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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慈禧太后解析
来源：语文网 作者：匿名
在近代中国，慈禧太后是被多重妖魔化的政治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因为1898年政治变革失败，归罪于皇太后，将其描写为一个弄权的老太太，一个只知道欺负那个可怜养子的恶妇;革命党人孙中山、章炳麟等出于革命大义，倡导排满革命，也将慈禧太后视为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到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论证“半殖民半封建”的政治判断，接受孙中山、康有为等人的看法，对晚清几十年政治发展持批判态度，对于慈禧太后基本否定;至于民间野史，大都根据这几种史观编排慈禧太后的故事，甚者以男权主义立场予以恶意攻击;最近者则由出版社借着英国青年的梦话编造什么跨国姐弟恋，更有莫名其妙的专家鼓掌叫好。显然，这些认知只是彰显一种或几种历史观，并不是历史真实。真实的慈禧太后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凡的女人而已。
一个女人的幸与不幸
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生于1835年。1852年十七岁时以秀女入宫，稍后晋升为兰贵人，再后被册封为懿贵妃。1856年，懿贵妃为咸丰帝生下惟一的皇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帝。母以子贵。这个年轻的女人自然在宫中渐渐得宠，地位渐渐高升渐渐巩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谁也没有办法的“羡慕忌妒恨”。 从秀女一步一步走来，是机遇，是命运。然而在后来许多好事者看来，这个女人太不寻常了，好像她从一开始就会耍手腕弄权谋。这显然是一种臆测，是后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试想，贵为一国之尊的咸丰帝风流倜傥，足智多谋，阅女无数，一个凭借智慧巧妙登上皇帝宝座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喜欢一个满腹心事忧虑重重的女人呢?
年轻的兰贵人或许说不上貌若天仙，但一定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小姑娘。这是她成功的前提，是咸丰帝宠幸的关键。至于兰贵人后来一步一步走上权力巅峰，那是时代使然，是历史留给她的机遇;而她又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
兰贵人是幸运的，因为风流的咸丰帝毕竟让她怀上了龙种，而且是惟一的。当这个小皇子出生的时候，兰贵人刚刚二十一岁，她的夫君也不过二十五岁。这段时光应该是她一生中最为快乐最为得意最无忧无虑的日子。
然而好景不长。“苦命的”咸丰帝太缺少世界视野了，他在内患太平天国闹事尚未根除的时候，竟然又偏听偏信，因为驻京公使及扩大开放、增加通商口岸等问题与列强闹起了别扭。1860年8月，英法联军长驱直入，陷大沽，占天津，试图攻进北京，以城下之盟迫使清廷答应各项条件。
中国虽然对西方部分开放已经二十年了，世界上的事情也知道了不少，但要让中国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融为一体，似乎还有很大困难。英法联军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照会，要求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要求各带五千精兵进京换约。【天津少妇】
对于还没有充分经验与洋人打交道的咸丰帝和诸位重臣来说，英法两国的要求委实有点欺人过甚。年轻的咸丰爷似乎也咽不下这口气，发誓要御驾亲征，决一胜负。英法两国的要求是想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中国皇帝的玺书也将由这些来使自己带回。英法两国的这些要求今天看来太小儿科了，但在当年不得了，清廷君臣一致认为这些要求违背了大清礼仪，有冒犯之意。咸丰帝指示：如果这些使臣必欲亲递国书，那么必须按照大清礼节，拜跪如仪。否则，惟有决一雌雄。
