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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直接的积极成果, 是批判了王明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军事教条主义路线, 在实际上开始重新确立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革命问题的开端，是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会议, 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自从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局面。
第一, 遵义会议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 的惨痛教训, 批判了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错误, 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
在王明等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张指导下，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由于“左”倾冒险主义主观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受到严重损失。至1935年，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除少数地方外都已破坏殆尽。在中央苏区，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对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放弃积极防御的方针，反对“诱敌深入”，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失败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结果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受到了极大损失，不得不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即长征）。 遵义会议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又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军事路线的错误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且这些错误已为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所认识，也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不满，纠正的条件已经成熟。遵义会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力量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会议明确指出，由于“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造成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在退出苏区后继续遭到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后，红军恢复了过去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作战的正确原则，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彻底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
第二. 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
六届四中全会后, “ 左” 倾冒险主义在组织上取得了中央领导权, 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 对不同意其错误主张的同志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 并排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一九三三年初, 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临时中央机构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 全面推行其极“左”政策, 给党的干部队伍和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 遵义会议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会议作出的决定，体现了毛泽东在这次纠正党内重大错误的问题上，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党的领导实质是指导思想、指导方针的领导，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从指导思想、指导方针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3 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当时革命战争环境下党中央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
入3 人军事指挥小组，承担起长征途中处于中心的军事任务的领导工作，也表明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的逐步确立。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自此，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逐步形成，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
第三.遵义会议使党的路线转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迫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问题的开始，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上成熟的重要标志。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这些指导有些是正确的， 对中国革命作用很大；一些则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国实际，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 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了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确定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解决了党中央领导机关改组问题。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实际上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全局上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政党，完全可以独立的承担中国革命的重任。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我们党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4 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乃至对整个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就是以这次会议为开端的。
综上所述, 遵义会议在军事、组织、思想、政治政策等方面程度不同地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逐步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把党的路线转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 因而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 挽救了中国革命, 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枚关的一个转折点。
滇西战役，历时八个月零十六天，共歼日军二万二千六百多人，我军伤亡六万四千八百六十余人。滇西反攻，经过8个月的艰苦奋战，收复了腾冲、龙陵、松山、芒市、遮放、畹町，打通滇缅公路及由印度经缅北进入中国之国际交通路线，使大量载重汽车载运盟国大批物资，昼夜不息地经中印公路源源运入内地，同时由印度沿公路线安设油管，将汽油大量输入中国。故滇西反攻，是一次重大的胜利。
滇西抗战，创全歼日军之范例，开收复国土之先声，国人深受鼓舞，盟国为之振奋。滇西人民功不可没。仅保山地区就出动支前民工二十多万人，修公路，建机场，筑工事，运军粮、送弹药、抬担架，牺牲民工二万四千六百多名。其中保山县就补充兵员二万多名，贡献民工一千五百四十二万多工日，死亡民工三千八百五十余人，出动骡马一百一十九万多工日，驮牛三十二万多工日。死亡牛马五千九百多头，供应军粮大米三千五百八十万公斤，马料四百四十五万公斤，猪牛肉二十三万二千多公斤，其它物资不计其数。
海外侨胞爱国爱乡，出钱出力，共赴国难。南洋侨领陈嘉庚，组织华侨机工三千多人回国运送抗日军需，一千多名机工为国捐躯。保山旅缅侨领梁金山，动员华侨，捐资修建惠通桥，捐献汽车八十辆，抢运抗战物资。
一、滇西战场是中国抗战的三大基本战场之一
长期以来，抗战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即中国抗战是由敌后和正面两个战场组成的。从政治上讲，这种划分反映了国共两党抗战分工的情况，也符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抗战军事格局。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抗战的军事格局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发生了全局性的重大变化，笼统坚持两个战场的观点，已不能反映变化后的新的军事态势。
