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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温克族姓氏
鄂温克是民族自称，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过去是因居住地不同,鄂温克族曾分别被称为" 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等.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本民族人民的意愿，统称鄂温克族。
鄂温克族历史上曾分为三大部分，即从事游猎生产的“雅库特”、主要从事牧业生产的“通古斯”和嫩江流域从事农业生产的“索伦”。 他们的姓氏根据本氏族的名称而来，又因居地不同有所区别。萨马街鄂温克人的主要姓氏有：俄格都涂格敦、尼格混涂格敦简姓涂；俄格都杜拉尔、尼苏混杜拉尔、谢盼杜拉尔、左然杜拉简姓杜；那哈塔、卜勒吉格勒简姓卜；萨马基尔简姓萨；蒙古勒达图、黑格特达图简称代；俄格都何音、依格吉日何音简姓何；伊格吉日简姓伊；白格日简姓白；瓜尔佳简姓郭等。
一、概况
鄂温克族共有30505人（2000年），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鄂温克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根河市、鄂伦春自治旗、阿荣旗、扎兰屯市和黑龙江省的讷河县等地。
鄂温克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有海拉尔、陈巴尔虎和敖鲁古雅三种方言，没有本民族文字。由于长期与蒙古、达斡尔、鄂伦春、汉等民族交错杂居，因此，鄂温克族的双语或多语现象比较突出。牧区的鄂温克族通用蒙古语文，农业区和靠山区的鄂温克族通用汉语文。
作为鄂温克族的主要聚居区，鄂温克族自治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总面积19111平方公里。拥有可利用草场11803.3平方公里，占全旗土地面积的62%；有林地6462平方公里，占全旗土地面积的33%。
自治旗境内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有伊敏河、辉河、锡尼河等263条河流和600多个湖泊滋润着这块辽阔的土地。境内野生植物种类繁多，共有72科284属621
种。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中，有松、桦、樟等树木。此外，境内
还分布着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兴安柳。自治旗是天然芦苇的著名产地，每年为造纸工业提供大量的优质原料。草原白蘑、花脸蘑、紫蘑、灵芝是该旗珍贵的土特产。 自治旗的野生动物资源极为丰富。盛产狍子、熊、野猪、鹿、驼鹿、黄羊等4个目14科49种野兽，受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有12种。鸟类资源有沙半鸡、天鹅、飞龙和乌鸡等。
该旗的地下资源有煤、铁、锌、铝、铍、石灰岩等，其中以煤的储藏量最为丰富，已探明储量为103.12亿吨。
（摘自《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国少数民族》卷）
二、历史沿革
历史上，鄂温克族曾被称作“索伦”、“通古斯”和“雅库特”。“索伦”一词出自满语，有“先锋”、“射手”和“请来”之意。明末清初，“索伦”也包括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后来，其他民族逐渐从“索伦”中分离出来，“索伦”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阿荣旗、扎兰屯市以及黑龙江省讷河县鄂温克族的称谓。“通古斯”主要是指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旗锡尼河流域的鄂温克人，这部分鄂温克人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饲养训鹿并以游猎为生的鄂温克人在南迁以前生活在西伯利亚产宝石之地，所以采挖宝石的突厥人称其为“雅库特”，意思是“生活在产宝石之地的人”。后来，俄罗斯人也沿用“雅库特”一词，作为这部分鄂温克人的称呼。在本民族内部，自称“鄂温克”。
关于“鄂温克”一词的含义，主要有三种说法：“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住在山南坡的人们”和“（从山顶）下来的人们”。无论哪种说法，都说明鄂温克族最初居住于山林之中，是一个森林狩猎民族。1957年，根据本民族的意愿，通称为鄂温克。
鄂温克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早在公元前2000年，鄂温克族的祖先就分布在贝加尔湖沿岸地区，从事渔猎生产。
北魏时期的室韦，特别是其中的北室韦、钵室韦以及唐朝的鞠部，与鄂温克族的族源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往来关系。据史书记载，北室韦、钵室韦以“射猎为务，食肉衣皮，凿冰没水中而网鱼鳖”，用桦树皮盖屋，使用滑雪板，实行风葬等习俗，正是鄂温克族早期生活的写照。唐朝在后贝加尔地区设立幽陵都督府管辖拨野古、鞠部。辽朝建立以后，其疆域北至外兴安岭，西北至贝加尔湖地区，曾设立室韦大王府和节度使节制这一广大区域内的民众，从而将鄂温克族先民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金朝的上京道蒲与路，辖境北达外兴安岭“火鲁火疃”（沟城之意）谋克，其统治范围已延伸到鄂温克族祖先的世居之地。
