其它译者都对这一地点进行了翻译(如“shore”、“seaside”、“strand”)，而Denham的译文却将死亡的地点移至内陆；而且由始至终他都做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举动——归化了建筑术语，把特洛伊的建筑物比作英国的皇家建筑，如翻译成内宫，内阁，拱顶，长廊等等，而且只有他一个人用“吊门（Portcullis）”来翻译拉丁语中的 “postes”，而拒绝使用以前的译本中可能更适合的翻译如“梁柱（pillars）”、“大门（gates）”、“柱子（posts）”，因为这个词可以最接近地使人联想到贵族和君主的建筑结构——城堡；此外，Virgil并没有提及任何有关国王的死后生活，而Denham却进行了“叛逆创造”，揭示出Denham本人对斯图亚特君主统治弑君后仍有生命力的信仰，等等（Venuti，1995）。总而言之，Denham的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他节选并取名为《特洛伊的陷落》的这段更直接地暗示了卡洛琳政府的落败，和他对英国实行君主统治的支持以及对卡洛琳贵族政府重获霸权地位和君主复位的拥护。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能发现译者由于受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形态的制约和支配，对原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通，基于特定政治目的而有意地增删不可避免地会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来，译者实际上是在“顺应”当时政治主流意识形态。
3.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翻译并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真空活动，它与现实政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认识到并充分重视到这一点，对翻译研究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 Bassnett, Susan and Andre Lefevere, 2001,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ction Press.
2. Hermans, T., 1996, Norm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ranslatio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 Alverex, R & Africa, V. eds.,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C]. Clevedon and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3. Levefere, A., 1992, Translating,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C]. London: Routledge.
4. Robert Stanton, 2002, The Culture of Translation in Anglo-Saxon England [M]. Cambridge: D.S.Brewer.
5. Venuti, Lawrence,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M]. Lond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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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蒋骁华，2003，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J]，中国翻译（5）。
8.蒋骁华，2003，《圣经》汉译及其对汉语的影响[J]，外语教学与研究（7）。
9.李霞，2003，权力话语，意识形态与翻译[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1）。
10.任东升，2000，译者如何对待《圣经》内容的翻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12）。
11. 任东升，2002，中国翻译家与《圣经》翻译[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4）。
12. 施燕化，2004，浅谈中美建交公报的翻译[J]，中国翻译（1）。
一、当前中国腐败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1．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
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改革的过程中，一部分旧的制度规范需要改革和调整，新的制度规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一些掌握了一定政治、经济、社会资源权力的腐败者正是利用体制缝隙和漏洞，通过各种手段侵吞、占有、攫取国家和集体乃至他人的财富。
2．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足以遏制腐败的蔓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于腐败问题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惩治手段。反腐败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不完善。没有一部统一的《反腐败法》，对腐败行为的界定不清晰，党和政府部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高。此外，一些人们看到一些人非常腐败，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提拔重用，不少人心理不平衡，开始起而效尤，导致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发生扭曲，从而开始滑向腐败的深渊，也使得各种腐败行为因“低风险、高收益”变得非常活跃和猖獗
3．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其他各种不良风气有了滋生的土壤，并开始侵蚀部分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有时候，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之士得不到应有的奖励，甚至反受他人攻击；而见风使舵、拉帮结派、弄虚作假、鼠窃狗盗之徒难以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还反被提拔。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可能发生扭曲，廉洁自律意识就可能丧失。
二、当前中国腐败问题造成的主要危害
首先，腐败损害经济发展，不少研究成果表明，腐败从多方面会损害经济发展，腐败水平提高会导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大大降低。保罗·莫罗的回归分析显示出，腐败指数（从1到10）每低2.4，人均收入增长率就高4个百分点。其次，腐败危害社会秩序。另外，腐败危及政治稳定改革开放开始后，利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时机，一些领导干部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大肆谋取不义之财，从而一夜暴富。非法致富，权钱交易，腐败泛滥，腐败危及政治稳定、损害政府形象、降低政府威信，并使人们对政府的决策制定和执行以及其他政府行为失去信任，严重的还会引发社会动乱和政府倒台。
三、当前腐败现象的对策分析
1.紧抓道德建设
在加强政治理论建设时,我们要弘扬优良的德政传统,唤醒权力主体的自律意识,培育廉洁自律的政治氛围。我们必须有的放矢，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党风党性教育，勤政廉政教育，从而淡化权欲,诚心为民。
2.引导舆论宣传 遏制腐败.
