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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新闻：记者卧底富士康“真相出炉”
从去年，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在他的老家山西晋城投资设厂，把这个城区人口只有20万的小城纳入了和郑州、洛阳共同组成的“金匠中原”计划。当地媒体称：“富士康改变晋城”。 岛人才网里面有很多有关职场的文章，学习了不少知识。 事实上，富士康这个用工“巨无霸”近些年在内陆省份的纵深发展，改变的远不只是晋城，还有数十万人的职业选择，甚至是全国一定范围内的劳工流动格局。作为当前劳工主力的90后农村青年，他们与父辈一代的劳工有何不同?
同时，两年前的“连续跳楼事件”渐渐平息后，富士康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它的员工目前的生存状态如何?为调查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期以普工应聘者的身份前往晋城富士康，而此时，该厂区正实行“金匠计划”，应聘者都要先到太原富士康工作3-6个月，获取一定经验后再返回晋城工作。于是，本报记者在太原富士康“卧底”近10天，近距离观察了年轻劳工群体们的思维和行动，以及富士康厂区的林林总总。到晋城之前，我通过“晋城富士康网站”提供的电话联系了招聘主管张经理，他打包票说“只要你身体没问题。
在烟台招聘很多，想要在众多的人才中挑选出适合自己的不免要花费一些时间。带着身份证来就能进”。早上8点，我来到位于晋城东郊经济开发区的富士康园区。刚下车，一个穿保安制服的年轻小伙子走了过来，问我是不是去应聘的。他自称是富士康内部的保安，可以带我直接走“正规途径”;而他的好处是“介绍一个人过去能赚一两百”。我没有理会他。张经理现身后，帮我领到了招聘报名表。填好表后笔试开始，试卷是一张A4纸，正面是30道心理测试，这两天正在找工作，无意中看见临沂人才网还不错，面试到了一份很满意的工作，值得信赖。
反面是十来道笔试题，涵盖语文数学英语，难度只有小学水平。20分钟后收卷，招聘人员现场阅卷，不断对应聘者皱眉头：“你怎么连26个英文字母也没写全?” 面试投递简历或者发布人才招聘信息东营人才网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数学题是不会做还是没时间?”虽然责难颇多，但还是都让他们通过了。轮到我时，他看我填满了所有的空格，只瞟了一眼就说“行了，去下一步。”录入身份证资料、做基本的形体检查、两个考官的面试，体检，一一通过。在太原厂区的食堂吃第一顿早餐时，坐对面的一个富士康员工突然狠狠地摔下筷子，把我们吓了一跳：求职面试靠的不只是努力，在潍坊招聘网信息繁多，如何从这些招聘信息里面筛选出好的职位也是有窍门的。
临沂myjob
富士康跳楼事件
一、 案例回放：
2010年1月23日凌晨4时许，富士康19岁员工马向前死亡，公司悬赏50万元征集线索。 2010年3月11日富士康龙华基地生活区一李姓员工从宿舍楼5楼坠地身亡。
2010年3月29日龙华厂区，23岁湖南籍男性员工从宿舍楼上坠下，当场死亡。 2010年4月6日，观澜C8栋宿舍饶姓女工坠楼，仍在医院治疗，18岁。
2010年4月7日富士康观澜厂区外宿舍，宁姓女员工坠楼身亡，18岁，云南人。 2010年4月7日观澜樟阁村，富士康男员工孙丹勇身亡，死者22岁，湖北人。
在年初“跳楼事件”的声明中，富士康方面只是表面潦草解释员工自杀系自身心理因素所致，与企业无关。
2010年4月10日，富士康集团媒体办主任刘坤、富士康集团卫生部部长芮新明以及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一起接受《羊城晚报》的独家专访。
富士康集团负责人接受采访时数度用“检讨”一词表态。“近一两个月来，发生一连串突发事故，说明我们在管理上出现了问题。”刘坤说，无论是发生一件还是多件跳楼的事情，富士康都会同样重视。一般遇到如跳楼等突发事件，集团会第一时间报警和通知员工家属，并向媒体通报员工的基本信息及公司方面的态度，会积极配合警方协助调查取证。“不过由于办案是警方的事情，所以在警方发布具体原因之前，富士康不会向外部透露任何具体细节”。
刘坤坦言，在这些事件中，富士康管理存在一定的责任。“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不管员工选择了什么方式，毕竟在富士康的厂区内，员工在工作期间出现了问题，我们应该在管理上、企业文化上检讨自己的问题。”他说，虽然富士康在深圳厂区有40多万人，管理难度很大，“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推脱的借口”。 2010年5月6日凌晨4时许，随着富士康员工卢新跳楼身亡，之前深陷“跳楼门”事件的富士康，再次被推到舆论的风暴中心。据知情人透露，郭台铭因跳楼频发事件，委托富士康副总裁何友成，请来五台山高僧做法事，祈求公司能平静下来，为员工祈福。
2010年5月11日晚间,又传来一名女工跳楼的消息。这已经是自今年1月23日,富士康19岁员工马向前坠楼死亡后的第八起跳楼事件。
2010年5月14日一名年仅21岁的安徽籍男工，从宿舍楼7楼楼顶坠下，当场身亡。富士康“九连跳”事件引发了媒体和社会的关注。
2010年5月19日，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铭来到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就富士康近期连续发生员工跳楼事件进行调查，并与该集团高层商讨防范措施。
