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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书展上的演讲
作者：格非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3年第03期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样一个场合跟诸位交换一些对文学的理解。今天我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文学和经验的关系”。第一个问题，我们经常会讨论到我们拥有经验吗？大家也许会觉得很奇怪，无论是写作还是一般人，每个人其实都拥有经验。如果我们很简单的说，这种经验构成了写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我觉得这并不妨碍我们来追问，我们真的拥有经验吗？刚才黄建新博士提到我写《春尽江南》，写《山河入梦》，或者比较早期的《人面桃花》。我比较多的体会到经验在我身上发挥的作用。
比如说在我们老家，我们家是在江苏省，被称为江南的地方，村庄里面有很多老人，我小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玩。其中有一个老人永远在跟我说一些话，他在家里种菜，很普通，胡子当时都已经白了。村里人都觉得这个老头是个疯子，觉得这个人不可理喻。他也经常跑过来跟我讲一番话，但是他讲的话你听不懂，讲半天，你不知道他说什么。我小时候也就把他看作是一个疯子。这个人离他远一点，非常害怕。但是他对人非常和善。他究竟在说什么，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疑团。后来我读了大学，从上海回家，这个老头还活着，他经过我的时候又跟我说了一番话，我听懂了，他说的是英文。引起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假如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家，也从来没有学过英文。这个经验就会一直在我思想中沉睡。后来我去了解这个老人以前干过什么。有很多部分我都把它写到《人面桃花》里面去了。他构成了我写作的经验，但是这个经验不是自动获得的。我们每时每刻都会经历不同的事情，我们有大量的记忆，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定会被你用来写作，很难说。我们知道有两种类型的作家，有一种类型的作家，比如说中国的沈从文。沈从文去北京开始写作之前，差不多就已经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经历了无数的事情。当时中国很多事情是面临生死的考验。当他有朝一日在北京说我要写小说。大家都知道沈从文是小学毕业，可能没有毕业，文化水平很差，郁达夫他们都觉得奇怪，说你这么一个文化水平的人怎么能写作？沈从文说别的我不敢肯定，我超过莎士比亚是肯定的。他非常狂妄，因为他积累的事情太丰富了，有大量的事情涌上笔端。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类型，霍桑、卡夫卡，他们的经验跟我们相比，不会多，只会少。一辈子当个小职员，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构成了这些人的写作？这也是困惑了我很多年的问题。比如说文学作品果然是经验的表达，比如说我经常在清华给学生讲课，讲到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文左安在他的追忆里面分析过这件事，他说如果这首诗翻译成英文的话就糟糕了。意思就是说，我在歧王家里经常见到你，我在崔九家里也听说过你。现在到了江南这个地方我们又见面了，换成英文就是这么简单。所以美国人的诗不知所云。这是唐诗里面非常重要的诗，这首诗是杜甫去世前一年写的，他什么经验都没有说，不是要把什么经验呈现给大家。相反，他是想把经验藏起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你从这个字面上看得不到什么经验，可是要理解这首诗特别不容易。你得了解当时的安史之乱，你得了解当时杜甫回不了家，他很怀念他的家乡，他对家乡的记忆突然被一个故
人李龟年引发出来了。这首诗背后隐藏的东西才浮现出来，这在当时作品里面非常普遍。他是呈现经验了，还是把经验隐藏起来呢？
大家也都知道白居易的《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什么是花？什么是雾？这种东西构成我们经验的关系非常复杂。
