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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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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亮程《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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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小说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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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我与父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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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斯《后殖民食物与爱情》 陈玉慧《CHINA》
韩丽珠《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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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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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情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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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目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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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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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思杰《某夜月未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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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媜《老师的十二样见面礼》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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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江大海》1-3章有感
读《大江大海》1-3章有感
婵心
'香港人不太谈自己的来历。香港人很可能彼此在一个办公室同事三十年,不知道彼此都是宁波人,会说上海话,而且都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前后抱在妈妈怀里过了罗湖口岸的。他们工作的压力太大,工作的时间太长,现实的滚动速度太快,每个人,都在当下的轨道上专心一意地拼搏向前。一过口岸,就进入这个文化和语言的大吸 器、大熔炉里。无法融入的,或者设法离开,或者就被淘汰。'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用两天的时间看完《大江大海》前三部。粗看目录感觉残酷的内容应该从第四部分开始。暂停。
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二战时的战场,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迫害,对祖国军的失望,孤儿的悲情……满怀人文关怀,文笔甚至煽情。尚未读完,但很多文字深深印在我心里,说出了我一直堵在胸口的话。包括这段写香港的文字。一系列小人物的>故事,着实让人震撼。一对夫妻一世永隔,一片故里沉入水底,一个追着火车眼睁睁看着母亲离去的小孩,一个站在门口看着孩子走出家门的母亲,就因为一个时代,这些变成了诀别,让一个失去记忆的老人会忘记眼前照顾她朝夕相伴五十年的唯一的女儿是谁,却没有忘记生养她二十年的故里淳安江的水…
面对历史,我是小学生。一直以来历史我了解甚少,关于台湾人如何看大陆我几乎一无所知,关于台湾人如何看历史我更未曾想去了解过——曾经读的《我们台湾这些年》勾勒出了一些简单的框架,却不过飘渺遥远的粗线条而已。一无所知那就坦然承认吧,零主观地去体验去感受《大江大海》。我知道不能仅靠这本书了解那年的历史,我宁愿将这本书看成她绝对私人的回忆,个人的承受。可在其文字里,感受到的是一幅幅无可奈何的画面,大部分太残酷。
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自己,不再有战争年代的被迫漂泊,却因为想要出去看看,而自己走上了远征的道路。龙先生说,上了船,就是一生。在我第一次坐轮船从武汉到上海再到宁波的时候就想到了,结果也印证了。走了,就是一辈子,虽然并不是绝对像美君那样一去不能返还,但想着离开这里,改变生活,至少会有千丝万缕的顾虑。那时候,就是想走出去,想要看更多的地方、经历不同的生活。等折腾到把家安定下来,发现这里并不是我所想要,也许是已经漂泊惯了,也许是未曾找到所爱所依,一眨眼半辈子过去后再看,原来自己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回头却更是不再有可能。 曾经在韩寒在博文里看到:'可能中国人都不配有乡愁,为活的更好离开故乡,仿佛只有离开故乡才能活的更好,没成功永远漂泊,成功了在别处扎根'.韩寒一定是和我一样,隔靴搔痒,未曾体会过刻骨铭心的乡愁,未曾了解过那么多背井离乡的匆忙离开大陆的台湾人,在远离祖国一去不能复返的漂泊中,对祖国情深意切的惆怅情怀。最后用余光中的《乡愁》,来结束今天的絮叨。继续第四部。
乡 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作者 余光中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龙应台:所有创痛都应该被温柔治疗
来源 东方早报记者 石剑峰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畅销台湾一个月有余,龙应台终于松了口气回到德国,并以台湾出版商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昨天还在书展场馆做了一场名为《我如何解释我自己》的专题演讲。在参加书展间隙,龙应台接受了《东方早报》专访。
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邂逅龙应台几次,《大江大海》中的主角之一小儿子菲利普时刻陪在妈妈左右——就算在采访现场龙应台说,如果你觉得无聊做自己的事去吧。正在上大学一年级的菲利普还是留了下来,倾听母亲如何回答记者提问。对于自己不同意的观点,菲利普还会打断母亲说话,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母子俩就开始激烈争论,当然最后谁也没说服谁。而这也是《大江大海》中不时发生的场景,在这本书中菲利普穿针引线在不同场合出现,带领年轻读者进入历史深处。
试图让读者进入1949年深处的《大江大海》,提出了反思、批判、忏悔、对话、倾听等主题,不过对于这段特殊历史的处理,激烈的反对和无意的误解也在情理之中。不过,龙应台说,“这是我该做的事情。” 龙应台说写作一开始,她关注的是1949年前后流离来台的那200万人,但后来她发现自己对那块土地上原来已经存在的600万人,所知更少,他们甚至比外省老兵更弱势无声,因此这本书后半随着转向,她也进入到台湾乡下本省人的故事。“他们正代表台湾社会里,一个个从未被打开的记忆黑盒子。60年来,我们竟没有问过这些身边的人,你心里的痛是什么?如果伤痛的黑盒子没有打开,就会继续造成彼此的怀疑和政治的斗争。”她说,“所有创痛都应该被温柔治疗,即使60年后也不晚。”
写历史的人,通常把光打在一将功成上,这本书是写‘万骨枯’。
早报:《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之后,马上成为港台畅销书,目前累计销售已经近20万册,对于这样一部厚重的著作能够被市场接受,这出乎你的意料吗?
