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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与钱钟书
杨绛回忆她与钱钟书的婚姻时说道：
“我已不记得哪位英国传记作家写他的美满婚姻，很实际，很低调。他写道：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结婚；
我娶了她十几年，从未后悔娶她，也从未想要娶别的女人。
我把这段话读给钟书听，他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钱钟书，一九一零年生于江苏无锡，十岁入东林小学，后来在辅仁中学读的中学，在一九二九年考入清华，当时他的数学考了十五分，按照成绩应该是无法被录取的，但是钱钟书的国文和外语皆考了满分，这让当时的校长罗家伦大呼人才，这才破格录取了，很多人说是考了零分，这里还是要纠正一下，不是零分是十五分，大家别笑，那时候清华的入学考试难度很大的。
那为什么罗家伦会决定录取钱钟书呢，除了惜才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罗家伦自己一九一七年参加北大的考试的时候数学考了零分，但他作文是满分，是阅卷的胡适非常欣赏他推荐给了校招的老师，然后在讨论的时候当时的校长蔡元培力排众议才录取了罗家伦，所以，他也能在钱钟书身上看到当年自己的影子，抱着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态度录取了钱钟书。
杨绛，本名杨季康，一九一一年七月出生北京，她在家中排行老四，父亲杨荫杭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政法系统内工作，她的母亲是属于那种勤俭持家教子有方的典雅妇人，杨绛后来还回忆起自己父母的相敬如宾还说道：“我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
可见，在这种家庭里长大的杨绛身上自然有着知书达理的特质，在一九一七年的时候，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因得罪权贵被停职，于是举家回到了无锡，那回来了就得安居才能乐业啊，亲友介绍了一处旧宅给杨荫杭，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处旧宅就是钱钟书家，虽然最后没有成交，但钱、杨两家已经有了交集。
后来杨绛随着家人迁往苏州，在振华女中的时候有个同学费孝通挺喜欢杨绛的，热烈的追求。中学毕业后，杨绛一直想报考清华外语系，虽然那年清华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心有不甘的杨绛只好选择报考东吴大学。
在她大四那年，学校因学潮停课了，同学们便想着北上去燕大借读，杨绛心底还是想去清华，正好那时候费孝通已经在燕大念书，他就很积极的接杨绛和同学们去燕大参加考试，考完了之后杨绛就急着去清华看望老朋友，这不巧了嘛这不是，她的同学孙令衔正好去看望她的表兄，嗯，这位表兄就是钱钟书。
后来孙令衔和表兄叙旧完之后来接杨绛回燕大，这是他们第一次相见，初春的微风穿过古月堂，沁入少年的心，初次见面，杨绛看着眼前这位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蔚然而深秀且翩翩风度的少年，难念恻隐心动。
后来两人于是就有了再次见面的机会，约在了清华大学工字厅。情到深处自然萌，于是钱钟书说道：
我没有订婚。
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
就是这样直白，当遇到了自己心动的那个人，不需太多的言语，从对方的瞳孔，你会看到光，两人这段坦白的话语说对的确是对，不过当时还是有些其他情况的，比如钱钟书是有个婚约的，女方是叶功超的堂妹，不过两人相互不来电，也就没有然后了。而杨绛呢则有一个费孝通追着后面跑，时常表白，自诩是杨绛的“男朋友”。
后来钱钟书与杨绛开始书信往来，欲罢不能，基本是保持一天一封的节奏，甚至直到后来钱钟书要放假回家了，杨绛感到失落，直呼这是坠入爱河了，那时的钱钟书跟杨绛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顿时觉得钱钟书与她志趣还比较相投，两人倒是合拍。
还记得前面说过吗，钱钟书与杨绛其实都是无锡人，钱钟书与杨绛小时候见过，只是印象不深而已，所以他们两个就有点像梁思成与林徽因，门当户对珠联璧合，连杨绛的母亲都说：
“阿季（杨绛）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一九三三年，钱钟书毕业了，两人面临第一次分别，虽然当时清华希望他留校，但钱钟书淡淡说：清华无人可为我师。
正好那时候他的父亲在上海光华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所以钱钟书也就去了上海，在光华大学任教，而这时候的杨绛还没毕业。异地相思，只能把思念化作一句句呢喃的字语，两人书信是越发频繁，尽管杨绛说自己不太爱写信，但钱钟书依旧写个不停，就是这么任性，还写了不少情诗，比如这首：
缠绵悱恻好文章，粉恋香凄足断肠；答报情痴无别物，辛酸一把泪千行。
依穰小妹剧关心，髾瓣多情一往深；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
良宵苦被睡相谩，猎猎风声测测寒；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苦雨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
看着钱钟书每天满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他的父亲钱基博都看出来这小子估计是有事，直到有一天看到一封杨绛寄过来的信，才知道他们两个的关系已然到了要谈婚论嫁的地步了，看到杨绛在信中写婚姻大事不能因她与钱钟书认可就行，还需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他们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看到如此知书达理的杨绛，钱基博倒是越发欢喜起来，不禁夸杨绛真乃性情女子，好事好事。
这样一来，两人的谈婚论嫁的事也就摆到台面上来，双方家长本来就相识，于是按照礼节就为钱钟书与杨绛两人定了婚，双方家长挺开心的，倒是他们二人有点懵，明明是自由恋爱的到头来反像是媒妁之言了，不过不管怎么说，这婚是这样定了。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三日，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举行婚礼，一时间羡煞旁人，对于这位才子佳人的结合，胡河清曾赞叹：
“钱钟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
