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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山佛教源流
终南山佛教是长安佛教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 说，终南山可谓长安佛教之摇蓝。
佛教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传入长安之后不久，终南山也开始建立弘教的据点，这 就是 其北麓户县境内庞村的罗汉寺。该寺始建于东汉永平初年(58—61)，初名白马招觉院。西晋 惠帝 于太和元年(302)颁布圣旨(《圣旨碑》现存该寺)敕建 该寺 ，并派出两名监造官负责扩建，扩建后更名为“行香院”，并召该寺高僧普觉入宫，以国 师 之礼相待，赐地千倾，造殿堂百座，瓦厦数千间。”此碑实为长安最早弘化佛教的珍贵资料 ，它填补了汉至西晋阶段长安弘化佛教的断代。三国时，朱士行于甘露五年(260)从雍州出 发，前往于阗求取《大般若经》，这件事也说明了三国时雍州境内已有佛教信仰。东晋十六 国时，长安佛教进入大发展的阶段，而终南圭峰山下的大寺(草堂寺前身)与长安城北的逍遥 园则成了此一时期长安佛教的大本营。这里不仅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国立译经场，而且也 是第一个管理全国佛教事务机构的所在地。自此开始至于唐亡，长安成了中国佛教的弘传中 心，终南山也成了众多僧人栖隐修行之所、佛教诸宗的策源地和教难时期佛教徒们的避难所 。
当中国佛教开始向前发展而又尚未达到成熟阶段的时候，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分别于公 元446年和574年发动了两次灭佛运动，长安均成为法难的中心而因此荼毒最烈。此时，长 安城里的僧人即逃入终南山以保存力量，法难过后，他们再重新进入城市，寻求新的发展。 《高僧传》载：僧周及其弟子僧亮等数十人曾在第一次法难前夕逃入“寒山”(或称太白山) 隐居。文成帝继位后下令复兴佛法，派人入山请僧周师徒同兴法事，僧亮随使至长安，受到 了全城百姓的欢迎，镇守长安的永昌王奉旨“亲自枉道接足致敬”，并在其建议下修复故寺 ，延请沙门，史称“关中大法更兴，亮之力也。”北周法难时期，逃入终南山避祸的僧人更 多，主要者略如以下数人可代表之：普安曾栖隐于终南木便
梓谷西坡，同时又引静(一作青彡)渊法师同止林野，后渊法 师于此置寺结徒，是为至相寺之始，后来由此而演成中国佛教的一大宗派。静霭法师于时亦 携其徒侣30余人入终南山，东西造寺27所，
依岩附险，使逃逸之僧得以安置，此不啻为灭佛 之祸行虐关中乃至全国时的一方净土。普安本人则于隋季被频请入京，为皇储门师，住于长 公 主所建之静法寺。法应亦避迹终南，“饭衣松萝，潜形六载”。当隋代复兴佛法之后，应复 至长安师事昙崇，并代其维持五百徒众。开皇十二年(592)，当选为全国“三学业长”的25 人之一，并领徒三百于(长安)实际寺相续传业。道判法师曾西奔于太白山，逃难之中不忘讲 习《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和《大智度论》。周宣帝即位后下诏复兴佛法，判当 选为120名“菩萨僧”之一；隋立，复充大兴善寺住持。开皇七年(587)，敕于终南山交谷东 岭由天竺人监工建造龙池寺，请其居住。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某种程度上，终南山成了 (佛教)屏避劫难的堡垒。
中国佛教的宗派，若将三阶教包括在内，便共有9宗，其中三阶教、三论宗、唯识宗、净 土宗、律宗、华严宗、密宗的祖庭都在长安，7宗之中，又有5宗的祖庭或中心寺院是在终南 山中。对于三论宗、华严宗和律宗来说，终南山可谓是它们的发祥地。这3宗的祖庭或中心 寺院如下：
草堂寺，在户县境内终南山北麓的圭峰脚下。始建于西晋，姚秦时称为“大寺”。弘始三 年(401)至十三年(413)，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应秦主姚兴之请，在逍遥园—大寺建立中国第一 个国立译经场，译出经律论三藏经典35部425卷，诸经以大乘为主，间杂小乘，其中有《妙 法莲华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观无量寿经》、《禅 法要》、《禅要解》、《菩萨戒本》、《十诵律》等等，关涉到天台宗、三论宗、净土宗、 禅宗、律宗等，不少还成了创宗立说所依据的经典。罗计所弘以性空学说为主，其高足僧肇 被称为“解空第一”，在自己的撰述中阐明并确立了“诸法缘生性空”的三论宗义，成 为罗 什学说的正宗传人。后来，辽东僧朗传得此学，并至江东弘扬，至吉藏而正式确立三论宗大 旨和仪轨。由于本宗依“三论”而立宗，推鸠摩罗什为本宗初祖，大寺也便成了该宗的祖庭 。魏周之际，大寺分为草堂、常住、京兆王寺、大乘等四寺，独草堂寺存留至今。唐季，华 严 宗四祖澄观法师于此撰成《新译华严经后分经疏》10卷，五祖宗密住此教禅双弘，飞锡法师 于此据《法华》而说“净土”，可见，这个三论宗的祖庭此时与华严宗、禅宗、净土宗也发 生了密切的关系。