2010年5月21日一名年仅21岁的男性员工南钢从F4栋楼跳下身亡。富士康“十连跳”事件引发公众关注。深圳总工会、深圳公安局及宝安分局、富士康工会及富媒办等当日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商议对策。
富士康龙华园区一名课长级员工告诉记者，5月21日，在干部OA系统邮件中看到关于进行
紧急排查摸底的工作通知。邮件要求全体管理干部对手下的员工进行信息摸底，排查有无精神病及心理障碍倾向的员工。
一周多前，富士康“员工关爱中心”开始进行大规模宣传，试图通过类似心理咨询机构为员工排忧解难。据了解，富士康已紧急选调了近百名心理咨询师，新装修的“员工关爱中心”还设臵了供员工发泄的沙袋，甚至还提供主管的面具供员工套在沙袋上。
但《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一些员工对“员工关爱中心”仍然心存芥蒂。“要是进去了，那同事就以为我有心理问题了，很没有面子。”一位不愿署名的员工说。
22日晚间,深圳市政府新闻办表示,该市已组成市区两级联合工作组,协助富士康科技集团改善企业内部管理。
2010年5月24日，郭台铭首度回应,富士康绝对不是血汗工厂,他也有信心在短期内把状况稳住。郭台铭24日回应媒体时讲话明显温和，虽然身边的人想阻挡记者，但他选择正面回应。
2010年5月25日凌晨，富士康发生今年“第11跳”，坠楼者不幸身亡。
一名富士康员工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十一跳”发生后，他收到了两封公开信，第一封名为《致富士康同仁的一封信》，以富士康科技集团的名义发出，要求员工承诺若发生非公司责任原因导致的意外伤亡事件(含自杀、自残等)，同意公司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本人或家属绝不向公司提出之外的过当诉求，绝不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公司名誉受损或给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秩序造成困扰，给予10万RMB人道赔偿。并要求每位员工均须签字。（不自杀协议）后一封来自老板郭台铭，慰问员工之外，称会继续努力改进厂区软件、硬件建设；同时，深圳市公安、劳动保障、卫生、工会等职能部门已组成专题工作组进驻富士康,针对管理模式、企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多项指导意见和改善建议,并派出心理医生等人员加强对企业员工的关怀工作。
2010年5月26日，郭台铭在新竹喜来登饭店，宴请四川省书记长刘奇葆时表示，当天晚上会赶往深圳了解，也会带中外媒体一同前往，也希望媒体在了解之后再做报道。
2010年5月26日，富士康负责人、台湾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上午从台湾飞赴深圳，揭开危机处理序幕。郭台铭首度开放工厂，全球媒体同时进入富士康大本营——深圳龙华厂采访及拍摄，上午共有200多名台湾、香港、大陆及外籍媒体记者参观富士康部分厂房，期间郭台铭陪同参观。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郭台铭向全社会、富士康所有员工和死者及家属表示道歉,并再三鞠躬。同时宣布,此前富士康要求员工签订的所谓“不自杀协议”立即废止。
我向社会、富士康员工、死者及其家属表示道歉！
我把每一个员工当作自己的亲人，任何人的离去我都会十分心痛。
就算把我本人丢下去，也不能保证没有下一个自杀者。
"除了痛惜，还是痛惜。除了道歉，还是道歉。"郭台铭神情凝重。
不过他也表示，初步结论认为，跳楼事件与员工天生的个性和情绪管理有关，工厂管理并无问题，并呼吁媒体多正面报道。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这位以创造全球最大代工工厂而赚得巨亿财富的台湾首富很快
就得出了结论：富士康无责。他表示，富士康与心理专家讨论后的初步结论认为，该公司工厂的管理并无问题，而自杀与员工天生的个性和情绪管理有关。郭总裁的结论很明确，自杀员工天生的、内在的情感结构问题导致了这些悲剧，与富士康的工厂体制没有丝毫关系。而且，这位精明的台湾巨商深谙大陆的实际情况，以稳定为名规劝大陆媒体多从正面进行报道。很显然，富士康在此次公关中并没有担负起对自己负责、对员工负责、对社会负责的责任，社会责任感较低。
2010年5月26日下午，深圳市委书记王荣率该市有关部门负责人来到富士康科技集团，调研该公司连日发生员工跳楼事件。
5月26日晚，针对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深圳市政府在市民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深圳市政府发言人李平在会上表示，员工连续坠楼事件涉及员工、企业和社会多个方面的因素，情况比较复杂。
2010年5月26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杨毅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大陆各级政府对接连发生的富士康员工坠楼事件高度重视,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已组成工作组进入富士康,督促、协助企业查找原因,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做好善后和预防工作。国台办将密切配合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做好相关工作。