元代史籍把居住在贝加尔湖以东、广大黑龙江流域的鄂温克、鄂伦春、蒙古等族都称作“林木中百姓”。他们以射猎为业，衣兽皮，住桦皮屋，饲养驯鹿，使
用名叫“察纳”的滑雪板往来于山林之中，处于原始的渔猎经济时代。1207年，成吉思汗派长子术赤征伐林木中的百姓。1235年，窝阔台汗在黑龙江上游地区设开元路、河宁路，以统辖林木中的百姓。
1480年，明军占领元朝的岭北行省所在地和林，并在外贝加尔湖以及黑龙江流域先后设置卜鲁丹河卫、乞塔河卫等卫所，管辖当地民众。在明代的文献中，鄂温克人被称为“北山野人”或“野人女真”。
明末清初的鄂温克族共分为三大部分：其一是居住于由石勒喀河至精奇里江一带的索伦部，这是鄂温克人当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有杜拉尔、敖拉、墨尔迪勒、卜喇穆、涂克冬、纳哈他等几个大氏族。他们与达斡尔人杂居，在黑龙江中游北岸建立了不少木城和村屯，其酋长是博木博果尔。其二是索伦别部，是贝加尔湖以东赤塔河一带的“使马部”，又称“喀木尼堪”（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称呼，意思是内部非常团结的人）或“纳米雅尔”或“那妹他”，共有旧纳米雅尔、新纳米雅尔、托空窝儿等15个氏族，其氏族首领有根特木尔等。其三是“使鹿部”，分布于贝加尔湖以西，勒拿河支流威吕河和维提姆河一带。共有12个大氏族，酋长是叶雷、舍尔特库等。
1633-1634年间，满族统治者取代明朝对“索伦部”的统治。1635年又征服了贝加尔湖地区的“喀穆尼堪”；1639-1640年最后统一了贝加尔湖以东的索伦部地区。
清朝将鄂温克族以氏族为单位编成“佐”，选拔了佐领等官职，每年向清朝纳贡貂皮。17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沙俄的侵略，清朝将鄂温克族迁到了大兴安岭地区嫩江流域居住。1732年，清朝从布特哈地区抽调1600多名鄂温克族兵丁，携带家属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地区，驻守边防。这部分人便是今天鄂温克族自治旗的鄂温克族。
鄂温克族是一个有着光荣斗争传统的民族，长期以来，他们同各族人民一道，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侵略反压迫斗争。在维护国家统一、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17世纪中叶，沙俄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激起了鄂温克等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坚决抵抗。1651年，沙俄匪徒侵占黑龙江上游鄂温克族聚居区，鄂温克族人民奋起英勇反抗，他们用弓箭向火器犀利的沙俄侵略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1664年，鄂温克族与当地蒙古族居民围攻了盘踞在尼布楚的沙皇匪徒，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
在沙俄猖狂入侵的严重形势下，清朝政府从17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行自卫反击。八旗军队中的鄂温克族官兵英勇地参加了自卫反击和收复失地雅克萨城的战斗。鄂温克族人民大力支援清军作战，为清军“安设驿站”，备养马匹，供应饲料，出“夫役”，侦察敌情等，积极配合清军打击沙俄侵略者。如1683年索伦
总管博克等人，曾多次带兵打败侵略者，活捉了31个沙俄匪徒，并将其中5人解送北京。
清代鄂温克族的八旗官兵，曾被清朝调往全国各地征战。据《黑龙江志稿》记载，包括达斡尔族、鄂伦春族在内的八旗索伦官兵“转战几达二十二省”，还曾驻防在东北、西北边疆的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呼伦贝尔、呼兰、北京、伊犁、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等地。他们曾参加过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清代文献多有“索伦劲旅，从前效力最多”、“索伦效力勤劳”等记载。 近代以来，俄、日等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东北、蒙古和西北地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9世纪末，爆发了震撼中外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鄂温克族人民积极参加了东北地区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武装斗争。
辛亥革命后，在沙俄的支持下，蒙古族反动上层胜福等打着所谓呼伦贝尔“自治”的招牌，进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在日本特务的指使下，蒙古族反动王公巴布扎布等阴谋复辟。鄂温克族人民和蒙古等各族人民一道英勇斗争，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活动，打击了俄、日侵略者和民族内部的反动派。鄂温克族人民还曾对军阀展开过武装斗争。【鄂温克人】