我们要充分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大力宣传我们党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宣传扬善抑恶、以正压邪，反腐倡廉、以正胜邪;同时宣传从严惩
处贪官污吏，消除领导干部腐败的案例。通过宣传一方面使反腐倡廉的思想占领导干部的思想阵地，造成一种学有目标，做有要求，赶有方向，比有标准的工作氛围，形成一种掌权为公，用权为民，艰苦创业，乐于奉献的时代风尚。
3.营造法律环境
惩治腐败,建设廉政,是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需要运用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多种手段,才能取得成效。 要严格执法。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运用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和发展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4.建立健全机制 遏制腐败制度建设是关键。
5.提倡民主监督
要切实加强人大、政协对党政机关的监督;要重视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使“举报箱”、“举报电话”、“领导接待制度”等监督措施真正发挥作用;要强化职能部门的监督,使得同级党委及其成员的监督检查名副其实,切实解决一些党组织软涣散问题,防止个人说了算和个人专断。
高一个影响价格知识点的政治因素总结
首先，知识审查
自2010年以来，美国继续按照人民群众的要求欣赏市场化的汇率浮动制度的实施，强有力，多余的力量，中美汇率问题争议激烈。有人认为汇率是国家宏观调控重要经济手段，但汇率变化是双刃剑。西方的一些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以满足自身利益的需要。诺贝尔奖得主，欧元的父亲，孟德尔说：中国政府，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可能重复日本在90年代的错误。 利用经济生活的知识，谈论人民币的升值可能带来中国经济的影响。
二，独立学习
（A）供需影响价格
1.导致价格变化和差异的因素
（1）间接因素：。
（2）直接因素：各种因素对价格的影响，通过改变货物实现。【是什么政治原因导致】
需求不足 - 价格边市场
供应过剩 - 价格边市场
（B）决策价格的价值
1.价格与价值的关系：货物的价格由决定，由 影响。
价值是价格的价格是值得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物的价格和货物的价值。 记忆：价格的意思是。
2.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
（1）货物的价值不是由决定决定，而是由决定决定。
（2）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是多少？
的
（3）货物价值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社会劳动生产率。
（注：商品的价值通常被称为商品单位的价值。要特别注意个人劳动生产率及其相应的个体劳动时间，社会劳动生产率及其相应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同的。个人劳动生产率随着个别劳动时间不能改变货物单位的价值）
（4）生产者的意义：
可以促进商品生产者减少用于生产货物的劳动时间，提高。
价值定律主导着商品经济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经济法。【是什么政治原因导致】
（1）价值定律的基本内容
的
（2）价值定律的体现。
第三，教师很讲话
供应的测试中心 要价格
供需如何影响价格？
影响价格的间接因素是：气候，时间，地理，生产，甚至宗教信仰，习俗和其他文化因素。
直接因素：各种因素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是通过改变商品的供求来实现的。需求不足，价格上涨 - 卖方市场（卖方在有利的地位发挥主导作用）。供应过剩，价格下降 - 买方市场（买方在有利地位上起主导作用）
供求影响价格。需求不足，价格上涨;供过于求，价格下跌。
测试点两个值来确定价格
价值如何决定价格？
价值决定价格。在其他情况下，同样的情况下，货物的价值越大，价格就越高;货物的价值越小，价格越低。
测试价值和商品价值和劳动生产率
货物的价值是多少？它决定了什么？什么是劳动生产率？它如何与商品的价值相关？
（1）货物价值是指货物价值的大小，它是由必要的劳动时间，社会和劳动时间决定的，取决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现有社会的正常生产条件 在平均劳动能力和劳动强度下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
（2）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的生产率。它具有社会劳动生产率和个人劳动生产率。社会劳动生产率是指商品生产部门生产商品的效率。个人劳动生产率是指生产商品的个体生产者的效率。
（3）社会劳动生产率越高，生产单位货物所需的劳动时间越短，单位货物的价值越小;另一方面，社会劳动生产率越低，单位商品的价值越大。因此，商品的单位价值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是成反比的。
四个测试点的基本内容及其表现
价值定律的基本内容和表现是什么？
（1）价值定律的基本内容是：货物的价值通过生产必要的社会劳动时间来确定商品交换价值的实际交换量。
（2）货物的价格受供需关系的影响，在价值周围波动，这是价值定律的表达。 理解：
（1）波动的原因：商品的价格有时高于价值，有时低于价值，主要是由于供求 关系的影响。
（2）价格在价格周围波动的原因：价格不会无限地上升或下降，而是基于价值，在价值周围波动，因为价格最终由价值决定。
（3）如何理解等价交换？从单个交易过程中，价格的上涨和下降，但从长远来看，货物和价值的平均价格，等价交换并不是每次价格都与价值一致，而是一种趋势，只存在于平均值。
论国际政治的外部环境对其产生的影响
摘要：随着二战结束，科技革命发展，各国经济复苏，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然而诸如自然环境、经济因素以及科技发展等因素在无时无刻地影响和制约着国际政治的发展。
关键词：国际政治，自然环境，经济因素，科技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开始出现了诸如地缘政治学等有关政治行为的环境理论，并着重分析这种环境理论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地缘政治学由于在战时直接为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扩张服务而臭名昭著，环境理论的研究也一度陷入停顿。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二战后科技革命的发展，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互相联系的趋势开始出现，经济技术因素与政治关系的相互渗透和影响不断加深。有关国际政治的环境理论再度引起众多国际政治学学者的注意，人们越来越重视诸如地理、人口、资源以及经济和科技发展等因素对国际正职的重要作用。
（一）自然环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1、自然环境对国家综合国力的影响
1）综合国力中的自然环境
国家实力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其中有可见的、有形的物质要素，又有不可见的、无形的精神要素，而自然环境则是构成有形物质要素最基本的成分。
