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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如何评价曹操的？
2010年03月11日 12:29:5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毛泽东生前多次评曹操，还说过“我的心与曹操是相通”的话，但他从未讲过自己评曹操的真正用意。
毛泽东如何评价曹操
在毛泽东评曹操的那个时候，社会上的人们普遍对曹操存有偏见，戏剧里演的曹操是奸雄，老百姓也普遍认为曹操是历史上的坏人。而毛泽东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曹操是大英雄。他写过这样的书法手迹：“天下英雄，惟史君与操耳。”他手书过曹操的《龟虽寿》，他经常吟咏曹操的诗，在他自己写的诗中，也提到过“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他还多次公开称赞曹操。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吟诵曹操《观沧海》一诗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正义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正在莫斯科访问。当晚，他请胡乔木、郭沫若到住处一道用餐，
边吃边谈中，毛泽东首先提起《三国演义》的话头，他们夹叙夹议，谈得很热烈。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李越然，问：“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李越然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接见河南安阳县委书记时谈到曹操，他说：“曹操这个人懂得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
同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上又谈到曹操，他说，《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对曹操的评价是不同的。《三国演义》把曹操当作奸臣来描写，《三国志》则把曹操当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他还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以《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
1958年12月，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中卢弼对《让县自明本志令》的注文时，针对卢弼对曹操的指责，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1959年2月，毛泽东读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翦伯赞写的《应该替曹操恢复
名誉》一文后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
为后来的两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
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
1959年4月23日，《北京晚报》刊登了北京大学教授吴祖缃写的《关于〈三
国演义〉（三）》（案：《关于〈三国演义〉》之一、二，分载于1959年4月
9日和15日《北京晚报》第三版）。毛泽东读后，即于吴文发表的第二天，即
1959年4月24日，毛泽东专门请毛泽东办公室秘书林克找来吴文《关于〈三国
演义〉》之一、二来看一看（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219页）。
他对吴文中关于不能因为《三国演义》中有“拥刘反曹”的正统历史观，就否定
它的民主思想的观点，十分注意。此次毛泽东虽然没说什么，但联系他此前此后
对曹操的评价，亦可将此列入他评曹操的范围。
1975年，毛泽东谈到三国时期的历史时说：“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
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
1976年，毛泽东为了说明在实践中才能增长才干的道理，还举曹操没有上
过大学的例子加以说明。
毛泽东虽然评价过许多历史人物，但他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如此频繁地评价
一个特定历史人物——曹操，肯定有其特殊用意。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当时和
此后的人们有种种猜测。
三种猜测和两种误区
人们对毛泽东评曹操的猜测，大体有三种：
一种认为毛泽东评价曹操属于他读历史书籍时，对人物进行臧否的范围，是
他个人谈古论今的学术行为；有一本书，叫《毛泽东谈古论今》（安徽人民出版
社1998年6月出版），其编著者认为：“在评价历代帝王时，毛泽东格外看重
曹操。”编著者引用了毛泽东下面两段话：“曹操的文章、诗，极为本色，直抒
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
是真男子，大手笔。”十分明显，该书的编著者试图以此证明：毛泽东评曹操，
属于毛泽东个人谈古论今的范畴。还有一本书，叫《毛泽东读史》,其作者把毛
泽东评曹操的几段话列入“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一栏中，当做毛泽东在研究历
史时，试图纠正“千百年来，偏见掩盖历史的真实”的现象而发表的一部分言论。
实际上，该书作者也把毛泽东评曹操看作他读历史而有所感的范围。
一种认为毛泽东评曹操是他的英雄情结所致；《毛泽东与〈为曹操翻案〉》
（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６期）的作者即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肯定【曹操的正面评价】
曹操，恐怕也缘于二人在诸多方面有着逼真的‘形似’乃至‘神似’之处。举其
大端，譬如叱咤风云、临险不惊的军事才干，气壮山河、舍我其谁的政治抱负，
直抒情怀、气魄雄伟的诗词文赋等等，可以说，在各自所生活的时代，一流的军
事家、政治家和诗人，对于二者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即使在个性、气质上，二
人也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所以，虽说他们上下相隔一千多年，但毛泽东对曹操确
实是打内心里予以情感认同的。”十分明显，该文作者把毛泽东评曹操，划入了
“英雄惜
毛泽东是如何评价曹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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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认为毛泽东评价曹操，是为了给一个历史人物翻案。1959年，郭沫若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中说：“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当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人们把曹操当成坏人，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同年，翦伯赞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中也说：“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