1941年12月，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并进功缅甸，在中国西南的滇缅方向制造了一个新的战场。中国被迫在已有的敌后和东战场（即抗战以来形成的既有战场）之外，向新的西南战场投入了大量的力量来应对危局，从而形成了敌后战场、东战场和西南战场三个基本的作战区域，或者说是三个基本的战略方向。之所以这样认定，是出于新的西南战场具有一个独立的战略方向应该具有的所有特征。在空间上，西南战场与此前已经存在的两个战场相互悬隔，保持着相对独立性；在敌军构成上，东部两个战场抗击着日军的中国派遣军，而西南战场面对的是日军南方总军所属的缅甸方面军；在面临威胁的程度上，由于日军陈兵怒江，中国大后方面临着比来自东战场更为直接和严重的威胁，西南方向已经成为中国最感痛苦和威胁最大的方向；在战略任务区分上，敌后战场担负着扰乱日军战略后方，抑留和牵制日军的任务，东战场承担着阻止日军西进，从东正面保护大后方的任务，而西南战场承担的是保持和贯通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道，从西南方向直接拱卫大后方的战略任务。
有鉴于此，我认为，虽然西南（包括滇西）战场的形成较晚，但自其形成之日起，即成为中国抗战的又一个基本的战略方向，而且是1942年以后中国抗战的一个主要战场，中国在这个新战场上的成败得失已经直接关系到抗战的全局。
二、滇西是保持西南国际大动脉的必争之地
众所周知，日军速战速决的图谋破产后，【遵义会议的意义】
即将战略方针改为持久围困，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切断中国的国际通道，构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以便逐步扼杀中国抗战。为此，日军从1938年起，先后攻占了广州、汕头、海南岛，并进军印度支那，封闭了中国除滇缅公路之外的所有对外通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保持滇缅通道成为中国军队最重要的战略任务，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派出远征军入缅作战。但遗憾的是，1942年5月，日军终于进占缅甸、陈兵滇西，切断了对中国抗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西南国际大动脉，最终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由于滇缅公路的丧失，来自北美、经大西洋和印度洋辗转而来的大量授华物资滞留印度，无法发挥为中国抗战输血的作用。为了解决中国抗战的燃眉之急，盟国只好开通驼峰航线运输物资。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毫无疑问，中国抗战被隔绝，西南国际通道被封闭的状况必须要打破。正是由于这种战略上的极端重要性，中美等盟国自滇缅公路被切断之日起，就重新贯通中国的西南大动脉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中国也才为此进行了最大的战争投入，中国两次组建的远征军和最精锐的美械新军均投放于此，后期中国抗战资源的使用首先满足的是这一战争的需要，中国战略反攻的矛头也首先指向这里。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包括滇西在内的西南战场，确为中国抗战的必争之地。
三、滇缅反攻是中国正面战场战略反攻的开始
中国抗战有无战略反攻，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它不仅事关战略反攻问题本身，而且涉及对中国抗战的地位作用的认识和评价。滇西抗战的地位、作用也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肯定滇西抗战存在反攻，而且是影响抗战全局的战略性反攻，那么，滇西抗战的历史地位就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1943年，亚太对日战争出现了有利的形势。美军在太平洋上转入了全面反攻，日军顾此失彼，节节败退。为策应太平洋方向对日进攻，位于大陆的中国也在积极部署反攻，并将西南战场列为反攻的首选地区。之所以如此选择，一是要打破日军的战略包围，贯通对外通道并获取大量的援华物资，为最后阶段的对日作战准备物质力量；二是想借助此次反攻，根本解除中国大后方面临的直接威胁，为下一步腾出手来，集中力量于东战场的作战创造条件；
三是从当时的态势看，东战场日军派遣军兵力强大，距离日军战略后方较近，容易得到关东军和日本本土的支援。若中国军队在西南战场的侧背威胁未解除之前，贸然把反攻矛头指向东战场，失败的风险极大。而西南战场位于亚洲大陆战场的最西端，距离日军战略后方十分遥远。日军的战略机动力量难于投入，物资补给等也十分困难，而且该战场日军的兵力亦相对有限，还要分别应对印度、缅北、滇西几个方向。因此，中国军队在该战场反攻的胜算把握较大。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中国与美英盟国决定，先由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继而中国远征军西出滇西，贯通中印大动脉，随后与盟军一道收复缅甸全境。为此，中国将最精锐的部队集中用于西南战场的反攻作战。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率先由印度进入缅北，次年5月，中国远征军横渡怒江。两路中国大军相对攻击，对盘踞在缅北、滇西的日军展开猛烈攻击。至1944年9月，中国的反攻大军攻克了孟拱、密支那、腾冲、松山等日军要点，奠定了西南战场大反攻的胜局。此后，两路大军东西对进，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取了龙陵、芒市、遮放、畹町、八莫、南坎等地，并于1945年1月会师中缅边境的芒友。
在中国战场首次大规模反攻中，中国共投入21个美械师的兵力（其中驻印军5个师，远征军16个师），连续进攻15个月，挺进2400余公里，彻底打垮了当面的日军第33集团军，全歼了日军第18、第56师团，消灭了日军第53师团和第2师团主力及第49师团一部，将盘踞滇西、缅北两年多的日军荡涤尽净，赢得了西南战场大反攻的全面胜利。【遵义会议的意义】
四、滇西、缅北反攻胜利对抗战全局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军队在滇西、缅北的胜利，不仅达成了直接的战略目的，而且对抗战全局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首先，滇缅反攻之前，整个中国均处于被日军围困的状态，但经过此一战，整个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长期封闭的局面被扭转，大后方的侧背威胁被解除，而且国民党作战区域两面受敌的情况也不复存在，原来的必须分兵应对的西南战场和东南战场减少了一个，从而使得中国可以将原用于西南战场的生力军移师东向。这种战线缩短，兵力集中的结果对1945年转向东战场的反攻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第二，中国反攻的实力因此而大大加强。据资料，滇缅反攻胜利之前的1943、1944两年间，经由驼峰空运的援华物资总共只有31.68万吨。中印公路贯通后，仅7个月就输入战略物资50万吨平均每月7万余吨。援华物资的大量涌入促进了中国新锐兵团的组建，再加上从西南战场回国的几十万胜利之师，中国军队的作战实力有了质的飞跃。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中国才在1945年春制定了桂柳反攻计划，开始将反攻矛头指向长期被动的东战场。1945年4月，日军以5个师团的兵力冒进芷江。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的中国军队，在得到美械新装备的补充，以及从西南战场回国参战部队的参与下，从5月上旬开始大举反攻，全线击溃了日军，取得了湘西会战的大捷。日军惊呼：中国军队已面貌一新。迫于中国军队强大的战斗力，东战场的日军中国派遣军被迫转入战略收缩。中国军队则乘机展开追击作战，连续收复了南宁、柳州、桂林，并进军中越边境，切断了侵华日军与其南方军的联系。
总之，进入1945年，长期沉闷的中国战场一变而活跃起来，战争主动权开始向中国倾斜，而所有这一切无不源于西南战场的胜利。包括滇西在内的西南战场，犹如围棋盘上的要点，一步不利全局被动，一点走活全盘受益。
这就是我对包括滇西在内的西南抗战地位作用的认识。
【摘要】遵义会议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新世纪回顾遵义会议及其伟大功绩，给我们以下启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坚持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坚持既防右更要防“左”的思想路线
1935年1月15 H至17日，我军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此遵义会议作为我党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而载入史册。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次是党,
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枚关的转折。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认真追思76年前遵义会议的伟大功绩及历史启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在军事，组织，思想，政治和经济政策等方面程度不同的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第一，遵义会议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教训，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
第二，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挽救了处于极端危险中的党和红军。这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的组织保证。
第三，遵义会议冲破了“左”倾教条主义的舒服而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转道上来。指导思想的转变，是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第四，遵义会议为实现党的政治方针的转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第五，遵义会议以党的政治方针趋向转变为契机，适时调整了党的土地革命时期的重要经济政策即土地革命政策。这是争执路线、思想路线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逻辑结论。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于今天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有重要的启示。无论是在党的建设上还是社会主义的建设上，遵义会议精神仍然拥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遵义会议精神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精神。