龙应台:我其实没有想过它会卖得怎么样,特别是写书的时候不会想市场的问题。但是后来,书出版之后把所有人特别是出版商都吓了一跳,没想到卖得那么好。台湾和香港加起来一共3000万人口,6周内印刷了20万册,这已经超过了我之前所有畅销书的数量。所以《大江大海》的畅销对我而言就是社会现象,告诉我一个信息,这种销售量代表了什么?我在写书的时候,预期是为社会集体疗伤。在台湾,60年来彼此不喜欢、冲突的两个族群,我希望他们彼此了解,消除代跟代之间的鸿沟,通过这个书的销售,已经发生了作用。比较意外的是香港,香港很少有书能卖过1万册,这本书在6周内卖了近4万册,一方面是香港人本身发生了和台湾相似的过程——我们的父辈是这么过来的。但有多少大陆读者在香港买了这本书?这个数量可能也很大。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第一读者是台湾读者,但从头到尾如影随形的第二读者是大陆读者。
早报:《大江大海》这么畅销也说明这本书不是一本学术性的历史著作,它打动人的是它的文学性,不少读者都是忍着泪水读完这本书的。
龙应台: 几乎所有的台湾和香港读者都对我说,他们带着眼泪看完这本书。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我从头到尾都不希望它是历史书。
早报:可是在这样一部文学性的书里出现那么多的历史注释,你为什么要故意打断读者的阅读连贯性?
龙应台:就文学阅读而言,有那么多注释是一个障碍,尤其是文学读者在读文本的时候,突然跑出一个号码来。第一他不会去看注释,第二他挺讨厌它们,因为阅读情感就这样被打断了。一位学者或者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舞台不会太了解,专门做文学的作者也不太会去做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所以我个人花了很大力气对历史资料做功课,但最后要用文学来呈现。文学和历史这两者之间有张力存在,会引起争议。这些争议我暂时没有回应,我想让读者的阅读维持其饱满性。所以,这本书本质上还是一本文学作品。我做资料研究就像在腿上绑了石头,当我进入文学舞台的时候,就必须把绑它们的绳子全部剪断,要像蜻蜓翅膀一样轻盈。
早报:你说在写作《大江大海》期间,强忍住自己不要流泪,书出版了之后呢?
龙应台:人是很渺小。写历史的人,通常把光打在一将功成上,这本书是写“万骨
枯”。这对我这个写作者确实有点残酷。在写作的时候,专心致志到一个程度,情感是不能进来的。我写完之后,反而是更加平静,这种平静像为亡魂上完一炷香后的平静。所以这本书完了之后,一段时间内我将不再写东西,这有一种内伤,我需要去慢慢疗伤。
早报:你从《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到《亲爱的安德烈》、《目送》然后这本更大的“目送”《大江大海》,读者可以看到它们有一个延续性在里面。而且你的叙事对象都是你的儿子安德烈和菲利普,这是你特意安排的叙事手法?
龙应台:是的。比如说,《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为什么以菲利普为写作对象?首先很私人的原因是,菲利普从小对历史很感兴趣。此外,我希望这本书能在族群和族群间、代与代之间做一个跨越。我太了解台湾年轻一代不知道谁是陈诚,甚至连孙中山是谁都不知道。我写书时,帮我校对的年轻人,他不知道“孙立人”三个字怎么写,讲到黄百韬就问是国民党这边的还是共产党这边的。我想做代跟代之间的桥梁。所以把菲利普作为叙述对象,如果这本书能被一个19岁的欧洲青年接受,那说不定20岁这一代的中国读者也能接受。菲利普作为书中叙述对象,他出现不多,但很关键。他在书开始的时候出现,然后像河流进入地下,可是到了讨论纳粹“罪与罚”时他出现了,到了最后他在想要不要服兵役时,又出现了。那是文学的考量,也可以拉近年轻读者,我写这本书非常重视怎么让年轻人进来。
早报:安德烈和菲利普频频成为你书中的主角,他们接受吗?