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
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婚后两人去往欧洲游学，因为在之前钱钟书以第一名成绩考取了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所以才带着与杨绛同船赴英，刚到英国，因为吃不惯房东做的饭，看着日益消瘦的钱钟书，杨绛只好到外面去找房子，然后置办厨具，有了厨房杨绛就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两口子的生活倒也温馨甜蜜。
钱钟书在学术上是满腹才情的大才子，但是在生活上却是一团糟，属于那种添倒忙的那种，这样家里的家务就全落到了杨绛的肩上，还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钱钟书时常弄坏家里的东西，每次都是杨绛来收拾：台灯坏了，修、墨水染了桌布，洗。杨绛总是回答：“不要紧。”嗯，不要紧，杨绛就是这么全能，所以钱钟书才不禁的说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到了英国的杨绛本打算进女子学院研修文学，但名额已满，于是她自修西方文学，经常往图书馆里跑，两人甚至还比赛，一起看谁读的书多，读完两人还要相互点评一番。
“作为钟书的妻子，他看的书我都沾染些，因为两人免不了要交流思想的，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
一九三七年五月，钱钟书与杨绛的女儿钱瑗在牛津出生，小名圆圆，钱瑗的到来让钱钟书满是欢喜，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一九三七年，正值抗战爆发，翌年钱钟书夫妇回国，那时候他们已经有了钱瑗，钱钟书回到清华任教，后来随着大学南迁，钱钟书也要随着去往昆明，而杨绛则带着钱瑗去了上海。
在上海杨绛是和钱家人一起生活，抗战期间本来生活条件就艰苦，吃还好住的话那就是得挤在一起，再加上全家上下里里外外，杨绛虽然有感不自在，但倒也和和气气的与家人相处，获得钱家老小一致好评，大呼老钱家得福。后来随着珍珠港事件的爆发，钱钟书只好留在了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
一九四一年，钱钟书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甚是欢喜，说那就写吧，这部小说便是《围城》，为了能让钱钟书安心写作，杨绛更是让他滴水不沾，几乎所有的家务活都是杨绛一人包揽，每次钱钟书写完一章，杨绛就忍不住拿来读，读完又催他赶紧写。
所以，在《围城》里，其实能看出来钱钟书在当时战争下那种困境和压抑，度过了艰难的抗战，钱钟书的作品开始陆续出版，后来《围城》出版，顿时引起热潮，钱钟书在序中说：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还有另一部有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关于这部作品的问世，钱钟书也特意说道： “假使这部稿子没有遗失或烧毁，那是因为此书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钱钟书特此说明。”
“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意，钱钟书还在样书上写下：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和杨绛】
对啊，杨绛的相知相伴，不离不弃，她既是一位勤恳的妻子，又是一位懂他的情人，更是相
助的朋友，实属难得。
那个时代的大师们，通常难觅妻子、情人和朋友为一的伴侣，比如胡适，他的妻子是江冬秀，在生活上可以很好的照顾他，但江冬秀无法在文学作品和思想上与胡适对饮畅谈，所以他有了韦莲司和曹诚英，一度闹得要离婚。再如徐志摩，虽然在文学艺术上陆小曼能与他彻夜畅谈，好不痛快，但在生活上陆小曼可是挥霍无度，任性至极的。
杨绛对钱钟书的宽容和保护还从一些小事上能看出来，比如后来在清华住的时候，邻居是林徽因家，那时候钱钟书养了一只小猫，林徽因也养了一只猫，两家的猫又经常打架，钱家的猫太小，常常受林徽因家的猫的欺负，于是钱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为自己的猫儿报仇。
杨绛担心丈夫为猫而得罪人，便引用他自己的话劝他：“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那只猫可是林徽因的猫，不要伤了两家的和气。可钱钟书顾不了什么，照打不误，还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哈哈，看吧，钱钟书就是这样心直口快，坦然得像个老小孩，每次都是杨绛替他处理一些人情世故。
后来随着各种运动，你懂得。在一九七零年的时候，钱钟书和杨绛也响应号召下干校，那时的他们哪怕劳动再忙身体再疲惫，也不忘去看对方一眼，说上几句话，据后来郑土生回忆：
“我们的干校在河南信阳的息县，我和杨先生分在菜园班，钱先生一开始被分去烧开水，但他老是烧不开，后来专门负责去邮电所取信。”
“钱先生经常借着到邮电所取报纸、信件的机会，绕道来菜园，隔着小溪和杨先生说几句话。”
好在这段下放干校的时间不长，在一九七二年三月，他们回到了北京，住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职工宿舍，那里的环境并不好，蚊多虫多，再加上钱钟书有哮喘病，有次因为打扫卫生时吸入了过多的尘土，导致送往医院，抢救了四个小时才转危为安，这一切都是杨绛在身边照料他。
后来又住到了三里河新盖的国务院宿舍，一家人才安定下来，女儿钱瑗陪伴在父母身边，钱瑗生性活泼，看人看事也很准的，有次钱钟书在家改卷子，让钱瑗帮忙记成绩，钱瑗就对钱钟书说：
“爸爸，英若诚跟吴世良要好，他们是朋友（男女朋友）。”
“你怎么知道？”
“全班学生的课卷都是用蓝墨水写的，只有他俩用的紫墨水。”
这样，英若诚与吴世良的地下情才曝光，最后他们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看吧，钱瑗也是调皮的可爱，英若诚是谁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他的儿子英达应该就熟悉了，顺便说一下，英达是小品演员宋丹丹的前夫。
然而钱瑗的命运困苦，她的第一任丈夫王德一，在那个十年开始后，不断地遭到批斗，最终不堪其辱自杀身亡，令二老不禁悲痛，直到一九七四年，钱瑗才与第二任丈夫杨伟成组成了
新的家庭，过着温馨的生活，然而，天不假年，一九九五年的时候，钱瑗开始出现咳嗽，后来是腰疼，当时没有太在意以为是挤公交弄得，直到走路困难时才到医院检查，后来确诊是脊椎癌，钱瑗生病的时间也正好是她父亲钱钟书生病的期间，于是，杨绛要同时照顾两个人，劳苦可想而知。