咸丰帝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部属。9月18日，双方谈判决裂，中方竟顺手扣押了对方谈判代表巴夏礼及其随员数十人，引发灾难性后果。【天津少妇】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法原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规矩。英法联军与清军全面冲突，清方渐渐不支。为挽救败局，9月21日，咸丰帝阵前换帅，将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等人撤职，任命能干的“鬼子六”恭亲王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督办和局。在作了这些安排后，咸丰帝于第二天自圆明园逃亡热河，当然公开宣布的理由是去那儿“狩猎”。
咸丰帝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有恭亲王留守京城与洋人交涉，中国在作出一些让步后很快达成了妥协，同意将天津扩大为通商口岸，准许英法两国招募华工等。
中外妥协达成后，京城已经恢复往昔平静，只是咸丰帝先前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毁坏惨重。这或许是咸丰帝不愿回銮的原因之一。咸丰帝是清代皇帝中最好色的帝王，也是至此
惟一被赶出京城的帝王。流亡中咸丰帝依然不忘美女美酒，心力交瘁与体能大量消耗，终于使这个“苦命天子”在1861年8月22日一命呜呼，撒手人寰，年仅三十。
叔嫂搭台共创新局
咸丰帝在生命垂危之际作了两项政治安排：一是立六岁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是加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所谓顾命八大臣。至于那个小皇帝载淳，就是当年的兰贵人，现在的懿贵妃那拉氏的亲生子，也是咸丰帝的惟一儿子。
此时，懿贵妃年仅二十六，漫长的守寡生活从此开始。她在皇叔恭亲王协助下，与东太后一起领着六岁皇儿同治帝共同治理着这个庞大帝国，表面上的辉煌与体面无论如何掩饰不住一个青春少妇的正常欲望。年轻寡妇守的不是大清王朝的江山，而是孤独与寂寞。
咸丰帝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懿贵妃很快被小皇儿尊为皇太后。年轻的皇太后变成了西太后，和另一位年轻的东太后一起掌管着这个国家，他们的全部希望也就是这个小皇儿，那是她们生命的全部希望。 然而，在传统政治架构下，咸丰帝死前留下了政治安排，八个顾命大臣不仅要辅佐着这个小皇帝，而且好像还要约束着这两个皇太后。按照那时的制度，皇上的母亲当然无权干政，但那个小皇帝毕竟是她们的儿子啊?再者说，当年顺治爷、康熙爷也是幼年即位，如果没有孝庄皇太后帮助，顺治时期怎能那样顺利治理，康熙年间怎能走向辉煌?咸丰帝的临终安排对于自己来说，或许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但对大清，对未来，特别是对那个小皇帝，则不尽然。尤其是，咸丰帝将权力授给了八大臣，而对那个最能干的六王爷恭亲王则排除在外。
顾命八大臣对清廷是忠诚的，对小皇帝也是尽心的，只是他们似乎受传统影响太深，不太瞧得起这两个年轻寡妇。特别是肃顺，自以为是咸丰帝的宠臣，飞扬跋扈，据说为了取得控制朝廷的全部权力，在咸丰帝在世时就建议除掉懿贵妃;在咸丰帝去世后，甚至计划雇用武士图谋兵变，诛杀懿贵妃。懿贵妃与八大臣特别是肃顺之间，已经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态势，势不两立，必有一死。
按理说，肃顺可以轻而易举制服懿贵妃，但他可能太轻敌了，太不把这个年轻寡妇当回事了。他根本想不到，这个年轻寡妇联络上不被咸丰帝信任的六皇叔恭亲王，他们联手之后几乎没有怎样费劲就将八大
臣一网打尽，将肃顺处死。从此，大清国的政治权力就落入这对叔嫂手中。懿贵妃——此时已被尊称为皇太后拥有最终权力，六皇叔以议政王身份兼管军机处，掌握着大清国日常事务的实际权力。
六皇叔恭亲王确实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与洋人打交道的时候改变了对西方的看法，相信中国如果要改变先前被动局面，一定要走上世界，要改革，要学习西方。从此开始，朝廷在恭亲王的建议下，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了洋务新政，大清国的面貌很快焕然一新，一片生机。
