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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电视剧观后感
观看了“反腐倡廉”电视剧后,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我深受教育,也有几多感慨。是啊,党员干部也是人,是人也就会有私欲,那么在私欲面前,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要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认识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善始善终完成党交给的使命。
启东市渔政管理检查站的领导班子四人私设小金库,使得曾多次获得先进集体称号的他们最终未能经得起金钱的诱惑,从而走上背叛人民的道路。他们也不是天生的贪心之人,他们当中也不乏当年有抱负之人,他们也曾对党旗宣过“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但是在经济大潮中,他们未能抗过欲望的风浪,迷失了航向,翻船了。其实,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和他们一样也都处在经济的浪潮中,也都处在人际关系之中,如果不时刻用党员的标准这座航标灯来给自己指明方向的话,那么随时都有淹没于其中的可能。其中的一个犯罪同伙人肖庙涛说:“我始终老老实实,钻进这个圈子里没办法。”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如果面对金钱,我们每一个党员能多想想自己身上所担负的百姓的嘱托、担负的国家的期望,掂量掂量自己身上的担子,那么,受党多年教育的堂堂的共产党员还能被小小的金钱拖下水吗?还能毫无羞愧地把国家和人民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吗?
袁学华、袁学能兄弟俩为自己的贪欲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们兄弟二人在官职和利益面前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职责,忘记了当年曾有过的理想抱负,他们将官职当成自己捞取利益的资本,一个是升官无望便把捞钱作为最后的归宿,一个是把捞钱作为升官的目的,他们在金钱和利益面前也曾矛盾过、斗争过,但是利欲使他们更丧失了理智,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准则,最后等待他们的是锃亮的手铐。面对他们后悔的泪水,我有颇多的感触。党培养了我们,教育了我们,给了我们许多的权利,同时也给了我们许多的义务,使我们同利益靠的更近,对我们进行的考验也更大了。党所赋予我们的权利是让我们为国家和人民的谋利益的,而不是为自己谋利的,与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靠近的利益是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而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能在行使权利中进入一个误区“眼前的利益都是我的”,那样必将为人民所抛弃。袁学华在升官无望的情况下,便想捞钱,他本身就进入一个误区“人民和国家要为我服务”,而忘
记了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他把自己的职责定位在“升官发财”上。袁学能,他仕途顺畅,一步步的高升,随之而来的愈加强烈的贪欲,他未能把这种职位上的高升看成是国家和人民赋予他的重任,相反,他把这看成是他个人发财的机会,他用钱买官,同时也用官换钱,他把“官”这个国家和人民给予的神圣使命看成了金钱交易。于是,他离金钱和利益越来越近了,却离人民和党越来越远了,离毁灭也越来越近了。袁氏兄弟惨痛教训,给了我们党员干部以深刻的教育,作为党员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利益面前一定要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工作顺利了,“升了官”要能抓住党和人民所给的权利和机会,尽可能多地作出自己的贡献,“达则兼济天下”;工作不顺利,所谓“升不了官”了,起码也应该“独善其身”,要保持党员的操守。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家干部,必须廉洁自励,时刻牢记党员的身份和干部的职责,切不能为了一已之利置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不顾,否则,最后葬送的是自己。
这几则材料给我们每一个党员敲响了警钟,党员、官职不是护身符,手中的权不代表自己的利益,处在党员干部职位上,那就意味着你要比普通人付出更多,因为在你的身上寄寓的是百姓的期待,国家的希望。作为国家干部,如果不洁身自律的话,那么最终会得一应有原下场。曾多次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装进自己的口袋的袁学林所说 “后悔了,我的心在流血”,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反而教材,此时此刻,毁掉的是他自己的前途,而痛心的是我们的党和人民,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千万不要让利欲熏昏了头脑。