“九•一八”事变后，讷河及靠山区的鄂温克族人民和汉、达斡尔等族人民，曾向日本侵略者展开武装斗争，后来由于上层人物的叛卖而遭到失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成立后，不少鄂温克族儿女踊跃参加，坚持武装斗争。鄂温克族人民积极给抗日联军送信、运粮食、掩护伤员、配合抗联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1942年，日本警察和特务到西辉河抓人，早有准备的鄂温克族牧民采取突然袭击，用皮鞭、木棒严惩日警，打得敌人狼狈逃窜。1944年，根河市的鄂温克族苦工愤怒地打死了数名日伪监工，打击了侵略者的猖狂气焰。抗战胜利前夕，鄂温克族猎民曾自动组织起来，将顽抗在大兴安岭深山密林里的30多名日军全部消灭。
鄂温克人的氏族组织，叫“哈拉”。同一哈拉的人，都有血缘关系，具有共同的祖先和姓氏。鄂温克人一般以河名、山名、人名或居住地名称命名自己的氏族，因此，每一个哈拉都有固定的名称，其氏族名称又都具有一定的含义。例如，“杜拉尔”（在河旁居住的人）、“涂克冬”（在秃山底下居住的人）、“纳哈他”（在山南坡居住的人）。同一氏族的人，有共同的祖先神，称作“舍窝刻”或“敖教尔”。氏族内部成员，严格禁止互相通婚。民国时期，由于受户籍制度及汉文化影响，靠山区和农业区的许多氏族简化了姓氏。如，“杜拉尔”氏族简称为杜，“涂克冬”氏族简称为涂或戴，“纳哈他”氏族简称为那等。
每一个氏族都有自己的首领，称作“哈拉达”。哈拉达通过氏族成员民主选举的方式而产生，其任职时间没有统一规定。如果哈拉达办事不公正，可以由氏族成员大会罢免。哈拉达有权召集氏族成员在指定地点开会，商讨和处理氏族内部
的重要事务。同时，哈拉达也有权处理氏族内部的纠纷，有权处罚违反氏族习惯法的人。
在鄂温克族的氏族组织之上，还存在着部落。因此，清代的鄂温克人又可以分为若干个部落。由同一部落的各氏族长组成部落长老议事会，选举部落酋长。鄂温克人的部落同样以地名、河名、山名而命名。例如，阿伦部落就是住在阿伦河流域的鄂温克人，由“杜拉尔”、“涂克冬”、“纳哈他”三个氏族组成；“根千”即是居住在格尼河的鄂温克人，有“涂克冬”、“纳哈他”、“卡尔他基尔”三大氏族。 由于迁徙和人口繁衍等因素的影响，鄂温克人的氏族又分化出若干个大家族，鄂温克语称其为“毛哄”。“毛哄”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父系家族公社，通常由同一父系祖先十代以内的子孙组成。
“毛哄”的规模不大，多则十一二户，少则七八户，因此属于同一“毛哄”的人都住在同一个村落、牧场或相邻的地方。“毛哄”不仅是一种血缘组织，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基层组织和生产组织。
“毛哄”有“毛哄达”管理家族内部事务，有由各户老人组成的“毛哄会议”解决家族内部的重大问题。“毛哄达”作为家族的首领，通常由年富力强、聪明能干、办事公正的人担任，由家族成员选举产生。“毛哄达”的职责是召集和主持家族会议，维护家族习惯法，处理家族成员之间的纠纷，处罚犯错误的家族成员，保管族谱，代表本家族与官方或其他家族交涉等。“毛哄达”履行职责完全是为家族尽义务，没有报酬，也没有固定的任期。如果“毛哄达”逝世或者因年老体衰无法履行职责时，人们才选举新的“毛哄达”。“毛哄达”犯错误或不履行其职责，也会被家族成员罢免。
“毛哄”共同占有土地、森林、河流、猎场和牧场。同一“毛哄”的人，在生产上有互相合作、互相帮助的义务。在猎区，“毛哄”是进行集体狩猎生产的单位，一个或几个“毛哄”的猎手们联合起来进行围猎活动，猎获物平均分配。在农业区，各小家庭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农业生产，农产品由各户平均分配。在牧区，同一“毛哄”的人将牲畜和群放牧在家族的公共牧场上，而牲畜则归各家各户所有。
鄂温克人的“毛哄”组织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伪满洲国时期，实行保甲制度，牧区和农业区鄂温克人的“毛哄”组织被取代。在游猎的鄂温克人当中，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社会发展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阶段，人们过着以“毛哄”为经济单位、共同参加狩猎生产、按户平均分配猎获物的生活。不过，这种家族公社已开始发生变化，狩猎用的枪支、驯鹿，已为小家庭私有，个别猎品如灰鼠皮，也已为猎获者个人所有。但是，狩猎工具和部分狩猎产品的私有制，还没有使个体家庭形成完全独立的经济单位，家庭公社在猎区鄂温克人的生产和生活中仍起着主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在牧区的鄂温克人当中，还存在着“尼莫尔”这种生产组织。虽然个体小家庭已成为牧区鄂温克人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但是一家一户的生产
鄂温克民族文化风俗 摘要:
鄂温克是民族自称，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 鄂温克族人的祖先原住在贝加尔湖以东和黑龙江上游的山林中，因为他们狩猎时使用驯鹿，常被称为“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现在鄂温克族人人口少但分布较广，多与蒙古族、达斡尔族、汉族、鄂伦春族等民族人交错杂居于大兴安岭西侧缓坡和草原地区，过着定居放牧的生活。
关键词： 尊老待客 敬火之俗 节庆 野外婚礼与“欢乐之火”
鄂温克族的婚姻为一夫一妻制，尚保有氏族外婚及姑舅表婚的特点，婚姻只能在不同氏族之间进行。在陈巴尔虎旗的鄂温克人中尚保有“逃婚”习俗。人死后，以前曾行天葬，后多改土葬。