2）自然环境的构成要素
（1）地理因素
其中包括地理位置、国土面积、地形地貌、自然气候。各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联系。
（2）人口状况
即指世界人口的总体状况以及人口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的分布情况，也包括某一国家的人口状况，包括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内容。
（3）自然资源
一般是指天然存在的自然物，如土地资源、海洋资源、生物资源、水利资源等等。
3）自然环境对综合国力的影响
（1）从地理因素方面来看。地理位置优越、幅员辽阔、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较容易发展成大国和强国。与之相反，较差的自然环境条件会给一个国家发展成为力量强大的国家造成障碍。
（2）从人口状况看。人口是从事经济生产和战争必不可少的因素因素之一，一定数量的人口是一国成为大国的先决条件之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口的多寡和人口素质的高低往往成为国家实力的决定性因素。
（3）从自然资源方面看。一个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就奠定了它成为政治经济强国的基础。自然资源是大工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原材料和能源的来源，
而只有拥有强大工业基础的国家才能成为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进而在国际政治中取得相应的地位。
2、自然环境对国家对外行为和政策的影响
自然环境对一国的对外决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产生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1)地缘政治学关于自然环境影响的理论
地缘政治学是一种解释政治现象与地理因素关系的理论，进而成为在国际政治中利用地理知识来支持和指导国家决策的一门科学。
从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对国家对外决策的指导作用可以看出，自然地理因素对一国决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影响。当然，地缘政治学在哲学层面上是以唯心史观和庸俗进化论的观点观察社会与政治生活，歪曲了社会生活的本质，从而走向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极端。
2）自然环境对国家对外决策的影响
（1）从地理因素的各方面来看：拥有良好港口和漫长海岸线的国家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们在对外行为中把发展海上力量放在首位；彼此相邻的大国之间，在彼此为敌时，漫长的共同边界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来建立强大的军事机器，并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在彼此为友时，共同的边界可以加强相互地缘经济亲和度，如已经构筑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中俄两国。
（2）从人口状况看：一个国家拥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人口，不仅提高了其综合国力，增强了国际政治的行为能力和影响作用，并进而促使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主动发挥影响，往往奉行具有独立色彩的外交政策。
（3）从自然资源看：一个拥有丰富而全面的自然资源的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就不怕国际上的孤立与制裁，其独立性更为明显，外交上的选择范围也因此扩大。像日本这样资源匮乏的国家，在政治上容易受到外界的压力和影响，只能依靠与美国的结盟，很难在国际舞台上坚持独立的立场，发挥其与经济大国相称的政治作用。
3、自然环境对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影响
1）由于自然环境对一国综合国力的影响，自然环境在全球范围内分布的基本状况也就影响了一定时期内各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关系，从而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发展与演变产生制约作用。
2）由于地理位置对国家行为能力和国家利益的重要制约作用，大凡地处海峡、海道以及陆上战略通道等战略重要地的国家和地区，因其扼守着大国谋求世界霸权的咽喉，往往成为国际政治争夺的热点地区。如中东地区。
3）对自然资源全面争夺是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间发生的战争，包括一战、二战，大都包含着争夺资源的重要原因；战后中东地区的频繁战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地区蕴藏着世界石油总储量的60%以上。
4）由于战后科技革命的发展与应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成为全球所面临的共同性问题。科技革命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人类控制自然环境的能力，给自然环境增添了新的内容，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更为密切；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着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新的问题与挑战。自然环境问题已成为推动世界各国加强合作与联系的重要因素，如温室效应。
（二）经济因素与国际政治
1、世界经济是国际政治的基础和前提
1）世界经济是国际政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18世界中叶以后，世界市场的建立加强了国际间的交往与联系，促使了最初的国际政治体系的出现；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发展，促使了统一世界市场和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最终形成，世界各国间的政治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国际政治现象已扩大到一切国家和地区；二战后，国际贸易和资本输出的大幅度增加，国际分工进一步发展，促使经济体系规模的不断扩大，正是在这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础之上，才形成了今天以190多个主权国家和数以万计的非国家行为主体相互联系的全球意义的现代国际政治体系。
2）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构成决定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力量构成