观看了“反腐倡廉”电视剧后,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我深受教育,也有几多感慨。是啊,党员干部也是人,是人也就会有私欲,那么在私欲面前,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要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认识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善始善终完成党交给的使命。启东市渔政管理检查站的领导班子四人私设小金库,使得曾多次获得先进集体称号的他们最终未能经得起金钱的诱惑,从而走上背叛人民的道路。他们也不是天生的贪心之人,他们当中也不乏当年有抱负之人,他们也曾对党旗宣过“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但是在经济大潮中,他们未能抗过欲望的风浪,迷失了航向,翻船了。其实,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和他们一样也都处在经济的浪潮中,也都处在人际关系之中,如果不时刻用党员的标准这座航标灯来给自己指明方向的话,那么随时都有淹没于其中的可能。其中的一个犯罪同伙人肖庙涛说:“我始终老老实实,钻进这个圈子里没办法。”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如果面对金钱,我们每一个党员能多想想自己身上所担负的百姓的嘱托、担负的国家的期望,掂量掂量自己身上的担子,那么,受党多年教育的堂堂的共产党员还能被小小的金钱拖下水吗?还能毫无羞愧地把国家和人民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吗?袁学华、袁学能兄弟俩为自己的贪欲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们兄弟二人在官职和利益面前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职责,忘记了当年曾有过的理想抱负,他们将官职当成自己捞取利益的资本,一个是升官无望便把捞钱作为最后的归宿,一个是把捞钱作为升官的目的,他们在金钱和利益面前也曾矛盾过、斗争过,但是利欲使他们更丧失了理智,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准则,最后等待他们的是锃亮的手铐。面对他们后悔的泪水,我有颇多的感触。党培养了我们,教育了我们,给了我们许多的权利,同时也给了我们许多的义务,使我们同利益靠的更近,对我们进行的考验也更大了。党所赋予我们的权利是让我们为国家和人民的谋利益的,而不是为自己谋利的,与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靠近的利益是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而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能在行使权利中进入一个误区“眼前的利益都是我的”,那样必将为人民所抛弃。袁学华在升官无望的情况下,便想捞钱,他本身就进入一个误区“人民和国家要为我服务”,而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他把自己的职责定位在“升官发财”上。袁学能,他仕途顺畅,一步步的高升,随之而来的愈加强烈的贪欲,他未能把这种职位上的高升看成是国家和人民赋予他的重任,相反,他把这看成是他个人发财的机会,他用钱买官,同时也用官换钱,他把“官”这个国家和人民给予的神圣使命看成了金钱交易。于是,他离金钱和利益越来越近了,却离人民和党越来越远了,离毁灭也越来越近了。袁氏兄弟惨痛教训,给了我们党员干部以深刻的教育,作为党员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利益面前一定要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工作顺利了,“升了官”要能抓住党和人民所给的权利和机会,尽可能多地作出自己的贡献,“达则兼济天下”;工作不顺利,所谓“升不了官”了,起码也应该“独善其身”,要保持党员的操守。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家干部,必须廉洁自励,时刻牢记党员的身份和干部的职责,切不能为了一已之利置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不顾,否则,最后葬送的是自己。这几则材料给我们每一个党员敲响了警钟,党员、官职不是护身符,手中的权不代表自己的利益,处在党员干部职位上,那就意味着你要比普通人付出更多,因为在你的身上寄寓的是百姓的期待,国家的希望。作为国家干部,如果不洁身自律的话,那么最终会得一应有原下场。曾多次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装进自己的口袋的袁学林所说 “后悔了,我的心在流血”,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反而教材,此时此刻,毁掉的是他自