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长期把这样一个杰出人物当做奸臣，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替曹操恢复名誉。”郭文与翦文均是在毛泽东1958年讲了不少评曹操的话不久发表的，作者把毛泽东评曹操看作是一种为历史人物翻案的行为，因而先后著文响应。由于郭、翦二人均为著名历史学家，他们的看法，一时影响颇大，其影响力，直至今日，仍未衰竭，当今不少学者还相信并引用他们的观点。1999年发表的《毛泽东与〈为曹操翻案〉》一文的作者就认为，“毛泽东为曹操翻案，是以唯物史观的科学眼光洞察历史而得出的必然结论。”作者还认为，毛泽东为曹操翻案，对当今文艺批评也有启示。 在以上三种猜测中，第一种猜测与第三种猜测，有相似之处，但二者的出发点显然不同。第三种猜测，已经不是把毛泽东评曹操当做个人读史的爱憎好恶，而是看做一种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特定行为。但是，这种特定行为，究竟是为了什么？猜测者显然还没有猜透。 上述三种猜测，虽然对毛泽东评曹操作了一定分析，但却陷入了误区。误区主要有二： 误区之一，是把毛泽东评曹操仅仅看作是他的学术研究范围和个人对历史人物的喜好，至多把毛泽东评曹操看作从学术研究角度，特意为一个历史人物翻案。毛泽东确实喜欢研读历史，也有对不同历史人物的好与恶。但毛泽东是一位政治家，他研读历史，从不限于个人兴趣，而是鉴古喻今，资政育人。毛泽东也决不会囿于学术探讨范围，特地从历史学术角度，去为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翻什么案。而且毛泽东在特定历史时期这样连续评价曹操，决不会是个人兴趣所使。
误区之二，是把毛泽东评曹操看作他个人的英雄情结所致。确实，毛泽东是个大英雄，他也喜欢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但毛泽东决不会因个人的英雄情结所系而如此频繁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而且，毛泽东评曹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作出的，肯定另有用意在。
以上两个误区，使此前的猜测者，都没能真正了解毛泽东评曹操的特殊用意。
曹操的多重性格及其表现
谈到《三国演义》，不能不说曹操。那么曹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历史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曹操的文学形象与民间形象不甚伟岸，“托名汉相、实为汉贼”流传千载。然而还原历史形象，曹操真是毫无瑕疵的纯粹的军事家、诗人、政治家吗？易中天先生在品评三国时有一段话非常中肯：曹操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一个人。他这个人聪明透顶，又愚不可及；狡猾奸诈，又坦率真诚；豁达大度，又疑神疑鬼；宽宏大量，又心胸狭窄。可以说是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概，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
下面，就分别论述一下曹操的各种性格以及这些性格在作品中的体现。
一、世人都称曹操为奸雄，京剧脸谱中也将曹操画成白脸，那么首先就来看看曹操性格的负面。
1、狡猾奸诈。
这一性格在青少年时期就有明显的体现。曹操的叔父见曹操游荡无度，就向曹操的爸爸曹嵩进言，想让曹嵩严加管教。于是“操忽心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叔父惊告嵩，嵩急视之。操故无恙。嵩曰：‘叔言汝中风，今已愈乎？’操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这样一来，曹嵩再也不相信弟弟的话了。这应该是曹操的奸计第一次得逞吧。
官渡之战中，曹操处于劣势，故人兼谋略家许攸来降。曹操“不及穿履，跣足出迎”，足见其求贤若渴。可是，当许攸问及军中还有多少粮食时，曹操的回答从一年、半年、三月到只此一月，共变了四次，而且最后也没说实话，其狡猾奸诈可见一斑。
还有与刘备争夺汉中时，曹操怕人行刺，先放风说自己好梦中杀人，然后等待机会。终于有一次，“昼寝帐中，落被于地，一近侍慌取覆盖。操跃起拔剑斩之”，然后“复上床睡；半晌而起”。这样一来，曹操再也不怕别人在他熟睡时行刺他了。当然，这一伎俩瞒不过杨修，杨修叹曰：“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
2、生性多疑。
“多疑”最明显的体现当然在于误杀吕伯奢一家了。曹操刺杀董卓未果，在逃亡过程中，与陈宫借住于曹嵩的老朋友吕伯奢家。吕伯奢去买酒，曹操忽然听见磨刀声，于是曹操说“吕伯奢非吾至亲，此去可疑，当窃听之。”窃听到的是“缚而杀之，何如？”（其实是想杀猪待客）结果误杀全家八口。如果说这勉强算是误杀，那么在杀人后，与陈宫匆忙逃跑时，撞见吕伯奢，又骗而杀之，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了。而且，曹操还在此时留下一句难以推翻的罪证，那就是著名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可能是自觉平时作孽太重，临死之时 “又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勿令后人知吾葬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曹操的正面评价】
比较有意思的是，曹操之所以丧命不治，也和他生性多疑有莫大关系。曹操有痛风病，最后一次发作时，可能相当严重。手下人请来
名医华佗为其医治。可能曹操已经病入膏肓，华佗开的药方是“先饮麻肺汤，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方可除根。”操大怒曰：“汝要杀孤耶！”又说“臂痛可刮，脑袋安可砍开？汝必与关公情熟，乘此机会，欲报仇耳！”于是，将唯一有可能治好自己的一代名医下狱拷问，他自己也在不久之后撒手人寰。
3、好色之徒。
以曹操的地位而言，有几个女人，也许并不算毛病。可问题在于，曹操但凡看上了某个女人，往往不计后果，所以在这方面吃了许多亏。
刘、关、张协同曹操围攻吕布之时，关羽曾多次请求破城之后，请丞相将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杜氏赏赐给自己。而曹操发现杜氏“姿色出众”，结果自己捷足先登，弄得关二爷十分郁闷。据《三国志》的说法，许田围猎之时，关羽之所以要“於猎中杀公”，实际是为了这次“夺妻之恨”。而且关羽始终降汉不降曹，恐怕与此也不无关系。
攻破宛城之后，他又收编了降将张绣的婶婶，导致张绣恼羞成怒，再度反叛。害得曹操失去了爱将典韦、长子曹昂（按嫡长子继承制长子就是魏国未来的太子）、侄子曹安民。至于“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更是有关他的一段风流佳话了。