1．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原则。一个国家的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必须首先立足于本国，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把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独立自主进行革命这一原则的光辉范例。遵义会议表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主要依靠自己的力萤进行，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革命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既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
2．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强大思想武器。遵义会议表明，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党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能在领导革命过程中，避免犯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错误，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正确认识本国的国情。其次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3．必须坚持既防右又防“左”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曾经多次出现“左”倾和右倾两种机会主义错误，残酷的历史表明，在经济、社会、文化极端落后的中国，“左”倾和右倾一样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十分重视防右，但也要防止和克服“左”的错误倾向。遵义会议是在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发展到极端，几乎使革命走向失败时召开的。遵义会议表明，要防止和克服革命队伍中“左”的错园误倾向，就必须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彻底抛弃“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提出，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他强调，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努力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
4．必须在实践中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既要最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又要最明确地维护党的领导集体的权威和作用，这是党的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对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来说，尤其需要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5批评中求团结。党在加强自身建设中进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种发展，不仅加强了党内的团结．而且加强了与党外人士以人民群众的团结。弘扬遵义会议精神．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的正确选择。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在基于和挑战并存的国内外条件下，我们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认真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坚持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原子，坚持既要防右更要防”左“的思想路线，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能取得辉煌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早日实现。
[1]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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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36年9月8日致朱德等电[A]．毛泽东年谱[M]．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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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36年3月4日致秦邦宪转董健吾电[A]．毛泽东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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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36年8月25日致潘汉年电[A]．毛泽东年谱[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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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邓小平《张闻夭追悼会悼词》《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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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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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遵义会议伟大意义的几点认识…
文章作者：
【原文出处】益阳师专学报 198201
【作者】刘仲良
一
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斗争的结果，全党集体奋斗的结果，表明了全党觉悟的提高和走向成熟。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上台之前，我们党进行过反对瞿秋白、李立三两次左倾错误的斗争，由于这些斗争对左倾的思想实质没有加以彻底清算和纠正，因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就有可能在前此基础上加以扩展。加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中央领导机关，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从各方面对党施加压力。因而，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即使如此，也引起了党内不少同志的怀疑和抵制。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直处于斗争第一线的同志们，由于对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的实际，了解得清楚，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危害，在实践中，也最先感受到，因而他们最有条件和可能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最先起来和左倾冒险主义坚决斗争。毛泽东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八月党的宁都会议上，在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对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抵制，作了原则地斗争；周恩来、朱德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贯彻执行正确的战略方针，取得了红军反围攻战争的前所未有的胜利；在白区工作的刘少奇正确地估计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提出了职工运动的
正确的策略原则，抵制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一九三三年初，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变本加厉地推行冒险主义，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在毛泽东已经被迫离开党和红军领导岗位的情况下，进行了顽强地斗争，坚持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遭到左倾冒险主义的排斥打击……。总之，在党内对左倾冒险主义抵制、怀疑、不满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大批、大批。尽管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施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许多人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坚持正确主张的同志的队伍依然不断扩大。当左倾冒险主义在实践中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使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有了觉醒，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后，湘江之役红军损失过半，并一度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境地，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普遍增长。血的事实告诉了人们，王明等人根本就不是什么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只知生吞活剥地背诵一些马列词句，没有任何实际经验的洋先生，革命不能再由他们领导。一度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站到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这些，充分说明了全党觉悟的普遍提高，说明了党在政治上已经成熟，它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与群众基础。
