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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政治
“信仰”一词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范畴，但是当人们提到信仰二字的时候很自然就会将其默认为宗教信仰。很多宗教信仰的教义和书籍里都有明确的告诉和引导它的信徒向善的方向发展，在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里也有引导人们拥有个人信仰的存在，所以我认为这二者之间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统治阶层也会依据宗教对人们意识上的主导作用，通过迎合信徒的信仰心理的方面达到对国家治理的目的。 宗教也是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在历史上,宗教常常被统治阶层用来作为教化和统治民众的工具。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收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全国上下也建立起了大大小小的佛教寺庙。统治者在接纳佛教进去中国的时候肯定不仅仅只是因为他信仰这个宗教，更大程度上的原因是佛教的教义不主张对欲望的追逐，有利于皇帝的统治。当然相对于宗教，老百姓对于皇帝权威的信仰肯定是更胜一筹的，在普通老百姓的心里，皇帝是上天的儿子和使者，他的存在是顺承了上天的意愿，忤逆皇帝不仅在法制上是不被允许，即使是在老百姓本心而言也是不对的行为。看过一篇文章，梵蒂冈教皇多次想要访问中国却被中国政府拒绝，因为在中国存在大量的天主教教徒，梵蒂冈教皇的访问肯定不只有政治访问那么单纯，最后访问的结果也不会只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宗教作为意识形态的东西是受个人控制，作为社会上有共同信仰，共同追求的庞大人群对统治者的统治无形中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威胁。中世纪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采取政教合一的制度,国家政权与宗教合而为一,宗教首领就是国家首脑,直接掌握国家政权；设立单一的宗教成为国教,教规就是国法,公民必须信奉和遵守,公民没有信仰其他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否则会被认为是“异教徒”而遭到迫害.但在古代中国,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允许公民有信仰其他宗教的自由,但各种其他宗教必须纳入儒家伦理的框架中。
革命不仅仅是统治者的统治工具，还是下层老百姓推翻统治的有力武器。辛亥革命时，在改良精英的支持和鼓动下，民众以修筑“先皇台”———即祭祀光绪皇帝的大祭坛———来占据街头，以纪念死于1908年的光绪皇帝为手段来表达政治声音。类似的仪式也深入到各家各户，在几天时间之内，各商家、铺户和居民的前厅都供起了光绪牌位，门上贴着“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两句取自光绪圣谕的对联，因为光绪被视为铁路商办的支持者。各街民众在“先皇台”前昼夜焚香跪拜，整个城市是一派沸沸扬扬。一位西方目击者写道：“这个城市的每家都立有一书有‘光绪皇帝灵位’的黄牌，配以摘抄自准四川商人自办铁路的圣谕。各交通要道都立有跨街的大牌坊，置放有光绪画像，灵位前有花瓶、香案以及其他物品”。祭奠往往能激起人们的情感，在肃穆的祭坛前，香烟缭绕，仪式庄严，人们哭号跪拜，其情绪相互感染。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氛围，感受到人们无限悲愤的心境。显然，修建牌坊、竖立灵位、烧香祭祀、跪拜街头等等，这并非仅仅是简单的宗教仪式，而是政治反抗。因此，街头的宗教仪式既像“大众戏剧”，也实际上成为民众与官权较量的“战场”。保路运动中祭坛和灵位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我们有理由认为保路运动在地方政治中，迈出了史无前例的一步。即使运动的领导者并未试图反对中央政府，但却是他们第一次组织民众挑战国家政权。 今天宗教的花朵盛开在天国,宗教的枝干扎根于尘世.宗教的这种两重性是宗教本质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无论作为社会文化还是作为社会力量,都不可避免 地会与政治形成这样那样的互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主要地互动于社会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并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而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要比
宗教与其他社会文化范畴的关系更为复杂,其对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的影响,也更为重大。
国家主义与个体信仰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
从老舍之死和老舍作品谈国家主义
巴金在《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曾借用《茶馆》中常四爷的话来作老舍的“遗嘱”：“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来爱我呢？”紧接其后，巴金在老舍死后13年回答这一问题：“我会紧紧捏住他的手，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活下去！”这篇不长的文章正是从“国家与人”的关系来讲述老舍的死亡和老舍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伟大意义，可以说一语中的、要言不烦。可见文章不在乎长短，而在乎有没有真知灼见。巴金在文中还说老舍并没像日本作家说的那样把壶摔碎而甘愿把视为生命的艺术留给中国，留给国人，不管中国和中国人多么对不起他，他也不会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因国家对不起自己就离开国家或不爱国。国家对自己不好，老舍一类的知识分子仍选择留在中国。所以，巴金说：“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
