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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情叙说中的历史

　　闲来无事，进入纯文学网站——《扫花网》消闲，先后看到两位中学老师阿霞和阿辉记述母亲的文章。文章中，她们以女儿特有的视觉和感受，用细腻的笔墨，叙述了母亲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环境下的坚韧、勤俭、无私、博爱，就是一中国底层女性美德的缩影。一气读来，伤感中杂着敬意，温馨中透着清爽，如可爱的冬日，抚的人身心皆暖。

　　享受之余，隐隐觉得在这亲情的叙说中，视乎有一段渐逝的历史，于是又重新细审，循着历史的走向，把这些片段还原、粘贴在历史的曲线上，梳理出如下一段文字。

　　阿霞的母亲出生于1931年，正值某些朋友推崇的中华民国的黄金十年期，据说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看看文章中的描述：

　　"母亲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家，有两位同父异母的姐姐。大姐早早去世，二姐也在她刚记事时出嫁到库区南屯。家里只有几分瘠薄的土地，外爷外婆靠赶集烙馍卖馍维持生计。母亲最早的人生记忆就是我外爷外婆去田湖、闫庄赶集时，一大早起来把只有三、五岁的她锁在大门外，一直到天黑他们才会回来，忍饥挨饿担惊受怕一整天的她才会回到家里。这样的日子一直贯穿了她的幼年。

　　母亲七、八岁就开始纺花织布，晚上每每纺织到深夜。隆冬季节下大雪上实冻也昼夜劳作不辍。纺的花织成布拿到集市上换成棉花接着纺……

　　过年，对于富裕的人家来说是阖家欢乐庆团圆的时刻，对于贫苦的人家却是年关，甚至是鬼门关。母亲15岁那年的年尾，我外爷原打算在初一到十五之间卖馍赚下本钱再还借地主的钱。在外爷苦苦哀求无效的情况下，外爷年前还了债，身上几乎不名一文。整整一年，生意清淡，原指望正月初一到十五之间赚回一点本钱继续做卖馍生意的外爷感到断了谋生的门路，一气之下得了重病，没出正月就离开了人世。从此，只剩下母亲和外婆相依为命，更加清苦的生活可想而知。每当看《白毛女》看到杨白劳无力还债，临近年关有家不能回继而被逼死去，我就会想到可怜的外爷。"

　　这已不是个案，是那个时期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他的《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在河南某地，一户农民向地主借了一百斤小米做种子，约定第二年还二百斤，因收成不好未能履约，又规定第三年还三百斤。结果到了　1947年，也就是第三年，农民用仅有的四亩薄地和三条人命还清了地主的债务。

　　那时，全国80%的土地集中在极少数大地主手里，70%的农村人口则沦落为贫农或雇农(他们仅有的少量土地大都又很“瘠薄”，亩产小麦一斗合四十斤上下也就不错了)。由于没有生产资料，他们只能靠出卖手艺或出卖劳力来谋生，但也不能维护最低的生活水准，无地的穷人常年辛劳，缺吃少穿，最终也是落得个饥寒交迫、家败人亡的结局。

　　文中接着写到：“母亲十七岁就做了人家的童养媳……那段岁月母亲很少提起，从母亲的只言片语中隐约感受到母亲的辛苦劳累。做饭洗衣、喂鸡喂猪、纺线织布……身材矮小的母亲不分昼夜不辍劳作，吃饭却是在家人都吃好后剩下的一点点才会轮到她的……母亲现在的大拇指严重弯曲变形，母亲说那时家里的外边人每人每月都要穿一双鞋的，母亲是纳鞋底用力过度，拇指才变成那样的。"

　　十七岁，充满希望和憧憬的花样年华，却为生活所迫——父亡母貧，生活难以为继，与二姐一样，过早地嫁作人妻，并且是童养媳，那个年代妇女地位本就低下，童养媳在家里更无地位可言。解放前，母亲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就是如此度过的，特别是做“童养媳”的日子，即使到了耳顺、天命之年，也是不堪回忆，“很少提起”。就是这样非人的生活，母亲当时却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容怀疑的。现在的年轻人有些匪夷所思、不能忍受吧。

