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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历史人物之曾国藩的评价
近代中国产生过不少矛盾人物。曾国藩就是中国近代一个极为复杂而又具有多面性的人物。他维护传统又越出了传统；他保守旧物同时却抉破了旧物。作为“中兴名臣”之首，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代表；作为“自强新政”的始作俑者，他又不自愿地为西方以技术为先导的文化开了引接的门洞。“世事别来一番新”。这种富有历史内容的矛盾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60年代儒学中人的忧患困惑及其艰难曲折的历史分化。
曾国藩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曾首开“私家军队”之先例；他亦是历史上少有的大誉大毁之人—肯定之言，谓之成就“震古烁今”；否定之言，则谓其愚诚而不顾“民族大义”。誉之而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曾国藩—最具争议的历史近代人物。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血和泪、充满屈辱和悲愤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在屈辱和悲愤中不断清醒、不断理智、不断抗争的历史。而曾国藩在省视中西方文化、以及对湘军的组件和治理、外交、人生哲学、对子女的教育、诗文造诣、人才观七个方面对中国近代史、甚至现实的影响尤为深远。
一、对待中西方文化
（1）曾国藩以理智的心态去审视中西方文化的优长劣短，以务实的学风去思考现实和未来。他抛弃了“天朝上国”的盲目虚骄之情，把西方列强当做既可学习又须竞争的对手看待。尽管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捍卫者，但他对传统文化并非一味盲从。他不仅对一些前世前人的东西主张取舍，还主张对前世前人的东西进行变更和创新。并且他还提出经世致用之学而经世之学是由传统文化转向近代文化的桥梁；正是具有经世思想的人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率先接受、传播西方先进文化。而在对待西方技术文化方面，他把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师夷”思想从理论层面付诸实践，发起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达到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久之利”的认识水平。
（2）但是，尽管曾国藩提倡经世致用，但他的思想核心始终是保守的程朱理学的“义理”。这“义理”的核心就是怎样做合乎正统规范的人，怎样维护现存秩序，怎样维护纲常礼教。而且，经世派当时只是看到了西方文化表层的洋枪大炮、科学技术了，即文化的器物层面。
因此，曾国藩一边推进近代化，一边也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后。
（3）洋务运动。“师夷智”从议论转化为实践，曾国藩是最早的领袖和开创者。而曾国藩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在当时迅速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近代化工业基地，他在派遣中国人留学外国这一事件上作出巨大努力。从这个角度上看，尽管，他的初衷是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但是他仍应是为中国最初的近代化作出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之一。
二、建军与治军
（1）曾国藩的治军思想由“以礼治军 诚字为本”、“刚柔互用 宽严相济”、“勤恕廉明 修己治人”组成。而之后，将团练变为湘军，也就是清廷的兵权，移入汉人手中的起点。但是不得不承认，曾国藩的治军思想给当时的军队纪律治理注入了鲜血。同时，壮大了军队的力量。但是，湘军在发展庞大之后，军纪已不如以往
（2）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是最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人物。他率领指挥湘军镇压太平天国，使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又停滞了几十年。而在天京失陷后，曾国藩军队为了抢劫而放火焚烧天京。一直到三十二年后，南京人民一说起曾国藩兄弟，大家都咬牙切齿的痛恨，曾国藩的好杀与对农民起义者的阶级仇恨，是一贯的。然而，“以杀人为业”的曾国藩的罪恶，是埋不掉的。
（3）军事细想的历史影响。其一，积极影响。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把政治思想工作的机制部分地引进了军队，主要表现在把认得思想因素看做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军民关系看做军队生存和活动的重要条件，这些对后世的建军思想，特别是后来无产阶级的建军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其二，消极影响。离开国家编制别树一帜，为日后军阀的割据做了思想和组织
准备；强捐强派，为日后军阀割据就地筹饷开了极其恶劣的先例；律外施刑与滥杀无辜，是日后军阀草菅人命的罪恶渊源。这些责任，曾国藩实难辞其咎。
三、外交（对外事务）
（1）曾国藩对外交涉的基本方针是“以条约为凭”，“大事苦争，小事放松”，最终形成了以妥协为主体、以抗争为辅助的外交特征。而这一方针给国家民族造成了屈辱和灾难，这是不必讳言的。究其原因，不外乎曾国藩个人原因（1、曾国藩对近代武器和中外实力的差距缺乏正确的认识；2、他对封建义理错误地运用于对外交涉事务；3、他缺乏对世界局势的全面认识；4、他的对外态度最终受到自己异常浓厚的忠厚意识以及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方针的制约）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固有因素。诸多因素决定了曾国藩在外交上，只能成为一个“失败的英雄”。
（2）天津教案。虽然此事为本国事务，但牵扯外国人，暂且在这里一并叙述。天津教案是法国天主教堂的侵略者在天津虐杀中国婴儿，人民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采取的一次自发反帝爱国行动，当时由曾国藩查办此案。但是，他回避问题实质、污蔑天津士民，向天津士民施加压力、用天津府县抵罪、极力为教堂辩解。他不仅不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惩办真正的凶手，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反而置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于不顾。曾国藩处理的天津教案，使中华民族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蒙受了一次巨大的耻辱。另外，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并非仅仅是个“替罪羊”而已。他身为直隶总督，在清政府里面，如何了结天津教案，他骑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并不能把其卖国罪行笼统的推给清政府，曾国藩负有直接的卖国罪责。 但不得不说的是，在办理此次案件时，他一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抗争，其初办案时与“事事图悦洋酋”的崇厚有所区别，并以“坚持不允”的态度拒绝了法国公使“欲杀府县官”的照会，但他后来仍以委曲求全、守定和约为宗旨，这一“曲在洋人”的教案仍以中方的妥协结束。
