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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庆重铁物流有限公司诉巫山县龙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合江县杉杉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2月1日，原告重庆重铁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铁物流公司）分别与被告巫山县龙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翔公司）、被告合江县杉杉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煤炭买卖合同》，同时三方还签订了《补充协议》。前述三份合同、协议约定：由龙翔公司销售煤炭给重铁物流公司，重铁物流公司销售给杉杉公司,合同有效期为2013年12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交货方式为水路运输，龙翔公司销售给重铁物流公司的煤炭到港后直接销售给杉杉公司，重庆物流公司委托杉杉公司对煤炭进行质量、数量验收。重铁物流公司、龙翔公司及杉杉公司三方还约定，在重铁物流公司未收到杉杉公司货款前，龙翔公司不向重铁物流催收货款，如杉杉公司拒付或拖延支付货款，则龙翔公司放弃要求重铁物流公司支付部分或全部货款。合同签订后，被告龙翔公司向原告重铁物流公司出具了9份《水路货物运单》和32份增值税发票（总额为30 942 450元），被告杉杉公司亦向原告重铁物流公司出具《收货证明》5份。按照上述货物运单、发票和收条的记载，原告与两被告之间共计有48414.1吨煤炭交易发生，依据合同的约定，被告杉杉公司应向原告重铁物流公司支付相应货款，重铁物流公司也应向被告龙翔公司支付约定价款。而事实上，原、被告三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相关各方并无真实煤炭交易发生，也无相关货款的给付。在案证据证实, 签订合同时，被告龙翔公司和被告杉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系邱翔一人，而杉杉公司提交了法定代表人为陈祝增的营业执照，隐瞒了其公司和龙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邱翔的事实，尔后，邱翔伪造了9份货物运单，并授意其工作人员虚开32份增值税发票和5份收货证明并交予重铁物流公司，虚构了整个煤炭交易的事实。被告龙翔公司基于上述合同虚构煤炭交易，形成对原告30 942 450元的债权。原告以两被告恶意串通，以欺诈手段使原告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其签订相关合同为由，诉至成铁中院，请求判决撤销2013年12月1日原告与被告龙翔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与被告杉杉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以及与两被告签订的《补充协议》。
（二）裁判结果
成铁中院认为，被告龙翔公司、杉杉公司故意隐瞒其法定代表人均为邱翔的真实情况，使重铁物流公司签订了前述合同和协议，并且通过伪造货物运单、收货证明，虚开增值税发票等手段，虚构了本不存在的煤炭交易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龙翔公司、杉杉公司的行为与该项规定相吻合，应认定为欺诈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撤销，重铁物流公司关于撤销其于2013年12月1日与龙翔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与杉杉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以及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判决：撤销重庆重铁物流有限公司2013年12月1日与巫山县龙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煤炭购销合同》、与合江县杉杉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以及三方签订的《补充协议》。
（三）典型意义
诚实信用原则不仅仅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整个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市场主体在行为时不欺不诈，尊重他人利益，保证合同关系的各方当事人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并不得损害社会和第三人的利益，才能更好的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市场主体的诚实、恪守信用，为市场主体提供了一种普遍的信赖，这种信赖是市场交易所必须的资源之
一。如果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守诚信，违反合同约定，甚至采取欺诈手段，损害对方利益或对社会、第三人造成损害，最终扰乱市场交易秩序，影响整个市场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 本案中，被告龙翔公司、杉杉公司实为同一人控制的公司，但在与原告签订合同时故意隐瞒了这一真实情况，使原告与两公司签订了合同和协议，并且通过伪造货物运单、收货证明，虚开增值税发票等手段，虚构了本不存在的煤炭交易事实。被告龙翔公司基于上述合同虚构煤炭交易，形成了对原告3000余万元的债权，从而到银行办理了保理业务，将此笔应收账款向银行转让进行融资，使得原告可能陷于被银行追索的风险，银行也可能陷于保理业务坏账的风险。两被告不讲诚实信用，其行为完全符合合同欺诈的认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原告撤销合同的诉请，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本案的裁判结果体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彰显了法院在制裁违约、打击欺诈、维护社会诚信的重要作用。