我看了一些关于老舍之死的资料，感觉大都没说到点子上，还是巴金说得好。按巴金一文的思路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老舍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感到国家对不起自己，只有以死表明对国家的忠诚；但即使死，他还是因为爱而并非因为恨，他带着满腔冤屈自沉太平湖，是因为太爱“咱们的国”了。巴金在上文中还回忆老舍1966年7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斗争大会）时带着真挚的热情谈起周总理，谈起应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等话。老舍夫人胡絜青也谈到老舍在1966年8月23日遭红卫兵毒打，深夜回家后几乎什么也不说，但是让老伴写下类似遗嘱的文字呈给党中央，说自己的第二次文艺生命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给的，自己并没有犯罪，只是热爱新中国，想把新中国的好写出来。第二天，胡絜青劝老舍不要再出去了，老舍瞪了她一眼说：“为什么不出去呢？我们真是反革命、特务？不敢见群众了？” 老舍必须出去向群众证明自己对国家对党的忠心，如果这条路行不通了，只有自杀一途。他没有退路。他爱新中国爱得如此真挚和深情。所以，建国后，老舍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行列，创作热情极为高涨，没有丝毫犹豫和保留。“热爱我们的祖国吧，适可而止不行”（1951年12月16日载《光明日报》）。在1952年的5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他撰文《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真诚剖析自己过去只是有着小资产阶级的正义感，并没有真正为革命和为工农兵服务，也没有真正为政治服务。最后他由衷高呼“我感谢毛主席！毛主席万岁”！可以说，建国后老舍的创作基本上是党、国家有什么运动，要求宣传什么，号召写什么，他就写什么，写得非常投入和认真，甚至1966年67岁的老舍还率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到北
京郊区顺义县陈各庄住了一段时间，写出了诸如《陈各庄上养猪多》这样的大白话快板。当然老舍建国后也写出了类似《茶馆》这样的艺术珍品。而他对党和国家的感激，更是具体到对毛主席本人的感激，他在1954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和1954年9月11日《学文化》第17期都写到1954年8月17日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8月21日选举北京市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毛主席是候选人，以百分之百的票数当选为人大代表。老舍在选举时“脸白了，眼圈更湿了”，“毛主席，您所给的民主制度，碰到了全国人民的心坎上。我们热爱这制度，我们热爱您！我们投您的票不是一种什么形式或手续，我们是向您表示拥护您的决心！我们将永远跟随着您，听您的话，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毛主席，我选举了您！》）！“若不是毛主席给了全国人民一个优越的民主制度，大家哪里来的选举权利呢？真的，谁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一天，最光荣幸福的这一天”（《最光荣的时刻》）！
这其实才是老舍一以贯之的思想。“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在老舍看来，知识分子作为国家身上的毛，没有国家，知识分子何以安身立命？他于1926年在英国写的早期小说《赵子曰》中的理想主人公李景纯就说：“我们的人民没有国家的观念，所以英法联军烧了我们的圆明园，德国人搬走我们的天文台的仪器，我们毫不注意！这是何等的耻辱„„引起中国人的爱国心，提起中国人的自尊心，是今日最要紧的事！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民和一片野草似的，看着绿汪汪的一片，可是打不出粮食来。” 所以，李景纯开出两条出路：要么好好读书，扎根民间做实事以改变民风，要么杀坏人杀军阀。他自己就走了后一条路去刺杀军阀未遂被捕身亡，他的死震撼了赵子曰等吊儿郎当的学子们，促使他们沿着李景纯指明的两条路义无返顾地走下去。
这一主题完全成熟是在老舍1928－1929年于英国写的第三部小说《二马》中。这也是老舍艺术上的成熟之作。在这部小说中，老舍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思想达到一个顶峰。他甚至忍不住在小说中插言说：“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中国是个弱国，中国‘人’呢？是——！中国人！你们该睁开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挺腰板的时候了！——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 老舍这个时期，因为正好身处大英帝国的心脏伦敦，受到空前的国家压力和民族压力，使他早期“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几乎来不及成形马上就转化成国家主义，或者说对个人和对文化的启蒙都自觉上升到对祖国富强和民族伟大的爱和期待上。写《二马》的时候，他一边在中国地图上插北伐军进军的小旗，一边写，其爱国之情可想而知。《二马》的主人公是老马（马则仁）和小马（马威）父子，老舍有意把老马塑造成一个中国文化“出窝老”的代表：中庸沦为平庸，不积极也不消极，每天养花、喝茶、抽烟，抽空赌钱，好面子，看风水，一心想做官但不可能当官，一面经商却看不起经商，坐吃山空，一味讨好别人哪怕自己吃亏赔本。而小马则是新一代的代表，他在英国感受到外族歧
