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gbppp.com--诗词赏析】
蒿里行 曹操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赏析：剧中这首诗是诸侯联盟瓦解之后曹操感慨下而作。 前四句“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描述了当时诸侯联盟的目的，关东诸侯为了同心讨伐董卓而结盟。 接下来四句“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则描绘出诸侯们因为各有自己的打算，力不齐一，互相观望，谁也不肯率先前进。势利二字引起了诸路军的争夺，随后各路军队之间就自相残杀起来。
接下来就出现了一个不小的穿帮“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此时袁术还没有得到玉玺，更加没有称帝。这一句可谓穿越了。 最后几句描绘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悲惨画面：由于战争连续不断，士兵长期脱不下战衣，铠甲上生满了虮虱，众多的百姓也因连年战乱而大批死亡。尸骨曝露于野地里无
人收埋，千里之间没有人烟，听不到鸡鸣。 观沧海 曹操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赏析：曹操出征幽州，大坡二袁，二袁投奔辽东。曹操继续前进，再次大破乌桓，听从郭嘉遗计，等候辽东公孙康的消息。不久公孙康斩二袁首级来献。曹操此时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曹操向东进发登上碣石山，得以观赏大海的奇景。海水波涛激荡，海中山岛罗列，高耸挺立。我站在山巅，心中的波涛也像海浪在起伏。周围是葱茏的树木，丰茂的花草，宁静的似在沉思。萧瑟的风声传来了，草木动摇，海上掀起巨浪，在翻卷，在呼啸，似要将宇宙吞没。 大海，多么博大的胸怀啊，日月的升降起落，好像出自大海的胸中；银河里的灿烂群星，也像从大海的怀抱中涌现出来的。啊，庆幸得很，美好无比，让我们尽情歌唱，畅抒心中的情怀。可惜郭嘉再也看不到了。 数年徒守困,
蔡瑁 数年徒守困, 空对旧山川。 龙岂池中物, 承雷欲上天。
赏析：这首诗是蔡瑁为了诬陷刘备而作，大意是这些年来一直受困，并非池中之物，只是没有遇到好的机遇而已，一旦得到机遇权势，必将扶摇直上，凌驾于他人之上。 此诗也倒是蛮符合皇叔在荆州的处境，刘表也知道皇叔并非池中物。但此时刘备并没有夺取荆州的心思，蔡瑁想借此陷害皇叔，刘表想了想就识破了蔡瑁的诡计。 明主求贤兮 徐庶 天地反覆兮 火欲殂 大厦将崩兮 一木难扶 山野有贤兮 欲投明主 明主求贤兮 却不知吾
赏析：这首赋的意思是：天地翻转啊，火要灭了；大楼要倒了啊，一条木头难以支撑。山里有贤人啊，想投明主；明主寻找贤人啊，却不知道找我。
预示着自己是一位可以拯救社稷万民的贤人，等待着明主前来求寻。
徐庶在见过刘表之后才发现刘表是庸主，正欲离开是得到水镜先生点拨，于是在大道上吟歌，刘备果然被吸引，于是明主贤人得以相遇，揭开了刘备的新序幕。 苍天如圆盖 诸葛亮
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 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 荣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 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 赏析：元直走了之后，刘备再次求贤，第一次前往卧龙岗，听到耕田农夫唱这首歌，此诗先写天地如棋盘，含古人天圆地方之观点，再写世人争名逐利，成王败寇之现象。最后写自己隐居与世无争，自得其乐的情操。写出了隐居生活的快乐。
刘备听后大为惊叹，感诸葛亮悟人生之深刻，遂有三顾茅庐之举。独叹梅花瘦 黄承彦
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 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 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 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 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 赏析：刘备冒雪二顾茅庐寻孔明而不得，忽然听到茅庐外有人吟歌而来，误认为孔明，一问方知是孔明岳父黄承彦老先生。
这首出自诸葛亮的梁父吟，黄承彦老先生骑驴过桥望见寒梅有感而吟。
壮士功名尚未成
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
君不见东海者叟辞荆榛，后车遂与文王亲；
八百诸侯不期会，白鱼入舟涉孟津；
牧野一战血流杵，鹰扬伟烈冠武臣。
又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楫芒砀隆准公；
高谈王霸惊人耳，辍洗延坐钦英风；
东下齐城七十二，天下无人能继踪。
二人功迹尚如此，至今谁肯论英雄？
赏析：刘备冒雪二顾茅庐经过一家酒店，听到了酒店内有歌而喝。 前两句“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大意为，怀才不遇。
接下来“君不见东海者叟辞荆榛，后车遂与文王亲”寓意姜太公钓鱼遇到文王的典故。
然后“八百诸侯不期会，白鱼入舟涉孟津”武王伐纣，会诸侯与孟津。
接着“又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楫芒砀隆准公；高谈王霸惊人耳，
辍洗延坐钦英风，东下齐城七十二，天下无人能继踪”高阳酒徒郦食其使得刘邦折服，靠着口才游说齐国，连下齐城七十二，使得齐王投降刘邦。
这首赋主要讲姜子牙和郦食其利用自己的才能，受到君王的优厚礼遇，用自己的才能立下不世之功。 大梦谁先觉 诸葛亮 大梦谁先觉, 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 窗外日迟迟。
赏析：刘玄德三顾茅庐，终于等来了诸葛亮，而然孔明却高卧未醒。皇叔之后侯阶等待。