二、陈某诉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山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陈某之父陈某康，因右肺腺癌于2010年8月10日入院治疗，至2010年8月24日病情平稳后出院。2010年8月25日，陈某为陈某康在被告处投保了8万元的身故险和附加重大疾病险。陈某和陈某康均在“询问事项”栏就病史、住院检查和治疗经历等项目勾选为“否”。两人均签字确认其在投保书中的健康、财务及其他告知内容的真实性，并确认被告及其代理人已提供保险条款，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合同解除条款进行了明确说明。双方确认合同自2010年9月2日起生效。合同7.1条及7.2条就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以及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进行了约定。
2010年9月6日至2012年6月6日，陈某康因右肺腺癌先后9次入院治疗。2012年9月11日，陈某康以2012年3月28日的住院病历为据向被告申请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保险公司经调查发现，陈某康于2010年3月10日入院治疗，被确认为“肝炎、肝硬化、原发性肝癌不除外”，因此被告于2012年9月17日以陈某康投保前存在影响该公司承保决定的健康情况，而在投保时未书面告知为由，向原告送达解除保险合同并拒赔的通知。陈某康、陈某于2012年10月24日诉请判令被告继续履行保险合同并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3万元，后在二审中申请撤诉，二审法院于2012年12月18日裁定撤诉。2014年3月11日至3月14日，陈某康再次因右肺腺癌入院治疗，其出院诊断为：右肺腺癌伴全身多次转移（Ⅳ期，含骨转移）。2014年3月24日，陈某康因病死亡。原告陈某遂诉至法院，请求被告给付陈某康的身故保险金8万元。
（二）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投保人陈某在陈某康因右肺腺癌住院治疗好转后，于出院次日即向被告投保，在投保时故意隐瞒被保险人陈某康患有右肺腺癌的情况，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依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保险人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因上述解除事由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已发生，且陈某康在2010年9月6日至2012年6月6日期间，即合同成立后二年内因右肺腺癌先后9次入院治疗，却在合同成立二年后才以2012年3月28日的住院病历为据向被告申请赔付重大疾病保险金，又在陈某康因右肺腺癌死亡之后要求被告赔付身故保险金8万元，其主观恶意明显，该情形不属于《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的适用范围，原告不得援引该条款提出抗辩。被告自原告方向其申请理赔的2012年9月11日起始知道该解除事由，即于2012年9月17日向原告送达书面通知拒付并解除合同。原告未在三个月异议期内提出异议。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双方合同已于2012年9月17日解除。原告以2014年3月24日陈某康因病死亡为由诉请被告支付保险金8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判决驳回原告陈某的诉请。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主张，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保险公司不能解除合同。法院认为，从《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看，“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保险人不得解除
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的前提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二年后新发生保险事故。而本案中，保险合同成立时保险事故已发生，不属于前述条款适用的情形，保险人仍享有解除权。被保险人、受益人以《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进行的抗辩，系对该条文的断章取义，对此不予支持。另外，被告已于2012年9月17日发出解除通知，而原告在三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双方合同已于2012年9月17日解除，上诉人于2014年3月起诉，其诉请不应支持。因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1.本案中投保人未如实告知投保前已发保险事故，保险合同成立两年后请求理赔，应否支持的问题，尚属于法律空白，若机械援用《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将变相鼓励恶意骗保行为。为此，本案在权衡保障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良好保险秩序后作出了裁判，为类案处理提供了经验。
2.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对将来是否发生保险事故具有不确定性。但在保险合同成立之前已发生投保事故，随后再投保，其具有主观恶意，系恶意骗保的不诚信行为，并违反保险合同法理，此时不应机械性地固守不可抗辩期间的限定，应赋予保险公司解除权，且两年不可抗辩期间适用的前提是保险合同成立两年后新发生的保险事故，因此保险合同成立前已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公司不应赔偿。本案的裁判，对于遏制恶意投保并拖延理赔的不诚信行为，规范保险秩序，防止保险金的滥用，具有积极作用。