己的前途,而痛心的是我们的党和人民,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千万不要让利欲熏昏了头脑。
停滞了十年之久的反腐剧,在中纪委和最高检推动下重启,而提高反派角色级别,也是由最高检官员主动提出,加之中央对反腐工作的力度和强度有目共睹,这些都释放了积极的信号:反腐剧将进入新的阶段。然而,来自现实官场的阻力, 投资方的犹豫,仍然令制作方措手不及„„
全国都知道了,反腐剧《人民的名义》里,将出现一位“副国级”大贪官。这是中国反腐剧史无前例的突破。
5月8日,这部剧已经拍了五分之四,接近尾声。但剧组仍没最终确定这出戏该怎么拍,这个角色该怎么呈现。
编剧周梅森仍然想做更多尝试,“我们在讨论,是不是可以让这个不露脸的‘大人物’直接露脸,请个老戏骨客串一下。当这个剧已经成了人们都在关注的‘事件’,我们也许能有更多协商的空间。”
但导演李路仍然认为不露脸的好,他还是有些顾虑。
周梅森仍然有理由乐观。停滞了十年之久的反腐剧,在中纪委和最高检推动下重启,而提高反派角色级别,也是由最高检官员主动提出,加之中央对反腐工作的力度和强度有目共睹,这些都释放了积极的信号:反腐剧将进入新的阶段。
然而,来自现实官场的阻力,投资方的犹豫,仍然令周梅森等人措手不及。 中纪委到访
作为最高检影视中心副主任,范子文是第一个感受到反腐影视剧风向变化的人。 2014年,范子文到最高检走马上任,当时中央反腐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但他发现,竟然没有人愿意碰反腐题材影视剧。这主要源自2004年的一纸通知,当时的广电总局先后下文对反腐剧和涉案剧进行整顿,从此两大红极一时的题材双双退出黄金档,反腐剧也进入长达十年的“冬眠期”。
“当时我们已经意识到,反腐工作肯定要有影视作品去呈现,也就是我们说的,影视作品要关照现实。”范子文说。他和周梅森很熟,便开始联系他,沟通此事。周梅森对此疑虑重重,此前制造反腐剧的艰难经历,让他不敢轻易答应。多年前,他的剧一进广电总局,“审查同志马上就带着一种警觉‘他的戏又来了’,都是非常警惕地在审视我的作品”。
周梅森还记得,十几年前,他拍《绝对权力》,剧本就被纪委一个官员枪毙,时任广电部部长带队去协商,“前后争取了快一年时间”。当年,广电部领导给《绝对权力》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综合性打了四个全优,所以想要努力地争取一下。双方协商的结果是――“把剧中原本纪委书记的身份改成省委一个秘书长。”
作为中国最知名的反腐剧作家之一,周梅森和张平、陆天明被称为中国“反腐剧的三驾马车”。但距离周梅森上一次作品发表已经整整过去八年了,期间面对官场生态,周梅森几次拿起了笔,因为觉得限制太大,“写了三个都是写到一半,开了个头就没有办法做下去。” 周梅森很清楚,只有顺势而为才能成事。面对老友范子文的频频造访,周梅森提出必须明确两个重要问题――“广电总局开不开禁”和“中纪委启动反腐剧项目的虚实”。毕竟,“电视剧和小说不一样。小说只靠作家本人就能继续,电视剧是要资金垒起来的,几千万上亿的资金进去了,血本无归怎么办?”
没过多久,范子文带来了风向转变的信号。他找到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对方的答复是:“当然可以。实际上一直以来也从来没有说不让拍,关键是谁来写谁来拍。”而周梅森正是李京盛中意的编剧人选。
2015年年初,信号更为明确了,中央高层号召文艺界创作反腐文艺作品,书写十八大后中国反腐故事,“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进行”。创作任务落在中纪委、最高检等一线反腐机构身上。
2015年6月, 中纪委宣传部专门到国家出版广电总局、最高人民检察院调研并举行座谈会。中纪委宣传部调研组留下“作业”,希望最高检影视中心加强反腐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和生产。广电总局同样也领到“任务”,“每年电影最少一两部,电视剧最少两三部,而且必须是精品。不能一写反腐就写成案件剧,一写公检法就写成劳模剧。”
周梅森甚至接到了中纪委相关官员的直接邀请。最终,周梅森在最高检影视中心的编剧合同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一旦方向变了,顺势而为的效果超出了周梅森的预期。对写作的尺度、题材和篇幅长短,甚至是资金投入的规模最高检都没有限制。
尤其是尺度上。此前的反腐剧中,反面角色最高级别是省部级,但在2015年7月的电视剧剧本专家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宣传部的领导提出,作品中的腐败分子可以是更高级别的官员,结合现实中中央打击腐败的力度之大和落马官员级别之高,文艺作品中大可不必局限于一定之规。
“现在,副国级落马已经不是新闻了。”导演李路说,“(公众)都知道的,我们也没必要再藏着掖着。”
真实的官场
周梅森动笔之前,一些人物就活跃在了他的脑海里。比如,他设想的一幕电视剧开头:某部委司长,住在黑洞洞的筒子楼里,他吃炸酱面,为人沉稳低调。但是,纪检人员在他的家里搜出了2.3亿元现 金。
