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gbppp.com--入党申请书】
以史为鉴，不断的自我完善
自我懂事以来就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今天党史的学习更使大学时的情景一幕幕地不断在脑海中涌现，写入党申请书，成为入党积极分子，然后几经周折成为预备党员…..记得在谈话中老师问我们为什么要入党时，我没有太多的豪言壮语，只是将党在我心目中的印象简单的做了表达，我之所以入党是因为我对过去的党无限敬仰；对现在的党高度肯定；对未来的党充满希望；我们党充满艰辛与坎坷的十年风雨历程，让我们每一个人感慨良多，更是受益匪浅。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再困难都要勇往直前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民不聊生破败不堪的旧中国诞生，当时的党员是屈指可数，然而正是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生命力，现在我们的党员已发展壮大到七千多万从建党开始，我们的党通过28年的艰苦斗争领导曾经遭受到强入侵，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中国人民以小米加步枪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心中国，使亿万中国人民当家做了主人。
学习党史，牢记党的历史经验，更好地把握现在展望未来，历史就像一本教科书，我们的党史就是一部描述中华民族走出劫难，挺起脊梁做人的鲜活教材，党史记录着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一个又一个奇迹，这其中的经验和智慧都需要我们深刻领会，从而完成好承上启下的历史任务，更好地创造明天。
学习党史更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从而
在工作中更好地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这十年的党史告诉我们，我们的党之所以发展壮大，我们的国家之所以能独立自主，繁荣富强，靠的就是相信群众，并依靠广大群众。今天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也作为一民工作人员———人民的公仆，我们更是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深入群众；与老百姓打成一片，急老百姓之所急，想老百姓之所想，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学习党史，我们要继续毫不动摇的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深刻领会，用心思考，并将其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只有有了正确的理论武装自己并指导于我们的行动，才能更好地解决我们生活和工作中能遇到的问题，否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是一味的效仿而失去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就很容易陷入迷惑不解的境地。
学习党史，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还远远的不够，更重要的是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学以自用，以学促用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之所以取得革命胜利的成功从而建立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也是党留给我们的重要财富学习党史其目的就是要我们吸取成功的经验，总结失败的教训，充分的以史为鉴，更好地完善自身从而解决好我们工作和生活中的新问题和矛盾。
学习党史要牢记党的理想信念，始终不忘党的最终目标，并为实现最终目标奉献自己的微博之力。什么是理想信念？简单地说理想信念就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我们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为将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动力和理想源泉因此只有有了理想信念才有了奋斗的目标和方向，才不会迷失方向，从而朝着它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有人问玻璃与镜子有什么区别回答是玻璃只看得见别人而看不见自己，而镜子则不同，镜子不仅能看到别人更重要的是能看见自己包括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而我们的党史就正是这样一面镜子，透过它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东西，也因此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它让我更好地正视自己，也使我更加的明白我们这一代人需要更多的感动，更需要有自己的信仰！
党史学习笔记之一
历史要真实
--谈遵义会议确立的党中央领导
（纪念张闻天同志诞辰100周年）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当选党中央总书记，此后几年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党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长期以来，他在这个时期所起的作用却遭到埋没和抹杀，至今还没有完全改正过来。今年8月30日是他的100周年诞辰，特撰此文作点辨析，以期引起讨论和求得专家们的指正。
问题的提起
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来通常说成对全党全军的领
1导），这是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此成为历史定论。
一切党史著作和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都严格遵守了这一口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
2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长期以来，使这个问题不只是在学
术界，就是在群众中也已成为一种常识。但是只要详加考察，就会看出原来这一论断并不确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强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党史研究在摆脱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束缚上有很大进步，对不少问题进行了拨乱反正，恢复或接近了历史本来面目。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中一个关键性人物张闻天，过去长期受到压制和埋没，20年来也得到一定研究，