等了一会儿，卧龙终于醒来了，念出了这首诗。
大意为：人生只不过是看起来真实一点的梦境,谁能够先看穿这个呢?我生平所为只有我自己知道啊!在草堂内睡的十分充足，窗外已经到了正午了。果然是山中野人，疏懒成性啊（孔明自嘲）。 铜雀台赋
从明后以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
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
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
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
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
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
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
俯皇都之宏丽兮，瞰云霞之浮动。
欣群才之来萃兮，协飞熊之吉梦。
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
云天亘其既立兮，家愿得乎双逞。
扬仁化于宇宙兮，尽肃恭于上京。
惟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
休矣美矣！惠泽远扬。 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 同天地之规量兮，齐日月之辉光。
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君寿于东皇。
御龙旗以遨游兮，回鸾驾而周章。
恩化及乎四海兮，嘉物阜而民康。
愿斯台之永固兮，乐终古而未央！
赏析：铜雀台赋是实际上是赤壁之战之后曹植写的，曹操北定袁绍后，夜居邺城，见到城的东北角有奇光发出，命人查探，挖出了铜雀。在中国古代，铜雀极富祥瑞之气，好象还是唐舜的象征，曹操对此感到很高兴，就叫儿子曹植负责督建铜雀台，好向后人展示他的丰功伟绩.铜雀台两边各建一台，一名金凤，一名玉龙，架双桥于三台之上，三台奇高，邺城风物尽为所观。台建成后，曹操在台上大宴群臣，命文官写诗赋助兴，曹植才思敏捷，笔挥纸落，就写成了这篇千古名文。 此时罗贯中巧妙地移花接木，并且修改了“二桥”之意，使得孔明借此激出了大都督的抗曹决心（其实大都督本来就是真心抗曹）。
《三国演义》浅析 摘要：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开山之作的《三国演义》具有极高的艺术创作价值，在总体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作者通过细节的虚构、变化，加入自己的主观情感以及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创作了这一部主观思想性比较明显的文学巨著。本文将从其成书、主要思想倾向及社会思想根源方面对此书进行探索，以期对此书有进一步了解。
关键词： 成书过程 传播 尊刘贬曹 思想根源
引言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提起这首词，人们都会想到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全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明代文学家罗贯中编著而成的。由题目可知，这部小说是依据《三国志》写的，但是不向正史那样庄重，而是古代的白话文小说。与《三国志》相比，《三国演义》变得艺术性更强了。下面，我就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下我对这部66万字的名著的看法。
一、《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
三国故事由于极具传奇色彩，经典人物形象性格鲜明，个性迥异。所以早在宋元时期就在中国民间颇为流传，几乎家喻户晓，在老百姓中影响极深。
三国故事在宋元时代就被大量搬上舞台不断演绎，金、元时期演出的三国故事剧目更是多达 30 多种，流传甚广。元代即出现了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
元末明初的著名小说家罗贯中以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为蓝本，并结合民间三国故事传说和戏曲、话本等民间艺人的创作成果，“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尤其是博采各种典籍包括史注、笔记、传说、平话、剧本、诗文等，共冶一炉，根据其感悟和喜好，创作了被誉为“第一才子书”①《三国志通俗演义》小说，即在明清时期流传甚广甚深的《三国演义》原始版本。《三国演义》实际上凝聚了千千万万前人不断加工改进的心血。在罗贯中以前，在故事文字和情节方面进行修改加工的无名作者，也同样功不可没，罗贯中可以说是后期一个集大成者。
《三国志通俗演义》大概成书于元末明初，现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称“嘉靖本”，本书 24 卷 240 则，每则前有七言一句的小目。后来，又陆续出现了万历《新刊按鉴全相批评三国志》20 卷240 则，以及万历间吴观明刊《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等版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240 则合并为 120 回，回目由单句变为偶句。
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纲父子以李卓吾评本为基础，参考了《三国志》史料，毛氏父子辨正史事，增删文字，增加评点，辩正改误，修改成今日通行的120
回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后来的《三国演义》。
二、《三国演义》在明清时期的传播