龙应台:菲利普还没有读呢。他知道我写了这样一本书,但还不知道我的细节。《亲爱的安德烈》里,我和安德烈是平等的交换,而在这本书里,菲利普自己的声音还没出现,但等到他看到德文、英文版的时候,他可能会发出反对的声音了。
我对这本书完全不求客观和史实,如果你对我说1949应该是这样的,我会对他说,我看到的是这样的。
早报:我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江大海》章节顺序与你刚刚完成的最初版本是不一样的,因为目前的版本章节顺序更能体现你的父母辈在那段历史中的艰辛,所以我更情愿把《大江大海》看作是你个人的家族史。
龙应台:这种理解符合我创作的原意,但是它出来之后,大家愿意赋予它更大的主题。对此我也无能为力。我对这本书完全不求客观和史实,如果你对我说1949应该是这样的,对不起,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我会对他说,我看到的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一个叫史实的东西,我在这本书里不在乎。
如果别人对1949有不同的看法,那就应该有更多人去写啊!但到现在为止,写1949,大陆的书大部分是写战争,写军事和政治;台湾这边写1949,大部分是关于蒋介石如何,宋子文如何,基本上都是大人物的幕后解密,要不然就是黄金和故宫文物是怎么运过来的,所以像我这样的比较少。
早报:可是在“2009”这个时间点上,还是出现了不少个人回忆性质的著作,比如成英姝和父亲成汤合著的口述著作《我曾是流亡学生》,著名作家齐邦媛《巨流河》等,你的历史记忆创作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龙应台:有一点要注意,这本书不只是关于200多万外省人的,相当部分是关于1949之前就居住在台湾的600万本省人。写这本书,我其实花了很大工夫写这600万人。对于1949,人们第一个反射的动作就是,你要写外省人,好像1949是这群人唯一拥有和垄断的。我写这本书心里想的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不去了解本省的600万台湾人情感和伤痕,你无法理解自己父母这代外省人。在这个阅读资料的过程中我才了解到,以前我们对1949年的认识限定在被丢来的外省人,这是非常片面的。所以,才会有这本书与其他相似题材不同的地方,它往回走,走到1945甚至1942。
尤其在写本省人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更悲惨,因为他被自己的国家一次、二次的背叛,他们更失落。其实台湾人的长辈比我们外省父母受的伤害更深。
早报:我知道这本书你从1999年就开始构想创作,但直到今年9月才出版,这给许多人感觉你在台湾写作,也是在特意追1949这个时间点,这样赋予这本书更多含义。
龙应台:第一次意识到我的书会在9月出版,然后变成对台湾的“献礼书”,我自己都吓了一大跳。因为1999年我就开始打算写了,而到了去年才下定决心写这本书是因为父亲的去世,这让我意识到了时间的急迫感。我压迫自己一年内一定要完成,之所以书会在9月完成出版,因为9月我要在香港大学开课了。这也可能是冥冥之中的事情。我在闭关写作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建国大业》这部电影,当书出来的时候,结果有人开玩笑说《建国大业》Vs《大江大海》。这本书在9月出版可以说是冥冥之中的机缘巧合,但也该到了写这段历史的时候了,否则1949年就只有一个声音。发现有这个巧合,我也觉得很安慰。
早报:前面几个月,台湾出版一批以1949为主题的书,是不是台湾也在反思?