四、人生哲学
（1）曾国藩的人生哲学从属于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政治需要，是和他的政治观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要实现“匡时救国”的远大抱负就要大力宣扬和阐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信，使人人都能自觉地遵循封建纲常伦理去处世为人，说话行事。同时重视“勤、俭、谨、信”以及“忍”。就个人人格力量来说，曾国藩不失为近代中国的杰出人物。
（2）消极方面。但是这种士大夫的人生观不是能顺应外界变化而积极地调整心理结构，而是无视外界变化，在内心顽强地保持着感情与心理平衡的稳定状态，从而使得他内心深处陷入矛盾之中。
（3）积极方面。曾国藩一生恪守儒家学说，坚持道德修养，以其务实的精神，重建封建统治秩序，成就了自己立功、立德、立言的士大夫事业。曾国藩对于清王朝，可以说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他效忠的是一个极腐败、极反动的没落王朝，但他这种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和理想所体现出的人生哲学观，却是闪耀着他人格的光辉。
（4）不足之处。他认为“夷物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曾国藩在这一认识上是幼稚的。在面对强敌时，一味主站，并非爱国；然而相信对列强“忠信笃敬”即可安心“自强”，岂非痴人说梦？他是一个士大夫，他的时代还沉溺在“朝贡”的天朝邦交体系的观念中，因此，从这个角度说，他的人生哲学中此主张存在局限与不足。
五、诗文造诣
（1）从中国近代文学史的角度看，桐城派的再度振兴与曾国藩的积极倡导有关。曾国藩接过桐城派的基本义理，高举“理学经世”的旗帜，与其师友、弟子等人组成了“桐城—湘乡派”，提出更适应时代的文艺主张，使得桐城派能够再度振兴起来。
（2）曾国藩本人在诗歌理论及其创作方法上也有一定建树，她本人的诗作在当时就起到了扭转诗风的作用。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一书中提出，曾国藩是清末“宋诗运动”
的一个中坚人物，他是江西诗派得以复兴。
六、人才之道
（1）用人。对人才的广收慎用和因量器使是曾国藩用人的一大特点。曾国藩采取谨慎、务实的态度，在慎用上，一是用其所长，尽其所能；二是量才录用。他不仅坚持自己这样做，还要求手下之人也按照这个方法去取人。同时他也认识到，有才能的人并非没有缺点，人才是经过陶冶、磨练而成的。因此主张用人须不拘一格，处事不求全责备，而应根据一个人才能的高低、大小适当予以安排，使各人能发挥自己的才能。
（2）其深远影响。第一，曾国藩人才思想及其取得的效果对晚晴政局产生重大影响。他对人才的重视和培养，使身边聚集大批人才，形成了湘系集团。她所网罗和提拔的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崛起在客观上改变了清朝统治集团的结构，动摇了封建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根基，是军权和政权由满族贵族转移到汉族地主阶级手中，从而促成了近代军阀制度的产生并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第二，曾国藩以地缘、血缘、学缘为基础招揽人才和组建湘军，引起了清王朝均值的重大变化，从而为近代私有军队制度的产生埋下伏笔。第三，曾国藩重视新式人才的培养造就，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时代命题在曾国藩及其幕僚手中得以付诸实践，为中国科技、教育等近代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不仅推动了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还促使中国社会向近代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七、教育之道
（1）家训。在曾国藩的后裔中，产生了大量有良知、有正气、有民族情感的科学家、学者和政治家。这些人有此作为，与曾国藩的严格家教有着密切关系。曾国藩教育子弟之道，有八字八本之说，八字为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八本为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除此之外，曾国藩说，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曾氏数代，克勤克俭，并将其汇为箴言家训，曾国藩曾有一对联更是体现曾氏传承之家风：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其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曾国藩提出的家道能保持长久，不是靠金钱高位，而是靠长久地维持家规。
（2）对当时影响。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因此，曾国藩的教育观带有近代化成分，适应了时代前进的步伐。他积极倡导并支助举办新式教育，吸取西方有用之学，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新风尚，其胆识可嘉，其功绩不可磨灭。尤其是他独创的家庭教育观，以及师友之间、父子兄弟之间的相互影响、训导的思想和方法，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深刻影响。
毋庸置疑，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不仅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而且其影响在一部分学士、政客、官僚身上得到了突出的反映。在阶级社会里，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家庭教育是受社会政治所支配的。而曾国藩的家庭教育的基本思想及方法，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在心得你是环境下得到了阐发，并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取得了实际的效果，从而符合了一部分视传统文化为立身处世、教育后代的方法的士大夫的心理。
（3）对当今影响。曾国藩家庭教育的最终目的及基本思想内容，虽然带有他那个阶级的烙印，许多理论在今天不可照搬照抄，但其中某些具体思想内容如戒奢、骄、怠、懒，守勤、俭、廉、朴，以及他的家庭教育观中的方法论，亲切、细微、耐心而富有成效，至今仍是值得借鉴。