鄂温克族的日常生活中，桦皮占有一定的位置，可称之为“桦皮文化”。各种桦树皮制品，尤其是桦树皮容器，除了轻便实用外，还配有花纹图案装饰。图样多源于生产、生活之中，有花草、树木等模仿自然构图，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
鄂温克族人不但勤劳、勇敢、纯朴、爽快，而且具有诚实的美德。鄂温克族讲究礼节，非常好客。最通常的礼节是屈膝、侧身、拱手作揖。节日主要有祭敖包、阴历年和“米阔勒”节等。 “米阔勒”节是生产节日，每年夏历五月二十二日举行，这一天要给马烙印、剪鬃、去势等，并举行宴会。
鄂温克族好客并讲究礼节，到鄂温克族家里做客，主人把皮垫摆在哪里，客人就在哪里落座，不得随意挪移皮垫。客人落座后，女主人随即端上奶茶，然后煮兽肉，肉煮好后，女主人拿出猎刀切一小块肉投入火堆里，然后再给客人们吃。鄂温克族认为：外出的人谁也不会背着房子走，如果自己不招待别人，自己出门后也不会有人照顾。
鄂温克族人敬火如神，在喝酒、吃肉前，先要向火里扔一块肉、洒上一杯酒，然后才能进食。举行结婚仪式时，新婚夫妇要敬火神。鄂温克族人对火还有许多禁忌，比如不许用带尖的铁器捅火，不许用水泼火，不许向火里扔脏东西，不许女人从火上跨过，不能用脚踩火等等。【鄂温克人】
除春节等节日与邻近其他民族的节日一样外，鄂温克族还要在农历五月下旬择日举行“米调鲁节”。“米调鲁”是欢庆丰收之意。
米阔鲁节是呼伦贝尔草原莫尔格勒河流域鄂温克牧民的丰收节。每年的5 月中下旬，庆祝一年一度的丰收节日。
米阔鲁节要进行一系列生产活动，主要是剪耳记、剪鬃毛及给羔羊割势等。
米阔兽节上，老人们也赠给自己的亲人母羊羔之类，祝福晚辈们拥有更多的羊群。最后，各家胶次举行宴会。
鄂温克猎民的婚姻一般包括求亲、订婚、结婚几个阶段。临近婚期，男方家不管离女方家多远，都要迁到女方家附近。结婚之日，新郎在父母亲友的陪同下，带上送给女方的1 0 只驯鹿到女方家去，女方也以同样的队伍到路上来迎接。然后大家进撮罗子喝喜酒，直到晚上酒宴结束，举行婚礼。有趣的是，他们的婚礼在野外举行。届时，他们在清理过的河滩谷地上燃起一堆被称为“欢乐之火”的篝火，然后人们把新郎新娘从撮罗子里簇拥到篝火边，并以火为中心围成一个半圆圈，由一位主持婚礼的长者宣布婚礼开始。主婚人用桦皮杯斟满两杯酒，交由新郎新娘泼在火里，表示对火神的尊敬，接着再向双方父母敬酒。然后新郎新娘互相拥抱接吻，手挽手和所有参加婚礼的人拉成一圆圈，载歌载舞，欢度良宵。这种歌舞鄂温克人称之为“欢乐之火”舞。
访谈人物：乌热尔图， 1952年生于嫩江湖畔，鄂温克族。 “文革”中被迫回到原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旗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生活﹐十几年中当过猎民﹑工人﹑民警﹑党委副书记。鄂温克族古老而独特的森林狩猎生活和历史命运﹐为乌热尔图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饶的题材。1976年发表处女作《大岭小卫士》﹐从此走上创作道路。1980年告别了森林，调至呼伦贝尔盟文联从事文学创作，1981年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研修文学。1985年，在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几年后，按自己的意愿返回呼伦贝尔草原。现任呼伦贝尔市文联党组书记。其代表作《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蝉联三届（1981、1982、1983）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一面旗帜。他自觉担负起“民族代言人”的角色，更加关注在时代变革中鄂温克人独特的命运与心理体验。多年来，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七叉犄角的公鹿》、《乌热尔图小说选》、《琥珀色的篝火》（日文版）、《你让我顺水漂流》等，散文随笔集《沉默的播种者》、《呼伦贝尔笔记》、《声音的替代》等一百多万字作品。上世纪90年代末致力于鄂温克民族文化的研究，先后编撰了《述说鄂温克》、《鄂温克史稿》、《鄂温克历史词语》等著作。在一篇采访中他深情地说：“如今我变成了一名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志愿者，与有共同志向的同事们，组成了环境保护协会。我可以挺直了腰杆说，我没有疏远，也没有背叛这一片对我恩重如山的土地。”
阿霞：乌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采访。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乌热尔图是鄂温克族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有影响的作家”，对此您怎么看待？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乌热尔图：这种说法有点意思。不过，应该先谈一下我生活于其中的民族群体。在中国境内居住的鄂温克人，总数仅有三万多人，民族人口总数不多。另外，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生活的鄂温克人，大约有四万多人。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两国的鄂温克人一直没有机会交往，直到近十余年，双方才开始了友好往来。所以，当以这样一个民族为对象，谈“历史上第一个”、“最有影响的”这一类言语时，我觉得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当然，写作时我也有特别在意的地方，我在意自己的作品是不是表达了鄂温克人的真实情感；在意自己的写作能不能称之为鄂温克文化的一部分；在意自己活着的时候，所书写的文字是否能够一直保持鲜活的模样。其实，我同其他从事写作的人一样，都在寻求保持独特的创造力，当然不仅仅把它局限在小说领域。