明朝初期为了巩固新建的王朝，防止思想越轨，统治者通过行政命令、舆论约束等手段极力推行儒学，强制人们遵循“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等文学理念，以严酷的手段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三国演义》中对东汉末年及曹魏末年那几个昏庸无能、下场又如此屈辱的皇帝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与调侃，带有“亵渎帝王”的色彩，因而被禁。再者，《三国演义》自问世至嘉靖元年100多年的时间里，其主要传播方式是手抄，且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均为“士君子”，普通百姓是难得一见的。这两种主要因素限制了《三国演义》初期的传播。【生民百遗一】
到嘉靖万历年间，金属活字的应用使印刷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大量印刷刊售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嘉靖、隆庆年间的战乱使得统治者对思想领域的控制力有所减弱。明成化年间商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商贾势力急剧膨胀，极大地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的需求和统治者自身娱乐的需要使得《三国演义》被官方允许刊刻。清朝统治者更是借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故事来巩固满蒙关系，把《三国》翻译成满文。统治者为了宣扬封建的忠、义思想，编造出种种关羽“显圣”救驾的故事，把关羽打扮成清朝忠臣不断加封。
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
“尊刘贬曹”作为《三国演义》故事的主要内容倾向和思想倾向，贯穿于整个故事的始末，处处可寻，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的塑造中。罗贯中完全站在刘备集团的立场上，将刘备刻画为一个正面的仁爱之君，他遵从“唯德可以服人”的信条，“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②，是一位极难能可贵的明君。把诸葛亮描写为一个足智多谋的忠贞化身，把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这五虎将写得个个英勇非常、大义凛然。删去了史实
中刘备这一派人物身上本有的缺点，艺术地增加了他们性格中的光辉面。
例如草船借箭的故事，在《全相三国志平话》中本是周瑜“草船借箭”，而到了《三国演义》中“草船借箭”的妙计则出自诸葛亮了。又如，《全相三国志平话》③中有除掉吕布后关羽意欲娶貂婵的情节，但在《三国演义》中，施耐庵认为这样的情节有损关羽的
形象便删减去了。
在历史真实层面上,曹操无疑是三国之际最杰出的英雄。曹氏具有深沉广阔的人文情怀:面对当时战乱频仍、哀鸿遍野的社会现状,他哀其不幸,并由此产生拯世救物的壮志。其《蒿里行》云：“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尽管当时其他士人也同样面对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的人生惨烈,但却只有他切实地采取了政治上的努力。曹操的人才思想是他作为大英雄的另一展现方面,当时尽管许多军阀都懂得“得人者昌，失人
者亡”，但在思想观念和实际操作上,却没有谁比得上曹操的力度。思想意识上,他提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使不忠不孝之人,也可为用,在实践上他求贤若渴,有“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的举动和理想。 而作为刘备集团对立面，曹操的形象则是一位虽有雄才大略但却损人利己、诡诈残暴的乱世“奸雄”《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奸诈是与生俱来的,。少年时代就诈称中风，欺骗父亲，中伤叔父；妒忌杨修才华便以扰乱军心的罪名将其除掉；吴伯奢热情反遭其杀害；立过大功的荀彧也难以脱身。这样的描写足以见曹操的奸诈狡猾、手段残忍，可见作者对这位“乱臣贼子”持着明显的否定态度。在刘备宽厚仁德和曹操残酷暴戾的形象对比之下，“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便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四、结语
《三国演义》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三国演义》通过描写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以蜀汉为正统，处处尊刘贬曹，与陈寿《三国志》以魏晋为正统有别，历来视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小说采用浅近的半文半白的语言，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文笔精练，行云流水，字字珠玑；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层层推进，首尾呼应；故事情节错综复杂，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经典人物形象个性鲜明，现象凸显，深入人心。
《三国演义》具有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创作技巧，特别是在描写战争场面和塑造经典人物形象更是充分体现了作者高超的写作技艺，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
注释：
①[ 清 ] 许时庚 . 三国志演义补例 [C]// 绘图增像第一才子书 , 广百宋斋校印本 , 1890.