至相寺，其创始及位置已如前述。普安法师崇重《华严》，创建者青彡渊法师亦以义学称著。至相寺从一开始便是弘扬华严学的重镇 。隋代，高僧 智正曾至此从青彡渊研习《华严》；华严宗 的初祖法顺、
二 祖智俨、三祖贤首国师法藏都曾在此研习、弘扬《华严经》义。至相寺实际上是华严宗的发 祥地。后人只是因为法顺寂后葬于樊川北之少陵原华严寺才称此为祖庭，这其实是欠确切的 。真正的祖庭应当是至相寺。
净业寺，位于终南山北麓沣峪口内柳林坪(昔名清官村)后庵山上。始建于隋末。唐初，道 宣 律师常住此寺，潜心研习弘扬律学。麟德二年(665)，奉诏于此寺内创设戒坛授戒。因此寺 地处南山，故道宣律师依《四分律》而创立的律宗亦称南山宗。师寂后，门徒于寺后峰起舍 利塔供养，今寺后石崖间仍有其静修遗址。寺东南又有唐代诗人白居易衣冠冢。
丰德寺，位于终南山北麓沣峪口东山坡上。北周武帝灭法时，此地乃禅僧智藏隐居之所， 开 皇三年(583)正式定居于此。文帝以其道望隆广，多所施赐，并诏以所住寺为丰德寺。唐贞 观十六年(642)至十九年，道宣住此，撰成《比丘尼钞》3卷(今作6卷)，后一度参与玄 奘译场工作。贞观二十年，复返丰德寺，将前作《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1卷扩充为2卷，将 《羯磨疏》2卷增为4卷。永徽二年(651)，又将《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及此戒本《疏》进 行增订。至此，南山律宗宗义大备，而丰德寺成了他完善本宗理论的重要场所。寺院今存， 为尼寺。
百塔寺，位于终南山天子峪至鸟鸣坞。开皇十四年(594 )，三阶教创始人信行和尚入寂后葬于此，因成塔院。后代僧人慕其德行，死后亦多建塔于 此。唐大历六年(771)，正式更名百塔寺，宋以后称兴教院。明代秦藩重修，国初尚存残 破砖城、北门城楼、照壁，残垣内有3所寺院，各有堂殿、僧舍，残垣西北方有砖塔一座， 方形、13层；东南方有舍利塔数10座。由此尚可见出当年院宇的规模。百塔寺今为一小院， 尚有香火。信行所创立的三阶教 由于执着“末法”思想，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欲望产生矛盾，先后于隋开皇末年、武后圣历二 年(699)、玄宗开元十三年(725)被敕禁或限制，但从若多僧人慕名随葬的情况看，它在佛教 徒中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作为
三阶教在隋代长安城中的五所寺院即化度寺、光明寺、慈门 寺、慧日寺和弘善寺早已无存，百塔寺因此而更具历史价值。
香积寺，位于终南山北子午峪口外数里处。据《隆禅法师碑》载，唐永隆二年(681)，净 土宗的创始人善导和尚入寂，弟子怀恽为其崇灵塔于神禾原。“其地前终(南山)峰之南镇， 后帝城之北里”。“歌钟沸出，移上界于阴门；泉流激洒，比连河于阳面”。又于塔侧“广 构伽蓝，莫不堂殿峥嵘，远模忄刃利；楼台 岌山业，直写祗园”。环境清幽，寺宇雅致。王维有诗云：“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 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雾空潭曲，安禅制毒龙。”寺院建成后 ，不仅成了净土宗祖师的塔院，而且成了弘扬净土宗的中心道场，怀恽、净业相继充任寺主 ，继续弘扬净土教义。由于善导正式创立了净土宗，香积寺也因此成为本宗的祖庭。 古代长安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曾经是中国佛教的弘传中心，终南山山水如画，又距 帝京不远，因此，这里的佛寺比其它任何一处名山都多，人谓“长安三千金世界，终南百万 玉楼台”，“一片白云遮不住，满山红叶尽为僧”，这是最恰当不过的比喻了。据志书记载 ，迨至明代，仅户(同雩阝 )县一地便有佛寺千余所之多，而 且几乎是“无地不寺，无寺不奇”。长安县境乃神居帝里，寺院之多不亚于户 。这偌多的寺院好大一部分即在终南山中，除上述祖庭、中心寺院外， 比较重要的还有：
西段的太白山中，昔有九林寺，是9大寺院的总称，9寺之中今存铁佛寺。相传这里是北周 武帝灭佛时禁锢关西僧人的地方。此外又有不少僧人因避祸或隐修来至山中结茅，既有汉僧 ，亦有胡僧，唐代诗人岑参有《太白胡僧歌》云：“闻有胡僧在太白，兰若去天三百尺。一 持《楞伽》入中峰，世人难见但闻钟。窗边锡杖解两虎，床下钵盂藏一龙。草衣不针复不线 ，两耳垂肩眉覆面。此僧年几哪得知，手种青松今十围。心将流水同清净，身与浮云无是非 。 商山老人已曾识，愿一见之何由得。山中有僧人不知，城里看山空黛色。”经过历代营建， 山上寺院达数十座，由此构成了太白山独特的古建筑群，这些寺院多用铁瓦覆顶，佛像多为 铁铸或木雕。如今，由远门口登山，于海拔1060米处有下坂寺、上坂寺；由营头口登山，于 海技2000米处有菩萨山(俗称大殿)，往上又有平安寺、明心寺、向阳