三、刘家花诉山东费县益客盛源食品有限公司养殖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2月份，原告刘家花与被告益客盛源公司签订肉鸭养殖回收合同，合同上载明的结算方式为“车间屠宰完毕后，乙方凭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当批合同本、饲养日志、饲料单据、检疫证明、车间胴体过磅单到公司原料部按胴体出成率倒推毛重结算，无特殊原因交鸭数量不足98%的，公司将按比例扣除乙方保证金并追究其违约责任。”合同签订后，益客盛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刘家花供应肉鸭鸭苗，并于2013年3月9日回收刘家花饲养的肉鸭。刘家花向益客盛源公司销售肉鸭时，持当批合同本、饲养日志、饲料单据、检疫证明、车间胴体过磅单与益客盛源公司进行结算，益客盛源公司将刘家花持有的上述书证收回后，向刘家花出具收购结算单三份，结算单上载明的合同单价均为7.508 。
现刘家花认为肉鸭回收价格是按照合同规定的肉鸭结算时回收价格=[上表约定]回收基础单价元/斤-（4元/只-签订鸭苗价格[上表约定]）÷6.2的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益客盛源公司向刘家花出具的回收结算单上载明的肉鸭价格比按照合同规定的肉鸭结算回收价格少了0.3元/斤。原告向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起诉，主张被告应当继续支付在回收肉鸭时所收购刘家花肉鸭共计少支付的货款12846元。益客盛源公司以刘家花没有合同原件，双方未曾签订过合同为由抗辩。
（二）裁判结果
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中，虽刘家花未持有合同的原件，但是一方面，证人刘XX、陈XX的证言证实合同原件为益客盛源公司持有。另一方面，益客盛源公司为肉鸭养殖户赊销鸭苗、饲料，从常理来讲，其不可能不与养殖户签订书面的合同以确保肉鸭的回收，否则益客盛源公司的经营风险过大。第三，同时起诉的其他六位养殖户也分别提供他们持有的合同复印件或合同照片以及证明合同存在的视听资料。综上，能推定双方签订过养殖合同，现益客盛源公司持有合同原件拒不提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益客盛源公司未按合同中约定的价格回收肉鸭，属于违约行为，应继续支付刘家花剩余肉鸭款及其利息。据此判决益客盛源公司给付刘家花肉鸭款1276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3年3月9日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
行规定的同期银行借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
（三）典型意义
该案是典型的一方以合同履行中的优势地位获取不当利益的案件，益客盛源公司在回收肉鸭的时候将合同原件收回，尔后否认所签合同的存在，导致养殖户在肉鸭款被克扣的情况下，无法提供合同原件来举证，这种行为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该裁判结果对规范该类养殖合同的履行、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养殖户的合法权益具有重大意义。该案事实清楚，责任明确，二审法院依法及时判决，对益客盛源公司利用优势地位获取不当利益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严格追究违法失信者的法律责任，保障诚实守信方的合法权益。该案的判决，有利于明晰责任、确立规则、维护诚信，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
四、“新华”商标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享有对“新华”商标的独占使用权，河南新华公司在其主办网站中使用带有“新华药业”字样的徽标。“新华”二字按字面解释有崭新中华或新兴中华之意，同我国特定的革命历史背景相联系，多为新中国各级人民政府所创办的国营企、事业单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山东新华制药厂前身系建国前山东解放区八路军所创办的企业，使用新华作为企业名称和所生产药品的商标具有合理性。山东新华制药厂在1978年至1999年期间，曾经获得多种全国性荣誉，并在部分药品制药技术领域有重大创新。在河南新华公司申请企业注册时，山东新华制药厂已在行业内有较高的知名度。
（二)裁判结果
法院判决河南新华公司立即停止在网站宣传中使用侵犯山东新华公司商标独占使用权的“新华”文字的行为。河南新华公司立即停止使用含有“新华”文字的企业名称，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工商机关变更含有“新华”文字的企业名称。河南新华公司于判决生效十日内赔偿山东新华公司经济损失二十万元。河南新华公司于判决生效三十日内在其主办的网站上刊登声明，澄清事实，消除影响。内容需经法院审定。若逾期不履行，原审法院将在相关媒体上公布本判决内容，费用由河南新华公司负担。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涉民生案件，属典型的药品行业的“傍名牌”行为，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息息相关，危害更甚；加大对知名药品企业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规范药品生产、销售市场秩序，促进良心竞争，打击不正当竞争，促进药品行业的健康发展，从而保障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本案属于典型的知识产权纠纷，涉及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判决认定河南新华侵犯了山东新华的权利，并依法判决河南新华改换自己的名称、字号、停止侵权。