视的压力，渴望为自己也为中国找到出路。他和英国姑娘凯萨林有一番对话，说出了心里话：“国家主义。姐姐，只有国家主义能救中国！我不赞成中国人，像日本人一样，造大炮飞艇和一切杀人的利器；可是在今日的世界上，大炮飞艇就是文明的表现！普通的英国人全咧着嘴笑我们，因为我们的陆海军不成。我们打算抬起头来，非打一回不可！——这个不合人道，可是不如此我们便永远不用想在这个世界上站住脚！” 这其实正是老舍自己的探索。
《二马》的主线是父子双方和房东英国母女的恋爱，背后的深意其实是写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矛盾。而爱情是个人主义的最好体现。爱情没有错，但错的是恋爱双方不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强盛，一个积弱；一个富有生气活力，一个老气横秋；一个富裕，一个贫穷。老马不知好歹和人家房东太太闹恋爱，房东太太温都寡妇固然对老马深有好感，但架不住亲戚的鄙视和风俗的压力，亲戚们老早听说房子赁给了中国人就不愿和他们来往了，何况要嫁给一个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在英国人心目中是那么肮脏和野蛮，简直就不是真正的人类。最后温都寡妇还是弃绝了与老马的感情。后来因一英国人邀请，架不住朋友面子，老马居然去一出把中国人说成是下三滥的电影中出演角色，没有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小马爱上房东的女儿温都姑娘玛力，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应该爱，应该振作起来好好做生意，好好学习。老舍借另一个年轻人李子荣来告诫小马应有现实感。李子荣就不相信爱情，认为那是书本上的笑话，一个人读了点书就闹恋爱，搬到一起住，到头来还不是分手拉倒？他宁可娶一个会做饭、洗衣服的乡下女人。小马也不得不佩服他，因为“他的世界只有工作，没有理想；只有男女，没有爱情；只有物质，没有玄幻；只有颜色，，没有美术！然而，他快乐，能快乐的便是豪杰”！ 虽然如此，小马还是不能割舍爱情，直到他和伊牧师的女儿凯萨林一起吃饭被伊牧师的儿子怀疑是勾引大英妇女，周围人讥笑凯萨林是妓女，于是伊公子和小马大打出手，他家里的铺子也要被父亲给卖掉，小马这时才醒悟过来，最后毅然决定离开房东家，离开父亲和恋人。伦敦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死了，除了他所学到的功课。
小马在伦敦学到的功课就是老舍在英国学到的功课：国家主义。老舍的国家主义的意识空前成熟，陪伴他的一生，也贯穿他所有作品。1936年的代表作《骆驼祥子》中，祥子三起三落，最后死了老婆，卖了车，寻不见了恋人小福子之际，遇见了小马儿的祖父老马，老马给他一番深刻教导：“你想独自混好？„„谁不是那么想呢？可是谁又混好了呢？当初，我的身子骨儿好，心眼好，一直混到如今了，我落到现在的样儿！身子好？铁打的人也逃不出咱们这个天罗地网。心眼好？有什么用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并没有这么八宗事！我当年轻的时候，真叫作热心肠儿，拿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作。有用没有？没有！我还救过人命呢，跳河的，上吊的，我都救过，有报应没有？没有！告诉你，我不定哪天就冻死，我算是明白了，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看见过蚂蚱吧？独自一个儿也蹦得怪
远的，可是教个小孩子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赶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净，谁也没法儿治它们！你说是不是？” 于是祥子明白了要强没用，就成了一个“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了。老舍特地在《骆驼祥子》中声明这“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祥子）的错”。 那么是谁的错呢？谁把这么要强的祥子变成了野兽？是文化，是黑暗的社会，是压迫，是旧中国。所以，起来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主题呼之欲出。
到了后来，不管是《四世同堂》，还是《茶馆》，其实都谈到个人主义寻求幸福的穷途末路，谈到革命的必要性。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老舍对新中国的诞生倾注了满腔热情，并没有表现出沈从文面对新社会那样的忧虑和不安，也没有钱钟书那样的隐忍明哲，受辱后自杀身亡正是他一腔报国热血的体现。
老舍所信的是国家福音，不是基督福音
一些论者常谈到老舍和基督教的因缘，概因老舍于1921年在北京缸瓦市教堂受洗加入基督教，而且他在作品中写了许多基督徒和具有基督品格的人物。比如《大悲寺外》的极具基督宽恕、、牺牲、博爱精神的黄学监，《黑白李》中把基督牺牲之爱与中国伦理精神结合起来的黑李，《四世同堂》中的具有耶稣人格力量的诗人钱默吟，《猫城记》中的大鹰，《赵子曰》中的李景纯等，“在身上都带着基督式的殉道精神”，是“隐藏的基督徒”。 有意思的是很多文章同样从黄学监和钱默吟等人的身上看到佛教的影响，也可以说他们是“隐藏的佛教徒”。是不是因为老舍是名人，所以各种宗教都拉他？从宗教现象和某些宗教因素来“拉郎配”很容易，困难的是看出内在的脉络和思路。
其实，老舍的家人并不认为老舍是什么教徒，并不认为他就是基督徒。老舍夫人胡絜青说：“老舍可是从来没有作过礼拜，吃饭也不祷告，并不拘于行迹。” 老舍之子舒乙也认为老舍是因为对宗教社会服务的热衷，所以才受洗入教，而老舍后期“对宗教彻底否定”。 这个分析基本上是中肯的。因为查考老舍生平资料，当时他亲近基督教是因为曾经留学英国的宝广林牧师和好友许地山的影响。当时，宝广林正在筹划把缸瓦市教堂从英国人手里接管过来，这种民族精神令老舍十分敬佩，后来他还在1924年的《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中发表长文《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提出了缸瓦市教会应自立、自养、自治的设想和两年内经济自给自足的计划。老舍的着眼点是民族自尊心，他在文章中说：“西人热心传教，惠我者甚厚，不过基督教之在西方，有久远之历史，有具体之组织，以此形成之物，施之东方，守成不变，扞格殊多，人情习俗，尤难尽洽。故求宗教之发展，华人自办，实为信徒之天职”。 在老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中，李应加入了基督教救世军组织，赵姑夫、赵姑母和姐姐李静很不理解，问他为什么加入了洋教，李应说：“我想只要有个团体，大家齐心作好事，我就愿意入，管他洋教不洋教。” 这大