历史学的任务是，不仅要站在历史人物所处的角度去指出其相对于他的前人来说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而且还有必要用今天的眼光去指出其不足之处，甚或缺点和错误。而曾国藩是一位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更由于他的思想言行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复杂多变的政治属性，对他的评论问题一直是激烈争论的热点。曾国藩虽是历史长河当去的一朵浪花，
他并无力扭转历史洪流的趋势，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曾影响过一个王朝的气数，更牵连着湘系军政集团的兴衰显影，同时，他所保留的“人文遗产”，也为后世关注。综上所述之文便是对曾国藩的的评说浩瀚如海中的一滴而已。
参考文献：萧一山、唐浩明等《正反曾国藩》东方出版社 2011年7月第1版
牛贯杰《原来曾国藩》重庆出版社
杨国强《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三联书店
梁绍辉《曾国藩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易孟醇《曾国藩真相录》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成晓军《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重庆出版社2006年12月
评价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争议甚大的历史人物。但这正说明其人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令人争议的重大作用并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我以为，要认明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首先要认明曾国藩所处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历史任务是什么?为了实现其历史任务，历史提供的条件又是什么?总之，不能拿一把超时空的尺子来衡量一个具体时代的具体个人。要看其人在他所处的时代充当什么角色，于历史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然后才能确定其人的历史地位。
曾国藩生于清朝嘉庆十六年(1811)，死于同治十一年(1872)，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代，生活在鸦片战争前后62年的时期里，这正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是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开始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时期，是中西文化大冲突和大交汇的时期，是封建社会全面衰败和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产生的时期，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炽的时期，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未有之“奇变”、“巨变”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任务，一是资本主义近代化，一是捍卫民族独立；或者说，一是反封，一是反帝。这两个任务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个时期，曾国藩经历了鸦片战争，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掀起了洋务运动，处理了天津教案。曾国藩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表现和作用，同实现此两个历史任务的关系决定了他的历史地位。
一个人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是多方面的，即使在一个事件一个运动中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从不同的角度看，会呈不同的色彩，在处于不同时代的后人眼里其意义也有所不同。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的眼里会有不同的曾国藩。所以，称曾国藩为“中兴勋臣冠”者有之，颂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者有之；骂曾国藩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汉奸”、“卖国贼”、“刽子手”、“反动头子”者有之；说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者亦有之①。我以为，这些说法不能说都没有道理，没有依据。但是要明确曾国藩的历史地位，必须把曾国藩置于孕育他的时代，把他同他的时代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分析历史给他提供的任务及实现其任务的历史条件，他能作什么，不能作什么。把曾国藩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近代化联系起来，他究竟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确定其是进步，还是反动。把曾国藩置于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矛盾之中，视其如何对待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定其爱国或卖国之功过。在国家问题上，议者应有个共识：我们的国家是中华民族的国家，既不是汉族之国，也不是满族之国，而是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之国。我们说的捍卫民族利益，是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不是其中任何一个民族的单独利益。这不仅是照顾某个民族的情绪问题，而是要承认满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大家庭已存在两百多年的事实。
下面，我们按照曾国藩走上历史舞台进行活动的顺序，分析其几个重大的历史活动及其作用。
一 镇压太平天国之功过
曾国藩的一生，前30年是读书和求取功名阶段。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后，开始了仕宦生涯，但政绩平平，谈不上有什么历史性活动，只是“自正其心以维世道”，追求做一个“无愧为天地之完人”。做京官前12年，也主要还是个人完善时期，只是在做京官的最后两年才开始了企图影响中国历史的活动。他面对国内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已不能再空议什么
“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之学”了，他一连向朝廷上疏，甚至惹怒咸丰帝，咸丰帝将其奏“捽诸地”，“欲罪之”，但他仍犯颜上奏(备陈民间疾苦疏)一折，其忧国忧民之心可见矣。
正是在这种心情驱使下，曾国藩走上了为清廷练兵镇压太平天国的道路。曾国藩接到协办团练的寄谕时，丁忧未了，还犹豫了一阵子，但上路以后却毫不动摇地用了11年时间，将太平军镇压下去。功耶?罪耶?