作为剧中的配角之一,这个“小”官巨腐的人物原型是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2014年4月,魏鹏远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办案人员在其家中发现2.3亿现金,清点金额时,当场烧坏了4台验钞机。
剧中,也出现了这么一个“小”官巨贪,也是一天到晚满嘴“人民”。最后,家里搜出两亿多现金,让人哑然失笑。贪官满口“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检察官讽刺他:“还好意思满嘴人民!党和人民就是你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虽然电视剧是艺术创作,但这些情节,却扎扎实实源于生活。写《人民的名义》前,周梅森和办案检察官、纪检干部、监狱干警、服刑贪官等进行了“亲密接触”,进入几所监狱,采访了不少关押在监狱里的贪腐官员。 在周梅森看来,这也是真实官场生态的切片,“官员那种双重人格,乃至多重人格都存在。” “不深入交流,你很难想象他(魏鹏远)是怎样一种心态,那么多钱都没有花,每天就是上下班,吃简单的炸酱面。”李路说。
周梅森还和范子文一起去了江苏省浦口监狱,他们跟狱警座谈,和服刑的贪污贿赂罪犯交流。“当时有六七个贪官,包括曾经的厅级干部。”让范子文印象深刻的是,有些犯人提出来,过去自己贪了50万就被判了十年,他们觉得自己亏了。
现在,纪检司法系统对反腐剧的支持大了很多。但在多年前,这种采访并不是十分顺畅。另一位反腐剧编剧陆天明记得写《大雪无痕》时,“去某省采访,相关部门的领导当场就拒绝了我们。而下面具体办案的专案组人员很希望写写他们办案的艰辛,无奈某些人有禁令,他们只能把我请到一个偏远小餐馆里,以请我吃饭的名义,边吃边谈。 一顿饭整整吃了5个小时。”陆天明回忆道,当时采访取材,好像解放前做地下工作。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能够呈现一个真实的官场,这些编剧都有深厚的官场经历。 上世纪80年代,陆天明曾在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待了整整一年。每天上班,去办案,调档、调卷。后面阶段,他甚至到监狱调犯人,参与提审嫌疑犯。临走时,西城法院当年的院长开玩笑说:“老陆你调到我们法院来工作算了。”
著名编剧张平曾官至山西省副省长,山西落马的那些官员,有很多都和张平认识。比如山西省原副省长任润厚,和张平共事两年多,两人还偶尔一起打球。
“对官员生态和政治体制不了解的人,你让他体验三个月也没用。看到的还只是表象。”
周梅森说,官场的语码系统,外界只能看到那层壳,一到后台看看呢?很可能是哑然失笑。“他们在同一个会场开会,我们最后只是看到一个决策出来了,但不知道这背后的真实逻辑。决策出台背后,决策者可能进行了很多协调,也承担了很大压力。他说的是东,可能心里在想西。他说老王可以提拔,实际上心里想要升小陈的官。”
《人民的名义》的剧本完成后,广电总局、最高检政治部都看了。
“变卖家财”
2016年2月的一晚,周梅森、李路和范子文坐在北京的一个公寓里,几乎一夜无眠,被外界称为剧组“三驾马车”的三个人,都不敢决定要不要开机。
导演李路是稍晚才参与到这个项目里的。2015年3月,他第一次听说有部周梅森执笔的反腐剧立项的消息。凭借着对市场的敏感度,李路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个可以大显身手的机遇,要抢!他迅速买了第二天的机票飞去找周梅森。一番详谈后,他获得周梅森的认可支持,李路又向最高检毛遂自荐。
2015年4月份,李路获得了最高检的正式授权:由他负责操作整个《人民的名义》项目。除了担任导演外,他还要负责制片、寻找投资、宣传、发行环节。
一开始,李路对这个项目非常乐观。拿着钱有意想投资这部政治剧的投资方没有上百,也至少几十家。当时,他曾和周梅森开心地表示:“排队的人多得不得了。”
但排队的人多,观望的也不少。电视剧市场上十年不见反腐剧,一些投资商对这类剧集的市场前景并不明朗,“很多人测算这个戏顶天卖到一个亿”,周梅森说,而按照他们的拍摄计划,光制作成本就要1.2个亿。
另外一些人,则担心这部剧的政治风险。“投资是要有回报的。我能吃准,不一定所有的投资人都能吃准,我敢赌不一定所有投资人都敢赌”,李路说,“因为这种东西确实存在一定壁垒。”
作为比李路更有资历的反腐剧制片人,周梅森更能体察资本对政治题材敏感的神经。他听说一位兴趣很大的投资人最终离开,因为受到一位颇有身份的仕途“高人”点拨――少碰这种事,风险大得 很。
于是,原本计划里的投资爽约了,到开拍前夜,只到账了3500万,这些钱,勉强够支付演员的费用。这部剧里,他们请来了许多大牌演员,“那么多一线演员,个个都需要专车、要保姆,要五星级酒店的套房休息”,周梅森说,加上48台机器,300人的队伍,光这些一天就需要五六十万,“按我们的测算,应该再有两千万才敢开这个机”,现在缺口这么大,“三驾马车”谁都不敢做这个决定。
最终,他们把决定权交到李路手里,因为导演需要全权负责整个项目。周梅森和范子文谁也没有说话,等着他决策。
“开机!”在那天天亮前,李路使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打仗没钱怎么办?”周梅森问。
“卖房子,抵押我的房子!”