此外，曹操因破黄巾而起家，到最后位极人臣，必须残忍而多杀； 接见匈奴使者时，因个人形象不佳而让崔琰顶替，从而留下“捉刀”典故，可见其虚荣；挟天子以令诸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又奠定其乱臣贼子、欺君罔上的罪名。
二、还原历史的真实，曹操值得称道的性格也不可胜数。下面再
说说他的正面人格。
1、领袖才能
《三国演义》第一回里，汝南许邵评价曹操：“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这里许邵概括了曹操这个人物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曹操的领导才能，这也为曹操日后成为真正的帝王之身埋下了伏笔，更是对他的人格的一种肯定。操初入仕途时，完全没有了纨绔子弟的享乐习气，一心革除弊政，厉行法治。他担任负责京城洛阳北城区治安的北部尉时，“十常侍”之一的大宦官蹇硕的叔父犯禁，曹操毫不客气，用五色棒打死，自此声名大振。此后扫荡中原、平定天下，更是从容领导百万雄师，以其出众的人格魅力吸引文臣武将纷纷前来，与此共创大业。【曹操的正面评价】
2、多智多勇。
当董卓横行无忌时，是曹操勇敢的站出来，借献七星宝刀为名，欲行刺董卓；被董卓发现后，又急中生智，诈称献刀，从而免遭杀身之祸。
曹操讨张绣时，路上军士都口渴难耐，于是曹操举鞭虚指“前面有梅林”，军士闻之 ，“口皆生唾，由是不渴”。曹操不可能说清“望梅止渴”的科学道理，但是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能够凭一句话暂时解决百万大军的饮水问题，可谓聪明之极。
曹操文武双全。《魏书》说他“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曹操有一次潜入当权宦官张让家行刺，被发觉后，曹操“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在赤壁作《短歌行》之前说：“我持此槊，破黄巾、擒吕
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这几例均可见曹操之勇。
3、善于识人。
最能体现这一性格特征的莫过于“青梅煮酒论英雄”了。刘备列举了一系列所谓英雄，曹操一一反驳，而且十分中肯。他说袁术 “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袁绍 “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刘表 “虚名无实，非英雄也。”孙策“孙藉父之名，非英雄也。”；刘璋 “虽系宗室，乃守户之犬耳，何足为英雄！”；谈到张鲁等，操鼓掌大笑曰：“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挂齿！”最后一句“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更是见识非常。
4、善于用人。
先说说他的婚姻。他的妾氏卞夫人出身倡家，但她出身虽差，人品极好，做人非常地低调，她也给曹操生了两个好儿子，曹丕和曹植：一个是魏国开国皇帝、一个是建安文坛的中流砥柱。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对曹操用人评价到：“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就是说他不管安排什么人做什么事都非常地合适，都非常地称职。
曹操还能以广阔的胸襟收留敌方阵营的人才，甚至就连吕布，曹操本来也是想招降的。到曹操去世前，他的谋士共102人，其中最重要的五大谋士，荀彧、荀攸、郭嘉、贾诩、程昱，都是自己投奔曹操的，其中有四个人是从敌营当中投奔曹操的，贾诩来投奔的时候还捎带了一个张绣。
奸雄英雄 是也非也
——曹操形象分析
内容提要 提及曹操，人们对他的印象总是比较深刻的。或雄才大略，或深谙世故，或治下有方或阴险奸诈，他的性格是丰富且复杂的。治军，他可以表现出军事家和政治家的风范，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堪为乱世领袖典范。为谋，他也可以游刃有余，勤于阴谋诡计，狡诈伪善。为人，他能够横槊赋诗，豪气冲天慷慨激昂，亦能杀戮成性，专横跋扈。
因而，毛宗岗评曹操“古今奸相中的第一奇人”。但众人对曹操的评价，多来源于《三国演义》，但其毕竟是演义小说，可以姑且赏之，切不可作为真实依据。而究查曹操真实的人物形象，《三国志》却是必不可少的。本文的目的就是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中比较分析曹操这一人物形象。
关 键 词 曹操 《三国志》 《三国演义》
一、《三国志》对曹操形象价值的肯定——英雄的产生 曹操“英雄”形象的形成，其主要来源就是西晋文人陈寿笔下的《三国志》。 然，何谓英雄？总结来说，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英雄者，有凌云之壮志，气吞山河之势，腹纳九州之量，包藏四海之胸襟！肩扛正义，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可以说，人们对英雄的赞美从不吝啬词语的。毫无疑问，《三国志》是一部史传作品，因而其对于曹操形象的塑造和评价，立足于史实，成功描写了曹操在当时的动乱社会现实中表现出来的军事、政治、文学等方面的才学与睿智，其宽广的政治胸怀、卓越的军事才能、超乎常人不拘格套的治军用人谋略、杰出的文学创作成就，无不为后人所赞赏。
相比较《三国志》与《三国演义》，无疑，前者作为一部史传作品
要比后者更为人所信服。《三国志》中，曹操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陈寿除了用一些重大事件来表现出曹操非比常人的卓越才能时，还选择了相当数量的篇幅来刻画其细微举动。如《三国志》中《武帝纪第一》之始即说：“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对青少年时期的曹操做了一个准确的评价。尤其是“世人未之奇也”，也是未来他性格丰富而且复杂的预兆，也侧面为他以后驰骋天下、叱咤风云、权倾朝野作好了铺垫。“光和末，黄巾起”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平定了黄巾起义，接着升迁济南国国相，在这里作者描写到他将“长吏多阿附贵戚，脏污狼藉”的混乱局面整治成了“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的斐然政绩。裴注引《魏书》亦评道：“政教大行，一郡清平。”“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由此可见，曹操不仅是一个武将，亦可以是一位造福一方的行政长官。
此外，曹操长远的政治眼光也在《三国志》中得到了肯定。“卓到， 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 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当是时，何进召董卓进京，另立献帝，京城乱如麻团。董卓上奏举荐曹操做骁骑校尉,准备与他共商朝政。于是，曹操便改名换姓，逃往家乡。如若曹操是一个目光短浅之人，如此诱惑从天而降怎会毫不动心，反而改名换姓逃亡？无它，只是因为他早已看出董卓此人残暴凶厉，骄奢淫逸，虽执掌朝政大小事务，但已日薄西山，气数已尽，难以成大事！除了具有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之外，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更是他逐鹿天下的有力条件。