言罪者说：曾国藩镇压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它代表着中国人民大众反封建反外国侵略的政治要求，大方向是进步的，性质是正义的；而曾国藩效忠的清王朝，则是代表着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的没落势力，集封建社会后期腐败贪暴之大成，并在外国侵略势力面前一再屈辱求和，其大方向是反动的，性质是非正义的。所以，曾国藩罪莫大焉。
言功者则说：“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天国，避免了中国历史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期”，应当肯定。
最近，我收到李时岳教授的一封信。他指出：要公正地评价曾国藩，首先要公正地评价太平天国。而对太平天国，“首先，要洗去涂饰的民主铅华，诸如洪秀全发动起义的‘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民族平等’思想，《天朝田亩制度》的‘耕者有其田’的实质，‘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政策，乡官制度的‘民主萌芽’等等。其要害在于似乎农民可以自己解放自己。其次，要指出农民战争的历史任务主要是破坏。充分肯定太平天国的‘破坏’作用，逐杀清朝官吏，掠夺地主富豪，扫荡佛寺文庙，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大破坏，松动了板结的封建秩序。但是，农民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政权，从而真正解放自己。第三，要说明后期天京政权是个腐败的封建王朝。杨韦内讧，后起诸王自相残杀，剩下一个天王一味迷信，朝政紊乱，贿赂公行，圣库制度已经破坏，诸王均拥有巨资，奢侈糜烂。社会残破，民不聊生。最后，自然会得出太平天国没有前途的结论。推翻清廷的目标，自北伐失败后，领导集团即不再提起，偏安一隅为形势所不容许，从而只剩下被平息的唯一出路。两个封建政权旷日持久的对峙，不仅使广大群众饱尝战乱之苦，而且会造成殖民主义者觊觎的机会。’迅速恢复统一与和平，从而集中力量从事近代化建设，是历史的迫切要求。胜利的一方自然属于能够顺应世界潮流的那一方。容闳从天京转到曾国藩幕府，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历史的选择。”①对此，我甚为赞同。
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由于曾国藩等人坚决反对借夷兵助剿，清廷最后只得作罢说：“借兵助剿之议，迭经曾国藩等先后复奏，佥称有害无利。”终咸丰朝，未能实行，史实明摆着，在借夷兵助剿问题上，不能归咎于曾国藩。
关于阿思本舰队事件。1861年，曾国藩确曾向朝廷上奏购置外国船炮，目的是要建设中国近代海军。清延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代办7艘兵船。而英国侵略者借机成立一个什么“中英舰队”，用600名英国官兵水手，任命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而且规定：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其目的如英国学者季南指出的，“对英国来说，极重要的事情在于支配中国军事力量，特别是支配她的舰队。”所以，这一恶毒计划自然遭到曾国藩的激烈反对，他写信给总理衙门，强硬地说，如果阿思本“意气凌厉，视轮船为奇货可居，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倚门之贱客”，“则水陆将士皆将引为大耻”。他又强调说：“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
①，其祸患无穷。他主张“赶紧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常之李泰国趁势革职，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在曾国藩等人的强烈反对下，清政府只好将舰队遣散掉，“李泰国先生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肥缺，奥斯本舰长没有当成一名满清水师提督”②。英国企图控制中国军事的阴谋被彻底粉碎，这无疑是曾国藩的干预之功。 那末，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上，曾国藩的功过又如何呢?我认为要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地对事件本身和有关方面进行具体分析。首先，大家都承认，天津教案的处理对中国来说，是一次屈辱的外交。大家也承认这是由于中国的当局都抱定“力保和局”宗旨的结果。那末，根据当时中国国情这个“力保和局”的宗旨对不对?当时，客观上讲，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军捻军起义之后，不仅封建制度、封建统治全面衰败，而且人民穷困，国力贫弱，刚开始的洋务运动还不能提供足够的物质力量来对付一次新的战争。曾国藩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在复宝鋆的信中说：“目下中国海上船炮全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屑毫无把握。此等情势，弟筹之至熟，故奏牍信函，屡持此论”，主张力保和局。曾国藩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如果象李如松等顽固派那样，要“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①，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在一时之内可能毁得痛快，戮得痛快。但天津教案的局面，尚不好收拾，那因新的毁戮造成的战争局面又如何收拾呢?当权者不能不考虑“西林教案”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导火线的教训。中国有句俗话：“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学者们发议论容易，因为他可不受实际利害关系的约束，每走一步都要看实际能否走得通，利弊如何?当天津教案发生后，英法美等7国联衔向清政府抗议，并集结军舰于天津、烟台一带示威，法国海军司令扬言要将天津化为焦土。当然，不能排斥此中多威胁的成分，但英法侵略者是做得出来的，已有历史教训在前。此时中国并无阻扼英法侵略者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实力。江苏巡抚丁日昌就此说：“现在沿江沿海所设防兵，如长江外海，水师船只不过舢板广艇之类。若在江海陡遇风涛，兵勇即颠簸不能站立，何况于战?其制造局新造轮船，合江、闽二省不过四、五号，身小力薄；以捕海盗则有余，以御外海则不足。”当时，曾国藩处两难境地，“反复筹思，殊无良策”，“深惧措置乖方，失机偾事”。要打，必然失败，失败后损失更惨；要保和局，必须向侵略者妥协，作些让步，这要遭到顽固派的攻击，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义愤，而且对于一个坚决反对借洋兵助剿、主张遣散阿思本舰队的、痛恨“媚夷”的、要夺英法之所恃的曾国藩来说，也是不甘心的。但是，形势决定曾国藩只能在“衅不自我开”，保持和局的前提下，尽力做到少损失，少屈辱。对此，我们不能苟求于曾国藩。在强敌压境，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和牺牲，暂时向敌人作出让步，甚至接受屈辱性的城下之盟，以图将来的复兴与雪耻，在古今中外都不乏这样的历史事例。例如，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在德帝国主义的强大进攻面前，“为了使疲惫不堪的、疮痍满目的国家免除新的战祸，„„作了莫大的牺牲”①，不惜接受割地赔款的屈辱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就是一个典型的历史事例。