　　这与四十年后的1970年代她小女儿无忧无虑的生活相比，有着云泥之别。

　　新生的政权在1950年剥夺了地主多余的土地，顺利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变农村的土地封建所有制为个体所有制，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然而，什么事都不是一劳永逸的，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巩固、完善的过程，期间不断地出现矛盾需要解决。时间不长，刚刚平均地权的农村就出现了贫富两级的分化……

　　我外爷爷弟兄三个，我一直搞不懂的是，1950年土改时，外爷爷被划为地主，而他的两个弟弟则是贫农。　他长两个弟弟一、二十岁，祖上留给他们房屋六间——三间土瓦房，三间草房。我小时候见过，不知是何时盖的，也不怎么好，很破旧。他三兄弟各得一瓦一草，倒也平均。问母亲成份差异的原因，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记得外爷爷划为地主的主要依据是“二十亩地一头牛”(顺便说一句，即使这样的家庭，由于土地产量底下，一年之中也是很少吃到白馍的)，而他的两个弟弟除了两间房子外，更是一无长物了。为什么同胞兄弟，会出现如此的差异?

　　直到2014年才似乎有了答案。这年，我与我们这里田湖镇西山P村的LSB夫妇聊起往事，LSB也是弟兄三个，不同的是他是小弟，1947年，解放军(当地人常说的十八团)解放田湖镇时，他的父亲在寨墙外经过，被守寨的国民党兵击中身亡。那年他两岁，和二哥一起由大哥抚养。大哥这时已是新政权的基层干部，且已成家。

　　被抚养的两个弟弟年龄稍长，可以抬手做活时，便成为哥哥的小长工，劳动所得，除了维护他们最低的吃穿以外，一律归哥嫂所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6年他结婚时，这年他二十一岁，结婚时一无所有。不一样的是，这时农村的土地已归集体所有，他们可以凭自己的劳动，从生产队里分得自己应有的一份，不至于没有立锥之地，也不至于没有糊口之食。

　　嫡亲的兄弟尚且如此，其他的关系就可想而知了。在当时的农村，相当一部分家庭由于劳力的匮乏、家庭人员的疾病以及其他一些不可预知的原因，刚分得土地、房屋，就又开始卖房卖地，重新沦为赤贫。　而另一部分人则乘火打劫，在别人的灾难和痛苦上构建着自己血腥的家园。这是个体私有制下的锢疾，一旦水土适宜，条件许可，它就要发作。

　　新政权很快就发现了个体所有制的弊端，为了防止再度贫富分化，　从1953年起，倡议走合作互助的道路。1973年前后拍的《金光大道》等影片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农村的现实。

　　文章继续告诉我们，1953年后的五、六年间，母亲接连生下三个女儿。由于传统的封建男权思想的作祟，母亲受尽了夫家的冷落，大女儿也不幸因此夭折。无奈之中，要强的“母亲带着二姐回到了娘家，和外婆相依为命。为了照顾外婆，后来和父亲在外婆家重新组建了家庭。”到了1969年冬天，“14岁的大姐不堪忍受在后母家的生活偷偷跑了回来”，且“成了母亲的得力助手。从此，下面的四个弟妹在母亲和大姐的护翼下过着虽然贫寒却不乏温馨的安定生活。”

　　这应是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的事情，经过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逐步过度，人民公社已经成立，在这个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庇护下，农村任何人在生产队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田产(以集体所有的形式存在)以及劳动的权利，有了经济的保证，再不会有解放前因贫困而嫁做童养媳的屈辱。同时，这也是一个新的社会意识诞生的时期，其中就有妇女地位的改变，在毛泽东主席“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样充满激情的语言的感召下，广大妇女的解放意识也深入人心，她们打破封建道德的束缚，不再低人一等。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保证和社会认同下，母亲才心有底气地带着孩子，依然返回“娘家”，而大姐也有了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力。