有一天，杨绛去看钱瑗，因为每次打电话，钱瑗都嘻嘻哈哈，她以为女儿的病不会重到那个地步。但是，这一次，看到女儿在病床上连翻身都困难了，她心里很明白，只有心痛。 女儿的心里也明白。
她看着女儿。
女儿看着她。
她们都不知道说什么，一句话都没有。
一九九七年三月四日，钱瑗就在安睡中去世了，当时都没敢告诉钱钟书，只能假装钱瑗一切都好，只能慢慢告诉他了，钱钟书知道后悲痛万分，不能言语，但他也理解杨绛心里的苦，直到后来杨绛说：
“我要写一个女儿，叫她陪着我。”
钱钟书点头表示同意。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钱钟书病逝，杨绛接连失去了女儿和丈夫，悲痛之余她开始来回写往事，于是，有了《我们仨》，她在上的扉页上写了一句：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每次读的时候都会不禁感动，就像一个老者拿笔在绘出一卷卷的画面，温馨的美好的一家人，一些日常的琐事，虽然不起眼，却也饱含温情，正如她自己感叹到：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没有了爱的人，便也没有了家，独居的杨绛先生从此深居简出，鲜少见客，但有例外，有一次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拜访杨绛先生，希望你们还记得他曾在年少的时候疯狂追求过杨绛，多年来两人虽无爱情但也是老友一场，谈论之余难免触景生情，含情脉脉，离别之余，杨绛先生望着费孝通独行踽踽的走下楼梯，他还不忘回头一望杨绛，也许，纵使岁月流逝，她在费孝通心里，永远是年轻时的那个样子。最后，杨绛先生淡淡地说：
“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
一语双关，你懂得，费孝通也只好点头回应。如今杨绛先生已经一百零五岁高龄，她每天整理手稿写写字，独居多年的生活，那是一种怎样的孤独，岁月让她褪去了年轻的美貌容颜，却给了她一个精神家园，在那个家园里，他们一家人，永远不分离。面对生命的无常和生活的朴素，杨绛先生倒也借着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坦然一道：【钱钟书和杨绛】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钱钟书与杨绛的爱情故事》
——2015年3月14日老大赠于大大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我第一次和钟书见面是在1932年3月，他身着青布大褂，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见面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而我则紧张的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于是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以至于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1933年秋的一天，我给钟书寄了一封信，不巧被其父钱基博老先生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阅。后来钟书跟我说，老先生看到信后，对我大加赞赏。因为我在信中对老钱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
1935年春，老钱获公费留学资格，那时我还没有毕业，但是考虑到老钱从小生活优裕，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我就下定决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国。
多年前，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我把它念给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 我的丈夫钱钟书
钟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
1972年的早春，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早起，钟书照常端上早饭，还有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色。我称赞他能蒸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儿。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因为平时我晚上把煤炉封上，他早上打开火门，炉子就旺了，这一次不是）钟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
有位外国学者读了钟书的《围城》后赞叹不已，打电话说要见他。钟书在电话里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何必一定要去找下这个鸡蛋的鸡呢？”
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猫儿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和我们家那猫儿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近邻林徽因的宝贝猫，她称为她一家人的“爱的焦点”。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猫》的第一句），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在牛津，我怀上孩子了。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我住院期间，钟书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钟书曾逗阿瑗玩，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钟书告诉阿瑗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也就是她。阿瑗大上心事，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那里去了。
每天临睡前钟书都在阿瑗被窝里埋置“地雷”，埋得一层深入一层，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钟书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博取一遭意外的胜利。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百玩不厌。