阿霞：您的《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曾连续获得1981年、1982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种情况直到今天都是十分罕见的，也有人把那个时代称为“乌热尔图时代”，这在今天的作家和读者来说恐怕是很难想象的。对于这样一个乌热尔图和他的时代，您本人是怎么看的？
乌热尔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于我来说还是很幸运的，我的短篇作品一连获了几个奖。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是个特殊的年代。我说年代特殊，不等于承认了存在什么“乌热尔图时代”，因为我觉得，那一说法本身就不贴谱。我所说的年代特殊，是指当时整个中国都处于思想解放的大潮之中，大家都把文学当成一回事，认为她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当时，作为初登文坛的新手，我积累了自己的生活，内心的情感很是压抑，渴望找到好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但这仅仅是个人的状态，那一状态对于我的写作来说，还是很有利的，它只是一个方面。当时的社会环境尤其重要，在那个年代人们都很真诚，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奉献和为他人服务的精神。我所庆幸的是，在自己写作之初，遇到了中国文坛最优秀作家的帮助和提携，例如，王愿坚先生曾经辅导过我的写作，那是我在老作家丁玲兼任所长的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冰心先生也曾在为一本专辑所写的序言中，用她美好的文字褒奖了我的一篇处女作；而评论家冯牧先生，以及葛洛、鲍昌先生，都以他们高贵的人格及文人的风范，给予了我积极的影响。在那个年代，刊物与编辑的作用十分突出，我记得最早接触的，应该说是《草原》
主编达木林先生，还有《人民文学》的小说编辑。之后，随着《民族文学》的创刊，我有幸成为那供稿队伍中的一名获益者。想起那一时段的写作，我个人认为，那是被社会环境所塑造的过程，你自己也没有完全意识到，在你背后到底有多少双手托举过你，那其中包括了你的父母、你的族人、你的亲友、还有一些值得敬重的陌生人。所以，当谈起那一时期的写作，我不会说我的作品如何如何，我所记忆的是，谁在我的思想启蒙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谁给了我精神上的鼓励和肯定，这才是至关重要的。至于对作品的感受，那是阅读者的事情。 阿霞：您早期小说的叙述主体多为儿童，后期逐渐过渡到成年或者老人的口吻。这种转变是自觉的吗？还是出于叙述本身的需要？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叙述角度的衍变？
乌热尔图：谈到小说的叙述方式，以及作者所喜欢选用的人物，大体上说，这应该与你最初贴近生活的姿态，与你本人对外在环境的态度，以及个人的文学感受、阅读习惯等多种因素相关联。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当我端起猎枪，同猎人们一起在森林中求生存的时候，我真怀着一种孩童般感激与好奇的心情，这是因为那些鄂温克猎人们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接纳了我。这就决定了我当时的心态，那是一种稚拙的、真诚的情感，面对严酷的生活环境、面对神秘的大自然，我心中充满了敬畏。这一源自本心的情感，竟在我所积累的生活素材中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所以当我动笔写作之初，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天真少年的视角，借用他的语气和心态去表述衷肠。当然，以稚拙的语气去叙述、来书写，这也与我早期受到的文学熏陶有关，在那充满梦想的年龄，我很喜欢读童话故事，也喜欢阅读安徒生的作品。后来，随着自己对生活的认识所发生的变化，看到生活中冷峻的一面更多了一些，对鄂温克民族文化的思考变得更为自觉了，所以自己最初喜欢的人物就不足以承载相对复杂的情感和思考了。在这个时候，那历经岁月沧桑的老年人物出现了，这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在文学创作中，不同年龄的人物，有时可以代表和映衬作者本人的心态，以及他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另外，不同年龄的人物，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占有不同的分量，而在鄂温克人的文化中，老年人代表了智慧，他们是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替代的传承人。 阿霞：与早期的“淡化或遮蔽”不同，在您后期的作品中我们看到，小说人物或者小说叙述主体的民族身份感明显在不断地加强，您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