概也是老舍自己当时入教的心态，所以，他当初加入“率真会”和“青年服务部”后，协助开展了好多诸如卫生运动等活动，而且大家一起讨论社会改革，但是对教义并不很热心。说到这段经历，老舍在回忆许地山的文章中轻描淡写地说：“我认识许地山，是在二十年前了。那时候，我的工作不多，所以常到一个教会去帮忙，作些社会服务的事情。地山不但常到那里去，而且有时候住在那里，因此我认识了他。”于是谈到了当时交往的经历，讲到了地山的随和。之后谈到一起在英国的经历，至于谈到许地山的宗教信仰时，他说：“我不相信他有什么宗教的信仰，虽然他对宗教有深刻的研究，可是，我也不敢说宗教对他完全没有影响。” 舒乙认为这话用在老舍自己身上也合适。我认为这是确切的。
总观老舍塑造的所谓基督徒形象，最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歧视中国人的洋牧师们，一类是所谓“吃洋教”者系列，前者如《二马》中的伊牧师，《正红旗下》的牛牧师；后者如《老张的哲学》中的龙树古、《柳屯的》女流氓“柳屯的”、《二马》中的老马、《茶馆》中的马五爷和《正红旗下》的多老大等。这两类形象是老舍塑造最多的，也多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统治和麻痹人民群众，或中国人利用宗教来混饭或仗势欺人角度描写。正宗的基督徒正如《老张的哲学》中的李应，也不过是抱着做做好事的目的入教罢了。《二马》中的凯萨林多少有些基督徒的味道，不过还是夺了人家的男朋友私奔了，并不真正地道。小马对她的好感也是因她同情中国人，而并非因为同有所谓基督教信仰。从老舍所塑造的这些人物形象身上可以看到，他是按照国家主义的需要来构造笔下的基督教人物形象，并不是因为他对宗教教义有什么深刻了解。
至于老舍塑造的一些具有基督精神的理想人物，诸如黑李和钱默吟之类，也多是符合当时斗争和形势需要而已。《黑白李》中黑李的博爱精神让位于赤裸裸的地狱现实，实际上讲到了革命行动的必要；《四世同堂》中钱默吟从一个饮酒、载花、赏竹、吟诗的隐士转变为勇敢无畏的民族勇士，悟到了基督教的“信、望、爱”就是要起来相信自己的力量，盼望自己不会死和爱自己的国家。祁瑞宣说他简直成了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的转变只不过是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病，自觉服从于抗日的战斗形势，成为一个民族斗争的勇士罢了，和基督教并没有多少关系。
可以说老舍的真正信仰并不是基督教，也不是佛教，而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他正是立足于国家和民族需要的基础上，吸收宗教信仰中有利于国家进步和民族自尊的因素，批判不利于国家进步和民族自尊的旧文化传统。这正是老舍比较独特的文化启蒙主义。孔范今总结为：“基于对世间的感喟和对作家‘心’和‘人格’的这种来自两方面的认识，他于是便把作家的责任理解为以自苦和自我牺牲的方式，以博大的同情之心，去启迪和激发缺失了灵性的人们”。 老舍自己也是借助“灵的文学”来启迪国人有一颗爱国爱人的心灵，走上正确轨道。
毛
泽东与个人信仰
今天在sohu论坛看到一篇文章,有这么段话让人深思:"通过网上观察，对毛泽东的评价差异也很大，按照本人的观点，有些高度评价有些过了，把毛泽东当成了神一样朝拜。写这篇文章想着尽量不个人崇拜，可是回过头来看，我也在个人崇拜毛主席呢。"
我琢磨了一下,这种望而怯步的"害羞"心理,恰巧代表着当今一些人的观望心态.或者是他们对于毛泽东了解的不够,或者是教育的迷失导致了这种"不土不洋"的盲目崇拜.再或者就是羊群效应式的凑热闹.有些事不得不说说.我常上sohu的论坛,整版60篇文章,至少有20篇是关于毛泽东的.2009年5月12日.毛泽东的文章还是象过去一样受人追捧,争论.我大概只看到了3-4篇关于纪念地震一周年的帖子,而且人气不高!2009年7月7日.毛泽东的文章还是象过去一样受人追捧,争论.纪念77事变的帖子寥寥无几.我个人认为,这种跟风行为有点类似于"粉丝"式的"邪x教"(指少数人)举动!毛泽东并不是影星或歌手,我们也不该做"凉粉"或"玉米"!怀念毛泽东,最好的方式是以史为鉴,为今天中国的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2009年7月8日凌晨.我看了美国歌星迈克尔•杰克逊的葬礼.听解说员那种为之动容的感情宣泄,终于明白了一些道理.中国为什么存在这么多不爱这个国家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宁愿砸锅卖铁,甚至卖身也要偷渡去美国?一部美国大片可以制造国际汉奸!一个篮球明星可以影响整整一代人的精神向往!一位歌星可以培养所有喜爱他的人热爱美国!有时候我们陷的很深无法自拔.美国电影里看到的漂亮女人,并不代表所有美国的女人都是那么貌美如花,完美无暇.而是人为制造的优胜劣汰游的戏规则,决定了我们眼中所见到的事实.美国一直在通过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渗透塑造其国家形象,延伸出人们对美国价值观的向往,使一些"优良品种"发疯似的冲去美国,形成国家的良性循环.如果天天耳濡目染god这个英文单词,上帝真的变成了我们浅意识里的形态!
一个人丧失信仰,容易变成禽兽;一个国家丧失信仰,容易变成奴隶;一个民族丧失信仰,将会是一盘散沙.
信仰本来是纯粹的,但是追随他的人有好有坏.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编造谎言,发动战争来实现自身利益就是对信仰最好的亵渎.他们认为,基督文明与其资本至上的西方价值观,才可以拯救世界,才是人类的最终追求.但其嗜血成性的侵略行为,恰恰暴露出了他们"价值观谎言"的丑恶嘴脸.原来,他们输出的所谓信仰与价值观,不过是需要一些服务于他们利益的奴隶而已.日本当年曾经向苏联出口过一款小型空调机,美国警告他们说空调可以用于军事用途.因为苏联可以把这些空调装进坦克里.1853年开始,日本的价值观就面向美国屁股,然后捞下这么个荒诞可笑的逻辑.这是一个政治侏儒国的宿命.