②罗贯中．二十四卷嘉靖壬午本三国演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③不著撰人名氏．全相三国志平话．上海：上海涵芬楼影印．1940．
④雷勇．曹操形象的文化意蕴．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5（3）．
⑤冯文楼．四大奇书的文本文化学阐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参考文献
[1] [ 明 ] 罗贯中 . 三国演义 [M]. 长沙：岳麓书社，2009：1，20，
[2] [ 清 ] 许时庚 . 三国志演义补例 [C]// 绘图增像第一才子书 , 广百宋斋校印本 , 1890.
[3]陈大康.明代小说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10
[4]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第一章导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蒲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第一章,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
[5]郑思肖．心史·古今正统大论．苏州：刻本，明崇祯十三年．
《伤寒论》毫无临床价值 《伤寒论》是中医心目中无比高大不可动摇的经典，但是它的趣味性不强，引不起阅读快感。在趣味性上，它比著名的笑话大全《本草纲目》差的太远。 研究一下《伤寒论》可知，古人原来是这样理解他们一筹莫展的传染病的，这其实很有趣。但是，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尤其是微生物学、免疫学、流行病学、抗菌药物、检验技术的高度发达，人类对传染病已经有了强有力的手段，《伤寒论》的现实作用可以说同《本草纲目》一样，略等于零。它应该且只应该成为医学史家研究的对象。
一、《伤寒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谈《伤寒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必须先做一个假设，即作者张仲景的生平是可靠的，就是说他大约生于公元150～154年，死于215～219年。这当然是一个很不靠谱的假设，有较真的学者考证，就像扁鹊、华佗一样，张仲景很可能也不是历史上真实人物，《伤寒论》更可能是晋人王叔和的伪托之作。这些考证有理有据，可信度更高。
根据张仲景是真实历史人物的假设，我们将镜头穿越到东汉末年。对于中华民族，尤其是草民们，这是一个不堪回首的恐怖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民不仅要承受频繁的战乱和自然灾害，更深重的苦难还有“瘟疫”。史家统计，公元119至217年百年间（正是传说中张仲景生活的年代），发生过几十次大瘟疫。仅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就有十二次。那时的医学对于瘟疫的真正原因完全摸不着头脑，更谈不上有效的治疗，因此死亡之惨重尤胜于战争。尽管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但留下的文字记载足以使人对其悲惨景象感同身受。
曹植《说疫气》：“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亡，或覆族而丧。”令人毛骨悚然。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并非是文学的夸张，实是苦难时代的素描。而据曹丕回忆录：“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中，就连著名公知“建安七子”也难逃其厄，七个竟然一时死了四个。而“七子之冠冕”王粲据专家考证后来也死于瘟疫。 “建安七子”七死五，蝼蚁平民复何如？东汉末年大瘟疫究竟死了多少人？是不是如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所说我中华民族在中医的护佑（忽悠）下，从无死亡超过百万的传染病发生？非也！根据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人口为5650万；经过大瘟疫，仅仅八十年后晋武
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锐减达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惨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除去战争和灾荒的原因，仅仅瘟疫所带来的人口减少至少也有2000万。
医圣张仲景躬逢其时，亲临其境，亲受其灾。他的家族本是望族，人口众多，达两百余口，不到十年，三分之二死于瘟疫（他排除了战争和饥荒因素）。除了哀叹外，他做了怎样的研究和努力？他写的《伤寒论》是怎样认识“瘟疫”的？又提供了怎样的治疗方法？对后世瘟疫的治疗和控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二、伤于寒乎
19世纪后期，现代微生物学的诞生了。经过巴斯德、科赫等科学家艰苦卓绝的努力，人类终于逐渐弄明白了瘟疫的真正原因，随后才逐渐找到了有效的武器。根据历史记载，各种传染病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结核、麻风、疟疾等都曾袭击过中国大地，一个也不少。古人对这些传染病的病因、传播途径、病理生理过程一无所知，只能在漫漫长夜中展开无可奈何、收效甚微的臆想。把所有的传染病一律笼统称之为“瘟疫”，表现出现代医学诞生前人类中国古人对疾病和死亡的原始恐惧。