我也可以举一个小说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红楼梦》。为什么曹雪芹说，所有在他之前写的作品，无非是帝王将相，无非是中国传统作品。即便之前写了那么多色情小说，也都是劝人向善，充满着说教。为什么到明代的中叶会突然出现一部作品《金瓶梅》，他写的笔记跟之前的话本，跟之前的小说没有任何的关系，可是为什么他出现了完全不同的面貌？这个当中，我觉得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金瓶梅》的作用。大家知道《金瓶梅》有两类作用，第一类作用：词话本的作用。明万历年间第一个写《金瓶梅》的，还有一个是过了三十年以后，重新修改的作者，我们把他叫做崇祯本的《金瓶梅》。它在中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东西，这个东西直接影响到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所有文化经验的重组。怎么会造成这样一个状况呢？我这次就在做这个研究，我想把《金瓶梅》的出现和明代的思想史结合起来，做一个梳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思想斗争，《金瓶梅》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大家都是生老病死，都是酒色财气。以前人家写过，为什么会在万历年间出现一部反道德的作品？所有的道德全部作废。他如果没有思想史里面的影响，不能想象。所以这也提醒我们说，经验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经验吗？我的回答不见得。你可能经过很多事，但这些事情可能对你的精神状况，对你的写作，对你对于这个世界的现象不构成什么样的威胁。
当然这里面我们还可以顺便提到一个方面。我们也不能说我经历了一件事，马上就可以把它写成小说。经验储存在你的记忆中。它首先会储备。这个经验在记忆中储存的过程也非常微妙。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我们去钓鱼，假如说跟父亲一起去钓鱼，假如说你钓到一条鱼，你会跟同学们讲，我这个鱼钓得多大。我小时候有一个同学，钓到一条22斤重的鱼，这个人讲了一辈子，是他一生中最风光的事情。我这次回家他还在跟我讲这个事情，当然我觉得他很悲哀，但是完全可以理解。这个事情因为太大了，他只剩下这个鱼的重量了。这样的记忆我们通常把它称之为意愿记忆，我们愿意把它记住。我们想忘都忘不掉。但是，在这种记忆的背后有大量的经验其实在我们脑子里面沉睡着。我们从来不去唤醒它。直到若干年，法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作家普鲁斯特，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发现了另外一个记忆，非意愿记忆。你没有想记住它，但是它发生了。它在你的大脑记忆里面一直在酣睡。这些记忆什么时候被唤醒？当普鲁斯特得了哮喘，处在一种百无聊赖的状况中，别人都忙着挣钱、生活，他是用不完的时间在那儿苦思冥想，所有这些非意愿记忆一一出现，这构成了《追忆似水年华》的所有材料。我儿子现在十三四岁了，他已经到了读《追忆似水年华》的年龄。我没有让他读，但是他最近还是偷偷的读。他把第一本快要读完的时候，忽然到我的房间跟我说，爸，这个我读不懂，虽然我花了很多力气但是还是读不懂。我跟他解释，为什么人家这么写？他说所以我想看他为什么这样写。我儿子的判断很准，普鲁斯特在打捞、追寻这个记忆的时候，他看中的东西跟我们所有人不一样。这也是一个现实的考量。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我有记忆”，谁的记忆？
——评龙应台香港书展演讲
台湾像龙应台这样称职的干部已经不多了。2009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龙应台女士毫不令人意外地推出了她的“力作”《大江大海：1949》。
联想她的政治身份，我们不能不怀疑，在蒋介石政权“国光残梦”早已灰飞烟灭的今天，个人主义悲情牌已经成为了台湾当局消解中国革命正当性的唯一有效手段。【2016香港书展,演讲】
龙应台女士煽情道：“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有‘胜利者’吗？”好吧，既然解放战争是不正当的，那还是蒋政权继续统治吧。进而言之，你们还是承诺对台不使用武力吧，不管我们这边宣不宣布独立。
稍微有点头脑的人，大概都不难看出，作为"文化部部长"的龙应台女士，确确实实以其“悲情”做到了称职。
于是，在龙女士那被千百小清新凝视的“悲情眼睛”里，国家统一与政治解放似乎可有可无了，剩下的只是被抽去内容的纯粹战争形式。不是么？否则龙
女士又如何能把陈毅元帅“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千万独轮小车推出来的”名言，与日军逼迫劳工从事各种劳役的惨状等量齐观呢？