2010年5月26日23时27分，在龙华富士康科技园C2宿舍楼有人跳楼死亡。尽管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25日专程邀集全球媒体，为园区发生的“第11跳”道歉，并公布了4项实施措施等，但12小时后的“第12跳”，将管理者和社会的期望残酷击碎。
采取的措施：
1. 建设安全防网，加强安保工作。富士康用巨资修建３００万平方米的防护网，并增加安保
人数，训练安保人员，防范再发生自杀事件。
2. 普遍调整一线员工的薪水，控制加班时间，增加员工业余时间。
3. 营造轻松、丰富的工作和业余生活环境。公司出经费支持团体活动，并专门成立了员工业
余生活丰富主导部门，开展丰富的业余娱乐节目。
4. 构筑“关爱圈”，防范“社会疏离感”公司建立相亲相爱关怀组织和相亲相爱团，组织或团
内员工，相互熟彼此住址，家庭情况，紧急联络人，电话等，组织或团内人员情绪、心理、生理、出勤等出现异常时相互关怀，及时疏导，使每个人养成及时关心身边人的习惯。
5. 加强人文关怀，建立“ＥＡＰ”和员工关爱中心。所有员工通过“７８５８５请帮帮我”
热线获得帮助，员工关爱中心对心理压力重，心力疲惫，时常烦躁、易怒、感到孤独、抑郁、焦虑等员工展开心理辅导，为管理者和员工提供心理帮组，解决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 2010年5月27日4时10分许，龙华富士康宿舍E楼有一男子割脉。
2010年5月27日，中央部委联合调查组紧急启程前往深圳，该调查组成员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公安部组成，人保部部长尹蔚民亲自带队。调查组将至少在深圳调查一周。
2010年6月2日富士康宣布，深圳厂区一线作业员6月1日起将获得加薪，幅度超过30%,
从900元提升至人民币1200元， 6日，富士康宣布再度加薪。若考评合格，深圳厂区一线作业员薪水将由1200元提升到2000元，增幅超过66%。据外电报道，富士康进一步上调薪资，可能对股价造成困扰。
2010年6月4日，《经济参考报》报道说“烟台富士康拒为8万员工缴公积金”，年避交公积金资金近2亿元，引发社会关注。富士康科技(烟台)工业园随即表示，目前，已向烟台开发区管委正式报告，确定按照国家法规标准和要求，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
2010年6月8日，据路透社报道，在大陆深圳厂发生数起员工连续坠楼事件,导致10人死亡后，台湾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周二表示，企业无法承担太多的社会责任，将把宿舍管理交给大陆当地政府。上午11:52时，鸿海股价重挫4.26%至112.50台币，自5月以来，鸿海股价累积跌幅约26%。
6月12日，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就“富士康坠楼”事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媒体报道“很多富士康员工抗争”有些言过其实，“对于个别台资企业发生的劳动纠纷，当地政府都非常重视，做了妥善处理。”
6月1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表示，对于“富士康事件”，由多个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正在进行调查中，调查结果将向社会公布。针对“富士康事件”，张小建表示，我国整体就业政策不会因“富士康事件”改变，但今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引导企业和工会共同处理类似的问题。他说，“连续跳楼不光属于劳动关系层面的问题，其中还有企业管理、青年人心理等问题，有人还说媒体的报道导致自杀情绪传染。”
2010年11月5日，富士康深圳园区一名23岁男性工人跳楼自杀。
2011年5月26日凌晨1时许，位于成都郫县德源镇富士康菁英公寓C4栋5楼发生一起跳楼事件。死者为男性，20岁左右，生前在富士康成都工厂工作。
2011年7月18日凌晨3时许，在深圳宝安区龙华富士康北门百鸣园宿舍楼上，一名富士康男性员工从6楼坠楼，当场死亡。据死者家属介绍，死者年仅21岁。
2011年11月23日7时许，太原富士康一名女员工从D65楼跳楼自杀。此次跳楼事件距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在“富士康之星—2011优秀基层员工颁奖典礼”上高调宣称“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仅仅过了一个星期。
2012年1月1日上午，富士康科技集团(烟台)工业园发生一名男性员工坠楼事故。
2012年6月13日晚间21时15分，富士康员工外租公寓发生一起高坠事故，一谢姓富士康员工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2年9月12日上午，富士康一名男子从富士康观澜厂区鸿翔宿舍9楼坠至一楼地面，当场身亡。经核实，死者是富士康员工，22岁，系自杀。
二、
1. 富士康的应对 （初期）