从战后初期世界经济体系的成分性质来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经济体系相对独立的运行，促使了当时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形成。同时也加深了两大阵营间尖锐对峙的国际政治态势，构成了冷战的经济基础。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出现，两大正营的对抗被三种类型的国民经济所代替，这不仅决定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决定了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三种基本力量，并由此产生了国际政治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3）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生产方式的特点决定了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
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表明，某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的形式、结构和共同性的基本问题，都是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性质以及主要生产方式的特点而转移变化的。如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帝国主义国家为垄断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以及资本输出的场所，开始了瓜分世界的斗争，因此，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的基本特点就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与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
2、经济实力是国际政治力量构成的核心
1）经济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最核心的内容
综合国力或成为国家的实力，是国家对外政治行为的基础和保障。经济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和关键要素，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决定性作用。经济实力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国家实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一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世界各国的竞争都将经济发展放在首位。一个经济大国，不管其领导人是否愿意，它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必然会不断增强并逐步达到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程度。经济因素已成为各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能力的主要内容，成为国际斗争的物质基础。
2）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演变影响国际政治格局
国际政治各种力量对比的消长和彼此间相互关系的结构状态，也是由于它们各自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及彼此间经济实力的对比决定的。这是因为经济实力是构成一国综合国力的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是国家实力最直接的物质基础。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改变，不仅直接决定国际经济力量相互联系的结构状态，即世界经济格局，而且还必然促使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导致国际政治格局的变更。国际政治格局的演进总是以经济格局的变化为先导的。
3、经济因素在国家对外决策中的地位与作用
1）经济利益是国家对外目标的核心
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活动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其国家利益的制约和影响的。国家利益是一国对外政策所追求的基本目标。而经济利益既然在国家利益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毫无疑问，它也是国家对外政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事实上，国家对外政策的动力主要具有经济性质，对外政策的目标则首先是保障它的经济利益的实现。
2）经济利益的矛盾与差异是导致国际政治对抗与冲突的根源
各国间的经济利益总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本身也呈现出多样性。无限的追求一国的经济利益势必损害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这就是国家之间经济利益上的差异与矛盾。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继续保持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总是试图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为迅速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从而巩固政治上的独立，必然要求打破这种不平等的旧秩序。这种经济上的矛盾产生了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全球性问题，即南北问题或发展问题，同时也成为当今南北之间政治冲突的主要根源。
3）经济方式是国际关系中为实现政治目的而常用的手段
它对国家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扩大和加强自己的势力范围。利用贷款、投资或无偿提供货币和商品等方面的经济援助，将受援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大国政治中常见的手法。
（2）削弱和限制对手的发展。在利用经援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同时，大国也往往采取经济手段限制对方势力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如利用经济制裁限制被制裁国的经济发展，从而达到制裁国有限的政治目的，但这种制裁的后果是消极的。
4、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1）国际经济关系是构成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众所周知，国际关系体系包括国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其他方面的关系，而经济关系是其中最基本的关系，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最基本的物质内容。由于在相互依存状态下战争和强权政治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限制，国家利益的实现更多的是利用经济手段来达到，国家间关系也因此更多的表现为一种经济关系。因此，国际经济关系构成了当今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反映国际政治的基本现实。