“我说别这么玩命,”周梅森说,“我是股票被套住了,实在不行我去把股票抵押出去。” 幸好,之后的资金终于陆续到位。周梅森介绍道,开机后进入的三家投资方是做好了亏损准备才进入的,其中一家做好了亏2000万的准备。
但这种情况并不会出现了,这部剧还没拍完,在拒绝广告植入的情况下,光靠卖播出权,就已有2.2亿入账。
困难与支持
中纪委推动,最高检牵头拍摄电视剧的消息很快传播开去。江苏省某县级市领导听说了这部剧,主动找到筹备组希望到他们那里取景。
剧组实地取景后做了一系列规划和布置,进展也非常顺利,可在剧组进驻拍摄前8天,
当地政府领导看了剧本,“吓死了,立即撕毁合同,不准我们进去。”周梅森说,“他们说他们承担不起那个责任,剧本里写的很多事情他们那儿都发生过。”
这让剧组非常被动。周梅森说,剧组只好请最高检出来协调,可对方很低调地回复:对不起,希望你们不要来。江苏省委宣传部给这个地方发文,“还是不让我们进来”。最终,剧组不得不重新寻找拍摄地。而这样的情况并非孤例,“有一个最主要的腐败会所现在还没找到。一听说拍这个,吓得要死,都不愿意我们进场。” 周梅森觉得这次反腐剧的重启,上层干部的视野是很开放的。“从项目立项到孵化过程虽然也遇到一些坎坷,但总体来看顺利得已经超乎想象了。”
在他看来,电视剧制作和呈现过程是一个展示中央反腐决心的过程,更是一个直面改革问题的过程。上面的干部有刮骨疗伤的改革魄力,但下面的官员却会遭遇长期的阵痛,“从文化口到各个地方的官僚阶层的阻碍很大。”
反腐剧的特殊性让李路一直提醒自己要时刻谨慎把握。他透露,编剧定稿后,自己和最高检的领导同时阅读剧本。从艺术创作,政策政治,导向性他们都提出了一些意见。“我们要求最高检对每次阅读剧本进行邮件式回复,有意见或者没意见,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也是规避风险。”
拍摄时,如果演员的临场发挥有争议的地方,李路会安排大家按照相对稳妥的方式再拍一份。“比如,剧中某场戏公安局副局长情绪激动说了脏话,那我们会再录一版没有脏话的。”剧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旦后期审查提出质疑,大家会比较从容。”
对一部反腐剧来说,可谓到处都是关卡,周梅森、陆天明、张平等老资格反腐剧制作者,对此再熟悉不过。
创作《天网》剧本时,张平就曾多次问剧本原型、敢于反腐的县委书记刘郁瑞,写到这种程度,他的那些同事和属下会不会找麻烦?刘郁瑞说:谅他们还没那么大胆子!要是他们敢,就把他们老底子一个一个兜出来,哪一个判他十年二十年都绰绰有余。
要回答更深层次的问题
周梅森有很多官场朋友,而且“大量的官员朋友被捕进去了”,周梅森说,比如某省原省委副书记,以改革著称的一位高官,“他给我讲了很多,包括对这个社会的认识,他做事情的那种孤独,都跟我谈过。当然,受贿他不会跟我谈”。在周梅森看来,这位落马高官确实很有能力,也做了很多事,但另一面,又违法违纪,收受贿赂。
这样的朋友不在少数,让周梅森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一个表面上看是个好官的人,另一面却做了那么多违法违纪的事?他们的人性,他们的原则,是怎样一步步异化的?这个问题最终成为《人民的名义》这部剧的主题。他看了很多卷宗,包括级别很高的一些案件,试图从中找到问题的答案。然后,把这个答案通过艺术的方式,在电视剧里呈现出来。
他列举了剧中一个角色:“他从一个苦孩子,真是农民的孩子,拼命一步步挣扎往上走,被人压制,被人排挤,受了很多委屈走到今天这一步。为了往上爬,他可以不顾一切,最终走到绝路上,包括杀人,干掉对手。”周梅森说,他在这部剧里,试图将角色塑造得更复杂,“从一开始你看到一半,可能20多集,你都看不出来谁是好人坏人,你只看到他们在权斗,围绕一个刑事案件争执,但是这里面比较深远的背景你是看不出的,需要进一步去看。” 周梅森说,自己60岁了,仍然决定出山,并不只是想写一个单纯的反腐剧,“它应该是中国今天政治生活的一个写照,只有这样的东西才值得我干”,所以,在这部剧里,他创作出了官场上各个层面的内容,“有苍蝇,还有小苍蝇,也很恶心的,还有那种不作为、不干事的,很有意思”。