中国人信的神历来比较杂.这个庙,那个观,最后连"法xx"都信.这么自由的宗教信仰都被西方歪曲,可见其理由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已.中国被侵略的悲剧,就在于失去了信仰的凝聚力量,导致各自为战,最后被侵略者肆意凌辱.这里要举几个例子思考一下我们自身的问题.我有两位长辈,一位信佛,一位信教.但这两位并没有因为信仰的充实和约束,改掉世俗习惯的坏毛病.信佛的人说话继续污言秽语,信教的人处事继续勾心斗角.我有个朋友的老婆的女朋友的妈妈,天天求佛算卦,保佑他女儿在男人身上多套点钱.不难看出,失去了正义的信仰而制约的道德底线,朋友之间的相处变成了阿谀奉承或者尔虞我诈!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正常的沟通和交往,信仰则成为某些人为了满足一己私欲所行使的罪恶工具!历史证明了一些事实:美国及其豢养的国际宠物输出的信仰与"价值观谎言",无非是希望异族的文化和信仰扭曲而导致道德的沦丧.最终形成一盘散沙,沦落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永久奴隶!
佛也许可以使你善良,但不一定会使你坚强!
毛主席向世界生动的证明了一个道理: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在于人的意志与精神力量,而非什么先进武器.今天,我们应该对自己同样充满信心.一个拥有信仰的民族,会形成统一的团结力量去抵御敌人.反之,则会造成人们意志的土崩瓦解.最后变成了各自为战的行尸走肉,然后屡被侵略,屠杀.蒋介石统治时期,拥有美式先进装备的国民党军,却被日军打的国家四分五裂,人民血流山河.最后又败于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他们失去了民族气节,更重要的是失去了道义的力量.历史证明了在蒋介石及其资本主义的领导下,中国只会滋生出一群酒囊饭袋,醉生梦死的饭桶而已.毛主席是一位反抗霸权侵略主义的精神领袖,他使曾经庸散的华人社会形成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强的道德力量.当年共产党被蒋介石杀的仅剩两万,但毛主席给共产党人确立的口号是北上抗日,而不是找蒋介石报仇.1946年,美国海军陆战队进入解放军防区,解放军开枪还击.中国的强硬使美国放弃了干涉中国内战的念头.从此,天下已经注定属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新中国建立初期一穷二白,却在朝鲜战场上以民族的团结精神击败了世界力量!精神击败力量的"现实差距",使全球所有研究毛泽东的学者都叹为观止,也不得不情愿的把他称之为伟大.因为只有信服才会延伸出征服.
西方人高高在上的价值观优越感,导致了他们骨子里对异族的排斥.鉴于被异族文明征服的恐惧,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人为的制造敌人与杀戮.
最近网络上发生了一些事.比如葛x英纪念毛主席被抓,国外反华势力资助的某网站叫嚣屠杀学者张宏良等等,这种"死气沉沉"的气氛让人产生恐惧!有些人把信仰和热爱毛泽东的人称为"极左分子".我小学文化,有点不太理解"极左"这个词是啥意思.好像有点扣帽子的意思?我也喜欢美国的一些东西,比如歌曲,电影什么的.不知道在这些人眼里,我属于左还是右?如果信仰毛泽东非要扣个极左的帽子,那我感激的接受.一个帽子而已,有什么了不起?为了捍卫个人信仰,为了维护家人安全,我宁愿肝脑涂地!
我曾经思考了很久,是不是该"保存实力"等到出头的那一天再去摇旗呐喊?每当我思想进行挣扎的时候,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毛主席那句话: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
个纯粹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人民)的人.我懂得了纯粹的含义.我们这一代如果还龟不出头式的继续韬光养晦,等于帮了国内外反华势力肢解中华民族的忙,更是辜负了毛主席寄予后世的希望.
自私是人类内心最深处的黑暗源泉
关于毛泽东,关于文革,反对者的意识形态里时常就是两种对比:"毛泽东时代穷,文革带来了所谓的动荡和灾难".
中国历经了8年抗战,蒋介石临走把黄金等所有值钱的物资悉数带到台湾,中国真是千疮百孔,一穷二白.毛泽东那一代人建国后勒紧裤腰带大力发展工业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先为家里盖好房子,然后再置办家电.如果反过来做,没有房屋来遮风挡雨,家用电器只能摆在空旷的田野里,刮风下雨还会连电,有生命危险!这是那个时代"穷"的历史原因.如果没有王进喜这些"穷骨头"们的无私奉献,我们今天可能找不到"富"的出路!
但是,就在新中国刚刚有所基础去实现人民福祉的时候,老子打江山凭什么不能吃百姓的自私主义乌云,再次弥漫在红色共和国的上空.致使毛泽东经一生思想沉淀和思考,毅然发动文化大革命来扭转这个困扰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旋涡.只是撼动所有人内心深处自私自利的这个宏伟构想,实在是太冒天下之大不违.使得维护自身利益的一些人组成势力集团,颠倒黑白,指桑骂槐,导致文革的最终失败.给大家举个现实例子:我有个朋友认识新浪体育的编辑,这个编辑说有时候上面总让他们写一些自己不喜欢的文章,索性就往坏了写.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么?