2）国际经济关系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还往往直接从属于国际政治关系
当前，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关系中围绕关税、贸易等问题展开的各种类型的经济战，尽管是在经济口号下进行的，实际上却是一种政治战，谋求提高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国家的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谋求本国利益而建立的政治关系，是当今国际政治的新内容。
3）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作用更加突出
（1）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南北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日益突出。
（2）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因素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军事因素的作用逐渐下降，经济实力开始成为决定各国国际地位的主要因素，国家对外策略的目标首先是保障它的经济利益的实现。
（3）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深入发展给当代国际政治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对国家主权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某些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潮流，凭借自己在经济、政治、科技领域的优势推行“经济霸权主义”和“信息霸权主义”。
（三）科技革命与国际政治
1、科技革命的发展及其内容
1）科技革命的定义
即指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必然会引起生产力的变革，改变社会生产的形式和内容，加深全球范围内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联系，推动人类社会社生活更方面向前发展。
2）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推动
（1）第一次科技革命是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它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使资本主义在欧洲占据了统治地位，并建立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现代意义的国际政治体系也由此而产生。
（2）第二次科技革命以电力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为标志。它加速了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出现，促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整个世界形成了以少数欧洲国家为中心的、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的完整全球体系，并导致了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等一系列国际政治现象的出现。
（3）第三次科技革命以电子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和空间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为标志。它促使了社会生产力以空前的速度极大地发展，扩大了国际分工的规模，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一方面，它为冷战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它也促使了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现象的发展。
（4）第四次科技革命以材料工程、能源工程、生物工程、信息工程和宇宙工程为标志。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力，整个人类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和扩大，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和整体化不断地向纵深发展。
2、科技因素对国家实力地位和对外行为的影响
1）科技因素与国家实力
（1）科技因素改变了自然环境这一国力构成相对稳定的因素。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似乎一成不变的自然因素，使地理因素对人们的影响不那么至关重要了，同时也扩大了自然资源的范围。人们愈发使用科技的力量去主动的改变自然，使自然环境因素变得更加活跃和可供人们选择。
（2）科学技术对国家经济实力的影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通过作用于经济领域而成为影响国家实力地位的重要因素。谁掌握了重要的科技成果，谁就能在国内经济生产中取得重大成就，在国际分工、贸易与金融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最终提高和加强自己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
（3）科学技术对国家军事力量的作用。科技发展水平直接制约着国家军队的武器性能和质量直至军队的战斗力，从而对国家的军事实力产生直接影响，而军事因素本身则是构成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部分。
（4）科技因素对国力构成的精神要素的影响。国家科技水平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体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了国民士气和政府的组织能力以及国家的凝聚力，从而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全面的提高。
2）科技因素与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
（1）科技因素本身作为国家对外行为的一种基本手段，为国家的政治目的服务。
在战后国际政治的现实中，随着科技革命本身的发展，各国政府都已充分认识到科技因素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重要地位，纷纷利用科技手段来实现其政治目标。特别是处于优势地位，掌握高科技的国家，经常采用高科技禁运等措施来限制对方的发展。
（2）科技发展战略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内容。
当今世界各国为发展本国科技而制定的科技发展战略应经与国际政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通过科技发展取得科技领先，从而在国际政治中取得主动地位，巩固和发展自己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既得地位。
3、科技因素构成当今国际关系的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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