寺等。由太白山向东渐 次有骆峪寺，原为隋大业间(605—617)高僧道哲潜隐之所，后又“营构禅宇，立徒策业，教 以正法，训以律仪”，寂后葬此。黑水峪内之仙游寺，始建于开皇二十一年(即仁寿元年，6 01)，初时亦宫亦寺。隋文帝第一次下令在全国建数十座舍利塔，仙游寺占其一，此塔至今 犹存，名法王塔，方形7级，高31米。咸通元年(860)分而为三寺，现留一寺，位于黑水 南岸。这里山环水绕，到处是茂林修竹，甘泉飞瀑，加之薄雾缭绕，古洞幽奇，素有“洞 天福地”之谓，此处古今皆为山水胜地。唐代诗人白居易曾住此写成不朽名篇《长恨歌》。 如 今，寺院已将毛泽东手书此诗中之一段及臧克家的跋文镌刻成巨碑供游人观尝。田峪内之 神田寺 ，高僧僧照于周武灭法时避祸於此，独处幽居，“高步松苑，顾影与心，相娱自得”。至 隋初，佛法大兴，僧照乃于田峪立神田寺，养徒纵业，名振谓川。 终南山中段户县境内无论于古于今都是佛寺最多的地方。其中，栗峪口西有明阳寺，本隋 甘泉宫旧 址，唐时改为佛寺，清代方毁于火，今仍存石碑、铁钟、舍利塔数座。栗峪口东慈云山山 腰有大悲寺，创建年代不详，今寺内尚存清代石碑三通。直峪口的新兴寺，明洪武年间(136 8—1398)始建，今存。皂峪、谭峪分水岭南端的九华山寺，因此地九峰相连，故名，周围茂 林修竹，有12佳景。山下阿姑泉村有弥陀寺，寺内有唐代石佛像一尊，此两寺均建于唐代。 西圭峰之阳面有圭峰寺，圭峰宗密禅师住持草堂寺时曾来此坐禅。其山阴有重云寺，五代后 梁开平五年(911)京兆僧智晖创建，时有叠云祥出于众峰间，故名，后唐明宗天成五年(930) 改名长兴寺。其西之牛头山下有金峰寺，唐代高僧一行和尚曾住锡此寺，今寺内塑有一行立 像。西圭峰东山脚下及太平峪口有太平宫寺，隋文建宫，大业未改为佛寺，以法藏(俗姓荀 ， 颖川颍阴人)名望，补为上座。直至贞观时，太平峪内山水奇绝，殆非人境。唐高祖、 太 宗都到过太平宫寺游历避暑。由太平峪口入山，经重云寺下院、入长啸洞、过虎溪、凤池， 然后可达云际寺。此寺创建于魏武之始，因寺在山巅，山峰孤高，白云缭绕，故又称云际寺 ，今存古迹“风月楼”，楼外有“北瞻帝阙三千里，南望圣唐百二区”对联，楼内有“晓行 先见红日起，晚步独披淡秋风”对联。此寺在唐代颇负盛名，与新罗求法僧有着密切关系。 在紫阁峰山阴，除昔日由“大寺”分出的4寺外，还有高冠峪东侧小圭峰(或称东圭峰)上的 圭峰寺，宗密禅师寂后曾于此荼毗。高冠峪西侧
详解中国佛教史上五次法难【文成帝复佛】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历了五次最严重的浩劫。不但令佛教文化遭遇空前劫难，更对我国众多文物古迹造成了严重破坏，为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是中华文明的大劫难。
三武一宗灭佛
历史上“三武一宗”的教难，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等四位帝王所带来的四次大祸害。当时，无数的寺院、经书、佛像、法器等被焚毁、破坏，数以千万的僧侣遭到杀戮，或被迫还俗。这一次次的打击，使得佛教的发展遭到严重的扼杀，甚至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
一、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起因于武帝听信道士寇谦之及宰相崔浩的谗言所致。
鲜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入主中原后，道武帝、明元帝都信奉佛教，并兴建不少寺院。太武帝即位之初也信奉佛法，礼敬沙门。北魏灭北凉后，还带回许多沙门到京师，当时对北魏佛教产生重大影响的沙门玄高、师贤、昙曜等人都是来自凉州。
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他还听信宰相崔浩的谗言劝谏，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
寇谦之早年就热中仙道，修持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随方士入华山、嵩山学道修炼，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在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常通霄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为之叹美。后来，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重新改造五斗米道，期使北魏帝王容易接纳。