毛主席和其家人的生命都奉献给了中国,让中华民族挺起了胸膛走路.然后再去剥夺老百姓的奔向富裕之路满足一己私欲?要么是他太冷血.要么是编造这种谎言的人太丧尽天良!也许,在某些人眼里,现在的生活真比毛泽东时代强不少.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业余生活丰富多彩.吃喝嫖赌国家出钱,信息化的发展可以在美国网络下载毛片.笑贫不笑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为当今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和座右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谁还抱着这个"弱智"思想顽固不化就是极左份子……
"穷"得到的是什么?"富"失去的又是什么?有些人说那个年代的人单纯,言外之意就是气节,无私等等这些正义词语都属于傻子的代名词.这代表当今人们的思想已经被纸醉金迷,现实主义奴化的结果.我相信,当私心和良知作选择的话,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会放弃良知.我们今天悲剧的原因,就在于失去了独立思考的理性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更重要的是丧失了人性的道德!
毛主席逝世以来,被唯利是图思想冲昏头脑,逐渐丧失正义信仰的中国,就好比动物世界里因为掉队而失去保护的野牛在横冲直撞.为了躲避陆地上狮子的围剿,逃到水里又落进了鳄鱼的圈套.
市场经济的洗礼"造就"了国企私有化,住房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这么多的"化"还要去央求别人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还有没有再恶心一点的卑
贱哀嚎?中国有些人"贱"的程度,已经让观者都替他们脸红,替自己身为中国人民而感到羞愧.这也可怕的证明了一些人的民族不认同观.牺牲本民族的福祉去附侍西方主子的理论,老百姓怎么能有民族认同感?也许"市场们"忘了,亚当•斯密所谓的市场经济还有另一只看不见的手:道德.
国外反华势力为了彻底解决中国问题,肢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贪腐,卖国势力为了彻底逃脱历史和人民清算.毛泽东已经被其操纵的舆论,媒体刻意的丑化了几十年!某些门户网站长期张贴毛泽东与其女护士的合照,就可见其视角的偏向性及价值观引导的取向性.视角决定了影响,延伸出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扭曲.
历史上,在祸国集团举倾国之力暴力镇压革命的环境下,在人民对"局势"还没有彻底绝望的情况下,老百姓或者把领导革命的进步力量当作"敌人",或者软弱的去依附和顺从强势集团.因为多数老百姓"胸无大志"只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这也许是中国文化遗留下来的过于善良和软弱的弊病.私心驱使着损人利己的表现和行为.这种心理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为数众多的狗腿子.牺牲别人的幸福和生命,去换取自己的苟延残喘,除了自私没有额外的答案.如果我们想办法把人们内心深处的自私魔鬼驱逐干净,那将是未来光明的曙光.而且这份光明将"正义恒久远,彻底永流传".教育也许看似很远,但它是问题的关键!【个人信仰和国家信仰】
我个人认为,唯一能够约束人们内心深处那个"魔鬼"的事物,就是拥有一个正确的信仰.如果我们再次团结起来去统一民族的精神信仰,形成铁拳般的力量去扭转已经被颠倒得失去道德的价值观,中华民族也许还可以再次昂首挺立于世界的东方!
仅以此文,献给那些保卫人民,为正义事业而英勇牺牲和正在进行战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献给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
草写于2009年7月19日,7月23日,27日,30日修改,8月1日完稿. 愿世随缘
美国人的信仰
题要 要理解美国文化，首先要了解上帝在多数美国人心目中不可动摇的地位。从精神世界角度看，上帝是美国民族的精神食粮；从道德标准角度看，上帝是美国民族的价值尺度；从理性追求角度看，上帝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保护神；从哲学伦理角度看，上帝是美国实用主义的精神基础；从国家体制角度看，上帝是美国政治制度的道德屏障；从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角度看，上帝是美国民族主义的力量源泉。造就和支撑美国文明的精神力量就是上帝。上帝是美国文明大厦的精神支柱，美国民族不可动摇的信仰。
关键词 上帝/美国/文化/价值/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政教分离/民族主义
一、上帝是美国民族的精神食粮
美国人的主要信仰和精神食粮是宗教。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副参赞裴孝贤先生认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宗教色彩最为浓厚的国家”[1](P41)；另一个美国学者B.L.皮特认为，人不能仅靠吃面包活着，他还需要精神食粮，而精神食粮是自然主义无法提供的，如果由自然主义向人们提供精神食粮，那么人们的精神生活将永远得不到满足，因为人需要宗教
[2](P61)；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认为，基督教是美国社会的精神支柱，没有宗教就没有美国民主和自由。对美国社会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全体公民信奉什么教派，而是全体公民信奉宗教。何况在美国这样的社会，所有的教派都处于基督教的大一统之中。”[3](P337)