3并获得显著成就。特别是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的出版，为研究这
段历史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材料，对弄清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很有帮助。但是由于以上两个中央决议的约束和长期以来正统说法的影响，对于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许多研究仍然是只重复原有结论，即笼统肯定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而不提论据，不加分析，似乎这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用不着再作分析和论证了。
但是由于研究的深入和更多材料的发现，原来那种笼统提法就显得很难自圆其说。例如至今的许多党史和传记著作，几乎都是在叙述了毛泽东当选政治局常委和分工做了周恩来的助手后，紧接着笔锋一转，就得出结论说，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却并不提成为领导的表现和作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把另一个常委军事指挥上的助手说成全党全军的领导，实在有点牵强。即使一些有所突破的研究成果和比较客观的著作，在这个问题上也往往自相矛盾。例如一本论述党的六届领袖的书《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确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却一方面肯定“1935年1月到1937年12月，张闻天既是组织上的最高领导人，也在实际工作中起到‘负总责’的作用”；1另一方面前面用的标题却是“一个矛盾的历史现象——名义领袖与实际领袖的分离”，就不但让两个论断相互打架，名义领袖之说还把张闻天置于挂名总书记向忠发的地位。而且既然毛泽东在博古之后就已是实际领袖，那就只是五届，也谈不上六届了。还有新出版的《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对张闻天在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作用和贡献，作了比较全面和客观的介绍，但也无法摆脱这个矛盾。在一共4页书里就有这样一些前后矛盾的断语：先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紧接着谈到项英会后的来电时又说，“这真是到了十万火急、刻不容缓的地步，而1
2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
3《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 》，中央党史出版社1997年。
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更换问题却还没有解决。”等到博古交出了文件挑子，于是得出结论：“从此，张闻天开始了作为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的党中央核心领导人的重要活动时期。”还补充
2说，“张闻天当时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要求。”又如后面一
节用了《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的标题，讲的内容却是：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的会议上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意毛泽东作为成员之一的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建议，以及会理会议上毛泽东产生对张闻天的长期误会等，就都显得有点文不对题。至于随后说的，“在危难的时候，张闻天总是乐观地对人们说：我们的党经过艰苦曲折的过程，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领导人，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我们不但能战胜长征路上的危难，而且能够克服今后革命路上
3的种种困难。”这些话恐怕只能是很久以后的想象，当时大约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真是确
立了毛泽东的领导，那就谈不上张闻天“负总责”和“在总书记岗位上”了。博古的总书记本来是完全有职有权的，遵义会议对这个岗位的权限也没有作出特别决定，甚至连暗示都没有，为什么张闻天一接手就变成了挂名的虚位？
应该说，上面提到的这两本书还是近年来所看到的写得比较客观、公正、也许更接近实际一些的。它们尚且如此，其他一些相差甚远的书就不用说了。看来，坚守长期以来的这个固定论断，既成了陷于矛盾而无法解决的死结，大概也是难以通过的关口，就是说都得这样写。
由此可见，关于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问题还应该进一步展开讨论，解决各种疑难，恢复历史真相。其实，现在资料已相当丰富，研究成果也出了很多，问题并不难解决。关键只在于要不要继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如何对待已有的结论（包括各种决议、权威言论、以至当事人的反省和各种回忆），是采取“两个凡是”的态度呢，还是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如果只能以中央决议和当事人的反省或回忆为准，那1959年庐山会议的案子永远也翻不成，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了，党提出的思想路线也成了一帋空文，实事求是只不过是并不兑现的口头禅。
实际上，根据现有材料，大概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会上，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但是由于他并未代替博古任总书记（负总责），所以首先在组织上就不能算在新领导集体中为首和成为核心。如果会议情况确实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那为什么不推举他接任总书记，反而推举张闻天呢？有一种说法也值得怀疑，即: 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毛泽
1东同志为我党我军领袖”。“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如果属