1) 在年初“跳楼事件”的声明中，富士康方面只是表面潦草解释员工自杀系自身心
理因素所致，与企业无关。
2. 发展期
第6跳（2010.4.7）后
1) 2010年4月10日，富士康集团媒体办主任刘坤、富士康集团卫生部部长芮新明
以及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一起接受《羊城晚报》的独家专访。承认富士康管理存在一定的责任，并数度用“检讨”一词表态。
第7跳（2010.5.6）后
1) 郭台铭因跳楼频发事件，委托富士康副总裁何友成，请来五台山高僧做法事，祈
求公司能平静下来，为员工祈福。
第9跳（2010.5.14）后
1) 2010年5月19日，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铭来到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就
富士康近期连续发生员工跳楼事件进行调查，并与该集团高层商讨防范措施。（政府方面）
2) 富士康“员工关爱中心”开始进行大规模宣传，试图通过类似心理咨询机构为员
工排忧解难。（富士康方面）
3. 爆发期
第10跳（2010.5.21）后
1) 2010年5月21日深圳总工会、深圳公安局及宝安分局、富士康工会及富媒办等
当日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商议对策。（政府方面）
2) 2010年5月21日富士康要求要求全体管理干部对手下的员工进行信息摸底，排
查有无精神病及心理障碍倾向的员工。（富士康方面）
3) 22日晚间,深圳市政府新闻办表示,该市已组成市区两级联合工作组,协助富士康科
技集团改善企业内部管理。（政府方面）
4) 2010年5月24日，郭台铭首度回应,富士康绝对不是血汗工厂,他也有信心在短期
内把状况稳住。郭台铭24日回应媒体时讲话明显温和，虽然身边的人想阻挡记者，但他选择正面回应。（富士康方面）
第11跳(2010.5.25)后
1) 富士康发出两封公开信
第一封名为《致富士康同仁的一封信》，以富士康科技集团的名义发出，要求员工承诺若发生非公司责任原因导致的意外伤亡事件(含自杀、自残等)，同意公司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本人或家属绝不向公司提出之外的过当诉求，绝不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公司名誉受损或给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秩序造成困扰，给予10万RMB人道赔偿。并要求每位员工均须签字。（不自杀协议）后一封来自老板郭台铭，慰问员工之外，称会继续努力改进厂区软件、硬件建设；同时，深圳市公安、劳动保障、卫生、工会等职能部门已组成专题工作组进驻富士康,针对管理模式、企业
对富士康跳楼事件一些分析
090140937 顾宜秀
人力资源管理2班
在2010年，有一个事件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那便是如同“多米诺骨牌”般触目惊心的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
富士康屡屡发生员工坠楼事件让人警觉和深思。坠楼事件所涉员工均为“80后”、“90后”，大多进职时间不长，面临工作和生活的较大压力，在适应社会、处理情感问题方面缺少经验，这属于社会问题。但仅从社会或是心理方面分析是不够的，还要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上找原因，坠楼事件的连续发生，暴露富士康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理念、方式等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
富士康的新闻发言人刘坤曾经说过：他说他们有基层员工几十万人，所以在员工管理上不能一一到位，这是导致跳楼事件不能及时发现的原因。富士康的基层组织结构是操作人员——生产线设线长——设班组长——设课长——经理——厂长的模式，从这种组织架构来看，他们的管理人员已经足够应付几十万的作业人员了，因为他们的作业人员多了，随着他们的管理人员的数字也就上去了。之所以出现基层作业人员不堪重压，跳楼轻生的事件，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利益分配机制存在不足。每天都要满负荷工作，收入只能基本满足温饱，导致底层员工产生很大的心理问题并对管理层有较大怨恨心态。
2、内部沟通机制存在不足。高效的内部沟通机制是企业员工之间，以及各部门、各层级之间沟通思想、交流信息的重要平台，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与发展的重要机制保障，也是增强企业内部向心力与凝聚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3、对于员工的情绪管理没有落到实处，近几年欧美发达国家开始重视代工厂的员工抱怨率，这就说明在以人为本的现代经济社会，员工的情绪也是影响品质、产量、品牌形象的一个至关重要因素。【富士康最新新闻】
4、简单粗暴的管理和毫无人文关怀的等级分化。权当员工是机器人，所以在训斥他们时可以完全不考虑他们的面子、尊严、和精神追求；不仅不考虑，而且上司还常常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出气筒，对其大肆辱骂甚至殴打。