六年过去了，纪念日从解放战争换到了抗日战争，不变的是龙应台女士悲天悯人的情怀。7月18日，在香港，龙应台女士发表了题为《我有记忆，所以我在》的演讲，誓将她的小清新进行到底。这所有一切说辞不过再度证实了杨念群先生对龙氏“炮灰史观”的批判十分有理。我们看看龙女士这次又如何施展她的人道主义小清新招数的。
一
据凤凰网读书频道的转载《龙应台香港书展演讲：我有记忆，所以我在》，龙应台女士谈及，2001年《红灯记》在台北演出，席间其父母产生的截然不同的反映：“八十岁的老父亲拿着手帕整晚都在擦眼泪，简直就是老泪纵横，母亲则铁青着脸，僵直坐着，一句话不说。”“事后追问才知道，对于父亲，他只记得日本侵略者的可恶可恨和爱国的崇高神圣，没真去想抗战
是谁的功劳苦劳”；母亲却相反，因为她的哥哥死在大陆。父母之间不同的记忆又被龙女士放大到，整个二十世纪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殖民地解放运动上。
譬如越南，2015年是越战结束四十周年，对此，龙女士评论道：
四十年后，胜利者以盛大的阅兵和武器展示来庆祝这个日子，像一枚又重又大的的官印威风凛凛地打印在记忆的出生证明纸上。对胜利者固然是一种自我肯定自我表扬，可是对那三百万被迫永别乡土，记忆中永远是杀戮和强暴的人而言，这个割得很深的伤口，没有疗愈的机会。而那已经惨死的、终生流亡的，和那胜利阅兵的人，其实彼此是“同胞”。
又譬如二战，龙女士指出：
对于德国，1945年5月8日究竟是“战败日”还是“解放日”？苏联的坦克车轰轰驶进柏林的那一刻，究竟柏林是沦陷了，还是解放了？
说是“战败沦陷”，你是否就把自己和希特勒等同阵线了，但是你也许根本就不认同纳粹或说很多人自己就是纳粹的受害者。说是“胜利解放”，又怎么解释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妻子女儿姊妹被胜利者拖出去强暴、平民被嘻笑的士兵射杀，百万同胞的死亡、流离，整个城市的轰炸毁灭，以及其后的饥寒交迫和【2016香港书展,演讲】
羞辱？
正是在眼泪鼻涕的浇灌下，龙女士得出了一个与《大江大海》一样的结论，换言之，把她用于《大江大海》的结论，投放到了对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评判上。
但是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离开战争的结束也七十年了，新一代人在前人血汗交织所种下的树荫中长大，现在是温柔倾听的时刻了。……二十一世纪的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应该开启一个大倾听的时代，倾听自己身边的人，倾听大海对岸的人，倾听我们不喜欢不赞成的人，倾听前面一个时代残酷烟灭的记忆。
你有你的记忆，我也有我的记忆，我的记忆与你的记忆是完全不同的记忆，归根结蒂，每个人都是全然异质的存在。龙应台女士说：“记忆像水库，可以滋润万亩良田，也可以把万亩良田变成万人坑”。她开闸放水，把一切民族、国家、阶级和人民都冲得七零八落，只剩下孤零零的个人。在这些完全孤立的个人面前，历史变得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压根儿就没有历史。于是，我们看到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是没有差别的。
龙女士用她满腔的热情，循循善诱地告诫早已通过现代新闻媒体见证了伊拉克战争血肉横飞、ISIS疯
狂砍头的我们，这样一个普世真理：战争是残酷的。然后，无知的我们仿佛就能在龙女士的规劝下热泪盈眶紧紧相拥，然后忘了法西斯是怎么一回事，觉得在苏德战场上阵亡的党卫军士兵和毒气室里的犹太人是一样的；被日本军官用以“杀人比赛”的那两百多名普通中国百姓与被中国军队击毙的日本士兵也是一样的，不是么？
二
龙应台女士有一种无人能及的本领，把权谋史学、宫斗史学装潢成让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人道主义情怀史学。情怀也好，宫斗也罢，都是以冷静地权谋算计去代替正义/邪恶的评价。你看她不就在说一切战争和政治都是权力斗争，而所有人不过就是权力斗争下的“炮灰”么？在这类冷静算计下，一切正义和光荣的界线都变得模糊不清了，所剩下的不过是赤裸裸、冷冰冰的权谋。
龙女士的高妙之处在于，她不再像旧史学那样着眼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再像《甄嬛传》那样囿于几个后宫女人的勾心斗角。相反，她倒是很趋时地摆出了一副“普通人”的立场，眼光向下从微观处论证了与宫斗史学一样的道理。
耐人寻味的是，在澎湃新闻网的报道《龙应台演
林夕是香港著名词作家，为王菲，张国荣等著名歌手都曾创过词作品，2016年香港书展，他带着他的《任我行》出席，下面是第一公文网小编整理的林夕香港书展演讲稿：词海任我行