五、邹克友诉张守忠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3年4月29，邹克友与张守忠签订一份楼基地转让协议书，约定张守忠将位于日照市东港区安东卫街道东街（后更名为“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东街”，以下分别简称“东港安东卫东街”、“岚山安东卫东街”）的一处拆迁补偿置换的楼基地（土地性质为集体所有制土地），以56 900元的价格转让给外村村民邹克友，协议载明款项当面付清，张守忠的同村村民周同业作为证明人在协议书上签字。之后该处楼基地一直闲置，邹克友未在上面建设房屋。2013年，因未能办理楼房建设手续，岚山安东卫东街居委将该楼基地收回，并向张守忠补偿位于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凤凰山社区7号楼西单元102室的安置房一处。邹克友认为，其已受让了楼基地，因此，基于该楼基地补偿的上述安置房应归其所有。因与张守忠就安置房的归属问题协商不成，邹克友遂起诉至本院，要求张守忠返还购买楼基地的款项56 900元，并赔偿其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庭审中，张守忠辩称，1、涉案楼基地系本村村委按照统一规划分配的宅基地，依法不得买卖，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违反法律规定；2、双方已于2004年通过证明人周同业（已去世）办理了退还楼基地的事宜，被告向邹克友支付60 000元作为补偿，邹克友将楼基地返还给被告，并提交有“周同业”签字的收到条（复印件）一张，内容为：“收到张守忠一次性买回楼基款陆万元60 000元，经办人：周同业，2004年9月15日”，并加盖“中共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东街居总支部委员会”公章及岚山安东卫东街居委主任石光华的私人印章。经法院调查核实，石光华表示未经手办理此事，且在当时还没有收到条所加盖的党支部的章。在法院要求继续核实该收到条时，张守忠称原件已经丢失。经对比，收到条与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上周同业的签名差别较大。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涉案楼基地所占土地性质系集体所有土地，且张守忠取得该楼基地系基于原宅基地及房屋重新规划、拆迁后的补偿利益，其性质等同于宅基地。张守忠将该楼基地转让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邹克友，违反了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法院依法确认该转让协议无效，邹克友不能取得涉案楼基地的使用权。 张守忠提交的收到条，上面加盖的公章在2004年9月15日尚不存在，且与转让协议上周同业的签名差别较大，另一签章人亦否认经手此事，在该份收到条存有诸多疑点的情形下，张守忠以丢失为由无法提供原件，致使无法进一步辨别证据的真伪，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法院对该收到条不予采信，对张守忠据此主张的双方已解除合同，并通过周同业返还60 000元的事实，不予认定。因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张守忠应向邹克友返还购买楼基地款56 900元。
张守忠明知涉案楼基地依法不能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成员仍进行转让；作为日常生活大宗交易，邹克友在未确认土地性质的情况下即购买涉案楼基地，双方对于合同无效均有过错。张守忠在双方转让行为历经十余载，涉案楼基地升值并存有巨大利益后，才以违反法律规定为由主张合同无效，虽然符合法律规定，但从道义、情感角度而言，属于典型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因此，裁判张守忠以转让款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张守忠损失。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市近郊的土地持续增值，涉及上述区域的房屋买卖、宅基地转让纠纷迅猛增长。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及国家政策，宅基地等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带有很强的社会保障功能，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享有、流转；否则，一律无效。但在实践中，违法流转大量存在，若双方正常履约，这种违法现象也“合理”地存在着，并无其他部门监管。但纠纷一旦进入法院，认定转让行为无效毋庸置疑。转让被判无效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司法实践中，通常对于无效合同损失赔偿的处理也是“各打五十大板”。但是对于近年来基层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的涉及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转让纠纷案件，如果机械地适用法律条文，不仅让失信的行为人堂而皇之地获取法外利益，也不利于在社会上弘扬 “诚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诚实信用是人们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要恪守诺言、诚信不欺，不因追求个人利益而损害社会或他人利益，这是以道德规范为基本内容的法律原则。有些纠纷，从法律与道德角度来看，结论可能截然相反，正如本案纠纷。转让人可以冠冕堂皇地以
篇一：从履行地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从履行地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 作者： 卢国平 发布时间： 2002-12-03 08:50:10
民事诉讼中，买卖合同纠纷是人民法院受理合同纠纷案件最基本、最常见的类型，买卖合同纠纷管辖权的确定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实践中，由于对合同履行地的不同理解，使得个案中合同履行地的争议从未停止过，同时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使管辖权争议愈演愈烈。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法律分析，并试图解决此类纠纷引发的管辖权争议问题。
对买卖合同履行地的法律分析
所谓“合同履行地”，通说认为指“合同规定履行义务的地点”，也即义务清偿地点。可具体到个案中，由于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法律行为，这决定了买卖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因此买卖合同的双方既是权利人又是义务人，不管是出卖人还是买受人都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具体说来，出卖人必须履行交付约定标的物的义务，而买受人则必须履行支付约定价金的义务。如此看来，买卖合同与其他有名合同最重要、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即一方转移货物的所有权、一方转移货币的所有权，它包含两个相对的所有权转移。