作为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与长期国内战争破坏的中国，当时“力保和局”无疑是较为明智的抉择。所以说，对曾国藩，史学家应充分分析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起因和性质的认识，是能站在民族正义立场的。他在对天津教案处理总结的奏折中说：“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教民势娟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思一逞。以臣所闻，酉阳、贵州教案，皆百姓积不能平所至。”②他肯定了教案“曲在洋人”，肯定天津人民“义愤所激”的正义性。天津教案发生后，曾国藩也有能力正确地分析形势，权衡力量，不为流俗影响，采取正确的方针，使国家免受新的战祸，这一点，他也做到了。他在给彭玉麟的一封信中说得很实际：“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毫无预备，而诸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我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幸胜一时，未必能力多年；能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在今
日构衅泄愤，固亦难，然稍一蹉跌，后患有不堪设想者”。所以他坚持力保和局。但在如何力保和局上，他与崇厚有所不同。在办案之初，他颇受崇厚影响，退让太多。在办案过程中，曾国藩逐渐认识到：“以前为崇公所误，失之太柔，以后当自主也。”因而态度也越来越强硬。他在家书中说：法人“如再要挟不已，余惟守死持之，断不再软一步”①。可见，他对洋人的让步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同时，他也作好了万一和谈破裂就决心一战的充分准备。他在上奏朝廷作好开战部署的同时，并函请李鸿章“万一事急„„统率所部由秦入燕”，令湘军九千余人赴沧州“略资防御”，建议清廷实力防守各重要海口，以配合他的谈判。他向清廷表示：“今兹事虽急，病虽深，而此志坚实，毫无顾畏。乎日颇知持正理而畏清议，亦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态”。很明显，曾国藩的力保和局与清廷的力保和局是不可同等看待的。由于这种区别，曾国藩棘手难办。所以，天津教案并未在他手中了结。但也不应讳言曾国藩在处理此案中的过失。据有的同志说，其主要过错有二：一是“办理过柔”，曾氏屈从法国人的压力与朝廷旨意，将天津府县地方官交刑部革职治罪，并将无辜义民20人处死抵命。连他自己也痛心地说：“吾此举内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②。可见他颇有自知之明。二是未利用教案发生一个月后爆发的普法战争的有利形势，以减少中国的损失。这与他“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以及当时信息传递不快有关。我认为，这两条过错是成立的。
权衡曾国藩在天津教案处理上的功过，实事求是地说，应该是功大于过。我们评价曾国藩历史功过的同时，不妨多正视一下近代中国战祸的结局。落后就挨打，这是毛泽东的至理名言。中国不改变落后状态，就要挨打，打则失败，早巳被历史所证明。
曾国藩在文学、理学方面的造诣很深，在清代文坛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地位；在治学、治家方面都有可垂范后世的贡献；在治军方面也取得了影响后人数代的成就。连毛泽东也说：“独服曾文正”。这些都为人所共知，不必多说。
总之，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曾国藩创导近代化，推动历史发展，是他的进步方面。曾国藩不主张借洋人助剿，力主遣散阿思本舰队，在处理天津教案期间，既主张力保和局，避免新的战祸，又能站在民族正义立场，是他的爱国方面。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和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六十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来源：双峰网【曾国藩,清朝评价】
作者：徐泰来
发表日期： 2006-11-28 14: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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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走近曾国藩→整体评价→评价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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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争议甚大的历史人物。但这正说明其人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令人争议的重大作用并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我以为，要认明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首先要认明曾国藩所处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历史任务是什么?为了实现其历史任务，历史提供的条件又是什么?总之，不能拿一把超时空的尺子来衡量一个具体时代的具体个人。要看其人在他所处的时代充当什么角色，于历史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然后才能确定其人的历史地位。
曾国藩生于清朝嘉庆十六年(1811)，死于同治十一年(1872)，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代，生活在鸦片战争前后62年的时期里，这正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是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开始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时期，是中西文化大冲突和大交汇的时期，是封建社会全面衰败和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产生的时期，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炽的时期，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未有之“奇变”、“巨变”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任务，一是资本主义近代化，一是捍卫民族独立；或者说，一是反封，一是反帝。这两个任务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个时期，曾国藩经历了鸦片战争，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掀起了洋务运动，处理了天津教案。曾国藩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表现和作用，同实现此两个历史任务的关系决定了他的历史地位。