乌热尔图：我的小说创作总量不多，写到一个阶段就停笔不写了，这是我个人的问题。至于我的那部分作品，作者从中读到了什么，那是阅读者自己的事情。在写作过程中，我所关心问题及对象都在变化，你的情感也不可能不随之而变，这就促使你增加作品中的文化色彩，使其更具有鄂温克民族独有的特色，更具有浓郁的森林气息，同时还要把你对现实的忧虑，对民族传统文化解体的担忧，一并融入其中。也可能是这些因素，使阅读者感到这位作者的民族身份更鲜明了，其实我一直是以此为荣的。
阿霞：您如何理解童年经验对作家写作的影响？动物观照在您的小说中有什么特别的符号意义或隐喻？比如您作品中的“野鹿”或“野熊”。
乌热尔图：我所熟悉的饲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的生活，是一种面对大自然，依偎在森林怀抱中的自然生活。在鄂温克人的传统文化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其实，在鄂温克人的内心中，他们视其他动物群体为平等的兄弟，他们只有在纯粹为了生息考虑的时候，才不得以猎取其他动物为食，之后还有一些脱罪的动作和习俗，以此来保持内心的平衡。在很早很早的时候，一些动物的形象就嵌入了鄂温克文化的核心，比如鹿和熊，还有一些飞鸟，比如天鹅、乌鸦等等。鄂温克人的精神世界，更多的是受到大自然、大自然中动物形象的直接影响，我作为一名后来者也不例外。那大自然的形象，自然界中动物的形象，就自然成为我笔下的书写对象，我借用它们的形象来抒发内心的情感，来塑造一个鄂温克人眼中的鲜活世界。 阿霞：您的短篇小说集《琥珀色的篝火》曾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还有其它作品译成英文、俄文等多种文字，这是否可以视为您的作品也走向了国际化。您如何看待作家的国际化？
乌热尔图：多年前，我的小说集曾在外国翻译出版，另外还有一些零散的作品也被翻译成了不同的文字，这说明不了什么，只能说明那一时段有那么几个不同肤色的、手中握有不同护照的读者，曾经喜欢过你的作品。说心里话，我不知道该怎样来理解“作家的国际化”这一说法。作家是一名文化劳动者，他要与一块具体的土地，特定的人群相联系，要与其构筑牢固的情感关系。如果这样，就很难让他“化”起来，尤其还是“国际化”。在我看来，这个概念空洞而无味。一个作家在他的写作过程中，不会考虑怎样去“国际化”的。但是，作家确实需要一个开阔的视野，他需要历史的、现实的、国际的、全人类的大视野，需要立足于本土展开他的想象。通常，他那所谓的自由创作，也完全是扎根于大地的，以某一族群的文化为依托，这是其不可偏离的大背景。当然，不排除一些例外的情况。
阿霞：上世纪90年代后，您写了大量随笔，尤其是像《声音的替代》这样的文化随笔，在这篇文章中您对“文化殖民”提出了质疑，对异族文化的“切割采样”、“改头换面的占用”、对“声音的盗用”等现象持批判的态度；而对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声音的替代”现象，则给予了和缓的解析。在您看来，不同背景的作者对一个族群声音的“替代”，这对于文化的发展有益还是有弊？尤其是在以虚构和想象为审美特征的文学范畴内。
乌热尔图：《声音的替代》是我的一篇读书随笔，发表有些年头了。我至今仍然认为，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从历史角度看都是一个文化生产的群体，她的族人与其群体之间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关系，人们常常喜欢把这一关系以母与子来喻比。每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与记忆，都有自己的方式与特点，凡是古老的民族，在传承和记忆其精神文化的时候，所依靠的都是独特的、形象化的声音，在那口口相传的声音中确实包含了他们所有的情感、他们基本的价值观、他们判断事物的态度和方法。一个不可否认的现象是，一些古老的族群过去一直是通过声音（故事化）所转化的形象，来审视自己，以便看到自己的过去。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这一族群进行精神上的主动沟通时，便进入跨文化交流的状态。在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不同民族身份背景的人利用传媒手段进行的实质性交流，其前提应该是相互间的尊重，这可笼而统之地用文化尊重一词来概括，也就是说，这一关系的核心焦点是，一方是否投入了感情，是否与之建立了真情实感的关系，是否有能力与之达到心灵上的沟通。 阿霞：现在来谈谈鄂温克吧，文化传统意义上的鄂温克和您小说中的鄂温克有什么不同吗？鄂温克对您意味着什么？
乌热尔图：对于现实中的鄂温克人的状况，人们通过电视等传媒大体上都有了自己的了解、自己的印象，但那通常是表面性的，被官方媒体染色过的。不过，大家还是可以从那些不间断的信息中，感受到鄂温克人生活的变化，感受到她在经受商品市场化大潮冲击后的变化。可以说，其变化的趋势与其他地区大体上是一致的。要想真正了解鄂温克人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时下的内心感受，那就需要借助文学艺术形式所表现的感受与穿透力了。在我的心中鄂温克文化、鄂温克人的生活，那最有意义、最重要的部分都在于她的过去，贮存于她那默默无闻的历史之中，这是我特别看重的一点。我之所以能够挺直了腰板两条腿站立，之所以获得了向他人言说的能力，这其中的智慧与力量都来源于她，这是我从鄂温克人以往的生活，从鄂温克人那悲壮而辉煌的历史中汲取的。对于我来说，所汲取的一点一滴都犹如甘露，而那一点一滴的甘露都是用来滋养我心灵的。