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谦之献上道书，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书劝谏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太武帝又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受符
籙，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成了十足的道教徒。
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供养沙门，并限期交出藏匿的沙门，若有隐瞒，满门抄斩。
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有众十余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趁机劝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采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
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废佛后六年，太武帝驾崩，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二、北周武帝灭佛【文成帝复佛】
第二次的废佛事件发生在北周武帝之时，距北魏太武帝的废佛，约有一百一十余年。武帝宇文邕，继明帝之后即位，后改元保定。
北周继西魏之后，统领关陇地区，这一带从晋代以来佛教盛行，其中长安曾有鸠摩罗什的僧团在此长期译经传教，影响很大。
当时，全国的僧尼有两百多万人，佛寺有三万多所。北朝的历代帝王，不少都笃信佛教，
北周武帝即位之初，也依照先朝往例，礼敬沙门，但由于他励精图治，一心想用儒术平治天下，因此最重儒术。他在亲政前，曾多次召集臣僚、沙门、道士讨论释、道、儒三教的问题。当时，他对佛教并没有特别憎恶排斥的观感。显然的，他后来的废佛政策，主要是受到卫元嵩和道士张宾的影响。
卫元嵩是四川成都人，精通阴阳历算，性情谲诈。年少时随益州野安寺亡名禅师为沙弥，不耐清苦，佯装狂放，以吟诗咏赋来博取声名，并四处向人预卜未来。后来还俗，从四川到长安，结交北周权贵。天和二年(五六七)，他向武帝上奏：寺塔佛像对国家治安无益，应该删减。彻底改革佛教，将佛教纳入国法的规范中。以经济措施改革佛教界贪婪腐败的风气。据
《广弘明集》卷七记载，卫元嵩的奏文共列有十五条：劝行大乘、劝念贫穷、劝舍悭贪、劝人发露、劝益国民、劝獠为民、劝人和合、劝恩爱会、劝立市利、劝行敬奉、劝寺无军人、劝立无贪三藏、劝少立三藏、劝僧训僧、劝敬大乘戒。
卫元嵩着有《佛道二论》，论辩大小乘；又着有《齐三教论》七卷，阐扬会通三教的思想。他认为当时佛道二教崇尚空论，违背大慈为本、安乐众生的立教宗旨，主张应该用古代圣王的治道来矫正这些弊病。他的论点，刚好契合武帝的心意，因此受到重用。
又据《广弘明集》卷八记载，当时民间普遍流传着一句谶语，说“黑衣当得天下”。深信谶纬之学的武帝，对此预言非常忌讳，卫元嵩和道士张宾就乘机毁谤佛教，指沙门身穿黑衣，必为国禁，道士穿黄衣，必为国祥。武帝听信他的话，渐渐重道轻佛。天和四年，先后四次召集佛、道、儒三教学者，论议教义的高低。武帝的本意，想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但因几次聚众议论，三教各执一词，因此悬而不决。后来甄鸾上《笑道论》，道安上《二教论》等书，极力为佛教辩护，破斥道教。
武帝对于佛道二教互相攻击，极感不快，敕令暂时搁置二教优劣的议论。建德二年(五七三)十二月，
历史上四次灭佛的因与果
2008年08月19日 10:10山西新闻网 【大 中 小】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没有兴衰荣辱历程？
我首先查阅了五台山“清凉志”等佛教的很多资料，结果一点蛛丝马迹也未查到，最后，又查了不少中国史料，才得知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不仅有曲折，而且劫难甚多。据“中国通史”等资料记载“在北魏太武帝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4年)”的四次灭佛运动，即称为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