公元183年，曹操被任命骑都尉。随后升至济南国相、典军校尉、东郡太守、兖州牧等官职。随着官职越升越大，领军作战，征战沙场的时日必不可少。而也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他的军事才能逐渐崭露头角，为世人所奇。《三国志》中记载：“建安三年五月，刘表遣兵救绣，以绝军后。公将引还，绣兵来追，公军不得进，连营稍前。公与荀玉书曰：“贼来追吾，虽日行数里，吾策之， 到安众，破绣必矣。”曹军被刘表切断后路，行军缓慢。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曹操仍坦然自若，并笃定到了安众县时，一定会打败张绣。到了安众县，曹操“乃夜凿险为地道，悉过辎重，设奇兵。会明，贼谓公为遁也，悉军来追。乃纵奇兵步骑夹攻，大破之”。可以说，在这一次战争中，曹操将他的军事谋略展现的淋漓尽致。曹操一生中大小战争无数，其计谋也千奇百怪，数不胜数，此处不一一列举。也正是靠着这些阴谋妙计谋略，曹操步步为营，平黄巾、败袁术、擒吕布、破袁绍，统一了北方，建立了魏国。如果说曹操只具备这些条件的话，那么他距离《三国志》中对他“英雄”的评价还很远，甚至可以说是遥不可及。
视野开阔，包含凌云之志，有勇有谋，治军如烹小鲜，这些都是英雄所必须的，特别是身处那样的一个乱世，这些必可不少。但我们须知，必须不是全部，做到以上这些并不代表你就是一个英雄，可以问鼎天下。一个英雄不仅要骑马能领军，下马可治国，更重要的是有一颗仁者之心，心怀天下，心系百姓，肩扛正义，解百姓于倒悬。那么，《三国志》中有没有这样的描述?可以肯定
的说,有!初平元年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河内太守王匡等十地太守起兵征讨董卓。同年二月，众将领畏惧董卓兵多将广，惧怕做先遣军。曹操曰：“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主患；今焚烧宫室，动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面对这群无勇无德的乌合之众，曹操“遂引兵西， 将据成高皋。”讨伐董卓，各路诸侯手握重兵，却按兵不动。但曹操毫不畏惧，孤军奋战，以至于人马俱伤，狼狈逃去。但他并未就此罢休，回到诸军阵前，仍然不却锋芒，一面责让众军，一面出谋划策，试图说服诸侯军，力杀董卓。在这里，他表现得不仅仅是英勇果敢和不屈不挠的性格品质，更多的则是心怀天下，誓杀董卓匡扶汉室的决心，他的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建安七年正月，曹操领军驻扎谯县，令曰：“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上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秋七月，曹操又颁布政令：“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 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各修文学”是要百姓学会仁义礼让，“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是要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由此可知，曹操不仅是一位有谋略的武将，也是一个治世之重臣，其不愧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也无愧于英雄这一赞誉！
显然，曹操的才能、气魄、精神气质还有胸怀共同构造了一个英雄的曹操形象，这些是基础，更是他英雄形象如此鲜明的重要因素。
二、《三国演义》对曹操形象价值的结论——“奸雄”的出现 孙盛《异同杂语》云：“太祖尝问许子将（许邵字子将）：„我何如人？‟固问，然后子将答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汤用彤《读人物志》亦云：“《后汉书》言许子将目曹操曰‘子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另外，《世说新语·识鉴》也说“曹公少时见乔玄，玄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这是将曹操视为“治世英雄，乱世奸雄”较早的材料。
不知何故，曹操听到别人对他的评价为“奸雄”，竟大笑且“为之而悦”。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也许在那时，奸雄并非完全的贬义。其实由古至今，“奸雄”二字无非有两个含义，“雄”意指英雄，其意不难理解。而所谓“奸”，则是从曹操本人的行为及为人处世的表现来概括。看到这儿，似乎我们可以明白，为何曹操听到这样的评价不仅不怒而且十分喜悦。《说文》——奸，私也。《广雅》——奸，盗也。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背景，“奸“可以说是他的智慧、权术、计谋和思想行为所有的总和。也许那时的人们由于视野或者世界观，价值观的局限，会有些许的误解。但身处后世的我们客观、辩证地的看问题的话，就应该不被前人所误导，因为曹操之所以这样做，或者说以”奸“处世，无非适者生存罢了。作为一个封建军阀，始终
“ 千 秋 功 罪 任 评 说 ”
——《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内容摘要：二十世纪以来，关于《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曹操形象的审美认识价值、“为曹操翻案”，以及《三国演义》的不同版本中曹操形象的差异等；近二十年来，研究者则主要是运用新的理论视角来透视、解读曹操形象，这有效地拓展了曹操形象研究的审美空间。不过，回顾百年来的曹操形象研究，虽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也由此引发了一些耐人深思的问题。
关键词：《三国演义》；曹操形象；研究回顾；存在问题
曹操形象是《三国演义》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如从上个世纪初算起，迄今已历百年。百年来，研究者曾就曹操形象的审美认识价值、“为曹操翻案”，以及《三国演义》的不同版本中曹操形象的差异等问题，展开过比较热烈的讨论，发表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今天，重新梳理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加深对《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与历史人物曹操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推动《三国演义》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而且对于如何正确地研究、评价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等，也是不乏启迪意义的。
一、二十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曹操形象研究