　　文中提到"每年我家还总是欠工。只有过年时家里欠了队里的工分，这时才会动用父亲的工资了结欠的工分。”

　　这个时期，是人民公社制度初步成熟时期，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主席，从1958年底起，多次排除各方干扰，对国家最基层的组织——生产队的名称、权力、义务、规模，作了六年的探索，1965年初，通过政治局，提议“经过贫下中农充分酝酿，充分讨论，由群众决定…是否以三十户左右为有利?…这些都不要由上面决定。”最终，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人口居住集中的地区，三十余户为一个生产队，人口居住较分散的地区，也有十户八户为一生产队的，科学地划分了生产队的规模。

　　到1970年代，“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管理模式，经过十余年实践、完善，已基本符合农村的客观情况，豫西人口集中的地区，一个生产队的户数约三十三户，人口二百人左右(60年代约一百六、七)，土地大约三、四百亩。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如林地、山坡、河滩等都为生产队集体所有，这上面生产的所有财富，由生产队社员平均分配，任何人无权动用、多占，即使国家建设需要征用土地，在征用的同时，作为补偿，也要在全民或集体的企业中，安排该队相应人员的工作和生活。

　　这时的生产队就像一个大家庭，根据全队的劳动力情况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计划。由于劳动力集中了，在兴修水利的过程中，土地也得到了平整，再加上农村"八字宪法"的推广，提倡科学种田，粮食也稳步增产，由解放初期的最高三百斤左右增到四、五百斤。

　　19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几千年来的生育高峰期，全国卫生系统遵照毛泽东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卫生院和医疗室遍布农村。同时，各城市大医院和解放军医院抽调医疗骨干，组成巡回医疗队，深入边远山区，传医送药，救死扶伤，出生成活率也极大提高，几乎没听说过有夭亡的婴儿，每个育龄阶段的家庭，都有三、四个到八、九个孩子，常见的大都五、六个，他们在共和国的蓝天白云下，在人民公社的青山碧水间，尽情无忧地嬉戏玩耍，健康快乐地学习生活。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勤劳的已到中年的母亲和十四岁的大姐才得以在生产队这个大家庭中没有顾虑、没有压力、愉快地劳动和生活，才有信心，有能力，也有可能担起一家七口人的重担。小爱霞也得以在朦胧中，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大姐在生产队劳动时矫健敏捷的身姿和欢快愉悦的笑容，清晰地印入了小阿霞童年的记忆里，哪有那些“大嘴”们所说的“懒惰”?

　　那时生活虽不富裕，但母亲凭着母女两人的劳动工分，每年从生产队分得的粗粮细粮、瓜果蔬菜，可以从容地安排四个子女的上学、一家八口的生活以及客来人往的应酬，遇到改善生活时，还可慷慨地分与邻居尝鲜，甚至还有余力救济临时有难的路人。一天的劳作之余，可以在自己的小院里与自己的母亲和儿女安享天伦之乐，小阿霞也可以在母亲的悠闲的拍抚下安然入睡。在家中和邻里之间，时常可以听见母亲舒心、爽朗的笑声。

　　毕竟家庭的劳动力缺少，一年下来，按人口结算时，总要欠(短)工，所以要“动用父亲的工资了结欠工”，但也不是必须的。这些钱是对长工户的报酬，在集体互助的前提下，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如果欠工户实在无力支付，则经过生产队社员的集体评议，给予免除，所欠部分由生产队集体提留中拿出，以支付长工户。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闫庄公社闫庄大队有个叫LXL的老师，家里的房子很漂亮，前后出檐，可以说是雕梁画栋。有一年，他家里突然失火，由于纯木质结构，抢救不及，瞬间化为灰烬。事后，大队给他安排了新的住处，除了公家给予的物质救济，生产队甚至外队的社员你一升我一篮地送来了粮食蔬菜，小麦、玉米、薯干、大豆、绿豆、高粱、红薯、白菜、萝卜……包括一些生活用具，在大街上摆了长长的两行，比他们家里原有的都要多，且不需逐一登记，以望答谢或期待偿还。从这一升一篮的情谊中，人们切身感受到那个(十年浩劫)时期社会的温暖。