一个人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是多方面的，即使在一个事件一个运动中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从不同的角度看，会呈不同的色彩，在处于不同时代的后人眼里其意义也有所不同。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的眼里会有不同的曾国藩。所以，称曾国藩为“中兴勋臣冠”者有之，颂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者有之；骂曾国藩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汉奸”、“卖国贼”、“刽子手”、“反动头子”者有之；说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者亦有之①。我以为，这些说法不能说都没有道理，没有依据。但是要明确曾国藩的历史地位，必须把曾国藩置于孕育他的时代，把他同他的时代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分析历史给他提供的任务及实现其任务的历史条件，他能作什么，不能作什么。把曾国藩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近代化联系起来，他究竟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确定其是进步，还是反动。把曾国藩置于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矛盾之中，视其如何对待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定其爱国或卖国之功过。在国家问题上，议者应有个共识：我们的国家是中华民族的国家，既不是汉族之国，也不是满族之国，而是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之国。我们说的捍卫民族利益，是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不是其中任何一个民族的单独利益。这不仅是照顾某个民族的情绪问题，而是要承认满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大家庭已存在两百多年的事实。
下面，我们按照曾国藩走上历史舞台进行活动的顺序，分析其几个重大的历史活动及其作用。
一镇压太平天国之功过
曾国藩的一生，前30年是读书和求取功名阶段。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后，开始了仕宦生涯，但政绩平平，谈不上有什么历史性活动，只是“自正其心以维世道”，追求做一个“无愧为天地之完人”。做京官前12年，也主要还是个人完善时期，只是在做京官的最后两年才开始了企图影响中国历史的活动。他面对国内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已不能再空议什么“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之学”了，他一连向朝廷上疏，甚至惹怒咸丰帝，咸丰帝将其奏“捽诸地”，“欲罪之”，但他仍犯颜上奏(备陈民间疾苦疏)一折，其忧国忧民之心可见矣。
正是在这种心情驱使下，曾国藩走上了为清廷练兵镇压太平天国的道路。曾国藩接到协办团练的寄谕时，丁忧未了，还犹豫了一阵子，但上路以后却毫不动摇地用了11年时间，将太平军镇压下去。功耶?罪耶?
言罪者说：曾国藩镇压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它代表着中国人民大众反封建反外国侵略的政治要求，大方向是进步的，性质是正义的；而曾国藩效忠的清王朝，则是代表着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的没落势力，集封建社会后期腐败贪暴之大成，并在外国侵略势力面前一再屈辱求和，其大方向是反动的，性质是非正义的。所以，曾国藩罪莫大焉。
言功者则说：“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天国，避免了中国历史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期”，应当肯定。
最近，我收到李时岳教授的一封信。他指出：要公正地评价曾国藩，首先要公正地评价太平天国。而对太平天国，“首先，要洗去涂饰的民主铅华，诸如洪秀全发动起义的‘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民族平等’思想，《天朝田亩制度》的‘耕者有其田’的实质，‘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政策，乡官制度的‘民主萌芽’等等。其要害在于似乎农民可以自己解放自己。其次，要指出农民战争的历史任务主要是破坏。充分肯定太平天国的‘破坏’作用，逐杀清朝官吏，掠夺地主富豪，扫荡佛寺文庙，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大破坏，松动了板结的封建秩序。但是，农民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政权，从而真正解放自己。第三，要说明后期天京政权是个腐败的封建王朝。杨韦内讧，后起诸王自相残杀，剩下一个天王一味迷信，朝政紊乱，贿赂公行，圣库制度已经破坏，诸王均拥有巨资，奢侈糜烂。社会残破，民不聊生。最后，自然会得出太平天国没有前途的结论。推翻清廷的目标，自北伐失败后，领导集团即不再提起，偏安一隅为形势所不容许，从而只剩下被平息的唯一出路。两个封建政权旷日持久的对峙，不仅使广大群众饱尝战乱之苦，而且会造成殖民主义者觊觎的机会。’迅速恢复统一与和平，从而集中力量从事近代化建设，是历史的迫切要求。胜利的一方自然属于能够顺应世界潮流的那一方。容闳从天京转到曾国藩幕府，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历史的选择。”①对此，我甚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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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太平天国的历史功过究竟如何呢?这要从理论和事实的结合上来说明。首先，从功绩方面看，我认为太平天国的功绩有三条。第一，极大地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正如前李时岳教授说的，它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松动了板结的封建秩序。清朝政权从此一蹶不振，中央集权大大削弱。这就有利于新的政治经济的因素的产生。如中央集权的削弱，即部分权力下移，地方督抚则有可能利用这些权力来推动近代化。第二，太平天国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框框，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洪仁歼提出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政新篇)，主张发展近代工商业和交通业。虽然它只是部分人心中的蓝图，但至少也反映一种趋向，而且太平军在吴淞、苏州等地建立了工厂。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冲击着中国，在太平天国里也激起了资本主义近代化趋向的涟漪。太平天国的近代化趋向对当时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有影响的。曾国藩的核心幕僚赵烈文看到《资政新篇》后说：“其中所言，颇有见识”，“其长处颇能变通用之，亦未可抹杀”。第三，太平军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太平天国不仅敢于反抗清王朝，也敢于反抗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者，一百多年来，这种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太平夭国的这些功绩必须肯定，抹杀这些功绩是不对的。曾国藩镇压了作出这些功绩的太平天国，当然是有罪的。但也不能把曾国藩的罪过扩大化。曾国藩作为清政府的督抚不能自主，这同林则徐、左宗棠等镇压农民起义无区别。但是，湘军攻破南京城，“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镇压农民军要不要如此残忍，这就有主帅的个人因素起作用。