大清国的新气象是恭亲王主持的结果。不过如是说来，重用恭亲王，那可是慈禧太后的眼力和大度。而且，慈禧太后不仅重用恭亲王，而且大胆起用汉大臣，使大清政治气象为之一新。从1860年开始，中国确实步入一个恢复重振的轨道，正史中的所谓“同光中兴”固然有御用史学的夸张和修饰，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经过三十年和平发展，确实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军事力量特别是北洋海军组建成军，意味着一个比较强大的中国似乎又要在东方崛起了。
中国的恢复当然不能说都是慈禧太后的功劳，但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那三十多年毕竟只有她是始终如一的最高领导者，她可能没有主动提出过什么变革方案，但她调动起来了内外臣工积极性，而且她能有效把握住中国这艘巨轮应该走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慈禧太后既是一个成功女人，又确实是一个非凡女人，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明智女主。
生命中的缺憾
慈禧太后政治上的成功是巨大的，只是对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女子来说，寡居的生活确实令人窒息。好在年轻的慈禧太后有自己的儿子，她看着同治帝渐渐长大，心中的寂寞、孤独也就不那么严重，何况政治本身又有那样的诱惑力。
十多年的时间一晃而过。1872年，同治帝十七岁了，长大成人了，也应该亲政了。慈禧太后在经过这些年的勤劳，也准备撤帘归政，颐养天年，歇歇肩了。然而遗憾的是，仅仅三年时间，慈禧太后的这个独生子，咸丰帝的惟一龙种同治帝竟然于1875年一命呜呼，英年早逝，满打满算还不到二十周岁。这一年，慈禧太后年四十，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女人的最大不幸是青年丧夫，中年丧子。这两件不幸都被慈禧太后遇到了。这真是慈禧太后生命中最大的缺憾，是无论多少荣华富贵也无法抵偿的。【天津少妇】
慈禧太后是个不幸的女人，也是个不幸的母亲，而且如果往更深层说，她还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大约是因为咸丰帝死得太早，大约因为年幼的皇子失去了父爱，显得可怜，这都是慈禧皇太后纵容娇惯同治帝的理由。在同治帝从幼年到青年的全部历史中，慈禧太后更多时候采用的是一个年轻寡妇对独子的溺爱、纵容和听之任之，使小皇帝在很小年龄就结识了许多不三不四的坏孩子比如宫中的太监，小皇帝在这些佞臣宵小诱惑下不走正道，整日里嬉戏游宴，耽溺男宠，甚至常常在几个小太监悄悄陪伴下溜出皇宫，微服冶游，整夜整夜在南城琉璃厂、八大胡同等一些茶园酒肆、青楼妓院、花街柳巷盘桓，狎邪淫乐，流连忘返，渐渐走上堕落之路，往往直至第二天早朝时方才鬼不知神不觉潜回宫中，以致有时召见军机大臣时还处在醉酒状态，言语失次，且偶尔不知不觉杂以南城猥贱之事，不堪入耳。
小皇帝微服冶游是个人爱好，不过他似乎也清楚贵为皇上这样做并不好，所以他在南城狎邪淫乐时总是担心遇到熟人，尤其是担心遇到他的那些“众爱卿”。作为皇上当然有权冶游有权私访，但毕竟同治帝年龄太小，太不适当。同治帝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刻意回避他的那些具有同好的大臣，因为那样不是一般的丢失体面而是太过难堪，或者他也担心这些“众爱卿”中的哪个强臣一高兴到皇太后那里告他一状。 同治帝这些担心从日常情理层面都容易理解，因此他游冶时为了避开众爱卿，总是在那些佞臣宵小带领下，尽量躲开那些比较高级比较讲究的著名妓院，总是尽量去那些“路边小店”或者那些躲在胡同深处的下等私娼妓馆。
常在河边走，不能不湿鞋。天长日久，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同治帝终于感染上那种不洁之病。死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洞见腰肾而死。或曰梅毒，或曰疥疮，当然官方文书说是天花。天花，是清代皇帝多次遇到过的事情，比较好听。
同治帝之死当然是慈禧太后溺爱的后果，由此可以证明慈禧太后不是一个合格母亲。这样不合格的母亲在中国传统社会屡见不鲜。年轻寡妇总是担心自己的孩子特别是这样的独苗被人欺负被人轻视，总是尽最大限度给这样的独苗以自由，不愿用严格的常人规矩去约束，这样的母亲内心深处总觉得没有父亲的孩子已经够可怜了，为什么还要过分约束他呢?如果我们将慈禧太后放在一个常人立场去理解，就应该明白她的这一系列遭遇、选择和普通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不幸成为妃子成为皇后，她的儿子不幸成为皇位继承人而已。