5、员工与员工间的人际关系冷漠。大家都是鱼龙混杂的，不同部门不同地
区不同性格，而且彼此不会交流融合，就像是陌生人，完全称不上是“同事”。
1.利益分配机制存在不足。物质利益分配机制的合理性是激励员工的基本前提，是衡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最基本指标，如果没有物质利益分配的合理，诸如员工的归属感和自我实现的成就感此类更高层级的管理目标更是无从谈起。然而， 富士康在这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工资偏低、超时加班、管理方法粗暴等问题，这是民间组织的“富士康网友观察团”近一周观察寻访后得出的初步结论。难怪许多富士康人都有要“逃离富士康”的想法。
不难看出，在劳动付出与利益所得比例失调的情况下，底层员工的相对满意度在大幅度降低， 对利益分配机制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加剧。由此可见， 富士康内部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是导致坠楼事件连续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2. 富士康连续发生坠楼事件，基层员工缺乏和管理层的沟通与员工的不稳定性也是重要原因。员工在这里工作没多久就要走了，基层管理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熟悉他们，员工也不会跟陌生的管理人员讲心里话。员工多是年轻人，他们精力充沛，对未来抱有期待，同时又容易情绪波动，他们渴望丰富的业余生活，但现实生活又太过枯燥乏味，富士康也没有给他们搭建交往的平台，下了班，他们就是孤立的个体。庞大的集团管理要求80万人步调一致，强调的是共性;而现在是一个个体意识觉醒的时代，年轻的产业工人要求体现个性，这必然会产生矛盾。富士康的人员更替非常频繁，几乎每年都要新换一批人，很多员工在彼此还不熟悉时就已经离开了，更谈不上互相建立信任。
当公司一旦缺乏有效沟通机制的保障，那么企业战略发展的整体进程必然会遭受来自个体或部门的阻力，种种事实表明，其最终将影响到企业的长远发展。连续发生的坠楼事件正好说明富士康内部缺乏有效沟通机制的严重危害性。
3、管理人员对于员工的情绪和心理关注不够。标准化的厂房，标准化的住宿，还有被标准化了的员工生活，使得这里的沟通与交流变得机械化。机械、枯燥、繁重的劳动和他们的花样年华和美好理想格格不入，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同时，平时的工作也是十分机械和单调的。在这种工作和生活环境下，员工思想难免产生变化，出现过激行为。从以上不难看出富士康人力资源部门等管理层对员工思想变化的关注力度不够，就更谈不上对此给予必要而有效的解决。
4、企业管理人员尤其是基层管理人员简单粗暴的管理，不是在化解矛盾而
是在激发矛盾，而是将小事扩大化，使员工有“员工非人”的想法，因此心理更为不满，导致悲剧的产生。
富士康的各级管理人员等级森严，同样一个级别，不仅在工资薪酬上高出许多，而且在人格上好像高人一等;台干就比大陆管理人员高人一等，而管理人员又比普工又高一等，管理人员还可以随意扣罚员工的绩效奖金。这种毫无人文关怀的严格管理或者所谓的军事化管理依然存在。当管理成为控制时，也就撕裂了人性，将企业与员工置于完全的对立面，悲剧的发生在所难免。
5、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中说，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富士康除了基层员工与管理层之间的沟通不够，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也很是淡漠。
目前企业85％以上是“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有着显著不同于父辈的精神诉求，特别是刚进城务工，由农村到城市会产生一个“心理隔断期”，容易出现情绪波动。而在富士康，往往一个寝室住了10个人，却都来自10个不同部门，平时大家基本上没有交流，做什么事彼此不沟通，就像是跟陌生人住在一起一样。因此就更不用说能通过彼此建立友谊，通过交流解决情绪问题了。
我认为，企业在遇到类似事件时，处理起来就应该像治病一样。不能只亡羊补牢，补上表面上的漏洞，而是应该先深入挖掘，要找到病根，然后进行确诊，最后对症下药，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药到病除。富士康事件中最熟悉内容的无非是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所有只有他们对问题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问题就不难解决，世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不想解决的事情。
参考文献：
1、陈晓萍.，《富士康的杀人文化》，《管理@人》2010年第6期，卷首语。
2、胡伟凯，《浅析富士康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及对策》，《经济师》2010年第8期。
3、徐志华，《富士康人力资源管理反思及其启示》，《企业经济》2011年第1期。
灾难性事件的报道策略