林夕香港书展演讲稿：词海任我行
睡衣、文学殿堂和救生圈
在讲歌词前，我先要讲一下时装的问题。(下面哄笑)。你们的哄笑似乎有些不怀好意，好像我讲时装就不合身份。关于衣着的问题，如果任我选择一件衣服穿，很熟悉我的朋友就会知道，我会穿睡衣上台的。因为，睡衣对我来说，第一穿的最多，第二穿的最舒服，无拘无束。
当然，如果我真的穿睡衣上台，我就会变成《任我行》歌词里描述的那条神仙鱼一样，掉到尘世的海里，连命都没有了。因这个世界总有不成名或约定俗成的规矩，令我们感受到一条界限，来限制我们的行为。没人说今天不可以穿睡衣上台的，但我不敢这么干。
穿一件睡衣的舒适状态，和一个创作者写自己最喜爱的歌词，创作时最挥洒的那种状态一模一样。因为你可以以最自然、最无拘无束、最不需要修饰的状态去写东西，这样的东西才有真正生命力。
事实上，我其实也算是穿睡衣，进入填词这个行业的。刚进入时，我曾有一种所谓的抱负，想法，使命感，去面对无法预测的未来。现在看来，和我歌词一样，我就像那条神仙鱼一样，想坠入大海，却不知道海里的凶险。当进入这个填词行业时，我才明白其中的残酷性。和别的职业不同，填词行业没有所谓的招聘，没有政府的资助，纯粹属于自生自灭。而我，在大学里读中文，英文和翻译。一般这样的履历，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做老师、翻译、中文主任、立法会传译、行政会传译。
可我当时选择了“有温泉不泡，而跑到大街上淋雨”。对我而言，当时很大的志愿，就是要当一名填词人。在很早，大概是高中的时候，就有很多人问我未来想做什么;我就说我要当一个填词人。听起来很高尚，但又不像一个职业。而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有几个行业可以进入，一个是唱片公司，一个是电台。通过这两种方式，我可以和音乐有关联，也许就可以写词了。我这两个虚伪的愿望，都掩护着我成为填词人的愿望。
当然，这几个愿望，最后都有机会让我接近和实现了。但在做的过程里，我并没有抱着心机，而是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回到我刚才睡衣的话题，我刚刚还没讲入行时穿的睡衣具体指什么。我自己当时有一个很大的抱负，或者说我自己当时很想做的东西，就是凭我的努力，令歌词进入文学的殿堂，幼稚吗?当然。当时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来说，想用新诗的手法改歌词，纯属添砖加瓦。
我的幼稚在于，直到今日才意识到，那所谓文学的殿堂，并不是由某些人建立的实物，而是任你自己建立的。当时的我其实不需要执着于“歌词是否文学”这样的问题里，我只要尽量努力在这片土壤里深耕细作就好。怀着一个特别的功利心去做事情时，结果这件事情就会失去生命力。我特别想写出带有文学气质的歌词，最后得到的也就必然是一般纯文学的命运，至于命运相信大家都见到了，我就含蓄点不说了。
在这个时期，当我像那条神仙鱼一般，尝试在填词界的海里游水时，第一次让我有机会拥有文学空间进行想象和创作的歌，叫《吸烟的女人》，大概30年创作的，在座各位应该都没听过。这首歌应该是我第一首上流行榜的歌曲。要知道，这个行业不是真的就是任我行的，我要在海里游来游去，找到一个类似救生圈的东西，可以支持你继续游下去，排行榜就是这种救生圈，让你出名。也许我是一个善于批评和鞭笞自己过去的人，难听的说我是一个善变的人，喜欢贬低过去。当时《吸烟的女人》或者同一风格的这些所谓现代诗，出发点是好的，水平今日看来，我觉得是比较低的，有大量优化的空间。不过有意思的事，当年这种类型的创作会招来不少当时看起来比较激烈的负评。我很不甘心，这既是缺点，也是优点。我后面会讲到。
作为一个填词人，为什么会被骂?这就是我成长第一步，我开始明白歌词和现代诗的不同，歌词是需要听的，而不是只是看的。换句话说，歌词是“文字和音乐完美的结合，如鱼得水的婚姻关系”。歌词要适合旋律，因此被限制了很多东西。比如要押韵，粤语不存在类似押韵的空间，必须做到绝对押韵，这样的难度是极高的。在这样的框架下，我就需要和那些限制握手言和，而不是一味抵抗。所以，这首歌受到负评后，我认为自己必须学会更多本事和技术。
后来对我职业生涯很有帮助的两首歌，《别人的歌》和《传说》，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很容易被遗忘。但当时我写《别人的歌》，讲夜店歌手，以另一种方式生存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夜店歌手这一题材，我相信，两首歌是我非常少数地，有动机策划出来的一场“阳谋”。《别人的歌》写的针对是唱片业业内人士，监制和歌手，受到很多共鸣。《传说》用文言文和白话的混搭。当时那么有机心的我，甚至给自己写了四个字来抬举自己，“身价之作”来证明自己写的这个作品。
别人说需要面对市场，需要一些朗朗上口的歌词，《别人的歌》这类型就是这样的样板。1985年后来发表的自己第一张唱片，依然不能让我任我行。