从遵义会议本身来看，会议开始，左倾冒险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犯的错误，而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人的强大和中央苏区支前工作的不力，各苏区的配合不力等等（参见《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但多数同志支持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和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的战略策略。周恩来在会议前，“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和部署，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召开会议打下了基础”（王首道：《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榜样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在会上，他代表军委作军事报告，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我身为军事部长，领导作战失利，
带来了巨大损失”，“实践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嘉湘、黄岭：《周副主席在长征途中》），他提议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朱德在发言中严正批判左倾冒险主义，拥护毛泽东为我党领袖（《深切怀念敬爱的朱德委员长》(《新华日报》1679年第7期)）；王稼祥在长征路上和毛泽东走在一起，谈论了国家和党的一些问题，商谈了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并在遵义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张闻天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和自己的亲身体会，在发言中毅然摒弃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并作了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的报告，起草了会议的决议（《邓小平同志在张闻天追悼会上致悼词》）。此外，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陈云以及其他许多同志也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遵义会议》(《人民日报》1980年4月10日)）。正是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的这种坚决斗争，使遵义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毛泽东对于会议参加者的功劳，一再作过充分的肯定，多次表扬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可见，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所取得的成果是全党集体斗争功勋的结晶。
毛泽东在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中，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卓越才能和胆略。例如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多次提出粉碎敌人“围剿”的正确计策，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拒绝采用才导致失败。湘江之役后，是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方面军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正是在斗争的实践中，大家认识了毛泽东，信任毛泽东，团结在毛泽东等同志的周围，才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这一历史贡献，是建立在集体力量共同奋斗基础上的，而毛泽东是这个集体中最杰出的一员。我们既不能把毛泽东放在和其他同志等同的地位，也不能把他摆在党和集体之外，甚至摆在党和集体之上。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二
遵义会议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开始形成一个稳固的可以信赖的领袖集团，这是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重大转折。它使党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无产阶级政党应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根据这一原则，要求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坚持民主基础上的正确的集中。反对个人独断专行。但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十分漫长，近百年来又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内没有民主自由，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封建主义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由于从党成立到遵义会议的十四年间，党内曾出现过右倾和连续三次左倾的的错误，并统治了党的中央机关，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几度遭到破坏，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特别是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期间，个人凌驾于全党和中央之上，独断专行，大搞“以我为核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完全背弃了党的集体领导，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促长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使党遭受了两次严重的失败。 遵义会议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领导职务，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在这次会上，张闻天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他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同志在张闻天追悼会上致悼词》）。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选为书记处书记。并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小组，负责军事指挥。这一改组的重大意义，不但从组织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而且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实践中真正开创了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制度，大大发扬了党内的民主作风，使党内生活走上了正常化。遵义会议从当时党和红军所处的险恶环境出发，从当时党内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涉及的主要李德、博古等人，从而
团结了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维护了全党的团结，避免了党的力量的削弱和分裂。假设遵义会议没能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就不可能有会议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展开，不可能有四渡赤水出奇兵，取得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决定性胜利。没有遵义会议的胜利，也就没有后来中央政治局基本团结一致地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斗争的完全成功。当时，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会师时，四方面军八万多人，张国焘自仗人多枪多，想强迫中央按他的主张干，向康藏地区退却逃跑。党中央针锋相对，提出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参见《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总之，遵义会议的一切成功和胜利，都是党中央集体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集体斗争的结果，无不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巨大威力。正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种卓有成效的集体斗争中，形成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张闻天等等同志组成的领袖集团，确立了这个领袖集团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应该指出，在遵义会议确立的领袖集团中，毛泽东的杰出作用和突出地位是无容置疑的。早在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明确指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它既肯定了毛泽东的重要地位，又把毛泽东置于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之中。可是，后来对于这个问题却又出现了如下几种不同的提法，且比较流行：有的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就在这位杰出的完全可以信赖的领袖的领导下，使革命的胜利得到最重要的保证；有的说，由于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而当时又在战争时期，所以实际上形成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胡华同志在《新时期》一九八○年第一期《关于遵义会议的若干情况》一文中说：“因为红军在长