太平天国除了有上述功绩之外，也有它的过失。我们应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一方面。
第一，太平天国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下。太平天国在定都前，使农民从地主那里夺回了一些土地，在某些地方自耕农有所增加。但是，自耕农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农民的解放，因为自耕农的增加只是强化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耕农的增多，不是对同封建制度相适应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形式的冲击，而是使这种生产形式的分解延缓下来，有严于巩固封建制度。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杨秀清、韦昌辉、石主子联名上奏天王，并经洪秀全批准，决定施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这意味着太平天国承认并接受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太平天国仍然把农民束缚在封建地主剥削制度之下。
第二，太平天国也没有使农民得到政治上的自由，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却又建立起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专制的统治。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先生说：洪秀全“当起义驻军桂平石头脚时，就立了十五个后宫。到东乡建国，就增立三十六个后宫。到建都天京，再增立八十八个后宫。他在建国时，就立他的儿子洪天贵为幼主，继承皇位。同时颁布的《幼学诗》，其《朝廷》说‘生杀由天子’。《君道》说：‘王独操威柄’。《夫道》说：‘夫道本子刚”。《妻道》说：‘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在广西永安州时，就定凡打江山有功的累代世袭的制度。洪秀全还有他那一套神天家庭的说法。封建主义加上神权主义，便形成了太平天国的特权主义，在农民政权中，造成了它的特权阶层。洪秀全天王就踞特权的顶巅。天京事变后，他破坏军师负责制，君主是他做，军师也是他做，专制独裁，破坏了农民民主。洪秀全执政，立法无章，大纲紊乱，措置乖方。他改太平天国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要把太平天国成为他父子公孙一家的天下，以致人心离散，国家灭亡”①。太平天国不仅延续着专制统治的黑暗，且有发展。如李秀成说：“天王第一重用幼西王萧有和。”萧有和当时年仅10岁，但给他的权力是“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为什么给他这么大的权力，因为萧有和是洪秀全的外甥。这就难怪冯
友兰先生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②所谓“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并不意味着农民得到了多少政治自由。
第三，太平天国也没代表或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不管有的人如何赞扬《天朝田亩制度》，但也确实表现了农民大众“对于土地的革命要求”，但是，它提供给历史的“不过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图案”。虽然有的学者对此欢呼为“农民伟大的节日”，但是，由于它实行“物物归上主”，连农民小生产者小得可怜的一点土地和财物，也宣布收归天王(或天父所有)。所以，有的学者指出，“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找不出一条资料可以证明当时人民群众曾经如何拥护过《天朝田亩制度》。”①这种平均主义蓝图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它“并不是为着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却是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水平上的。因此，这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实质上乃是带有反动性的”②。
第四，太平天国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都产生了不良影响。曾国藩的《讨粤匪檄》正是抓住了太平天国“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苏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的事实，大肆声讨。正如梁启超指出：“洪秀全之失败，原因虽多，最重大的就是他拿那种‘四不象的天主教’做招牌，因为这是和国民心理最相反的。他们那种残忍的破坏手段，本已给国民留下莫大恶感，加以宗教招牌，贾怨益甚”③。范文澜在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中，也指出太平天国这一文化政策的失败。
有的人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巩固清朝封建统治。如果说，两个政权，清王朝与太平天国都是封建政权，我认为消灭哪一个都是一样的!巩固哪一个也都是一样的。太平天国既然已经转化为封建政权，甚至还加上了神权统治，我们就不必因它源于农民，就予以特殊同情。镇压太平军的湘军士兵又何尝不是源于农民呢?所以只能看政权的性质。这样一个标榜空想的平均主义的封建主义加神权主义的专制腐败政权，如果统一了中国，难道能比腐败的清王朝好吗?谁好谁坏这要由历史来选择。正如李时岳教授说的：“容闳从天京转到曾国藩幕府，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历史的选择。”而历史的选择是假曾国藩来实现的。正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实现了中国重新统一与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其历史功过是不言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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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曾国藩,清朝评价】
评价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二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的发轫者
现在，认为洋务运动是卖国的反动的运动的学者，已经不多了。多数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运动。而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倡导者、最早的实践者正是曾国藩。