实，那会议起码也会推举毛泽东代替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而不是分工只做助手；成立三人军事小组时也会以他为组长，而不会是周恩来。既然连国际顾问都可以让其靠边，总书记都可以更换，改变军事领导首长是更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周恩来本人也一定会力辞。然而这一切却都并未出现，可见长期以来流传的那些说法并不可靠。
既然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于理于法都显得缺乏根据，那改为“实际上”确立了行不行呢？如果实事求是的话，应该说“实际上”也并未确立。 下面就利用20年来党史界研究的成果，以现有的文献和史料作些辨析。
关于对全军的领导 1
2 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共六任领袖新视面》第88，8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李涛：《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第52—5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
3 李涛：《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第71页。【党史读书心得】
遵义会议没有也不可能确立毛泽东对全体红军的领导，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会后一个相当时期，红军都处于极端分散的状态，无论毛泽东还是党中央都谈不上对全国红军的领导。四方面军在北上到达陕北会师前就一直不服从指挥。二、六军团有8个月反而受张国焘节制。中央苏区留守的红军不久就同中央失掉联系。长征到达哈达铺，中央才了解到陕北红军活动的情况。可见，说确立对全军的领导本来就是一句空话。
那么能否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领导呢？大概也不能这样说。会议决定和常委分工都规定得很明确，就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
2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还应特别指出的是，鉴于以前博古（实为李德）取消军【党史读书心得】
委集体领导和实行个人包办的恶劣作风，会议强调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所以会后几乎每天都要开政治局或常委的扩大会，讨论作战计划和行军路线，然后以军事首长朱周的命令行之。作为毛泽东自称“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也必须变成朱周的命令才能实现。毛泽东这时只能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也不见得大家都听。例如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由于对当时的军事指挥不大信任，遂提议并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也是以中革军委朱周王的命令行之：“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
3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还明确周恩来仍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几天后在讨
论是否打打鼓新场的鸭溪会议上，竟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消了
4他的政委职务。毛泽东也只能连夜去找周恩来，建议晚点下命令。当时那种军事上的集体领
导, 现在看来好像有点矫枉过正，但在没有建立起军事领导权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的，否则毛泽东就很难发挥作用。所以半年后的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还提议要发挥常委会作
5用，每周至少开会一次。说明他并不嫌开会多。因为这时毛泽东的领导威信还不是后来人们
所说的那么高。鸭溪会议上意见遭多数否决，以及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彭德怀发牢骚和刘少奇、杨尚昆发电报的事件，都是证明。在个人权威还不足以保证自己主张得以实现的情况下，一般都会强调集体领导，主张多开会；一旦成为权威，才往往容易感到会多了麻烦。 有些人把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看做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的证据，也是不大可靠的。因为三人小组隶属于中央军委，不但职权同遵义会议前的三人团不同，而且组长还是任军委书
6记的周恩来，毛泽东只是组员之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的两河口会议上，代表军委作报告
78和结论的就是周恩来。沙窝会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还是任命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委。所
以正如有的党史研究者所讲，从黎平会议到毛尔盖（沙窝）会议这8个月期间，“不管是从职位上看，还是从实际作用上看，周恩来都是全军的最高统帅”。（见《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63页）毛泽东开始走上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是在最后一次沙窝会议上，因周恩来生病，张闻天提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负责军事以后，特别是俄界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
9编为陕甘支队毛泽东出任政委以后。张闻天在1943年的《反省笔记》中也说，“出了草地以
后，三人团实际上已不存在（恩来病了），一切行动全权由毛泽东同志负责。他领导全军打出1
2 《遵义会议文献》第11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
3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2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长征大事典》（上卷）：《长征史概述》 和《第一方面军长征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4 《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 》第9，24页。