钟书曾经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瑗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瑗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
我们在牛津时，钟书午睡，我临贴，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醮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他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我是在父亲的引导下开始迷恋读书的，无论是中英文的都拿来啃，慢慢地读书成了我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我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我早年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句。
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钟书走时，一眼未合好，我附到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其实，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堂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堂吉诃德》终于出版。同年 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邀请我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那时候我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
作者：杨绛
钱钟书与杨绛：可遇不可求的旷世情缘
2012-08-21 16:37:44 来源： 华龙网综合
杨绛与钱钟书早年留影
钱钟书和杨绛在一起
钱钟书、杨绛和钱媛
杨绛
文/谢云凤
《圣经》有言：“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你前世的人。”文坛伉俪钱钟书和杨绛的爱情便应了这句话。1932年早春，在清华大学古
月堂门口，两人初次偶遇，杨绛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钱钟书被她“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的清新脱俗吸引，丘比特的金箭暗暗射中两人，一段旷世情缘就此徐徐萌发„„
相识：人生若只如初见
杨绛出生在无锡一个书香门第，清逸温婉，知书达理。1928年，杨绛高中毕业，她心心念念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孰料那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无奈之下，杨绛选择了东吴大学。
1932年初，杨绛本该读大四下，东吴大学却因学潮而停课。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杨绛毅然北上京华，借读清华大学。当时，为了去清华，杨绛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至此，她终于圆了清华梦。仿佛冥冥中，清华园的钱钟书正在召唤着姗姗来迟的她。
3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幽香袭人。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幸运地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钱钟书。当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
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钱钟书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也趁机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恰巧两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这一切使他们怦然心动，一见钟情。
两人恋爱时，除了约会，就是通信。钱钟书文采斐然，写的信当然是撩人心弦的情书，杨绛的那颗芳心被迅速融化。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老
看杨绛与钱钟书秀恩爱 故事一
当年，杨绛寄给钱钟书一封书信，偌大的一张纸就写了一个字：怂。钱钟书心领神会，回了一封信，偌大的一张纸也只有一个字：您。
杨绛看完，十分欢喜。其实，杨绛写给钱钟书的“怂”信，是想问问钱钟书“您的心上有两个人吗？”，钱钟书回信说“我的心上只有你。”
故事二
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在见到她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结婚；娶了她几十年，从来没有后悔娶她；也没有想过要娶别的女人。”当杨绛读到这里，觉得甚好，于是把它念给在一旁的钱钟书听，钱钟书听完说：“我和他一样。”杨绛随即回答：“我也是。”
故事三
费孝通年轻时候追杨绛，问她：“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吗？”，杨绛回答：“可以，不过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男朋友，我不是你女朋友。若要按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
后来钱钟书去世，费孝通登门拜访杨绛，临走时杨绛将他送到楼梯口说了句：“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知难而上’了。”当时杨绛年近90岁，她再次拒绝了费孝通。（为了方便我记住这个名字，费孝通：费尽心思也不通）
她关起们来，著述《我们仨》，同时将钱钟书7万页的笔记整理出版，并将自己的和钱钟书的稿费与著作权交由清华大学托管，成立【好读书】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到目前已经捐出￥千万。