龙应台:台湾这边对历史的反思基本上很少,这比不上大陆。因为只有压迫才想往深处走,去做灵魂的探索。台湾这里没有探索灵魂的迫切感,台湾这里有反思吗?没有人在意,连知识分子也很少。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对读者没有预期,因为我一直担心读者进不来,然后这本书就无声无息地走过。但就算《大江大海》无声无息的话我也能接受,因为这是我该做的事情。
早报:你写这本书最大的愿望是为战争说声对不起。
龙应台:建国60年,除了欢呼胜利,还需要一点追思,毕竟当年的战争死了那么多人。或者最低限度的,大家都不要用一些词来描述对方。因为我在写作中发现,原来同一个战场上,胜利和失败的双方可能都是山东、东北的子弟,很可能是同一个村子出来的,这太残忍了。所以我们还需要一点悲伤的纪念。
早报:不过这本书在台湾,蓝绿双方都有争议。
龙应台:我写的时候,我也知道有政治的暗潮。书还在报纸上有节选连载的时候,就有读者写信过来说,我描述的“二二八”污蔑了我们外省人,没有“二二八”的镇压还会有现在的台湾吗?而另外一边也有反应,但主流的反应不是这样的。所以还是很欣慰。我对于那些战争中死去的人给予灵魂安慰,我们基金会每天都接到八九十岁老兵的电话,他们很激动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不过对于书中的某些内容,就算是台湾也不能完全接受,因为台湾这边也有刺痛比如对于台湾籍日本兵的描述,刺伤很多人习惯性的感情,可能挑战某些人的底线。
而年轻一代,更应重新认识那个时代,对那个时代有尊敬和体恤。大陆人接触台湾人,常常说台湾人天真。你的天真是因为你的上一代经历了艰辛的挣扎,为你赢得了今天的和平安定。所以你对你的天真要有感恩,这也是这本书的目的。
新書通知【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只有一个中国
压抑的,裂变的,再生的六十年。----龙应台《台湾,请听我说》 2005年4月26日,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史称“和平之旅”。大陆行之前,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支持率差不多,但他从大陆回来后几个月,国民党的支持率已达到34%,民进党却只有19%。而国民党之所在支持率上胜过民进党,与连战的大陆之行是分不开的。此行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争取岛内民心,不仅将建立国共两党高层对话机制,建立“党对党”的交流对话新渠道,更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连战大陆行说明缓和、发展两岸关系仍是岛内主流民意,更说明大陆“以人为本”的对台政策深得民心。
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一个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让你看见我们的父母,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从小就是听着余光中的《乡愁》长大的。一湾浅浅的海峡,却隔断了两岸多少颗挂念的心。多少人,少小离家赴台湾,结果却只能等到化作一滩骨灰时才能回到故土。再加上近年来台湾政局的不稳定性,人民对大陆安定的环境更加向往。两岸统一早已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台湾,始终是祖国母亲心头那个永恒的牵挂。
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败就败在其两岸政策上。其对于两岸政策的模糊性,使得党内要求重新审视两岸关系的呼声日高。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有一个中国”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在大陆民众的眼里,民进党一直在攻击大陆,一直扮演着一个传统的制衡者的角色,其坚持“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的政治纲领,一直站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对立面,一直是一个“麻烦制造者”的形象,这也是其所以大陆民众对民进党的印象较差,也逐渐引起了台湾人民的不满。
时时与大陆为敌的民进党在“抹黑”大陆的同时,其实也“抹黑”了自己。民进党若欲希望大陆民众对其印象有所改变,必须对自己的大陆政策作出较大幅度的调整,与大陆化“敌”为“友”。而近来民进党内有人提出的“一国两区”等概念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尝试。首先,此理念是在承认“一国”的基础上提出的。再者,大陆与台湾在政治,经济模式生活
方式等诸多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一国两区”无疑是在港澳地区“一国两制”制度基础上的大胆模仿与创新,可以考虑应用在以后的两岸关系发展中。此概念的提出也表明了部分民进党人士对祖国大陆的贴近,体现其对大陆态度的逐步缓和。
两岸,不可能走上急功近利的政治或军事上的统一,而要走上柔化的人性与心灵统一之路----白岩松《幸福了吗?》
目前虽然有部分民进党人士强烈建议检讨其过去的两岸政策,并主张与大陆积极地展开交往,但民进党的大陆政策走向仍充满不确定性。基本教义派对民进党的牵制,将增加民进党大陆政策转型的难度。民进党转型,面临既失去深绿支持,又未必能赢得中间选民支持的风险,特别是失去深绿支持这块损失,从哪里能补回来,民进党没有答案,也没有自信。 如果转型在策略上操作不当,有可能会导致民进党内部的分裂。
个人认为,对大陆来说,民进党转型总比不转型要好。如果真能转型的话,这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利,对减少岛内政治对抗有利;如果不能转型,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固然会有些麻烦,但最终被教训的还是民进党自己。民进党很可能会逐渐顺应民心,逐步在政策上向大陆靠近。尽管存在不稳定性,但对其大陆政策转型还是应该有所期待的。
参考文献------
白岩松《幸福了吗?》第九章---三进台湾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龙应台《台湾,请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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