这一时期的《三国演义》研究逐渐经历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这种转型涉及了文学观念、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以及表述方式等诸多方面；表现在对曹操形象的研究上，学者们虽承传统批评之余绪，尚不脱比经附史式的道德评点模式，但已开始尝试运用西方的美学理论来分析、评价曹操等人物形象。例如，冥飞的《古今小说评林》即以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为依据，指出《三国演义》“极力尊崇关云长，然写来不免有刚愎自用之失；写孔明亦是极力推崇，然借风、乞寿、袖占八卦、羽扇一挥回风返火等事，适成为踏罡步斗之道士，殊与贤相身份不合矣。„„综观全书，倒是曹操写的最好。盖奸雄之为物，实在是旷世而不一见者。刘先主奸而不雄，孙伯符雄而不奸，兼之者独一曹操耳。„„书中写曹操，有使人爱慕处，如刺董卓、赎文姬等事是也；有使人痛恨处，如杀董妃、弑伏后等事是也；有使人佩服处，如哭郭嘉、祭典韦，以愧励众谋士及众将，借督粮官之头，以止军人之谤等事是也。又曹操之机警处、狠毒处、变诈处，均有过人者；即其豪迈处、风雅处，亦非常人所能及者。盖煮酒论英雄及横槊赋诗等事，皆其独有千古者也。”1这段评论就通过关云长、孔明与曹操形象塑造的得失比较，较为具体地揭示了曹操形象的真实性、典型性和复杂性，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胡适也指出《三国演义》并没有将曹操简单化：“平心而论，《三国演义》之褒刘而贬曹，不过是承习凿齿、朱熹的议论，替他推波助澜，并非独抒己见。况此书于曹孟德，亦非一味丑诋。如白门楼杀吕布一段，写曹操人品实高于刘备百倍。此外写曹操用人之明，御将之能，皆远过于刘备、诸葛亮。”2鲁迅则指出《三国演义》的缺点之一是将人物简单化、绝对化了，它“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不过，鲁迅又指出，从客观效果上讲，“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象是豪爽多智”3。显然，鲁迅也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以真实性、典型性等审美标准来评论曹操等人物形象，才作出这些精辟的论断的。
而李辰东则针对胡适《三国演义序》对《演义》所作的否定性评价，围绕着人物塑造，以曹操等为例，通过《演义》与《三国志》的比较，指出作者在塑造人物时采用了歪曲、改正、选择、增加、夸张、捏造、附会史实等多种手法，并没有“拘守历史的故事太严”，“想象力太少，创造力薄弱”，当然也不是“搜罗一切竹头木屑，破烂铜铁，不肯遗漏一点”。此外，李氏还探讨了罗贯中改塑历史人物性格的动因，指出作者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来写作的，“他的同情心当然也放在平民身上，于是平民建立的帝国自然成了正统，而贵族出身的曹操孙权必然成了奸贼”4。这些评论无疑是切合实际的，也较富有启发性。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七十年代的曹操形象研究
建国以后，《三国演义》的研究，则比较侧重于探讨作品的思想内涵。学者们多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致力于探讨作品中对人民有认识和教育意义的东西，而分析和评价曹操形象，也是旨在发掘其所包含的思想意蕴和认识价值。例如，顾学颉即认为，《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有权谋，多机变”的“奸雄”，他多疑善忌，口是心非，奸诈凶残，损人利己，集中地表现了反动统治阶级欺诈残暴的特性5。陈涌亦认为，曹操在《演义》中被成功地表现为一个有着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的封建阶级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他是一个在文学上不朽的否定典型，可以归入世界文学中最成功的典型人物的行列6。周立波则进一步指出，虽然“曹操在罗贯中眼里是个否定的典型。他在许多篇章里，把曹操写成了一个偏狭、自私、凶狠和毒辣的暴君”，但是“曹操的才略，在小说里，还是特别鲜亮地显露出来了”7。顾肇仓（即顾学颉）还特别强调了曹操形象具有的认识价值，说：“作者把这些统治阶级的罪恶，形象地、概括地集中在曹操这个人物身上，把他塑造成为一个统治阶级的化身，以便更明显更有力地揭露和鞭笞他们；以便人民更清楚地认识和憎恨他们。人民在曹操这个典型人物的身上，认识了统治者的重要方面。”8这样的分析、评论，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学术界对于曹操形象研究的主要思路和价值取向；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一研究思
路和取向未免狭隘了，研究模式也较为单一（主要是社会政治批评模式），但是它们对于正确地把握曹操形象的精神实质，还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富有成效的。
到了1959年春天，学术界就如何评价曹操，还展开了热烈的争鸣。争鸣是由郭沫若借新编历史剧《蔡文姬》和新编京剧《赤壁之战》为曹操翻案引起的。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茄十八拍》，称曹操是民族英雄，但是“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1959年2月19日，翦伯赞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认为《演义》作者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他不仅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作三国的历史。”1959年3月23日，郭沫若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替曹操翻案》，承认《演义》是一部好书，但认为“它所反映的是封建意识，我们更没有办法来否认。艺术真实性和历史真实性是不能够判然分开的，我们所要求的艺术真实性是要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而加以发扬。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成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
引人注意的是，郭文之中引用的“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诗句，乃本自于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词的下片：“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该词对曹操的文治武功显然是肯定的。实际上，早在郭沫若、翦伯赞为曹操翻案之前，毛泽东于1954年就已说过：“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说曹操是白脸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9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汉召开的座谈会上还指出《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对曹操的评价不同，前者是把曹操当作奸臣来描写的，而后者则把曹操当作正面的历史人物来记述，说曹操是“非常之人”和“超世之杰”。可是因为前者通俗、生动，加上旧有的三国戏多是以《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10。由此可见，郭、翦为曹操翻案，与毛泽东欣赏曹操并要求为曹操翻案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不过，对于郭、翦二老的意见，当即就有不少学者表示异议。刘知渐即认为罗氏并未完全歪曲历史上的曹操，“历史人物的曹操，本来就是一个残暴的、自私自利的极端利己主义者，陈寿《三国志》没有替他掩饰；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用的材料，也没有替他掩饰；魏晋以至北宋的‘帝魏寇蜀’派论者都没有替他掩饰”。因之，民间艺人在平话和戏曲中就根据一些历史事实，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观点把曹操的残暴、阴险、狡诈加以夸张，以表达人民对暴君的憎恶，而罗贯中则“吸取了平话和戏曲的艺术养料，参考了更多的历史素材，写出了曹操的军事才能，