那么，一个买卖合同因有两个履行行为而有可能有两个不同的合同履行地，如在甲地付款，在乙地交货，这如何确定合同的履行地呢？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在合同约定的众多义务中，必有一个能反映该合同之本质特征的义务，买卖合同也是如此，买卖合同的目的是一方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他人，而他人取得该标的物所有权，因此，买卖合同的特征义务应是标的物的交付，即所有权的转移，一般应以该特征义务履行地作为该合同的履行地，基于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均以此作为买卖合同的履行地。
笔者认为，买卖合同的特征义务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既包括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也包括转移价款的所有权。其原因在于买卖合同是比较特殊的双务有偿合同，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应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合同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支付价款。”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合同法对出卖人的主要义务规定了三条，而对买受人的主要义务也规定了三条，要求买受人在约定的时间、地点，将约定价款的所有权转移给出卖人。众所周知，价款也是财物，仅把买卖合同中标的物义务的履行看成特征义务而不把价款义务的履行看做是特征义务的履行，厚此而薄彼，显然从理论上讲不通。
既然买卖合同的特征义务是两个，那么，买卖合同的履行地自然也应是两个，即卖方主要义务履行地和买方主要义务履行地（有些情况下可以合二为一），可以说买卖合同的履行地具有二重性。接下来，我们分开来讨论：【买卖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案例,买卖合同纠纷法律依据,】
首先，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和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卖方义务履行地应为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的地点。这一点最高法院在１９８８年４月２２日的司法解释中已有提及，１９９６年的司法解释精神也与之暗合，只不过这两个司法解释未将标的物交付地与所有权转移地加以区分，使人容易产生歧义。到底是以实物交付地点来确定合同地，还是以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地点来确定合同履行地不甚明了。在一般情况下，标的物交付的地点，就是产品所有权转移的地点。对于买卖合同，其义务清偿地应是所有权转移的地点，只有将所有权转移给了对方，才能算合同义务履行了。而在法律定有要式行为所有权转移之条件时，例如登记，只有履行了要式行为，所有权才算转移，如果出卖人在此之前已将标的物交由买受人占有、控制，若以标的物事实上交付之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则要式行为地又为何地点呢？不可能不是合同履行地。实际上此时要式行为地才为合同义务之清偿地。
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和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出卖人应按照约定的地点交付标的物。当事
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受人；（二）标的物不需要运输，出卖人和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出卖人应当在该地点交付标的物；不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应当在出卖人订立合同时的营业地交付标的物。”由此可见，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一是应以交付为标志（包括现实交付、简易交付、占有改定、指示交付等交付方式）；二是对特殊动产应以登记为标志，而交付与交货显然不是同一概念，交付与所有权的转移也不完全等同，故而确定买卖合同卖方义务履行地应以双方约定的标的物所有权转移地为履行地，约定不明的，按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和第一百四十一条确定。
其次，我们谈谈如何确定买方义务（即支付价款义务）的履行地，这个问题显然比较简单。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条均有明文规定。归纳起来，可以概括表述为：有约定，依约定；无约定的，以接受价款一方所在地为履行地。
买卖合同履行地的二重性对管辖权的影响
纵观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立法例，以“合同履行地”这个概念来确定管辖的并不多见。如前所述，由于各国民法对动产所有权转移的理论依据不同，从而影响到了民事诉讼的相关立法。一是以法国、日本等国为代表的“意思主义”认为，合同生效时，财产所有权即转移给了买受人。基于此，法国民诉法第４６条规定：“合同案件，物之实际交付地法院”管辖。二是以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认为，所有权的约定和转移，除了须有当事人的一致意思表示之外，还必须履行一定的形式，交付行为即为所有权转移的形式。基于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２９条规定：“因契约关系而发生的争议，由有争议的债务的履行地的法院管辖之。”在这里，德国民诉法作了非常理性的划分，它以“涉诉债务”为联接点，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确定管辖的难题，即涉讼债务履行地法院为有权管辖法院。