张仲景把东汉末年爆发的大瘟疫称为“伤寒”，这个名词实际上就是他的传染病病因学说。但这并非他的创新，《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大凡传染性疾病，几乎都有发热的症状，古人想当然的推测，发“热”就是伤于“寒”。至张仲景则干脆把“伤寒”作为一切外感热病的总称（不仅包括鼠疫、霍乱，也包括痢疾、疟疾甚至更多的是普通感冒）。他凭什么？他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据史料，没有发现他曾经有过实地调查、疾病观察、临诊研究的记载，他所作的仅仅是“勤求古训”、“用思精”。也就是说，张仲景不过是从《素问》等古书里得到启发，加上自己的苦思冥想而得到的结论。这正是中国传统医学在探索方法上最根本的方向性错误。士大夫长沙太守张仲景犯了脱离实际的方法错误，闭门造车的“伤寒”之论实际上还远不如蛮族匈奴人对瘟疫的朴素认识。
早在西汉武帝时，匈奴人基于对瘟疫朴素的认识对汉军采取了史上最早的“生化武器”：“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果然，汉军接触或饮用被牛羊尸体污染的水源后，就发生了瘟疫，连著名的军事家霍去病，也在远征匈奴大获全胜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这说明匈奴蛮族认识到瘟疫可以通过污染水源来传播，与医圣的“伤寒论”相比，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见解！现代医学在千年之后，通过无比复杂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微生物学研究才确定这一点。后人根据现代医学理论进行合理推测，汉
军带回了匈奴人馈赠的瘟疫之源，在中原地区落地生根，并潜伏下来，一伺外界环境成熟，就大规模发作。病人排泄物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引发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作为始作俑者，匈奴人一样受到了“诅咒”，史料表明，随后百多年间，匈奴各部屡遭瘟疫，人口锐减。同时，在汉王朝的打击下被迫西迁，疫病随之“一路豪歌”蔓延并扩散，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以及整个欧洲均不能幸免，对人类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考古学可以探知现代人类疾病几乎都存在于古人甚至史前人类一样；根据现代医学理论，不仅可以合理推测东汉大瘟疫的起源和传播情形，也可以大致推测出其病原。根据其“发高热而苦寒，患者体有斑瘀，死亡率高”的临床特征和流行特点，这次瘟疫很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热”（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统一定名为“肾综合征出血热”），这是一种由小型啮齿动物为主要传染源（也有部分家畜），由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病毒引起的高死亡率烈性传染病。这种病与“风寒”无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整本《伤寒论》失去了其赖以立足的根基。
当然，我们不必苛求张仲景具有微生物的概念。但是，今天的中医在确凿的事实面前仍然拒不接受微生物学，顽固而又愚昧地用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外感之邪来解释传染病的病因，尽显其反科学和伪科学的丑恶嘴脸。用这种完全错误的理论去治疗传染病，近2000年一无所获，只留下“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明代吴有性在《瘟疫论》中曾大胆猜测“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并指出“瘟疫之邪”自口鼻而入。他这种敢于突破古人思维禁锢的创造性思想彻底否定了张仲景的错误理论，如果他有一台显微镜，很可能会早于列文虎克发现微生物。然而，吴有性的创新观点被食古不化的主流中医无情地排斥和打压，错失了在传染病研究上取得突破的机会。
《伤寒论》对于传染病病因的认识在根本上是错误的，那么，在病理生理上的描述又如何呢？
三、伤寒病理邪说
法定传染病共39种，包括在历史上肆虐横行的如鼠疫、霍乱、疟疾、天花、流行性出血热等，《伤寒论》把这些外感热病统称之为伤寒。这几种可怕瘟疫的病原体分别是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疟原虫、天花病毒和汉坦病毒，既有细菌也有病毒和原虫，而《伤寒论》把这些可怕的微生物笼统“黑箱”为风
寒之邪。几十种传染病的病原、侵袭途径、病理各异，但在张仲景看来却很简单：自然界之风之寒，吹拂于人体，其衣厚者无恙，衣薄者易病，如此而已。
《伤寒论》把传染病也即外感热病归纳为六经病（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无论何种外邪，都是自肌表，循六经，入脏腑，每一步都经历正邪交战。比如张仲景认为：风寒之邪，侵袭肌表，首当其冲者为太阳经，这叫太阳病经证（又分为中风、伤寒、温病三种）；若邪在太阳经不解而内传于膀胱或大肠，其所引起的病变叫太阳腑证（分蓄水和蓄血二证）；外邪进一步内侵，入里化热，成阳明病等。这看起来很有道理，实际上也是源于取类比象思维，仿佛攻城战，从城墙，循巷道，达首府，挡得住则胜王，挡不住则败寇。中医理论因为类比让人一听就觉得很好理解，它的迷惑性也在这里，如果不站在现代医学的高度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是很难批判中医的。现代医学有确凿证据表明，不同的传染病有不同的传播传入途径，而不是遵循共同途径；“外邪”（病原微生物）侵入人体后致病的机制也各不相同。【生民百遗一】