灾难性事件主要是指破坏社会常态、危害公共安全的一类事件，一般包括自然性灾难和社会性灾难事件。由于灾难性事件往往都具有突发性、反常性、破坏性和矛盾冲突性等特点，因而对媒体的报道效率、报道技巧、应变能力和报道效果等方面也相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国内媒体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和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等重大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以积极的态度不断摸索更加科学的报道方式，报道理念，在报道形式和报道技巧等方面表现出了很多新特点，发展和丰富了灾难性事件的报道策略。
一、树立及时、客观的报道理念
一般来说，每当灾难发生时，媒体受众都想尽快了解灾难造成的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等，媒体及时如实地报道，也便于灾区尽快得到救助或防范灾情的扩大及再次发生。2008年的“5 12”汶川地震发生后，国内媒体的报道迅速传遍了全世界，成为权威的消息来源。新华社在地震发生10多分钟后，就发出了第一条快讯，新华社播发的英文快讯领先于所有外电。第一张地震图片也由新华社在地震发生28分钟后迅速发出。中央电视台在地震发生32分钟后即在新闻频道播出第一条新闻。地震发生后不到十几分钟，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媒体迅速响应，在第一时间快速跟进，及时构筑起一条权威、畅通的信息发布渠道。
二、探索“灾害、灾情、救灾”的综合报道模式
2008年汶川地震的报道内容层次丰富而生动，各媒体报道灾情，也报道救灾。地震发生后，媒体迅速报道各个地区的受灾程度，伤亡人数，救助实况，并全力报道与灾情有关的诸多方面，如医疗、人力、物资援助、通讯、交通电力、气象预报以及历史上大地震发生情况和应急求生知识普及的全方位的报道。除此之外，媒体还迅速将报道的触角延伸到了可能波及的各个相关领域。随着灾后救援工作的展开，媒体将大量的镜头和文字都集中在救灾行动中的普通人身上，从老百姓到战士，他们成为报道的主角，使得媒介内容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2010年玉树发生地震后，我国中央各媒体秉承汶川地震的经验，同样反应迅速，从灾害变化到抗灾救灾直至灾后重建等各个方面形成全方位、立体化连续报道和延伸报道，新闻人对受灾群众灾情的倾情注目，对灾难中普通人生存环境的持续关注，不仅搭建了灾区人与全国人民的友谊桥梁，也传递了更人性化、更开放的文化情怀。
三、营造多媒体联动合作的报道环境
以前的灾难性事件报道，大多以权威媒体通稿为主，规定动作多，个性化报道少。近些年在灾难性事件报道中，各媒体不仅仅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发挥着自己的舆论宣传作用，并通过不同媒体之间的联动合作，形成合力。2010年南方暴雨从3月份持续到7月份，由于灾情持续时间长、涉及地域广泛、分散，给媒体的新闻报道带来更大挑战。在这次报道中，中央和地方媒体通力合作，以最快的速度传达各地灾情。电视、通讯社、报纸和网络同时聚焦这一事件，中央电视台每天的整点新闻及时报道全国天气变化，并且与地方各媒体之间通过信息资源共享，异地采访链接等方式整合各地信息，积极主动分析灾情变化并发布相关预防信息。人民网设立南方暴雨专题和互动平台，将数月来的灾情变化、抗灾救灾信息、多方媒体声音及天气变化趋势及时整合在同一页面上，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立体化信息报道。
在历次的灾难性报道中，我国各媒体的信息获取机制、新闻策划机制、新闻制作机制都经受了考验，也收获了经验。在今后报道活动中，将这些经验逐渐转化为系统完善的报道机制，有利于促进媒体的职业化、规范化发展。
对第一财经日报富士康事件报道的技术分析
之前我写过一个东西，说的是一财同行应对诉讼的技术性策略问题，同为从事传媒行业的人，保护自己的行业声誉和形象，是我的下意识反映。实际上，我在之前那个东西里基本没提这个事情的谁是谁非，只是论证一个打胜战争的策略问题，就如果单纯的军事分析一样，我们抛却战争的正义与否，只谈论战略和战术问题，只要是战争，虽然采取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但是战胜敌人是唯一目的。
但是现在反过来看，如果富士康公司认真地打这个官司，他们未必就会输掉。下面就对王佑的这篇文章进行一个简要的技术性的分析，纯技术的，不带道德的判断。
在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6月15日的报道中，在文章的提要里，有一个富士康外联部的贺小姐说：招进来1000人，500人身体本来就有病。
开头的第一段文字就是硬伤，这个所谓的富士康外联部的贺小姐是谁，记者可以援引保密需要的惯例回避，但是如果这个人是虚构的，记者在法律上还是需要承担责任的，美国的记者不是因为要保护线人而宁愿坐牢的吗，就是说：一，如果是虚构，本身就是要承担法律责任；二，如果你想保护当事人，不提供她的相关情况，还是承担法律责任；三，这个人是真实的，你可以提供她的真实情况，这就是出卖了线人，违背了新闻从业者的基本道德，使新闻行业的声誉遭受损失。