多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这是有事实根据的：让我们先来看看作为美国第一公民和代表的总统的宗教信仰。华盛顿总统在1789年第一次就职演说中指出：“……上帝统摄宇宙万物，主宰各国的治国大政，其神圣援助将可以弥补人类的所有缺失。”[4](P4)200年以后的1989年，布什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说：“在天的父啊，我们俯首向您致谢，感谢您的垂爱……让我们变得强大有力以完成您的使命吧，我们愿意关注和听从您的意旨，把„御力以助人‟这一箴言铭刻在心头。”[4](P467)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三个与宗教有关的问题：第一，他相信上帝的存在和国家赋予他的使命；第二，他认识到他的权利是上帝所赋予而不是国家给予；第三，他指出了所有人的职责，特别是美国人的职责，就是在世界上完成上帝所赋予的使命[5](P13)。1980年，美国三位总统候选人——卡特、里根和安德森——都承认自己是再生之徒，他们在竞选当中，为了争取选票，不但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宗教信仰，还使用宗教语言大谈堕胎、学校祈祷、国家资助教会等问题。[5](P16-17)据统计，从华盛顿到克林顿全部42位总统中，有38位是教会成员，其余4人也有明显教派倾向[6](P161)。1945年，被认为最强调世俗权利的罗斯福总统在第四次就职演说中也把上帝摆在美国事业的首位，他指出：“全能上帝……赋予我们的国家一种信仰，在一个苦难深重的世界里，这种信仰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希望。”[4](P372)
二、上帝是美国民族的价值尺度
自古以来，在对世界的本源和判定现世事物的标准问题上，人们就存在不同的价值尺度。美国基督教徒把一切都归于上帝。他们有三个坚定不移的信念：上帝造就一切；上帝赋予一切；上帝判定一切。他们认为，上帝是有位格的至上神，是上帝缔造了整个世界。五月花号公约的第一句话就是“以上帝的名义”[9](P24)。美国人历来认为，“美国是上帝的拣选，这个国家注定要统治世界”[10](P27)。在美国人看来，美国的最终主权属于上帝，不但个人良心
要由上帝来判断，美国事业的正确与否也要由上帝来判断。贝拉认为，“人民的愿望本身并不是正确与错误的标准，有个更高的可以判断人民的愿望是否正确的标准存在。人民可能是错的，所以，总统的责任是服务于这个更高的标准。”肯尼迪总统也曾说“人的权利不是来自国家而是上帝之手”[11](P25)。但是，上帝在美国人心中的价值绝不仅仅是一个偶像。美国人信仰的上帝不是虚无缥缈的迷信，而是实实在在的信仰。传统的基督教认为，上帝的感召和恩典确定了人的贫富之差，因而命运是不可抗争的；但美国的宗教说教否定了传统基督教的排他主义，而鼓励人们自己直接接受上帝的感召和恩典，以自己的行动证实自己的选民身份并为之而奋斗。所以，美国人把上帝的意愿与个人的事业紧密连接在一起，人的一切成就都是在荣耀上帝的事业。
对于那些信仰其他宗教的美国公民来说，他们心中的价值尺度当然不是上帝。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动摇美国人的价值观。他们认为，以基督教为主流的美国宗教信仰多元化是一件好事，因为人是集体的人，没有哪个宗教拥有“超然真理”。正如克林顿总统在1997年就职演说中曾认为，“我们拥有种族、宗教和政治上的丰富的多样性，这在21世纪将是天赐良机，那些能够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和锻造团结的新纽带的人们，将会得到巨大的收获”[4](P488)。
三、上帝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保护神
美国人从来都是崇尚和追求自由的。移民始祖从欧洲来到北美的主要原因就是要逃避那里宗教迫害和阶级压迫所造成的不自由和不平等。美国人至今自誉他们比别的民族拥有更多的自由、平等和人权。对某个个人来说，宗教信仰的主要目的是寻求某种解脱。但从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来看，宗教信仰本身就是一种规范，而规范都带有强制性。从古至今，人们一直追求自由，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反对太多的规范。不能说宗教的那些说教完全没有道理，但同样也不能说宗教说教不是对人的一种束缚。那么，美国人到底是要服从上帝的规约还是要自己的自由呢？美国人的自由有两个相互联结而又有所不同的层面：一是国家政治不受宗教的制约；二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殖民地时代，新英格兰清教徒政治体制是政教合一的寡头政治，不但国家是神权统治，更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可言。1641年马萨诸塞自由法令规定，如果确认某人相信或崇拜别的神而不是万能上帝，他将被处死[6](P21-23)。被迫逃离马萨诸塞的罗杰·威廉斯等人不得不到罗德岛寻求本教派的自由。弗吉尼亚虽然被称为“烟草殖民地”，但那里的殖民者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组织与英格兰教会相一致的教会[13](P52,69)。这种情况是与移民们追求自由的目的和愿望相悖的。所以，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想主义浪潮传到北美以后，人们开始抛弃政教合一的欧洲传统。1787年美国宪法在第3部分第6款对宗教问题做出了如下规定：“在美国，永远不得把宗教考察作为政府官员或公职人员的录用资格。”[14](P102)1791年9月24日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将不制定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活动的法令。”[15](P64)这不但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制度，也规定了信仰自由。
四、上帝是美国实用主义的精神基础
实用主义被称为美国的“本土哲学”，其求实主义哲学观、相对主义真理观、个人主义价值观、行动主义实践观、民主主义政治观曾在20世纪初以后长期流行于美国，美国是一个讲求现实的国家，实用主义是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人最突出的生活信条。但哲学并没有取代神学。
即使实用主义哲学家们也并没有远离宗教神学。爱默森是从清教主义向实用主义哲学转化时期的中间人物，他认为，上帝之灵就是人之灵，人的精神就是上帝的精神，但他同时又认为，一切都是人自己的事，因为上帝已经死了[17](P162-167,177-178,226)。C.S.皮尔斯是