5 《张闻天在１９３５—１９３８（年谱）》第９，２４页。
6 《周恩来传》（一）第3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7 《周恩来传》第354—356，359页。【党史读书心得】
8 《周恩来传》第354—356，359页。
9 此系原件标题，日期署为1943年12月16日；1986年《遵义会议文献》摘录发表时改称《延安整风笔记》， 此后被通称为《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
了腊子口难关，到达了甘南的汉人区域。”实际上，直到长征结束中央抵达陕北，在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又是张闻天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名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这才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对一方面军（还有十五军团）的领导。但由于张国焘闹独立，尚未同二、四方面军会合，有些红军又失掉联系，所以还远谈不上对全军的领导。
遵义会议过了将近两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中革军委进行了改组，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这时虽然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统一指挥，但领导关系在公众印象中还不够明确，有些责任还分不清，致使西路军的失败，责任主要在中央军委还是张国焘，长期说法不一。明确和稳定地确立起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洛川会议上。从此，毛泽东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直到40年后去世。但还不能说洛川会义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这又是一年多以后的事了。
关于对全党的领导
为什么不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呢？下面就试举八条论据进行讨论。
1 一， 会议推举出的总书记 是张闻天
遵义会议没有选举毛泽东代替博古，出任总书记，是因为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毛泽东由于创建红军和苏区，所以名气很大，与朱德并列，以“朱毛”著称，国内外以至苏区军民多把他看做红军和共产党的领袖，知道向忠发和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的反倒不多。这也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重视毛泽东，使“左”倾中央对他不能为所欲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在党内的地位却一直不高，六届四中全会后还受到“左”倾中央的压制和排挤，五中全会上才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地位仍在会议选出的中央书记（即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之下，且没什么实权。毫无疑问，当时反对“左”倾中央和“左”倾军事路线的灵魂是毛泽东。但是他在中央势孤力单，掀不起一场有望解决问题的斗争，只能长时间保持沉默。所以张闻天、王稼祥从“左”倾中央分化出来极为重要。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站不到最前面的位置上来，只能推举在中央位居第二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代表正确路线方面作“反报告”。这也使会议推举张闻天起草决议并取代和代博古出任总书记，成为顺理成章和很自然的事。
遵义会议没有推举毛泽东出任总书记，有的说是出于毛泽东的谦辞。这自然是没有根据的推测。因为毛泽东自己就常说，“我是不让权的”，“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什么伟
2大的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当时的情况完全不同于六届六中全会他已成
为全党全军领袖以后，革命又处于危机关头，谦让就是推卸责任。例如会后张闻天提议让他出任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就没有推辞。还有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先让张闻天“过渡”一下，是为了好向国际交代。这也是实在说不过去的。遵义会议既然敢于把国际派来的顾问和国际批准并一直承认的总书记拉下马，为什么对民主选举替代的人就这么多顾虑呢？而且此说至今并无任何足可证明的材料，甚至包括一些人的回忆录都没提到当时的什么人曾有此考虑。相反地，中央领导人倒是知道过去国际是支持毛泽东而不支持张闻天的。例如六届五中1 关于总书记问题拟另外讨论。这里先提出以下几点初步看法：第一，张闻天遵义会议后任总书记恐无 问题，因为包括毛泽东在内许多中央领导人和老同志一直都是这样称呼，张自己在《反省笔记》中也多 次提到出让总书记的问题，连刘英1937年去苏联治病也是用总书记夫人身份；第二，张任总书记系遵义 会议上大家的推举，因他一再谦辞，才拖延到后来行军路上交接，这与会后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 军事指挥助手不同；第三，六届五中全会设书记处恐系事实，因为会后不久就不断以书记处名义发指示 和向国际报告，长征中和到陕北后仍然如此，而书记处总不会一直处于无序状态。
2 转引自《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92页。
全会选张闻天为书记之一，国际回电就不同意，后经博古去电解释才予批准。而“左”倾中央会前还计划取消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国际不但不准，还力主把他选为正式委员。对于去掉毛泽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换成张闻天，中共代表团也来信说,“莫斯科很不满意”，还一再通报国际对毛泽东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极为重视，说“国际已将毛同志
2作为中共和苏区最主要的人物加以宣传和肯定了”。其实，在这之前对毛泽东的宣传就很多，
而无论以前还是以后对张闻天都没有什么宣传。
至于说遵义会议推选张闻天并非出于多数人的意愿，“大家都拥护毛主席出来领导”，
3“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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