　　第二个母亲，阿辉的母亲生于1948年，1970年代初期，到了二十多岁法定结婚年龄时，与自己心仪的人自由组成了家庭，那时提倡“勤俭办一切事情”，婚礼是简朴而充满喜庆的。婚后，他们生育了一双儿女。

　　1976年，毛主席去世了，不到一年，邓小平复出，又一年，1978年开始，就跟着小岗村“十八懒汉”的脚步，在全国各地，陆续解散了生产队，土地重新分散到了一家一户，让他们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1979年初，终于引发了“张浩事件”，全国上下舆论哗然，对分田到户提出质疑。他们全然不顾社会各界反对的声音和全国农村大部分社员的汹汹民意，变着花样和名目在全国强制推行。

　　事有凑巧，分田到户刚好赶上人民公社二十余年平整土地、兴修水利、科学育种、推广化肥等等各项工作的总收益凸显时期，再加上那几年风调雨顺，地里的收成是翻着番的上涨，春秋两季都有上千斤的收成(不用假设，脑子没毛病的人，都可以轻易得出，如果生产队延续下来，仍可有这样的收成的结论。改开后的几十年，土地板结、种地成本日渐加大不说，粮食却不见增产，反而有减少的趋势)，农民也确实过了几天吃穿不愁的日子。

　　然而，好景不长，十年不到，贫富差距已经显现，在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同时，也造就了大量的“穷人”。

　　19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社会上已没有了70年代前期阿霞母女的闲适和温馨，人们又开始了为着自己的衣食而各自日夜奔波的岁月。在这样的氛围中，忙碌的父母无奈地把七、八岁的小阿辉送到一样自顾不暇的外婆家，寒冷的月夜，小阿辉一个人独立月下，在“透骨的寒中”，饱尝了思母之苦。经历了与阿霞母亲儿时极其相似的境遇。

　　1988年冬天，为了学费和生活，在一个大雪封门的日子里，小阿辉就早早起床，与父亲一起，踩着厚厚的积雪，拉着自家种的蔬菜，到自由市场叫卖。到县城时，天才刚刚放亮。与其他赶早卖菜的人们一样，他们父女也匆匆摆开地摊，期望着发个利市，卖出一个好价钱。终于，买菜的人陆续出现了，其中一些先富的人们穿着得体，神态悠闲，"眼睛更是有意无意地扫过那些菜和卖菜的农民，”交易中，蛮横地甚至是糟蹋地挑剔。在他们冷漠的眼光和挑剔的行为中，小阿辉也初次理解了不平和屈辱。

　　然而，他们的勤劳和艰难并不能感动神明，灾难在悄悄逼近。1992年，正值壮年的父亲遽然而逝，这对生活贫困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时，已没了生产队时互帮互助的良好风气，人们相互之间已有些隔阂、冷漠。面对塌天的灾难，母亲只能是只身撑起这个家庭，为儿女营造一个小小的生存空间。关于这段日子，阿辉是这样记述的：

　　“父亲去世二十年，母亲一个人孤苦地走过。生活像野艾一样，清苦的气息慢慢散发在一口饭里、一阵秋风里。

　　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母亲就是她自己的佛，她必须先救自己，再救儿女。

　　母亲顶着各种压力，顶着烈日下汗湿的衣衫，顶着黑夜里孤独的叹息，一天天熬着，一天天盼着，星星不知道眨了多少次眼睛，也许只有它最懂母亲的心。

　　终于，靠着一个朴素的心愿——我的儿女不能让人瞧不起，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妹供养大学毕业，期间，她远去新疆打工三年。在那少有人烟的地方，母亲种地，摘棉花，管理果园，疏通水道等，母亲说，稍不留神，大水就会把人冲走。她常常对着土地叩头，要菩萨保佑她平安。”