再者，这个贺小姐所谓的招进1000，500有病，这个数据，王佑在通篇文章内没有丝毫地核实论证的过程。从这一点上，作为富士康公司，完全可以认为你是捏造事实，控告你侵犯他们的名誉权。说实话，这段文字的杀伤力太大了，不管社会是从道德角度老判断，还是从法律角度来分析，都是具有极大的杀伤力。首先，社会舆论可以指责富士康罔顾职工生命健康，而进行生产，对该公司进行道德上的批判，对富士康的声誉造成巨大破坏，可能会引发公众对富士康产品的抵制；其次，富士康的合作伙伴可以援引相关劳工法案对该公司进行制裁或停止合作，这对富士康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是，富士康公司公开否认了这个说法，该公司想必在招人的时候不会不考虑这个因素，招一大批病人进公司，对该公司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和负担，王佑的文章里也提到，这些员工都是买了保险的。 这段文字绝对可以成为富士康对王佑和第一财经日报进行控告的理由。
同样，王佑在文章中提到的工厂车间生产线上没有凳子，一般操作工必须站立12小时工作。这一点完全是对工业化生产没有概念造成的极为低级的错误。如果这是一个需要不停的走动的工序，或者这道工序周围不能安放类似凳子这样的物件，你怎么可以要求工厂必须放凳子在那里，我想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大家都看过，那样的大工业生产，怎么可能有时间和地方给你放凳子呢。你当然可以从同情工人的角度出发，希望给他们一个凳子休息，但是事实上，这只是一相情愿，因为，放凳子可能导致的后果，你没有去调查，没有听取工业专家的意见，你无法作出判断。王佑在文章中无法对其说法进行证实，相反，富士康却很容易对王佑的说法进行证伪。而且，12小时的说法，在文章中也被深圳基地的贺小姐否认，但是第一财经日报依然将其做到大标题中，这个也是一个硬伤。
因为，在通篇文章中，我并未看到王佑到富士康公司内部进行过调查和访问，而仅仅是通过几位所谓的员工的口头交代就轻易下了结论，这对文章本身的逻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富士康也完全可以认定王佑的文章里的人是捏造出来的。
王佑在文章中对富士康进行的培训场景进行的描述，也完全是凭着所谓的员工的描述，完全没有进行核实的，完全是单方位的描述。所谓的“在 大多数职员看来”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不相信王佑在短短的几天采访中可以走访了富士康公司的“大多数职员”，如果没有，这个说法是从何而来，是在什么基础得出的结论。“职员们也承认”的事实是谁承认了，这个“们”字可以随便加吗？
被训斥，双脚生满水泡的场面，王佑是亲眼看到的还是亲自检验过的。
同样，文章中对富士康内部的一些场景描述，都是难以经起检验的。比如，公司的绝大部分会议都在休息时间召开，这个结论，王佑又是如何得到的。
而且，文章对献骨髓的那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王佑的强烈的个人道德判断。除了所谓的“非自愿”，我们从这件事本身看不出有何不妥的地方。为了救治受伤的员工，公司采取的这些手法，确实值得商榷，但是在人命问题上，救治一个人，难道不比其他事情更重要吗？在此，我们并没有看到公司对这些员工有其他的过分的要求，也没有听到谁因为反抗而被开除，所谓的非自愿，也仅仅是凭个别人的描述。当然，我承认，人的权利是不应该被侵犯的，但是反过来说，能够救治一个人不是对人本身更为高的要求吗？
在6月15日的报道的最后一段，“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五年后比谁都老。” 这段话，明显能看出是有个系统的文字训练的人总结出来的，用不愿透露姓名这种说法来回避作者，恐怕也不是一个合适的托词。
6月15日这篇文章的通篇报道中，充满着偏执的情绪，明显的是主题先行，先入为主的认定富士康是血汗工厂，然后处处寻找事例来证明它就是血汗工厂，而通篇没有富士康
管理层的声音，这种报道难道是正常的吗？如果是翁宝作为值班编委签发了这篇稿件，我不认为他被连同告上法庭有何不妥。
在6月22日报道中，我同样看不到王佑对富士康管理层的采访，她对工厂内部的描述同样是来自“已满19岁的小亚（化名）”这样的隐形人之口。小亚对工资的描述，王佑完全可以去富士康进行核实，哪怕被拒绝，但是你有核实的这个义务，但是我没有在文章中看到对此的表述。大概王佑记者的注意力都集中了在眼袋上了。
和对深圳基地的描述一样，12小时的拼命加班，完全是王佑的想象。没见到这句出自谁的口，作为基本的职业判断，只能认为这是王佑本人的说法。但是文章中并不能看到王佑本人进入工厂进行观察过。而且，“拼命”这个抽象的道德判断建立的基础我们并没有看到。
还有一个简单的技术错误，王佑对职工的薪水的描述有“底薪、收入”这样的字眼，未说明这是周薪还是月薪、年薪。
那为商铺老板的话也被王佑拿来做富士康是血汗工厂的证据，这个看上去有点可笑。那么多的女职工都能忍受的工作，为什么一个男人不能承受，只能说明那个男人不能吃苦，并不能说明富士康是血汗工厂。
6月22日报道末尾的昆山劳动局那两段冒出来简直是莫名其妙，看不出它对文章要描述的内容或者王佑本身的取向有何帮助。是能帮助王佑说明富士康工资低呢，还是能证明富士康是血汗工厂呢？因为王佑并没有对富士康的工资标准拿到过任何有价值的证明文件，所以看不出这两段描写对文章本身有何帮助。
还有，操河南口音这样的描述简直可笑，我觉得王佑记者没有能力分辨出河南、山东、山西、江苏、湖北、安徽话的能力。我作为一个江苏人来说，我自己都不能完全分辨出什么是江苏话，什么是安徽话，什么是山东话。
家常便饭的说法，我没查词典，不能对它做什么标准的解释，但是我想，家常便饭应该是天天吃的吧，我看文章中，员工每年还是有几天假的。如果不是，我想问问王佑，你有几天连续不吃“家常便饭”的经历吗？