以腺鼠疫为例，人鼠间借蚤为媒介传播鼠疫杆菌。其侵入皮肤或呼吸道后，首先在局部繁殖，随后迅速经淋巴管至局部淋巴结繁殖，随后大量繁殖的病菌及毒素入血，引起全身感染、败血症和严重中毒症状，脾、肝、肺、中枢神经系统等均可受累。再如霍乱，霍乱弧菌进入人体的唯一途径是通过饮食由口腔经胃到小肠。经过胃时多数被胃酸杀死，少数通过胃酸屏障而进入小肠，粘附于小肠上皮细胞表面并繁殖，产生霍乱肠毒素。从而引起肠液的大量分泌，出现剧烈的腹泻和反射性呕吐。又如疟疾，受染的雌按蚊吮吸人血时，疟原虫子孢子随蚊唾液直接进入人体血循环，约半小时即全部侵入肝细胞，在肝细胞内裂体增殖，然后胀破肝细胞逸出成千上万的裂殖子进入血流并侵入红细胞，再发育成雌雄配子体。
在现代医学没有揭示这些真相之前，也只好由得中医们胡思乱想、随意猜测。而现代中医们面对事实却往往辩解为不能用西医的思维和标准来理解中医。这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西方和东方的问题，而是真假和是非的问题。中医的概念从经络到脏腑到六淫外邪全是虚拟的，关于外感热病的病理生理则全是想象臆测的，毫无事实根据。现代医学则完全是实证的结果，每一条结论都有板上钉钉般的证据。如疟原虫钻入红细胞的过程甚至可以用高分辨微镜技术进行拍摄，可谓铁证如山。现代医学与中医的可信度根本不可以相提并论。
一种医学，如果它对疾病的病因、传播途径、病理生理等全然靠想象推测而得出，它会是可靠的吗？基本理论不可靠，以其为根本依据进行的临床“辨证”会可靠吗？再以“辨证”为根据进行的“施治”会有效吗？
四、辨证蒙治
《伤寒论》最伟大的“成就”（其实毋宁说是罪过）是确立了“辨证论治”的法则，并从外感热病扩展到一切疾病，成为万世不易的临床诊疗纲领。这种法则撇开了疾病的本质，使得后世中医不再费心费力去探索疾病真正的病因和病理，而是只需沉浸在“伟大、光荣、正确”的“法则”里，作纯粹主观的思辨玄想，使医学沦落为算命术。张仲景罪莫大焉！
从历史事实看，《伤寒论》出现后对中国瘟疫的防治并没有起到任何实质影响。瘟疫依旧史不绝书，死亡依然触目惊心。从1500年至1911年不到500年中，共发生大疫238次，平均两年就有一次。尤其明末清初的大瘟疫，惨烈程度尤胜于东汉末年，死亡在2000万以上。从历史记载中，我们看不到在任何一次瘟疫流行中，有任何名医以神妙的医术大大降低过死亡率，更不曾有任何“上医”以传说中的“治未病”神术防止过瘟疫的发生。这种情况持续到现代医学进入中国才发生根本改变。
1910年12月，东北肺鼠疫大流行，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达39679人。时俄、日均以保护侨民为由，以兵要挟，欲独揽防疫工作（对我中华上医的不信任）。清政府作出英明决策（说不定是他们作出的唯一英明的决策），派出纯正西医博士伍连德（剑桥出身）为全权总医官主持东北防疫工作。伍连德时年31岁，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他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过程，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伍连德的成功说明，在抗生素和疫苗发明之前，面对大爆发的传染病，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即使在今天，这仍然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假设没有现代医学，张仲景们对病人一个一个进行辨证再施治，就算治一个好一个，又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能精确辨证的神医？清代温病学被奉为《伤寒论》的发扬光大，但是并无实质进步。如叶天士创立的以卫气营血作为辨证论治纲领的理论，与张仲景的六经辨证一样不知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古人想不到天地间还有一种看不见的“邪”叫做“微生物”，他们在病人身上用虚拟的经络、营卫、三焦辨来证去，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瞎折腾而已。折腾出再多的学说、再多的学派、再博大精深，还是一钱不值。而现代中医在科学证据面前仍然胡辨乱证，如果不是蓄意欺骗则只能视为愚昧至极。
难道说《伤寒论》就一无是处？“辨证施治”虽然对瘟疫的整体控制无能，对患者个体的治疗难道也无效？
现代汉语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它是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是汉语的现代形式。 明代“官话”一词指的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标准语。
方言是局部地区的人们使用的语言，在共同语形成之后，是共同语的分支。民族共同语是以一种方言为基础逐渐形成的，那种作为共同语基础的方言叫基础方言。
现代汉语方言并不是同普通话并立的另一种语言，而只是现代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分支或地方变体。
现代汉语方言根据它自身的特点大致分为七种：北方方言（北京话），吴方言（上海话），湘方言（长沙话），赣方言（南昌话），客家方言（广东梅县话），闽方言（福建话），粤方言（广州话）。
现代汉语的特点：一、声韵配合规律性强，二、元音占优势，三、有声调变化。
汉语的人文精神：1.重意会，2.重虚实，3.