　　这时，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民在土地上辛勤劳动所得的收入，已不能支付孩子们上学的学费和生活费用，他们开始抛妻别子、浪迹他乡，一时间，青壮南北走，老少空巢守。父母妻子不相顾，兄弟姐妹各东西。成了农村、农民的真实写照。有人称之为“死去的农村”，在这里，已听不到以前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原有的医疗机构和设施，要么撤点，要么成为虚设，要么改变集体性质为个体，成为少数人的摇钱树。农村又成了医疗专家、权威们的禁入之地，又回归到缺医少药的状态，饱经沧桑的母亲眼睁睁地看着一岁半的侄孙女夭折而无能为力，痛惜过后，也只能归于命定天缘来自我释怀。

　　为了儿女的生活和学业，年届五十的母亲只能随着南来北往的打工流，远赴数千里外，一去几年，历尽艰辛。

　　重新沦为“穷人”的母亲——其实也是大部分农民的缩影——“一天天在熬着日子”，绝望中，她只能祈求佛门的护佑，其中的辛酸和无助，不是亲临其境的人是无法想象和言说的，与阿霞母亲的童年和“很少提起”的“童养媳”的日子一样，是他们心中永远的、不能言说、也不愿言说的疼痛，这疼痛将伴随他们的一生。

　　终于，儿女学业有成，成家生子，已功德圆满的母亲可以享享清闲了。然而，看着虽然跳出农门、生活却依然拮据的儿女，她想的却是“养鸡种菜”，已经奔七十的人了，还要到“村里的工厂干点小活，不到八十岁，我不会让你们养活。”以期减轻儿女的经济负担。

　　到这里，我原想停下来了，忽声想起小阿霞1976的疑惑。那年，蒙然无知、无忧无虑、不知“逝世”为何意的她兴奋地把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在家里)告诉家人时，哥哥“沉默了，心情很沉重的样子，”三姐是“啊啊大哭”，而“母亲和大姐二姐的反应则是默默垂泪，唉声叹气。大姐一边流泪一边还感慨说，我们国家可咋办呀，天塌下来了。”

　　大姐经历了解放初家庭的冷漠，听说过解放前社会的冷酷，又亲身参与了文革时期(一说浩劫时期)的生产和生活，刚刚有了一种做主人的感觉，在祥和的环境中感受着互帮互助的温馨，这中间的冷暖，她都有切肤的感受，在他们的心里毛主席就是他们的大救星，是他们的保护神，所以对毛主席的去世有“天塌下来了”的感觉。他们在自己家里面的垂泪哭泣，这是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没有丝毫的虚伪和做作。

　　疑惑或可解开了，不幸的是，对他们这个阶层(以前叫阶级)的人群来说，大姐“天塌下来了”的担心也成为了现实……

　　经过三十多年风雨岁月的洗练，如今，面对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和韶山毛泽东故居越来越多的缓缓涌动的弱势群体——前总经理所说的“穷人”的洪流，一个极力推崇西方民主自由的朋友对我说：“你们太善良了”，对他这句话，我的解读是“你们太愚昧了”。

　　真的是这样吗?

　　不，相对于你们这些没有经过民国、也没有去过美国，却又人云亦云、极力推崇“二国”的朋友来说，你们心中这些“愚昧”的人们知道货比三家，在近百年的历史中，他们都有着像两位母亲、大姐、小阿霞、小阿辉的这些经历和听闻，通过三个时期的对比，看到自己由奴隶变主人，又由主人变穷人的历程;感受到由痛苦到舒适，又由舒适到熬煎的变化，自会得出与你们不同的结论。这才是韶山毛泽东故居和北京毛主席纪念堂人潮如涌、虔诚崇敬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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