阿霞：我也了解到，您还编著了一些文史类的著作，像《述说鄂温克》等，这么做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乌热尔图：坦率地说，我中断写作之后的那大段时间，基本上用在了对鄂温克民族文化的研究上。这件事的起因是，我所敬重的一位鄂温克老前辈，他希望我腾出一点时间来，来为他录音，帮他写一下个人的回忆录，那年他刚刚做了癌症手术，已经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当时，这对我来说真是个触动，使我意识到，建国前后这段时期在鄂温克人中发生的事情，有可能随着一代老人的离世，变成一段历史的空白。而在那历史转折时期所发生的一
切，对鄂温克这个新生的民族来说，尤为重要。这就促使我放下手头的一切，全身心地投入了对特定对象的录音采访活动。那段时间，我大约采访了近二十位鄂温克族有代表性的人物，并用两年多的时间整理出版了《述说鄂温克》。在这自述性文史著述中，记录了在五十年代初，鄂温克内部通过协商来统一民族名称，决定启用“鄂温克”这一古老称呼的过程；记录了酝酿成立鄂温克族自治旗的时代背景及整个诞生过程；并特邀历史地名学家乌云达赉先生，撰写了鄂温克族起源方面的专题文章。现在看来，当时我下决心的时机，还是恰当的。2001年，我以个人名义邀请了乌云达赉先生，请他来专题研究呼伦贝尔的历史地名。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乌云达赉先生在他返程途中病倒了，之后不久便猝然离世。这对我真是个精神打击。当他女儿将父亲的所有遗稿、常用的工具书，捧到我面前时，我意识到自己身上肩负着一种责任，这个责任你是逃避不掉的，因为你已经成为文化链条中的一环，你有责任把一些重要的文化信息传递下去。从那之后，我花费了多年时间来研究乌云达赉先生的遗著。乌云达赉先生是一位很受压抑、默默无闻的大学问家，他的贡献主要集中在诠释北方的历史地名、鄂温克民族的早期历史，以及鄂温克古老部落和氏族名称上。后来，我编纂的《鄂温克史稿》、《鄂温克历史词语》等书，主要是在传播他的学术观点。当然，我也借机提高和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储备。 阿霞：问一个也许不太礼貌的问题，换成今天的文学环境，您觉得还会取得这么大的文学成就吗？
乌热尔图：首先，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名普通的写作者，如果能把自己的创造力保持到最后的话，还是可以把作家这顶帽子戴到最后的。但我不是有什么大成就的人。一个人的自我塑造，确实与社会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承认这一点。假如换到今天，让我从头开始，我觉得自己照样会崭露头角，挺胸站立在某一领域的。这大概是因为，我一直以虔诚的态度来面对一片土地、面对一群人。因此，我得到的回报是独有的智慧，还有想象的自由，这都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力量，它使我挺直了腰板站立着，并把目光投向了远方。换句话说，我成了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一点，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是头等重要的。
阿霞：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很好奇，1985年，在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您被推举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几年后辞去职务又回到呼伦贝尔草原继续读书、写作。对于您的这段经历人们有很多种议论，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乌热尔图是一个纯粹的作家，不适合做官。您方便具体谈谈吗？
乌热尔图：1985年前后，我有幸去中国作协工作了几年。这短短的几年，对我来说很是重要，使我的视野变得开阔了，有机会结识了当代文坛上的一些优秀人物，这在之前我是无法想象的。一句话，那段时间对丰富我的人生阅历，提升我个人的创作自信心，确实有一种积极的推动作用。我能去那里工作，可以说是一个被选择的过程，是因为那时有这样的一种需要。之后我的告别，也是个人的主动选择，这其中的因由，我想了多年，后来才真正想明白。这是因为，我对创造性劳动过于尊崇，也就是说，我在内心中把它看得很重，超出了其他方面。所以，如果要拿这个东西去比较，比如说与某一职位去相比，我认为，两者在精神层面没有可比性。假如我不愿在甲地当官，偏要跑到乙地去做官，那么在个人的利益得失、能力与素质上还有可比性。当下，人们已经习惯用可获取的实际利益，来作为自己评价事物的标准，而我则是喜欢用充裕的时间，去验证自己的创作力。或者说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自己选择的是付出，而不是享乐；选择的是劳作，而不是利益的占有。
阿霞：除写作外，您还喜欢摄影，并主编了多部反映呼伦贝尔自然风貌与民俗风情的摄影集。目前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什么是您的创作重点？您有什么写作计划或目标？ 乌热尔图：后来我才发现，在青年时代所烙下的心理印记、当时的情感趣味，包括那时的价值取向，仍有心理上的驱动力。那是一种思维惯性，它使你做事情的时候以趣味来判断优劣，也使你的创作行为带有信马由缰的随意性。当然，在这趣味优先的背后，自然有价值层面的考虑，并非屈服于一时的功利。这些年来，对民族文化的兴趣，占去了我大块大块的
时间，当然我想尽快地为其画个句号。
阿霞：如果请您对内蒙古年轻一代的作家给出一些建议，会是什么？
乌热尔图：给别人提建议是不明智的，因为在他人身上有你所不具备的优势。当然，作为年轻人要善于发现自己的短处，最好发现一个弥补一个，在这方面对自己不能客气。不论你是谁，要像歌里唱的那样——大胆地往前走。
鄂温克族神话