而这也是中纪委所希望的。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透露,中纪委当初推动反腐剧重启时,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有现实关照性,得反映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二是腐败是世界性的难题,要站在足够的高度来表现”。李京盛说,“不要仅仅
是几个腐败分子和正面力量角力,简单地正义战胜邪恶。要通过这些检察官、腐败分子、案件,给出超出案件的启示。人性的复杂性要有充分表现,人性高度可高到圣人,深度可低到入地狱,要把堕落的过程写清楚,否则回答不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人性弱点、制度漏洞、反腐决心、制度建设,也要昭示出来,才最有针对性、震撼力、启发意义。
观看反腐倡廉电视剧心得体会
观看了“反腐倡廉”电视剧后《忠诚卫士》后,我深受教育,也几多感慨。《忠诚卫士》说的是:省纪委副书记明健面对滨海市的腐败问题心情沉重。腐败案不仅牵扯到市里干部,还涉及到更高层的领导;而他自己也被诬陷,随着对案件调查的深入,惊心动魄的内幕被拉开,腐败分子和黑恶势力为调查人员设置了障碍和陷阱,但纪检干部们在中纪委和省委的支持和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最终将他们绳之以法。同时本剧还着力刻画了一批反面人物,通过他们的丑恶嘴脸揭示反腐败斗争的现实意义。该剧通过艺术的形式塑造和讴歌英勇奋战在反腐败斗争第一线的纪检监察干部群体的光辉形象,塑造了以明健为代表的一批纪检监察干部的正面群像,展现了他们无私无畏的风采。【反腐题材电视剧】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怎样面对人的私欲,怎样把握人生的正确航线,是我们现在必须关切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啊,党员干部也是人,是人也就会有私欲,那么在私欲面前,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就必须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认识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善始善终完成党交给的使命,不辱入党时的铮铮宣言。
金钱的诱惑,让他们没能经得住风雨中的考验,从而走上背叛人民的道路。他们也不是天生的贪心之人,他们当中也不乏当年有抱负之人,他们也曾对党旗宣过“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但是在经济大潮中,他们未能抗过欲望的风浪,迷失了航向,翻船了。其实,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和他们一样也都处在经济的浪潮中,也都处在人际关系之中,如果不时刻用党员的标准这座航标灯来给自己指明方向的话,那么随时都有淹没于其中的可能。 “我始终老老实实,钻进这个圈子里没办法。”,这是许多反腐电视中最常常出现的语句,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如果面对金钱,我们每一个党员能多想想自己身上所担负的百姓的嘱托、担负的国家的期望,掂量掂量自己身上的担子,那么,受党多年教育的堂堂的共产党员还能被小小的金钱拖下水吗?还能毫无羞愧地把国家和人民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吗?