写出了这位极端利己主义者心灵深处的丑恶本质，更典型更集中地暴露了统治阶级中所谓‘雄才大略’的英雄的真实面貌”11。李希凡也指出：“对于替历史人物曹操翻案，我没有什么意见，作为一名杰出的封建统治者，曹操在三国时代确实起了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应该使人们认清曹操在历史上的真面目。但是，对于把作为文学形象的曹操和历史人物的曹操径直地等同起来，以至扩展到全盘否定《三国演义》„„我是不能同意的。”因为，文学作品的历史真实，“并非指的是历史事实的内容，它是更为广泛地包括着作者本人生活时代的历史内容”，《演义》中的曹操固然与历史人物曹操不大一致，“却并不违背他所处环境的真实，在这一形象里，作者进行了广泛的概括，集中了封建阶级政治家的多方面的品质特点„„。为曹操翻案的同志，尽可以为历史人物的曹操翻案，却不可能为《三国演义》里这个反映了、概括了封建政治家多方面品质特点的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翻案。因为他已经不是那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概括性的艺术典型了。”12袁世硕也认为替曹操翻案，“这就把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的评价问题和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的评价问题，完全混为一谈了”，“对于三国时代的曹操，应该还他以完整的本来的面目。但是，《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却有着另外的意义和价值。它是曹操那一类的人物——封建时代的统治者、政治家的品质和精神面貌的特定侧面的更概括、更集中、更本质、更典型的艺术反映。”因此，肯定历史人物曹操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就不一定非打倒《演义》不可13。另外，苏兴也指出：“历史真实不等于史实，站在史学家立场指责艺术作品违反史实，这本身就不科学”，“《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是封建社会政治家的一种典型，典型化程度之所以高，是罗贯中艺术的笔锋创造的，一方面这曹操不是历史上的曹操，一方面正因为他不是历史上的曹操，才使得他成为封建社会政治家即剥削阶级阴谋家、野心家（奸雄）中具有最大代表性的艺术典型。”14
这场关于如何评价曹操的争鸣，不仅有助于全面、正确地认识、评价历史人物，而且也促使许多学者对《三国演义》的材料来源、曹操形象的塑造，以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引人思索的是，郭沫若一生写过多本历史剧，曾主张以“失事求是”为历史文学的创作原则，因此谁会真的相信他竟连历史与小说的区别都分不清呢？看来他当时为曹操翻案确有上述所言的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同时，恐怕也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即《演义》在过去人民生活中的影响的确是太大了，而一般读者又多习惯于以读史的眼光来读《演义》，认为历史上的曹操就像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因此要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上的曹操，就必须向人们指出《演义》中的曹操是对历史上的曹操的歪曲，应该恢复历史上的曹操的本来面目。当然，“翻案”也与郭沫若所持的“艺术真实须得跟历史真实合拍的原则”有关。二十年后，有人在对这场“翻案”进行总结时即指出其局限性：“其一，客观上没有划清史学与非史学的界限。”“其二，郭老等人给历史文学定下了一个艺术真实须得跟历史真实合拍的原则”，并以此来苛求《演义》，这给《演义》研究带来了一定的消极的影响15。
“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思潮的煽惑下，《三国演义》和其它古典文学作品统统被当作封建主义的“四旧”打入冷宫。1974年，“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大搞所谓“评法批儒”，《演
义》又被指责为有明显的尊儒反法的思想而再遭厄运。报刊上发表的近三十篇文章，几乎异口同声地诬指《演义》有一条儒法斗争的线索贯穿着，《演义》之所以丑化、攻击、诽谤曹操，而仅仅在于曹操是个法家，等等。这些文章肆意歪曲《演义》，把曹操形象研究纳入了“四人帮”儒法斗争的轨道，致使《演义》研究特别是其中的曹操形象研究被引向了歧途。
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曹操形象研究
十年动乱过后，学术界为了清理“评法批儒”所造成的混乱，又重新探讨了对曹操形象的评价问题。一些论者继续就五十年代后期为曹操“翻案”的问题展开了一些讨论；有的论者则发现了《三国演义》的不同版本中对曹操形象的处理是有所不同的，还有的论者则运用了新的理论视角对曹操形象加以诠释，都提出了不少富有启迪性的新见解。
1、关于为曹操“翻案”的问题。程毅中指出，当年为曹操“翻案”，是因文史纠缠不清，《演义》不是史著，而是小说，故不应从历史角度否定它。《演义》中的贬曹倾向源头古老，揭露曹操的酷虐变诈，正是历代人民政治上反暴政、道德上反伪善的美学理想的体现，决不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16。黄钧也指出，当年一些史学家说《演义》“歪曲”历史，丑化曹操，这是为了模糊文学和史学界限，用历史评价来替代道德评价，用曹操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来掩盖他极端利己主义的本质17。在《真假曹操辨》一文中，他还将《演义》中的曹操与郭沫若历史剧《蔡文姬》中的曹操相比较，认为从真实性和典型性两个方面来看，罗贯中塑造的曹操更符合历史真实，更能再现历史人物的阶级本质；而《蔡文姬》中的曹操则“超越历史的界限，竭力把曹操美化为古今少有的完人，甚至把他表现为种种美德的化身”，这既违背了历史人物的典型性格，也歪曲了特定时代的典型环境。因此，郭剧为曹操翻案实际上是不成功的18。沈伯俊、胡邦炜也认为，“为曹操翻案”，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是不科学的，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也是片面的。因为历史上对于曹操的评价，本来就是有褒有贬，毁誉参半。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历史小说作者为何不可着重选择其某一性格侧面来加以描写呢？何况《演义》在描写其恶德劣行时，也突出地表现了他过人的胆略和才能，兼顾到他性格的各个侧面，总的来说是做到了把艺术真实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故而，“翻案”之说，是不能令人信服的19。傅隆基也指出“翻案”犯了方法论的错误，并指出曹操由历史上一个英雄人物演变为小说戏曲中一个奸雄的典型，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美学等方面的原因，通过对这一演化过程的考察，可以更深刻地认识曹操这个艺术典型的审美价值及其所蕴涵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因素20。这些讨论，可以说是进一步地确认和维护了《三国演义》的“小说”特性及其人物形象研究的独立的审美品格，这对于包括《演义》在内的历史小说研究的健康开展无疑是颇有裨益的。