鄂温克族有人口 26000人（据1990年统计），主要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的鄂温克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陈巴尔虎旗、阿荣旗、额尔古纳左旗。此外，黑龙江省纳河县也有少量鄂温克人。鄂温克族的先人最早居住在外贝加尔湖和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后来逐渐向东发展，其中的一支迁到外兴安岭的山林中，这就是今天的鄂温克族。
清代顺治至康熙年间，清政府陆续将鄂温克人迁至大兴安岭嫩江支流的沿岸居住，并组成五个“阿巴”（围场），成为“布特哈打牲部”的主体。1691年清政府将布特哈八个牛录（佐领）的鄂温克等族的500名兵丁及其家属迁往爱辉，并将布特哈打牲鄂温克编为五个旗。1732年清政府将布特哈打牲部的1，600多名鄂温克士兵移驻呼伦贝尔大草原，与部分达斡尔和鄂伦春人编成五十个牛录，分隶八旗。
鄂温克族有自己的语言，分为三个方言。因居住地的不同，有的还兼用蒙古语、达斡尔语、汉语。没有文字。自治地方的公文、信件一般使用蒙古文或汉文。清代，清政府曾设立学堂，教授满语满文，因此不少鄂温克人，特别是上层人士多通满语文，政府的多种公文和命令，多用满文，有时也用蒙古文，直到20世纪30年代。
鄂温克族在长期生产斗争和社会实践中，创造了极富民族特色的民间文学，有神话、传说、故事、民歌、叙事诗、谚语和谜语等。鄂温克族的神话丰富多彩，颇具魁力，有人类、民族、姓氏起源的神话，有自然神话，有风物神话，有动物神话等等。这些优美动人的神话，反映了鄂温克先人在认识世界、改造自然、创造美好生活的朴素世界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萨满神鼓的来历
听老人讲，在人类还没有出现以前，世上只有一个地球，后来，又造出另一个地球。第一个地球，是一位叫腾格日的尊神给造的。
第一个地球很小，山脉低矮，河流又窄又细，水稀稀拉拉没有多少。等第二个地球造好后，世间就出现了神通广大的萨满。他们用法力把地球变大，随着，山峰也增高了，河身也宽阔起来，河水也滚滚长流不息了。【鄂温克人】
不知又过了多少年，世上开始有了这样那样的教门。萨满神坐在一面大鼓上，腾云驾雾，四出游走，为世间万物降魔除灾，为人类造福。
萨满乘坐的神鼓，是两面紧包着皮子的大皮鼓。自从人世间出现了喇嘛教，便跟萨满打起仗来，一打就是几年几月。
萨满人多势众，老占上风头。可是，没隔多久，喇嘛教却反而把萨满击败，占了上风。
有一回，双方又打仗了。喇嘛们飞起一种叫做“敖叟拉”的法器，不偏不歪，正好打中萨满乘坐的皮鼓，皮鼓立刻碎成两爿；发出的声音比半空的劈雷还大。那种惊天动地的声音，一下子就把逞威的喇嘛们震服了。从此，萨满就用单面包皮的神鼓，召集神灵，降服邪魔了。
舍沃克神与铁神
世上还没有人类的时候，有一位带辫子的鄂温克人，在一条大河附近的山里，发现了一个大湖，名叫拉玛湖。从此岸看去，冉冉升起的太阳好象很近，犹如从湖的彼岸喷薄而出。这个地方气候温暖，但是一过湖就很冷了。这个大湖由大小八条河汇入。在日出方向有条河，河口的水很深，深水里有条大蛇，长十五丈，头上长有两只大犄角。这条大蛇是从天上下来的，跟普通人不通话，只跟萨满通话，它就是舍沃克神。
拉玛湖里有很多荷花，花开在水面上，大叶子漂在水上；还有许多美丽的水草；风景实在太好看了。湖周围有很多大山，山上的树木并不多。山上有个大山洞，大雾从洞口冒出，雾多雨就大。山里有猴子也有鬼。这里是舍沃克神的发祥地，也是鄂温克人的发祥地。
舍沃克神给人类和鄂温克人做了无数好事，因此人们经常祭它。它最喜欢肉和油的香味，因此人们祭它时总往灶火里洒马鹿、猂的油，冒出香味。祭了它，人们不会生病，打猎也走运；反之，
让舍沃克神生了气，就会叫人得病。舍沃克神还喜欢听鼓声，萨满跳神时一敲鼓，它马上就到。它还喜欢驯鹿的笼头、鹿皮拧制的皮绳、身白或尾巴尖上有白点的松鼠。猎人打松鼠不走运时，便请萨满，把供在舍沃克神像前的两张松鼠皮在火上抖几下，并祈祷舍沃克神恩赐松鼠，运气就会好转。舍沃克神平素骑乌鸦，在空中自由飞翔。
将舍沃克神所喜欢的上述几样东西，以及水鸭皮、保佑婴儿神（木制小雀）、保护驯鹿神（寄生于落叶松、桦树的一种藤条植物）、熊神（雌雄熊崽皮各一张）、铁神（鄂温克语称色勒、所以也称色勒神），一并装入皮囊中，名曰“马鲁”，意为群神，也称“马鲁”神。
铁神的偶像，是用薄铁皮剪裁制成，是仿效各长十五度的雌雄两条蛇制作的，雌蛇有两只犄角；雄蛇有三只犄角。铁神一怒，人就生病，由于怕它才供奉。
熊，原本是人
黑瞎子本名熊，原本是人，爪子上有拇指和虎口，所以会抓家伙，会扔石头。天神让熊跟人比力气，叫他们搬石头。石头太大，人怎么也搬不动，熊轻轻一举就扔出去好远。一天，熊操棍棒打死了人，天神一怒之下，把熊前爪的拇指齐根给砍掉了，并罚它不得直立，在地下四腿爬行，从此就变成了兽。
熊哭着说：“往后我怎么活呀？”
天神回答：“你吃草甸子上的醋李子什么的吧！”
熊请求说：“人们杀我吃我，可千万别叫他们乱扔我的骨头，别象对待别的兽骨那样糟践我。” 天神便告诫人说：“熊原本跟你们一样，也通人性，今后吃了它的肉，骨头不许随便乱扔！” 天神说罢，把人的膝盖骨（腹骨）从后头拧到前头，人便挺身直立行走了。从那以后，鄂温克人便对熊有了各种忌讳，如把公熊不称公熊，而称老汉（鄂特贺恩）；母熊不称母熊，而称老妇（阿特哈恩）；有些地方更有尊称爷爷（贺克）和奶奶（鄂娃）的。对熊死讳称为熊睡；对杀熊的枪讳
称为吹气筒；对砍杀、剥皮、肢解、切割熊的快刀讳称为钝铁；吃熊肉时要嘎嘎叫几声，并忌讳地说：“乌鸦在吃你的肉”。对熊和人一样，要进行风葬；风葬时人们要作呜呜哭泣状。鄂温克人认为，熊在狼不来，所以立熊为神（图腾），以求人畜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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