另一种爱法
有关《色戒》的误会
关于《色，戒》小说故事原型，不少评论指向是，1939年郑苹如刺杀汪精卫手下丁默邨的真实事件。上海名媛郑苹如生于1918年，是当年上海第一大画报“良友画报”曾将其作为封面女郎。上海沦陷后，她秘密加入中统，混迹于日伪人员当中，获取情报。后参与暗杀日伪特务头子丁默村，暴露身份被捕。学者陈子善曾经说过，郑苹如刺杀丁默村的时候，张爱玲并未在上海，当时她是在香港读大学。她知道这件事情，是从后来上海各种小报的大肆渲染中获悉的。还有说法是，张爱玲是从胡兰成口中得知这个故事，获得了详细细节并最终将其写进了《色，戒》中。
《色，戒》也被认为是写尽了男女之间最本质的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所以有另外一种推测是，《色，戒》影射了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关系。
原型说可谓成为大众对小说《色·戒》普遍的看法，结果连郑苹如的家人，也要在美国召开新闻发布会声讨李安和张爱玲。《宋家客厅》的作者宋以朗觉得这些声音和评价，对张爱玲是一种误解和不公平，他认为《色·戒》的故事并不是源于郑苹如。“《如果我赶在电影《色，戒》上映前说明经过，就不会有以下事情发生。”
事情可以上溯得到50年代初，宋淇在通信中跟张爱玲讲了一个故事，用她在《惘然记》序中的讲法就是：“这三个小故事都曾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1983年，宋淇在跟水晶提过《色·戒》故事的来历：“主角当然不叫王佳芝，那时候燕京有一些大学生、中学生，爱国得不得了，自己组织一个Cell（单位），也没有经验，就分配工作，家里都是大少爷。其中一个是孙连仲的儿子孙襄德，后来我在香港碰见他。他是一个头子，然后他们在北京、天津哐哐哐一连开枪打死了好几个汉奸，各方面一查之下，什么也不是：军统也不是，中统也不是，国民党各方面都不是。而且特务各方面都通的。彼此都有
double-agent(反间谍)。日本人、宪兵队、中统、军统……大家一查，都不知是谁搞的。后来，就有人不知道怎么搭上戴笠军统的线，就拿这些人组织起来，一旦组织起来就让反间谍知道了，于是有几个人被逮去了。”
宋淇在1977年的信中更是斩钉截铁地跟张爱玲说，女主角绝对不能是国民党政府正统特务。宋淇认为，一个抗日女间谍事到临头出卖自己人，一般读者不会接受，尤其对当时的台湾国民党政府来说，他们的特务绝对不会变节。若这样写，审批肯定通不过。当时台湾可是张爱玲最大的市场。于是他建议，一定要把女主角写成“一个普通人受特务安排，而去执行一件特别的任务，甚至可以说连外围都不是”。
最后是张爱玲自己想通了：岭南大学迁港后，有这么一群爱国学生，共谋由一个女生出面去诱杀一名大汉奸。因为她是以少妇身份去勾引他，所以先得跟一个同伙的男生发生性关系。结果大汉奸在香港深居简出，她根本无法接近。她觉得同伙的男生占了她便宜，而且也不是她喜欢的人，反而因为那些同学好像看不起她，所以有点受委屈的感觉。有了这心理背景，这个没见过世面的女孩子，对钻石、戒指眼花缭绕而埋下伏笔。珍珠港事变后，这一群人来沪转学，与一个国民党地下工作者搭上了线。地下工作者看他们虽然没受过训练，但有宝贵的经验，不过觉得他们太嫩，就只派了一人参与指挥。事败后他成功脱逃，而学生群体则
被一网打尽。这个故事有哪一点像郑苹如事件？所以王佳芝根本不可能是郑苹如。“电影上映后，因为太多人捕风捉影，说什么„张爱玲诋毁民族女英雄‟，我只好公开澄清《色，戒》故事的来历，但不少媒体依然继续推波助澜，令谣言越传越凶。这不奇怪。如果你是刊物编辑，要吸引读者眼球，你认为以下两个标题哪一个较抢眼呢？是„张爱玲与宋淇的文学讨‟”呢，还是„汉奸妻张爱玲污蔑民族英雄郑苹如‟？”宋淇说。
其实早在1978年，张爱玲就写了《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文为自己“辩白”，反驳当时的评论文章《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开头便说道“我最不会辩论，又写得慢，实在匀不出时间来打笔墨官司。域外人这篇书评，貌作持平之论，读者未必知道通篇穿凿附会，任意割裂原文，予以牵强的曲解与“想当然耳”：一方面又一再声明“但愿是我错会了意”，自己预留退步，可以归之于误解，就可以说话完全不负责。我到底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负责，所以只好写了这篇短文，下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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