由于我国民法对财产所有权的转移采用形式主义的观点，故可依民法与合同法理论并借鉴德国民诉法的有关规定确定“合同履行地”。即买卖合同中应有两个特征义务，出卖人的特征义务为“交付标的物并转移其所有权”，而买受人的义务是“支付价款”，故而买卖合同可有两个履行地（尽管有时可合二为一）。因此，笔者建议，摒弃依交货地点确定合同履行地的陈旧做法，为减少管辖权争议可作如下处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由当事人争议的债务履行地法院管辖。进一步说来，凡合同履行中因标的物而产生的争议由标的物所有权转移地法院管辖（有约定，依约定；无约定，依法定）；凡因价款支付而产生的争议，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由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法院管辖。
买卖合同纠纷管辖权的确定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当然没有异议，问题是如何确定“合同履行地”以及合同履行地在选择上是否对己方有利。所谓“合同履行地”，通说认为指“合同规定履行义务的地点”，也即义务清偿地点。可具体到个案中，由于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法律行为，这决定了买卖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因此买卖合同的双方既是权利人又是义务人，不管是出卖人还是买受人都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具体说来，出卖人必须履行交付约定标的物的义务，而买受人则必须履行支付约定价金的义务。如此看来，买卖合同与其他有名合同最重要、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即一方转移货物的所有权、一方转移货币的所有权，它包含两个相对的所有权转移。 对于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在确定管辖法院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１、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当事人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中约定的货物到达地、到站地、验收地、安装调试地等，均不应视为合同履行地。 ２、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履行地点或交货地点，但在实际履行中以书面方式或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变更约
定的，以变更后的约定确定合同履行地。当事人未以上述方式变更原约定，或者变更原合同而未涉及履行地问题，仍以原合同的约定确定履行地。
３、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履行地点、交货地点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或者虽有约定但未实际交付货物，且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均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以及口头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均不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
综上考虑后，最后考虑的是选择法院能否对己方有利。实践中，很多的是买卖合同最后演变为欠款纠纷的案件。如原来是供货合同（即工业品买卖合同类或其他），后买方由于各种原因无法结清全部欠款，于是双方又签订一份《还款计划》或《欠条》，如此一来，当债务方不履行还款义务因为双方诉至法院时，案由便是欠款纠纷，而管辖法院也只能是被告住所地。因此，当买受人出现无力还款时，出卖方应综合考虑后再决定是否要与之签订还款协议类文书，以免将来在管辖地方面限于被动。篇二：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如何确定合同履行地 篇三：买卖合同履行地法规归纳
买卖合同履行地不明确，依据我国《合同法》第62条第（二）项及第141条第（二）项，本案可基于履行义务方即供货方所在地为湖里、货币接收方所在地为湖里、标的物所在地为湖里、出卖人订立合同时营业地为湖里等四个事实，向湖里区人民法院起诉。
《民事诉讼法》
第二十四条 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民事诉讼法》
１９、购销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交货地点有约定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的，依交货方式确定合同履行地；采用送货方式的，以货物送达地为合同履行地；采用自提方式的，以提货地为合同履行地；代办托运或按木材、煤炭送货办法送货的，以货物发运地为合同履行地。
购销合同的实际履行地点与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地点不一致的，以实际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为合同履行地。
《合同法》
第六十一条 【合同内容的补充】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第六十二条 【合同内容不明时的履行原则】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
（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
（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
（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第一百四十一条 【标的物交付的地点】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交付标的物。