这部电视剧给我们每一个党员敲响了警钟,党员、官职不是护身符,手中的权不代表自己的利益,处在党员干部职位上,那就意味着你要比普通人付出更多,因为在你的身上寄寓的是百姓的期待,国家的希望。作为国家干部,如果
不洁身自律的话,那么最终会得一应有原下场。曾多次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装进自己的口袋的袁学林所说 “后悔了,我的心在流血”,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反而教材,此时此刻,毁掉的是他自己的前途,而痛心的是我们的党和人民,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千万不要让利欲熏昏了头脑。
观看了“反腐倡廉”电视剧后《忠诚卫士》后,我深受教育,也几多感慨。《忠诚卫士》说的是:省纪委副书记明健面对滨海市的腐败问题心情沉重。腐败案不仅牵扯到市里干部,还涉及到更高层的领导;而他自己也被诬陷,随着对案件调查的深入,惊心动魄的内幕被拉开,腐败分子和黑恶势力为调查人员设置了障碍和陷阱,但纪检干部们在中纪委和省委的支持和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最终将他们绳之以法。同时本剧还着力刻画了一批反面人物,通过他们的丑恶嘴脸揭示反腐败斗争的现实意义。该剧通过艺术的形式塑造和讴歌英勇奋战在反腐败斗争第一线的纪检监察干部群体的光辉形象,塑造了以明健为代表的一批纪检监察干部的正面群像,展现了他们无私无畏的风采。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怎样面对人的私欲,怎样把握人生的正确航线,是我们现在必须关切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啊,党员干部也是人,是人也就会有私欲,那么在私欲面前,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就必须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认识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善始善终完成党交给的使命,不辱入党时的铮铮宣言。
金钱的诱惑,让他们没能经得住风雨中的考验,从而走上背叛人民的道路。他们也不是天生的贪心之人,他们当中也不乏当年有抱负之人,他们也曾对党旗宣过“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但是在经济大潮中,他们未能抗过欲望的风浪,迷失了航向,翻船了。其实,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和他们一样也都处在经济的浪潮中,也都处在人际关系之中,如果不时刻用党员的标准这座航标灯来给自己指明方向的话,那么随时都有淹没于其中的可能。 “我始终老老实实,钻进这个圈子里没办法。”,这是许多反腐电视中最常常出现的语句,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如果面对金钱,我们每一个党员能多想想自己身上所担负的百姓的嘱托、担负的国家的期望,掂量掂量自己身上的担子,那么,受党多年教育的堂堂的共产党员还能被小小的金钱拖下水吗?还能毫无羞愧地把国家和人民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吗?
这部电视剧给我们每一个党员敲响了警钟,党员、官职不是护身符,手中的权不代表自己的利益,处在党员干部职位上,那就意味着你要比普通人付出更多,因为在你的身上寄寓的是百姓的期待,国家的希望。作为国家干部,如果不洁身自律的话,那么最终会得一应有原下场。曾多次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装进自己的口袋的袁学林所说 “后悔了,我的心在流血”,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反而教材,此时此刻,毁掉的是他自己的前途,而痛心的是我们的党和人民,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千万不要让利欲熏昏了头脑。
资料来源:
反腐剧解禁 国家领导成反派 中纪委指示实践中突破
文章来源: 北京青年报
《人民的名义》主创,编剧周梅森、导演李路、发起人范子文
“以为是江湖剧,结果是反腐剧。”这是很多影迷看完电影《老炮儿》的心声,原因不难想象,因为距离包括《黑洞》、《绝对权力》在内的反腐剧热播已10年之久,这种“画风”真的是久违了!
2004年,因数量泛滥和过度开采,广电总局下文整顿反腐剧,“红极一时”的反腐题材退出黄金档,也进入长达十年的“冬眠期”。随着十八大后反腐工作的大力推进,反腐剧也迎来“解禁”,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发现,去年就有7部与反腐有关的电视剧在广电总局立项。
其实,通过各地纪委对官员违纪细节的披露,如今通过新闻就能看到不少精彩的“反腐剧”。相比于官员违纪细节,政知道更关心的是,此次解禁后的反腐剧中能看到哪些级别的贪官原型?