重具象，4.重人情。 汉字形体的演变，一般分为古文字阶段和近代文字阶段（有人称为隶楷阶段），先后出现了形态迥异的多种字体。甲骨文、金文、籀（zhîu）文、篆文被称为古文字；隶书、草书、楷书、行书被称为近代文字。秦末汉初是汉字发展两阶段的过渡时期。
从文字的表达对象和表达语言的途径看，世界现行通用的文字，可分为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两大体系。西方拼音文字属于表音文字，也即一个词的形体与意义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字形只能显示一个字的读音。表意文字中一直沿用至今的只有汉字，汉字的形体与意义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大致经过图画文字、象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几个阶段。 汉字的特点： 第一， 在字形方面，汉字以象形字为根基。 第二， 在字义方面，汉子系统中存在着明显的类化现象。 第三， 再组词成句方面，汉字具有灵活的构词能力。
汉字的构造方法有四种：象形、指事、会意、形声。
从属性上说，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从功能上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和思维工具。
言语就是运用语言的过程和结果。一、言语就是说和写，是一种行为动作；二、言语就是说和写的结果。
言语与语言的区别：1.语言是概括的、有限的，言语是具体的、无限的，2.语言是静止的、稳固的，言语是动态的变化的，3.语言是社会性的，言语是个性化的。
敬称是指在言语交际中向对方表示礼貌、敬意，显示礼仪的称呼，汉语中的敬称词语有：阁下、大驾、尊驾、令堂、令尊、令爱等。
公称是指为莫一类人公用的而非专属某个人的公用性称呼，如同志、师傅、先生、小姐等，汉语中还有一些带感情色彩的公称，如大爷、大娘、大姐、大哥等。
贬称是指在言语交际过程中，说话人对于指称对象使用的带有贬斥性质的称呼。常见的有，小子、家伙、东西、混蛋等，如“你小子，什么玩意儿”。
暗喻是指没有明显的喻词，而是在比喻中使用“是、等于、变成”等词语，本体和喻体不一定同时出现。
借代是不直说某人或某物的名称，借同它密切相关的名词去代替，这种辞格的修辞方法。（专名代泛称）。
夸张是故意言过其实，对客观的人、事物做扩大或缩小描述的一种辞格。分扩大，缩小，超前三类。
对偶分正对，反对，串对三类。
双关是利用语音或语义条件，有意使语句同时关顾表面和内里两种意思，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一种辞格。分为谐音相关和语义相关两种类型。
元代戏曲，由于北方曲调演唱，又称北曲或北杂剧与唐诗宋词元曲并称。宋元南戏与元杂剧的形成，是中国戏曲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 《窦娥冤》关汉卿元杂剧四大悲剧之一。王实甫与西厢记，元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思想。 马致远与《汉宫秋》，白朴与《梧桐雨》，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与杂剧四大家。纪君祥与《赵氏孤儿》，汤显祖与《牡丹亭》，洪昇与《长生殿》（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孔尚任与《桃花扇》 曹禺与《雷雨》
曹禺（1910—1996），卓越的中国现代剧作家，原名万家宝，主要剧作《日出》《原野》《胆剑篇》《王昭君》。 《雷雨》吸收西方戏剧优点，表现了20年代中国带有浓厚封建性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中各种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成为中国现代第一出真正的悲剧。在一天的时间（从上午到半夜）、两个场景（周家和鲁家）里，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前后30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显示了作品严谨而精湛的戏剧结构技巧。
先秦两汉中国小说时代的萌芽时期。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等，成为包括古代小说在内的中国叙事文学的源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和“志人”小说，志怪小说有兼叙神仙鬼怪的，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志人小说记述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以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世说新语》为代表。 唐传奇：使古代古代文言小说定型化，并成为中国古代的一大支流，标志着我国古代文言小说发展到一个成熟阶段。内容分三类，神怪，爱情和侠义。 宋元话本，是最早的白话小说，是中国小说发展史的一个崭新阶段，就是“说话艺人”的底本。
《红楼梦》曹雪芹、高鹗，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三国演义》罗贯中，长篇章回体小说，《水浒传》施耐庵，《西游记》吴承恩，《金瓶梅》兰陵笑笑生，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 三言二拍：代表了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小说集的总称，作者冯梦龙；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作者凌濛初。 《聊斋志异》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蒲松龄。《儒林外史》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吴敬梓。
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巴金“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寒夜》。
《诗经》共收入自西周初年（前1100）至春秋中叶（约前600）近600年的诗歌305首。又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各诸侯国的民间歌谣，160篇诗；雅，周王朝直辖区域的音乐，大雅31，小雅74篇；颂，统治阶级祭祖祭天地市的舞曲歌辞，周颂31，鲁颂5，商颂4篇。