据路透社报道，富士康国际于周四公布了其2012财年业绩报告。报告显示，由于来自大客户订单数量减少，导致去年该公司净亏损高达3.164亿美元，创自2005年富士康国际上市以来最大亏损。
富士康国际在周四递交给香港证交所的一份声明中称，尽管去年公司亏损创自2005年上市以来纪录，但仍好于汤森路透采自10家银行和券商分析师平均作出的3.179亿美元净亏损预期。而在2011年，富士康国际获净利7280万美元。
巴克莱分析师盖欣山（Dale Gai）表示：“富士康国际的基本面仍然很低迷，而这跟来自新客户(比如亚马逊、苹果)的订单低于预期有关，同时跟来自中国内地智能手机厂商(比如小米、华为)的低利润率订单增长有关。”
富士康国际还表示，未来公司计划更名为“富士康移动公司”（FIH Mobile Ltd），以避免与非上市母公司“富士康科技集团”(Foxconn Technology Group)混淆。但更名计划仍有待征得公司股东和注册地开曼群岛当局批准。
包括诺基亚、华为等科技巨头在内，都是富士康传统的产品组装客户。但最近以来，富士康的多数客户订单开始缩水。
有分析人士称，目前富士康国际已开始从其母公司——富士康科技集团旗下的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获得部分来自苹果的订单，但迄今为止这些订单对其营收贡献十分有限。富士康尚未证实这些报道。
目前富士康国际在港股市场市值为28亿美元，去年以来，由于糟糕的财务绩效，富士康国际股价下滑四分之一。昨日港股收盘，富士康国际股价下跌0.3%，而恒生指数下跌0.1%。富士康国际于港股收盘之后，发布了其2012年业绩报告。（编译/若水）
富士康搬迁的深度分析
时间：2010-07-08 00:41:16 文章来源：和讯财经
富士康集团部分事业群将从深圳迁往内地的消息，这段时间在网上炒作得非常火热。表面上看，“连跳事件”迫使富士康给员工加薪，造成了其生产成本骤升，似乎是此次迁徙的直接原因，然而，仔细地分析一下，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富士康外迁部分事业群，是在几年前就确定的：深圳龙华总部只保留两个事业群，其他的全部外迁。这与最近网上出现的新闻基本一致，可以说是老消息了，只不过圈外人知道的很少，所以，看起来比较新鲜。深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各方面成本都在增长，关内关外一体化的实施，将加剧这一变化，而在这个节骨眼上，富士康又接连出现负面新闻，这就进一步加快了其向内地搬迁的速度。内地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又有政府的大力支持，确实可以在短期内解决一些成本问题，然而，这个事情还是存在很大的疑问。
富士康作为全球代工龙头企业，低成本例来是它的杀手锏。企业内迁，人力成本、政策优惠、甚至于员工在本地工作，心理问题等都可以解决，但是，富士康为什么要把原本集中的产业群打散，分迁到各地呢？以前在一个龙华园区，各个事业群邻近工作，更利于整合资源，它为什么不把这些外迁的部分集中到一两个地区，而是要把它们散布到全国各地呢？
当然，山西作为郭台铭先生的出身之地，在那里开设工厂，造福家乡父老，是一份乡情，可以理解，也值得敬佩。从我得知的消息，早期计划的山西富士康，规模还是相当大的，不过由于纬度及地理位置的原因，部分产品不适合在山西生产，所以，那里没有发展成像深圳龙华这样巨型的生产中心。但是其他地方呢？看看地图，富士康在大陆的分厂已成星罗棋布之势，到处都有，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富士康集团为全球五百强企业。但是，一个以代工为主的企业，它的利润率注定了会非常低。没有核心的自主产品，其发展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富士康如此的规模，已经做了到业内的极限，它如果想再吞下其他几个知名的代工工厂，做到一枝独秀，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富士康的客户也决不会容许有这种情况出现。郭老板不会意识不到这一点。套用一句不太恰当的话“师夷长技以制夷”，富士康其实一直在默默地学习国外企业的管理、技术及生产，默默地进行自己的研发。虽然，它与客户都签有保密协议，或者禁止从事客户行业之类的条款，但是，这不妨碍它向其他方面发展。富士康的研发能力已经相当强。它缺少的是什么？是项目！是区域优势！
富士康的“万马奔腾”项目已经在今年5月份于深圳龙华启动。而它迁往成都和南京周边的工厂，相信与液晶面板有很大的关系。河南省于近年接连上马了电动汽车项目，瓶颈在于汽车电池。而由于历史上与深圳比亚迪的恩怨及富士康集团一直以来对于汽车行业的向往，再加上郑州周边的几个汽车生产集团，相信，富士康此次搬入郑州不仅仅只为了降低成本。非常巧合的是，同富士康传出绯闻的河南省鹤壁市，也签定了一个100亿的电动汽车项目巨额资本及全球品牌效应加上郑州本地的行业支持，如果能再加上一些对于汽车电池的突破，有可能对在汽车电池方面领先的比亚迪公司造成极大的冲击。
一个外地企业如果冒然参与到本地企业的生产中，甚至于想直接并购本地的优势项目，肯定会遭到强烈地抵制。最好的方法，就是化整为零，把自己的资本直接渗透到当地，当自己的企业本地化以后，再去谈这些事情，也不会有什么人反对了，而且，可能很多人还乐于借助于这个全球的平台来推广自己的优势产品。那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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