遵义会议的时间，内容，意义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的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这是党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中国革命从此打开了新局面。 背景【遵义会议的意义】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扩大参加者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出席会议的还有《红星报》主编邓小平（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来作了副报告，主要
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军事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
摘要：遵义会议是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点，极具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批判了王明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问题；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问题的开始，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上成熟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遵义会议 中国共产党 历史意义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直接的积极成果, 是批判了王明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军事教条主义路线, 在实际上开始重新确立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革命问题的开端，是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会议, 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会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自从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局面。
第一, 遵义会议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 的惨痛教训, 批判了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错误, 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
在王明等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张指导下，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由于“左”倾冒险主义主观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受到严重损失。至1935年，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除少数地方外都已破坏殆尽。在中央苏区，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对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放弃积极防御的方针，反对“诱敌深入”，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失败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结果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受到了极大损失，不得不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即长征）。 遵义会议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又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军事路线的错误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且这些错误已为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所认识，也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不满，纠正的条件已经成熟。遵义会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力量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会议明确指出，由于“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造成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在退出苏区后继续遭到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后，红军恢复了过去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作战的正确原则，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彻底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
第二.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
六届四中全会后, “左”倾冒险主义在组织上取得了中央领导权, 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 对不同意其错误主张的同志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并排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一九三三年初,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共临时中央机构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 全面推行其极“左”政策, 给党的干部队伍和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
遵义会议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
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会议作出的决定，体现了毛泽东在这次纠正党内重大错误的问题上，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党的领导实质是指导思想、指导方针的领导，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就是从指导思想、指导方针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3 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当时革命战争环境下党中央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3 人军事指挥小组，承担起长征途中处于中心的军事任务的领导工作，也表明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的逐步确立。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自此，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逐步形成，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
第三.遵义会议使党的路线转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迫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问题的开始，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上成熟的重要标志。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这些指导有些是正确的， 对中国革命作用很大；一些则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国实际，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 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了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确定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解决了党中央领导机关改组问题。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实际上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全局上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政党，完全可以独立的承担中国革命的重任。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我们党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4 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乃至对整个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就是以这次会议为开端的。
综上所述, 遵义会议在军事、组织、思想、政治政策等方面程度不同地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逐步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把党的路线转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 因而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 挽救了中国革命, 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枚关的一个转折点。
参考文献：
[1] 伊胜利，孙艺年．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8（06）．
[2] 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本文来源：http://www.gbppp.com/jy/441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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