注：《我们仨》回忆先后离她而去的女儿钱瑗、丈夫钱钟书，回忆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
杨绛与钱钟书的爱情生动，深湛。【钱钟书和杨绛】
下面我们来学习杨绛的妙语：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原本这是首英国小诗，诗人兰德75岁时所作，诗题《生与死》。后来杨绛将其翻译成我们看到的小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正是杨绛的性情，也是她的品格。
愿身在纷纷扰扰中的你，有一天会笑对生活豁达地说声：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
读钱钟书＆杨绛有感
因为最近看了《钱钟书和杨绛的百年围城》，突然手痒想码几个字。
正如大部分世人一样，之前对杨绛的印像就是钱钟书妻子。被这样耀眼的标签贴上太久，都忘记了她其实也是才华横溢，也可以写出如《称心如意》这般佳作。本可以做英雄，却不心藏野心，这个外柔内刚的女子，心甘情愿的做一个幸福安乐的小女人。
无疑这对才子佳人的传奇一直为世人所羡慕，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又是多少人可望而不可求的梦。当然无可否认的是，家庭对他们的影响。若没有出身书香世家，又何谈从小腹有诗书，若没有出身富贵人家，又何谈双双留学牛津巴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我听过最现实却又最诚实的话。
钱钟书曾这样形容杨绛“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部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大概是最朴实又最高的赞誉吧。只是这三个身份，要恰如其分的驾驭，似乎也并非易事。妻子的温柔如水，情人的烈火如歌，朋友的惺惺相惜。
最近有很多小学初中同学传来订婚喜讯，为她们高兴的同时，也渐渐思考自己的人生。二十几岁的人儿，一方面懂得很多人情世故，一方面依旧孩子气的依赖父母。自诩高冷，不愿随意讲究，但终究只是个俗气的人罢了。
《圣经》中说，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够了，他就是你的前世今生。
于前钱钟书和杨绛大概便是如此吧？
钱钟书夫人杨绛：淡泊背后的风华
博学、恬淡、低调&&这几个词汇都可用于描述杨绛和钱钟书伉俪的公众印象。
钱钟书在世的时候，几乎不见媒体记者，报刊和电视难见宣传他的踪影，甚至一些不重要的学术活动都不参加。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也如出一辙，只忙她份内的事，坚守她和钱钟书的文字世界。杨绛曾对记者说：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偏见，主要是怕他们写我们，破坏我们的安静。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
然而，就是这位淡泊处世的老者，她的作品曾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老人百岁华诞即将到来之时称她为国家的宝贵财富。一代才女在人生边上的思考闪耀着人生智慧&&
才子佳人的世纪良缘 缘起一面
杨绛本名杨季康，她曾如此解释自己的笔名来历：我家里的姐姐妹妹嘴懒，总把‘季康’叫成‘**’，由此‘杨**’便成了笔名。1941年，她在上海一家小学任代理教员时写喜剧《称心如意》，是第一次用笔名杨**。1943年1月，《称心如意》由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生搬上舞台，5月上海联谊剧团在金都大戏院进行演出。
杨绛祖籍江苏**，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一个开明知识分子家中。父亲杨荫杭曾先后考入北洋公学、南洋公学，尔后又留学日本、美国。学而优则仕，杨荫杭在日本和美国学的是法律，归国后历任民国政府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
杨**生在北京，未满百日，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时代，杨**在上海读书。杨**从小就学习好，但最淘气顽皮，曾因为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却因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
在**东吴大学求学时，杨**是班上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身为大家闺秀又是才女，杨**却全然未脱孩子般的淘气。在东吴大学时，除了戏曲、歌咏、器乐演出外，她还很得意自己善于削水片，一片薄砖或瓦片抛出去能在水面上跳十几跳。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开学无期。杨**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即，不能坐等着浪费时间，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由她的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借读燕京大学的手续办妥，杨**的父亲不大放心，说：你若能邀约到男女同学各3人同行，我便同意你去。杨**果然约到周芬、张令仪两女生，孙令衔、徐献瑜、沈福彭三位男生。张令仪本约定同行，但她临上火车，变卦不走了。
1932年2月下旬，杨绛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上。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在四处打探，原来是费孝通，他已是第三次来接站，前两次都扑空。
杨**一行5人须经考试方能注册入学。杨**考试结束后，便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友蒋恩钿，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这是钱钟书和杨**第一次见面。
杨绛初见钱钟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儒雅气质，**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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