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他寻求建立一个庞大的结构以囊括一切知识，把宗教与科学彻底融合在一起。另一个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W.詹姆斯认为，意志是信仰的源泉和最终主宰。对每个个人来说，现实就是他想要它是什么。他的著名格言是：“意志决定信仰”，包括对上帝的信仰[17](P296,324,328,334)。他认为，实用主义的明显目标是成为事实与价值、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桥梁。J.杜威在美国哲学界具有几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基本不谈宗教和神学。美国的一位专门研究者B.库克里克认为，人们在这里对杜威产生了一个误解，误认为杜威放弃了超然的神学而注重实用主义。其实，杜威一直力图把科学与神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18](P78-93)。应该说，作为美国本土理论的实用主义哲学曾经掀起一股热潮，或者叫一场运动。自那以后，美国文明使自己的思想理论根基更深了，美国的事业在被抽象出来的理论指导或影响之下更趋合理、更加成熟了。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人那种追求现实的可塑性、知识的实用性、真理的相对性、观念的价值性等精神和热情早已不复存在，实用主义作为一场运动也早已偃旗息鼓，作为一股热潮也早已时过境迁。60年代以后，美国人追求的已经不是实用主义，而是直接反映美国社会问题的人权和生存权以及生存标准的问题，包括政治、宗教、伦理和哲学等等。
人们常常把宗教与迷信混淆在一起。应该说，宗教中含有迷信，但宗教不等于迷信，因为宗教信仰可能是理性的。理性的宗教信仰应该是摈弃了迷信的信仰。迷信不可能是理性的，但却可能是虔诚的。随着科学的发展，迷信不断被揭穿，而宗教却不断被延伸。所以，在现代美国，科学与宗教并不是矛盾的[19]。托克维尔认为，“在美国，主权者必须表示信奉宗教，所以伪装信教的现象也普遍存在”，“有些人信奉基督教教义是出于他们对教义的真诚信仰，而另一些人信奉基督教的教义则是因为害怕别人说他们没有信仰。因此，基督教可以毫无障碍地发挥作用，并得到所有人的承认。”[3](P338)是否有美国人伪装信仰上帝的问题无从考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虽然多数美国人说信仰上帝，但虔诚到完全按《圣经》要求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人几乎没有。是否可以认为，上帝在美国人心中已经是真理、正义的代名词。
五、上帝是美国政治制度的道德屏障
自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制度以后，似乎上帝与美国制度已经没有关系了，美国给外界的形象也主要是一个物质大国而不是一个宗教世界。但是，政教分离仅仅是机构的分离，美国宗教从来没有脱离社会生活，美国宗教从来都是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的，从而使美国宗教成为一种“政治宗教”。
美国公民宗教表明了一种政治与宗教的联盟，这种联盟是美国民族同一性的根源，美国文明的基础。在美国人看来，最初的美国公民宗教服务于独立战争，因为它造就了华盛顿等神圣人物、《独立宣言》等神圣文件；内战加深了美国公民宗教的意义，因为它使公民宗教具有死、牺牲、再生等概念。这种认识明显把宗教与政治结合在一起[20](P135,138)。由于教会宗教只有在“调节体制”中才能发挥作用，而这种调节体制却又总是以“法律体制”而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教会与国家机构分离以后，教会宗教的这种调节功能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在过去神权政治制度下通过宗教的超然信仰所实现的统治，现在可以直接通过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和信仰来实现。这说明教会宗教的调节体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信誉、立法等政治原则，被有意无意地纳入政治信仰当中，从而形成一种以政治信仰为转移的“动员体制”[21](P25-26)。
由于宗教被视为美国社会的精神支柱，人们想借助宗教的力量在社会世俗事务中体现自己的意志。这样，不论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还是社会的伦理标准；不论是社区的利益，还是
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论是家庭、城镇、州际间的纠纷，还是美国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矛盾；不论是庭院研讨、教堂集会，还是白宫的决策、国会的辩论、五角大楼的命令，都被有意无意地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民族道德观和政治观之中，而这种统一的道德观和政治观都没有也不能离开上帝。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前后，美国宗教界也发生信仰危机，有人开始怀疑基督教伦理是否符合美国资本主义。这时，著名神学家R.尼布尔的著作开始广为流传，对稳定人心和强化道德起了重要作用。他认为，经济和政治问题是由内在的“自然法则”的需要决定的，自然法则的需要是正义的需要，早已被上帝给予人的心中，但到目前为止，它们不是人们自愿的服从，而是政府的强迫。政府的这种强迫事实上体现了上帝的意志，但人们却认为只有上帝有这种权力。其实，这是因为从一开始直到现在，都是政府体现上帝的意志
[22](P105)。
六、上帝是美国民族主义的力量源泉
自独立以来，美利坚民族是世界上具有强烈民族性的民族之一。由于美国人历来认为美国是上帝选定的民族，他们的民族性从来都与宗教信仰和对上帝的崇拜紧密相连，这使得美国的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宗教民族主义。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期间，耶鲁大学校长T.德怀特等人提出“哪里没有宗教，哪里就没有道德”的观点[7](P16)。那次运动最突出的遗产是使美国人开始集合在基督新教的旗帜下。如果说，在此前的美国宗教界还是一盘散沙，那么此后便开始凝固在一起。20世纪宗教保守主义与新宗教右翼运动的根本目的是要求提高宗教在美国的地位，使宗教界更多地参与社会政治，拥有更多的权利。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基督新教的所谓“基要主义运动”。回归基督、回归《圣经》、回归宪法，成为当时典型的口号，一场新的宗教奋兴运动再次面世。从50年代开始，伴随反共浪潮而掀起的宗教保守主义运动一年胜似一年。70年代出现的“道德多数派”把宗教保守主义运动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到了80-90年代，新宗教右翼在总统选举、堕胎、同性恋、学校祈祷等社会问题上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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