填词生涯三十年，“找到了天堂，失去了方向”
填词生涯第一个十年，对我来说，它让我知道，歌词如果想增加传唱度和自己的生存能力，我必然要学会同旋律和谐共荣的本事。比如要会写hookline，词眼，也就是副歌第一句。现在的歌到副歌第一句情绪都特别激动。这个时期我在学习如何让歌曲在高潮时我能给到这种词。如何在一句造句里做到易记，耳熟能详，造金句。有人说我就是一个“金句王”，在这种意义上，确实如此。
金句有几层，第一是押韵整齐，而不需要有道理，比如《酷爱》这首歌，加了一长串“爱爱爱爱爱”，没有什么道理，但就是押韵，给人一种似乎很有道理的感觉;第二是里子，内涵，这个比较难;第三最高的的金句，我认为是不存在的，我认为这样的效果“可以让自杀的人会去做社工”，简直不可能。
所以第一个十年里，我都在学习所谓技术性的东西。
第二个十年里，我想用写给陈奕迅的两句歌词总结，“找到了一个天堂，却少一个方向”。做到一些东西得到市场认可和自我满足，就如同在天堂一般。如果我享受温泉，我自然会停留在舒适点里不会出来。抱着“打好这份工”的态度，依托我头十年累计的经验技术，可以活很久了。但同时，因为我不甘心的特点，我依然想找第二个天堂，于是我就有点迷失。
当然这种转变是很自然的，作为一个有诚意的创作人，对世界的看法有所不同，关注的议题更广阔时，会自然而然不需要规划，就会随着内心的呼唤去做另外一些事情。比如到一定程度，我就会知道，情歌除可以写感情的现象外，比如暗恋、表白、日渐生厌、分手，还可以看到比生存更高尚的生活和生命层面。我希望可以看到联系到生命的意义。
所以到了中间这个阶段，我希望无论任何题材都可以写出一些哲理的内容出来。无论人家说我是否某一题材过多，我希望我接下来的题材归结于“哲理歌”里。当然希望可以让我从观察、阅读得到的佛学哲理融入到歌词当中。当然初期出来的一些产品效果比较实验性，似乎给人带来更长远的困扰和痛苦，说教一般，和止痛药无异。
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痛在什么地方，也知道怎么治疗。但如果现在某位人士现在很痛苦，我和你说道，你会很难受的。所以说话的方式也很重要。这是我第二个十年所没达到的。
第三个十年，我需要学会掌握感动人的方法来讲道理。到了今日我依然希望会学得聪明一点，来写出来。这自然和作为一只神仙鱼，提升自己在海里的生存能力有关。在第三个十年的末期，我的一些作品，比如《任我行》，就体现这一点。在写词时，你要比较立体地了解这个世界的面目，什么叫立体什么叫扁平?扁平的写法是，我们要自己做自己，不要跟大队，不要成为羊群里的羔羊。但人生哪有这么简单，在经历了之后，你自然而然就会去因循一些东西。这种东西不一定是外面指令性的东西，而更多是内心的呼唤。就像我不敢随意穿睡衣在这里说话，也就如今日我不敢少押韵一样。为了我自己年代争光，我需要押韵。这条线没有人画的，我却不断跟着。
我当然不希望极端的扁平，让每个人与众不同。刻意的与众不同太容易，因为你依然追寻着这个世界的规则。因为你知道计算与众不同能让我在这个世界生存。于是《任我行》这首歌没有任何打算，其实没有所谓对错的路径，在不同的道路，你会有不同的收获。
学会戴上镣铐舞蹈，终能懂得品尝孤独
这三十年作为一个填词人，游在这个大海里，苦是肯定的，但我不想说;而是说收获，和公众利益也挺有关系的。大家会知道创作本身所带来的代价会有另一面，你的损失也会是你的收获。歌词就是必须要为旋律服务，也要为监制和歌手服务。旋律的长短和情绪已经给我一个框架。比如一首很轻快的歌曲，我写出一个很伤感的题材，也没法做到应有的效果。粤语本身给出的在押韵上的框架更加严格。它到底合理吗?我觉得是合理的，是自然诞生的，这可以训练我思考的能力。
真正知道自己真正想做到什么，需要经过好几次真正的波折才能最后实现。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表达方式吗?我觉得，这些训练思维的练习，我经过了30多年最终实现，挺好的。我最终学到了你给我一个框架，就像我的脚被上了一个镣铐。我写词就像是在镣铐上舞蹈一般。经过了千次万次这样的尝试实现。如果天掉下来一条框架，我会知道将它变成我理想心目中的蓝图。
就像道德经里的“上善若水”的水一样，他非常坚强，可以进入到任何形状的物体里。我在这段经历里，就想成为一种水一样，在诗歌里出到来，如鱼得水一般。
至于独处。我有时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非常了解独处、孤独的人，我非常懂得品尝孤独。我了解孤独的好处在于，写歌词是没可能找人帮忙的。当我在不断发掘问题时，想做自己，首先要学会自己独处。周围都是人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活在别人的期望里。
只有我大量独处的时候，我自己说过的粗口，诅咒过的人，都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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