首次法难是在北魏灭掉北凉后，北魏统治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道武帝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屯田、发展农业、注意改善民族关系等，对佛教也较为宽松，故使佛教在较短的五六十年间，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好景不长，后因太武帝听信了道教的片面言词，说佛教是外来宗教，不可信之，不如本土道教好而真，再加上其它多种因素，他就断然放弃了对佛教的支持而转向道教，将年号也改为“太平真君”，并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3月，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其运动之惨烈，着实令人可怕，逢寺庙就烧，见僧人不是被残杀，就是赶出庙门，强行还俗。当然，五台山寺庙也难逃此劫，同样被焚烧殆尽。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法难。
太武帝的灭法，从表面上看，已完全被禁绝，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公民的个人信仰问题，仅靠暴力行动或是简单的行政命令手段去打击是根本不可能如愿以偿的，往往是事与愿违。请看：时隔不到六年，文成帝继位后的第三年，就将太武帝的灭法措施全部废除，同时，推行了复兴和发展佛教的举措。他首先在北魏的都城平阳(今大同)附近，大规模地开凿石窟，接着在五台山被烧毁寺庙的废墟上大兴土木，如对五台山的大孚灵鹫寺（今显通寺)首先动工新建，特别是北魏孝文帝即位后，对灵鹫寺又进行了扩建，在该寺周围又新建了善经院、真容院等十二个院。他不仅在台内大修寺庙，而且在台外，也新建了不少寺庙，如佛光寺、嵌岩寺等。故而佛教发展之快、规模之大、僧人之多和寺庙经济的急剧增加，实令世人惊叹。据史料记载，到北齐时，仅五台山寺庙就增到近二百余处，到了隋朝隋文帝又下诏在五个台顶各建一寺，使佛教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高峰。
第二次法难，是在周武帝建德三年，因黄帝宇文觉年幼，大权掌握在堂兄宇文护手中，次年宇文护立宇文邕为帝，即太武帝，建德元年，新帝宇文邕杀了堂兄，自己独掌朝政，他为维护其统治，在兵制、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后，即首先向佛教开刀，后亲率六万大军进攻齐，齐亡后，北周统一了北方大部；周武帝(公元578年)死后，子继位，杨坚辅政，又宣布恢复奉行佛教。次年(公元581年)逼帝禅位，杨坚自立为帝，建立隋朝。
第三次法难，盛唐时期，佛教发展很快，寺庙由政府赐田，并给以免税、免役等特权，从而使佛教的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高峰，如五台山的寺庙就猛增到近三百六十余座，僧尼人数最多时近万人，这时的五台山就已成为我国最著名的名山之一，也是名符其实的佛教圣地。尤其武则天执政时期，更是佛教的黄金年代，佛教居其它宗教之上，此时，社会上几乎形成了崇佛学佛热，社会人士大多数信佛，甚至有的弃官出家当了和尚。寺庙经济也急剧增加，据史料记载，寺院和地主财富，几乎占天下财富的十之七八。面对寺院经济和地方势力的恶性膨胀，致使国家财政吃紧，正当唐武帝束手无策之际，反佛代表人物唐奕站出来，用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揭露和批判佛教宣扬的唯心史观，并一针见血地说：人的“生死寿天”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他还把魏晋以来的反佛代表人物编为“高识传”作为反佛斗争的武器。唐武帝本来对佛教就很厌恶，这样下来，就更助长了他灭佛的决心，接着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四月，下令清查全国寺院及僧侣人数，八月又令限期拆毁全国寺庙4600座和私立僧居四万多所，如五台山仅留下一个偏僻小庙南禅寺，命令僧尼全部还俗回家，使佛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这就是佛教徒称之为的“会昌法难”。
第四次法难，是“五代十国”末期的公元954年，后周世宗继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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