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一）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受人；
（二）标的物不需要运输，出卖人和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出卖人应当在该地点交付标的物；不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应当在出卖人订立合同时的营业地交付标的物。
1、购销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交货地点有约定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的，依交货方式确定合同履行地；采用送货方式的，以货物送达地为合同履行地；采用自提方式的，以提货地为合同履行地；代办托运或按木材、煤炭送货办法送货的，以货物发运地为合同履行地。购销合同的实际履行地点与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地点不一致的，以实际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2、加工承揽合同，以加工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但合同中对履行地有约定的除外。
3、财产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以租赁物使用地为合同履行地，但合同中对履行地有约定的除外。
4、补偿贸易合同，以接受投资一方主要义务履行地为合同履行地。
另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的，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 合同法中关于买卖合同履行地的规定主要见于《合同法》第61、62、141条。其中，第61、62条是总则中的规定，第141条是分则中的规定。
第61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第62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
（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
„„“
第141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交付标的物。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一）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受人；
（二）标的物不需要运输，出卖人和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出卖人应当在该地点交付标的物；不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应当在出卖人订立合同时的营业地交付标的物。“
综上，买卖合同履行地的确定，首先以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为准；若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可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达成补充协议；若仍达不成补充协议的，则按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合同履行地。
通过以上途径仍不能确定合同履行地的，按合同法规定处理：
（一）合同法总则规定：给付货币的，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买卖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案例,买卖合同纠纷法律依据,】
（二）合同法分则“买卖合同”一章中规定：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的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标的物不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和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该地点为合同履行地；不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出卖人订立合同时的营业地为合同履行地。
买卖合同纠纷案例分析及风险防范
一、案情介绍
甲、乙双方于2007年7月12日签订了一份简单的购销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50万米涤纶哔叽，由于当时货物的价格变化大，不便将价格在合同中定死，双方一致同意合同价格只写明以市场价而定，同时双方约定交货时间为2007年年底，除上述简单约定，合同中便无其他条款。合同签署后，甲方开始组织生产，到2007年11月底甲方已生产40万米货物，为防止仓库仓储货物过多，同时为便于及时收取部分货款，甲方遂电告乙方，要求向乙方先交付已生产的40万米货物。乙方复函表示同意。货物送达乙方后，乙方根据相关验收标准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初步检验，认为货物布中跳丝、接头太多，遂提出产品质量问题，但乙方同时认为考虑到该产品在市场上仍有销路，且与甲方有多年的良好合作关系，遂同意接受了该批货物，并对剩下的10万米货物提出了明确的质量要求。在收取货物的15天后，乙方向甲方按5元/米的价格汇去了200万元人民币货款。甲方收到货款后认为价格过低，提出市场价格为6.8元/米，按照双方合同约定的价格确定方式，乙方应按照市场价格，乙方按照1.8元/米不足全部货款，但是乙方一直未予回复。2007年12月20日，甲方向乙方发函提出剩下货物已经生产完毕，要求发货并要求乙方补足第一批货物货款。乙方提出该批货物质量太差，没有销路，要求退回全部货物，双方因此发出纠纷并诉之法院。
思考：案例中的甲乙双方在所签订的合同有哪些问题？
二、风险分析及防范技巧
就本案而言，双方最后产生纠纷的原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为双方对合同条款约定的模糊和合同条款不完备，而合同条款的模糊规定及缺乏重要的条款会给该合同未来的履行带来一定的纠纷风险；因此，对合同纠纷进行事前预防显的尤为重要，如合同当事人在签订合同前对合法及风险漏洞进行严格审查，可以减少甚至避免未来合同履行期间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就本案例而言，该买卖合同存在的漏洞、风险主要如下：