2、关于《三国演义》不同版本中曹操形象的差异问题。刘敬圻、陈铁民等人以嘉靖本描写的曹操形象为依据，认为嘉靖本中的曹操与历史人物曹操是相近的，其主导面，依然是东汉末年叱咤风云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是有志于除残去秽，定乱扶衰、统一北部中国的英雄，不存在
浅论《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历史真实性
摘要：《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中曹操的形象最为重要，作品中曹操的人物形象被塑造得十分成功，但它是以牺牲曹操的历史真实性为代价的，历史上真实的曹操并不完全像《三国演义》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不学无术、嚣张跋扈之徒。因此，曹操形象一直颇受关注，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是写得非常成功的。文学作品在塑造曹操时，集民间、历史、 个人因素于一身，从而将一个光辉典范的艺术形象永远留在了人间。
关键词：《三国演义》 曹操 文学形象 历史真实 差异原因
On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ao Cao in the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of image
Guo Lina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in Xinxiang of Henan Institute of the new 453,007)
Abstract："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 characters in the imag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o Cao, Cao Cao works in the shape of the characters were very successful, but it at the expense of the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of Cao Cao at the cost of, the real history and Cao Cao Incomplete as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s outlined in a Buxuewushu, arrogant Bahu of believers. Therefore, Cao Cao image has been popular concern, is that all of its non-African, but one thing is common: as the artistic image of Cao Cao, is written very successful. Cao Cao in shaping literary works, the collection of civil, history, in a personal factors, which will be a shining example of the artistic image will always remain in the world 。
Key word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Cao Cao literary image of the real differences in historical reasons。
《三国演义》是我国最有成就的历史小说之一，它在三个方面塑造了一个复杂丰满的曹操形象。当曹操以治国安邦为目标时，是一名“能臣”，以争霸天下为目标时，便是一个“奸雄”，而以一己私利为目标时，则成为一个骂名千古的“奸贼”。[1]三国演义历来被看作是一部“七实三虚”的小说，陈寿著《三国志》颂历史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人之杰”。[2]在历史上除了陈寿肯定曹操之外。赞扬或肯定曹操的人也不乏其人，与曹操同时的乔玄说：“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君善自持，吾老矣，肯以妻子为托。”唐太宗称赞曹操：“拯救沉溺，扶持颠覆。” [3]杜甫言：“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长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 [4]宋穆修称赞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显盛大之业于来世。” [5]苏东坡言：“章子以为魏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无犹如魏之强者，吴虽存，非两立之势，奈何不与之统” [6]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以魏纪年，说明曹操在历史上得到了一些史家的承认。
进入20世纪以来人们对曹操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都有了全新的研究分析。
新中国成立前期的《三国演义》研究逐渐经历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鲁迅先生就曾指出：它“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鲁迅先生做出此评价就是从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以真实性、典型性等审美标准来评论曹操等人物形象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国演义》研究学者们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来探讨作品的思想内涵。因此在那个时期曾掀起一股对曹操人物形象“翻案”的热潮。毛泽东于1954年就已说过：“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说曹操是白脸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这也从另一面说明了要求人们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一九五九年，在郭沫若同志提出“为曹操翻案”之后，学术界就怎样评价历史上的曹操和《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鸣，以后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也一直不断。但是争论各方都承认，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80年代以来，经过10年十年动乱之后，学术界为了清理“评法批儒”所造成的混乱，又重新探讨了对《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评价问题。一些论者继续就五十年代后期为曹操“翻案”的问题展开了一些讨论；有的论者则发现了《三国演义》的不同版本中对曹操形象的处理是有所不同的，还有的论者则运用了新的理论视角对曹操形象加以诠释，都提出了不少富有启迪性的新见解。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念的改变、思想的开放。人们对曹操这一人物形象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对他的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也就有许多客观的评价。