宋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是收罗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一部总集。
《古诗十九首》是中国古代五言古诗的开端。
最能代表陶渊明文学成就的是他的田园诗。
孟浩然和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成就突出，影响深远。 盛唐时期还有一个以写边塞诗名世的诗人群体，代表作家有高适、岑参、王之涣、王昌龄等。
杜牧的咏史诗很著名。有的诗是借历史题材讽刺统治者的骄奢荒淫。
《邶风•静女》 （写情人幽会）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赏析：诗以男子的口吻写幽期密约的乐趣，语言浅显，形象生动，气氛欢快，情趣盎然。“爱而不见”，暗写少女活泼娇憨之态，“搔首踟蹰”，明塑男子心急如焚之状，描摹入神；“悦怿女美”，一语双关，富于感情色彩；“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情意缠绵，刻画心理细腻入微，道出人与物的关系，是从人与人的关系投射出来的真理。总的说，此诗以人人所能之言，道人人难表之情，自然生动，一片天籁。李梦阳引王叔武语曰：“真诗乃在民间。”以此诗诠之，诚非虚论。后世唯民歌俗谣，遣词道情，尚能得其仿佛，求诸文人集中，传神之作，不可多得。[1] 《诗经》是汉族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对后代诗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乐府”是古代音乐机构的总称。乐，是音乐；府，是官署，是官设的音乐机构，后来就把由这一音乐机构所收集、编制的“歌诗”（配乐的诗歌）称为“乐府诗”或“乐府歌辞”，简称乐府。来自民间的作品称“乐府民歌”。这样“乐府”又成为文学史上一种诗体的名称。
蒹葭（秦风）
蒹葭（jiān jiā）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sù）洄（huí）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qī），白露未晞（xī）。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méi）。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jī）；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chí）。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涘(sì)。【生民百遗一】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zhǐ)。
赏析：
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而上下求索，不管艰难险阻，矢志不渝，这是一种可歌可泣的坚贞和追求精神。那个“伊人”，其实也可以看作一种尽善尽美的境界，一种指向理想的超越。尽善尽美的境界，无论是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际上说，都是不可能达到的。换句话说，尽善尽美只是一种理念，一种心灵指向的理想。它指引我们在平庸琐屑的生命历程中向前渡过，就像夜中照亮道的火光，迷途中的指南针一样，让我们不断地前行，追求。
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
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词：“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赏析：
陌上桑属于《相和歌辞》，写采桑女秦罗敷的美貌与操守，以及反映了汉代社会制度即春兴季节太守出行劝课农桑。最早著录于《宋书•乐志》，题名《艳歌罗敷行》，在《玉台新咏》中，题为《日出东南隅行》。本诗一直以来被误解为太守调戏罗敷，而被罗敷义正言辞地回绝，其实这是误读。这首诗其实是汉代社会制度的一个缩影，太守作为地方最高长官，在春季时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从诗文中可以看出，秦罗敷显然是一个贵妇人形象，太守因其美貌和疏忽了礼节上的不合理，罗敷明确地指出，表现出高尚的操守和知礼节的大家女子。
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 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 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 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 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 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 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主旨：
《十五从军征》，是一首暴露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兵役制度的汉代乐府民歌，反映了劳动人民在当时黑暗的兵役制度下的不平和痛苦。作品真实、深刻、令人感愤，催人泣下。
蒿里行 曹操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於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赏析：
《蒿里行》是汉末文学家曹操的诗作。此诗是借乐府旧题写时事，内容记述了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真实、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的苦难，堪称“汉末实录”的“诗史”。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体现了曹操的独特文风。
渭川田家（熟悉） 朝代：唐代 作者：王维 原文：
本文来源：http://www.gbppp.com/tssc/438883/
推荐访问:红楼遗秘一百 百一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