在清廷朝野动议购买西方轮船镇压太平天国之初，曾国藩就提出了“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强调资夷力助剿只是目前的权宜之计，长远的目标是自强、御侮。有的学者将“永远之利”解释为巩固清王朝封建统治，不承认其指自强御侮。这一点，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咸丰十一年五月开始购买洋船之议时，曾国藩“于七月十八日复奏，称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已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①。这里说的很明白，把自强御侮、夺英法之所恃放在首要地位。曾国藩在同治元年的一个奏折中说：“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曾国藩还多次指出：发展洋务，“制造船炮，为中国自强之本”①。其自强御侮的目的，十分明确而强烈。曾国藩正是将这一“中国自强之本”的宗旨付诸实践的。
(1)他率先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这个军工厂虽然一开始仍是一个手工作坊，但是它是以手工和现有的物质条件制造近代的船炮。他们克服重重困难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虽然这只轮船造得还不甚得法，但是它宣告中国的江河上第一次有了中国自造的轮船行驶。难怪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有其所不知矣!”这种充满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的语言，难道不是宣告中华民族近代化运动已胜利起航吗!
(2)曾国藩并不满足于手工制造近代船炮。他在安庆试办军工时，就议“派员出洋购买造器之器„„似可渐图自强之计”②。1863年，曾国藩选派最早留学美国的容闳，赴美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准备建立正式的近代机器工业。1865年，容阂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回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的第一批机器。
(3)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办起了中国第一家大型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厂。“它制造出旧中国本国的第一艘兵轮和第一台车床，它炼制出旧中国第一磅近代火药和第一炉钢水，它造就出旧中国一大批近代技术工人和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它是中国近代工矿企业的母厂，在它的带动、示范和支援下，一批军用民用工矿企业迅速兴起。如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大冶煤铁矿、徐州煤矿、漠河金矿等等，都是在江南制造局支援下创办起来的。它们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4)曾国藩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近代化。在曾国藩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基地，而且又是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1866年，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这些书籍不仅为培养我国近代科学技术人才作出了贡献，而且对近代思想界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康有为、谭嗣同最初接触西学，就是从这些书籍入门的。江南制造局一创办，还附设了一机械学校，培养生产技术力量，开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1872年，曾国藩还采纳容闳的建议，派幼童到美国留学，揭开了我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历史。此举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近代化，以及新式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
(5)曾国藩促进了我国的海军建设。曾国藩在世时，我国的近代海军虽然还未形成，但近代海军的发展壮大，他是有谋画之功的。建立近代海军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经验缺乏，困难重重，但曾国藩不怕风险，勇于任事，从轮船的制造，到海军的建制，从水兵的招募与训练，到海军经费的筹集和水师章程的制订等，都作了许多的探索。以后海军的发展基本是按曾国藩制订的蓝图进行的。例如，江苏巡抚丁日昌当时提出在吴淞、天津和南澳建立三支外海水师的设想，当即就得到曾国藩的赞同和支持。曾国藩在给丁日昌的信中称这是“举一事而数善备，实届体大思精”。
曾国藩对中国海军建设的筹划与支持，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由于中国军事的逐渐近代化才使中国在三十余年内免除了象鸦片战争一样使用大刀
评价曾国藩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是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是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
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是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是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
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是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我对曾国藩的四件事印象很深。
第一是屡败屡战的精神，这种顽强劲头是企业家必不可少的。
第二是他静思的方法，每每大战打完以后要点上一炷香，细细琢磨一天，这跟我的工作方法很相像，每到一个时候要退出画面把这个事儿重新复盘想一想，不过后来发展到不是我一个人想，而是一个团队一起想。
第三是要看到竞争对手的优点，像他对左宗棠的分析。一般人不愿意看竞争对手的优点，曾国藩特别善于发现竞争对手的优点!
第四是曾国藩很注意反省，有自知之明。多次检查他如何不如左宗棠，如何不如他的幕僚，这也挺了不起，自己哪些事情行哪些事情不行，他分析得很有道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看书人自己悟的事。
学号： 1111424048
对曾国藩的整体评价
学院名称： 社会发展学院
专业名称： 外交学
年级班别： 2011级
姓 名：郑乐强
指导老师： 欧磊
2012年6月
对曾国藩的整体评价
摘要：曾国藩是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偶。本文旨在对曾国藩做一个公正的、整体的评价。
关键词：曾国藩、客观、整体评价
前言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即使是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1](Pxx)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一、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论者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论者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曾国藩确实继承了中国以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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