1、合同价格条款约定不明确 一般认为，合同价格条款作为买卖合同的必备条款，如果没有约定，则可能导致合同的无效。价格条款如果约定不明确，则可能会导致在履行期间双方互相扯皮。例如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简单约定合同价格以市场价格确定，而如果当事人双方处于不同的区域，则产品的市场价格则可能差别很大，如果没有明确是买方所在地或卖方所在地的市场价格，则必然带来纠纷的隐患。即使基于价格波动的考虑，也应约定一个基准价格，并在该基准价范围内约定一个上下波动的幅度，这样可以避免给对方以合同漏洞为借口，要求以超过卖方可接受的低价要求购买或以超过买方可接受的高价出售。标准的、完备的合同应当明确规定价款或报酬数额、计算标准、结算方式和程序等，而不应该留下任何可以让对方找到借口违约的模糊表述。
2、质量标准及要求未约定
买卖合同的质量条款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合同条款之一，质量标准的
明确约定，一方面可以使卖方在生产产品的时候有了一个确定的标准（如果是先签合同再组织生产），另一方面可以在未来产品检验期间确定了一个检验标准。本案中因未明确约定质量标准，也未确定产品检验的质量标准要求，导致乙方检验产品完全按照自己确定的标准，即使甲方生产的产品符合国家及行业要求，乙方也完全有可能提出产品质量不合格的要求。如果双方明确约定了质量标准及验收标准、方法，那么在产品到达乙方后，由甲方、乙方按照双方确定的标准共同对产品验收，则不会出现本案中甲方完全被动的局面。
实践中多出现的问题是合同过于简单，质量标准及质量验收事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一般情况下，对于产品质量有国家有强制性标准的，要明确标准代号全称，如果有多种适用标准的，要在合同中明确适用哪一种；同时还应明确约定产品质量验收事项，如验收方法、质量异议期限和条件等。
对于卖方来说，做出上述约定，可以取得合同履行的主动权，避免在履行期间不利的法律地位。
3、此外，本案例合同中缺乏一些重要的合同条款，这些条款的缺乏或约定不明确，极大增加了合同风险，成为合同纠纷形成的隐患。
（1）合同标的条款，如品名、规格等的明确约定
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是合同交易的对象，涉及到合同目的能否实现，因此该条款必须约定具体、明确，该合同也是买卖合同必备的条款。笔者曾接触过因该条款约定不明确而造成卖方最终发送的货物与买方需要购买的货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货物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对于合
同标的的名称在合同中应使用标准学名，用全称，写明确商品的商标、品种、规格、花色等等，避免给交货方以任何可以偷梁换柱的借口。
（2）付款方式
合同中付款方式不明确，会造成收款方巨大风险，本案中未约定乙方的付款方式，如何付款、何时付款完全由乙方自行决定，甲方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如买方迟迟不付款，卖方也只能按照合同法确定的合理时间来要求乙方付款，必然会给买方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如果买方以欺诈形式订立合同，则卖方会款货两空。
（3）交付方式、期限、地点 该条款确定了交货义务一方，即明确了谁交货、以何种方式交货、何时交货、交货地点，一般情况下，如有运输的，应明确运输方式、运输费用承担、风险承担等条款；对于交货时间应当做出明确、具体的约定；有交货地点的，除写上具体地点的，还应冠以交货地点所在的省、市、区等。该条款的详细约定可以明确合同当事人在交货上的义务，责任。否则，产生的义务、费用、损失将无法确定具体的责任人。
（4）验收条款
合同的验收条款确定了合同标的质量、数量、外观等方面的验收标准、验收方法及质量异议的期限、条件等等。该条款对于双方明确产品的质量责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案中由于未约定验收条款，在产品验收时出现随意性，由乙方自行进行验收，使甲方处于完全的被动接受的局面。
（5）风险承担
风险承担确定合同双方对产品因非双方当事人过错而产生的损毁、灭失等风险责任的承担。如果合同中没有约定风险承担的具体时间及承担范围，则按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在货物交付时，风险由买方转移至卖方；但是，在多数合同中，为确保合同利益方的权益，合同当事人均可以确定另外的风险承担时间，如买方可以约定卖方在交付货物后，货物风险责任仍然由卖方承担。
（6）所有权保留条款
作为对卖方有利的条款，我国法律允许合同当事人自行约定所有权保留条款，约定所有权保留条款可以防范货物交付后买方不予支付货款的风险。
（7）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作为合同的救济方式，应当说是标准合同中非常重要的条款之一，尽管该条款是在出现纠纷、争议时才会实质地发挥作用，但是该条款的明确约定可以一定程度上防止对方故意违约，提高当事人履行合同的自觉性，同时如果真正出现违约情形，则可以依据该条款直接确定对方的违约责任，防范未来诉讼举证不利及败诉风险。通常合同中约定的违约责任承担方式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支付违约金，二是赔偿损失。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应当明确约定金额或计算方式、赔偿范围等，这样在出现违约时才具备操作性。
（8）争议解决条款
与违约责任条款一样，该条款为纠纷的救济方式，合同中如果能明确约定对我方有利益的争议解决方式及诉讼管辖地，则可以避免在诉讼
买卖合同纠纷
解决合同纠纷的解决有四种途径，即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其中通过合同当事人根据法律和合同的有关规定自行协商解决，或者通过调解即由民间组织根据自愿和合法原则对合同当事人的纠纷加以解决，这两种方式最省事、最简便易行。其次，依据合同仲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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