笔者通过《三国演义》原著，并结部分学者对曹操形象的研究，对曹操的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对比。
一、 曹操文学形象与历史形象的差异性
(一)徐州之战中的滥杀问题。
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冬，曹操为报父仇，发起徐州之役，引起了历史上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即曹操的滥杀问题。《三国演义》写曹操进攻徐州，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干了很多坏事，并引有四句诗：曹操奸雄世所夸，曾将吕氏杀全家，如今阖户逢人杀，天理循环报不杀”，似乎是说曹嵩一家被杀是应该的，可见衔恨之深。然而稽考史料，曹操的杀人问题并不象作者描述的那样严重。
《三国志—魏志—陶谦传》称：“初平四年太祖征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7]《武帝纪》云：“太祖征谦，下十余城，谦守城不敢出。……兴平元年……夏复征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这里说的“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和“多所残戮”的情况主要是指士兵的死伤而言，不是指人民群众所受的损失。两军交战不可能不死人，把这些帐完全算在曹操一人头上是不合理的。《三国演义》的作者当然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不采纳《三国志》的记载，而把《曹瞒传》和《后汉书》中的内容作为撰写的依据，而《曹瞒传》是东吴人所著，本身就含有敌对宣传的成分，作为史料自然不足采信。
(二）关于许田射猎一事的考证。
《三国志—蜀志—关羽传》注引《蜀记》，其略云：“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文中根本没提到汉献帝参加狩猎，只说是刘备与曹操共猎，《演义》却说曹操与汉献帝一起打猎时，取过汉献帝的雕弓金鈚箭，射倒一只鹿，群臣和将校误以为此鹿为汉献帝所射中，齐呼万岁，曹操纵马遮于天子之前，而迎当之，关羽怒曹操无礼，这才兴起杀心，经刘备劝阻乃止。从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出，《三国演义》中的许田射猎事件与历史上的原型已不相符，情节上也多了很多夸张的成分。史书中的许田射猎是曹操和刘备之间的斗争，而《演义》中的射猎则变成了曹操和汉献帝之间的斗争，作者把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斗争混为一谈显然是不正确的。
（三）衣带诏事件。
这件事与历史事实的差距最大。据记载，建安四年（公元一九九年），董承接到汉献帝的衣带诏，与种辑、吴子兰、王子服、刘备合谋反曹，次年初，事情即败露，董承等人俱被族灭，仅刘备幸免。建安二十三年（公元二一八年），耿纪、韦晃、吉本等起兵反曹失败，亦被杀。以上这些，就是《三国演义》写衣带诏事件的题材来源，但在很大程度上被作者融会改编了。按史书记载并未指明马腾是否参与过衣带诏事件，而《演义》却把马腾也列为奉诏讨贼的人物之一，大书特书，至于耿纪，吉本等人反曹与董承相隔十九年，两者毫无关系，《演义》却由吉本的太医令身份，设想出投毒杀曹的故事，并为之改名为吉平；董承密谋反曹时，曾对王子服说：“昔吕不韦之门，须子楚而后高，今吾与子由是也。” 《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献帝起居注》王子服怕兵少事败，不敢答应，董承又说：“事讫，得曹公成兵，顾不足邪！”二人遂定计。这就可见，董承等人只是打着忠于汉献帝的旗号，进行政治投机，以壮大自己的势力，他们还企图夺取曹操的军队，由自己取而代之。换句话说，衣带诏事件只是董承集团和曹操争权夺利的一场内讧，并不存在忠奸之争。
（四）曹操杀董贵妃一事。
此事史书多不载，《资治通鉴》虽记此事，但语气不详，含义模糊。董贵妃其实不一定如《三国演义》所说是董承之妹。裴松之在《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文中认为：“董承，汉灵帝母董太后之侄，于献帝为丈人，盖古无丈人之名，故谓之舅也。”这就是说，董承的“国舅”之名是因为他乃董太后之侄，而不一定是因为其妹为贵妃才得来的。由此，笔者怀疑，历史上或许根本没有董贵妃其人。
（五）杖杀伏皇后。
《三国演义》中描述汉献帝让伏后写信给其父伏完，要他设法除掉曹操，但伏完直至建安十四年死去，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建安十九年（公元二一四年）此事暴露，曹操乃派人杀死伏后，其所生二子及兄弟、家族百余人亦同时遇害。在《三国演义》中这件事被大大地夸张了，历史上的伏完接到献帝的书信后并未采取行动，《演义》中却写伏完派穆顺与献帝联络，请求发密诏调吴蜀起兵，不幸被曹操从穆顺头发中搜出书信，伏完、穆顺遂惨遭杀害。
（六）曹操借刀杀祢衡。
此时详情见于《后汉书—文苑传下》：“祢衡平原人也，少有才辨，气尚刚傲，矫时慢物”，孔融荐之于曹操，他却对曹操破口大骂，曹操发怒，对孔融道：“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遂把祢衡送与刘表，刘表又把他转送给江夏太守黄祖，祖待之亦厚，祢衡却当众辱骂黄祖，祖乃杀之。综上所述，历史上的祢衡只是一个文化小丑，他仗着自己的虚名，随意侮辱别人，而肯定别人不敢动他一根毫毛。曹操看透了他的用意，才把他送给刘表，但刘表也珍惜名声，又把祢衡转送黄祖，祢衡以为黄
祖也不敢动他，因而故态复萌，哪料黄祖不吃这一套，于是他的脑袋才搬了家。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祢衡之死，多是他咎由自取，与曹操没有关系，何况曹操把祢衡送给刘表时，“犹以表为宽和爱士，观其能容与否也。”本质上并没有借刀杀人的意思。
（七）孔融之死。
八岁让梨的孔融在中国历史上颇有名气。孔融，山东人，汉末任北海太守，后投靠曹操，建安十三年被杀。融幼年即有异才，及长“岁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高谈清教，盈溢官曹，辞气清雅，可玩可诵，论事考实，难要悉行。但能张桀网罗，而目理甚疏；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愿附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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