中纪委出马复活反腐剧
给广电总局留“作业”
反腐剧的复活跟中纪委有直接关系。反腐剧《人民的名义》发起人——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专职副主任范子文告诉政知道,中纪委的调研推动了反腐剧的解禁。
“我2014年到任的时候,属于涉案题材的反腐剧还没有很明显的回归迹象。当时中央的反腐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但还是没有人敢弄反腐题材。当时我们已经意识到,反腐工作肯定要有影视作品去呈现,也就是我们说的影视作品要关照现实嘛。”范子文说,他曾三次找到被誉为反腐剧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周梅森编剧,希望对方创作反腐剧,但周有顾虑,“不知道广电总局是否允许拍”。
之后,在2015年春节前,范子文又到广电总局找到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希望得到对方的支持。“李京盛司长说当然可以,他说一直以来实际上也从来没有说不让拍,关键是谁来写谁来拍,编剧方面,他推荐了陆天明、张平、周梅森还有刘和平。他提出,要拍出正能量的作品,要反腐而不是展示腐败。充分展示我们党反腐败的坚定决心。”
2015年6月,反腐剧的复活迎来重要节点。当月,中纪委宣传部专门到国家出版广电总局、最高人民检察院调研并举行座谈会,范子文在会上向中纪委汇报了最高检影视中心过去10余年反腐题材拍摄的情况。座谈会现场,中纪委宣传部调研组留下“作业”,希望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要加强反腐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和生产。同样地,广电总局也领到了任务,“每年电影最少一两部,电视剧最少两三部,而且必须是精品。”
“高层为什么要重新推反腐剧?那是因为,这届政府反腐“打苍蝇”、“打老虎”已经两年了,有着许许多多波澜壮阔的故事,但是电视电影屏幕上,一个反映这些的重量级作品都没有。”《人民的名义》李路如此理解反腐剧复活的原因。
副国级贪官首现反腐剧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大反派
反腐剧得以解禁之后,剧本能写到什么程度就是编剧关心的重要问题了。
同为反腐剧的“三驾马车”之一的陆天明在面对中纪委的创作邀约时,直接就提出了写作尺度的问题:“写一个作品反映国家当前的反腐成就,这的确很重要,但不能局限于此。要写出当前反腐斗争的复杂与尖锐,必须深入到人性与制度层面去反映反腐斗争。至于到底写到哪一步,就要写起来看了。”
对此,中纪委的官员表示:“陆老师,能写到哪一步,其实我们也不确定,但可以按你的想法先做起来,一边实践,一边突破。”
事实上,我国反腐剧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突破的进程。《苍天在上》突破了一号反面角色不能写到副省级、正面一号人物的结局不能是不好的禁区;《大雪无痕》演绎了好官如何变坏,突破了省委主要领导不能变坏的禁区;《高纬度战栗》则探讨了造成腐败的制度和人文环境因素。
作为本轮反腐剧回暖潮中第一个立项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反面角色的层级就突破到了副国级。
“因为是艺术作品,我们还是用艺术的手段去呈现,我们没有具体写到他的身份和管线,此外,剧中这位副国级贪官没有形象出来,只有声音出来。我们潜藏了一条暗线,上上下下的人物都不敢提他,这个人物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很大一个家伙,隐藏在一群人后边,只通过电话出现。”范子文告诉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目前作品中并未涉及正国级贪官,“毕竟正国级干部腐败是极少的现象,不具有典型的意义。”
除了副国级贪官,该剧中还有不少小官巨腐的形象,原型来自家藏2.3亿现金的发改委贪官原煤炭司副司长魏鹏,以及“亿元水官”河北省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等。
编剧赴监狱与贪官交流
要求参与纪委案件
既然是反腐题材的作品,贪官和纪检人员这两大主体必不可少。
陆天明听说,如今每次办理一个新的反腐案件,侦查组都要配备新的电脑和手机。侦案结束、数据备份后,所有的电脑和手机都必须销毁。“不是简单地拆掉,而是用机器绞碎。所以说,很多东西不是单靠想象就能得到的,必须深入体验。”因此,他向中纪委提出,要深度接触公安、纪检、监察部门,采访这些部门的人,了解这些部门的运作,并参与具体的案件侦破,同时允许他到监狱里采访落马的贪腐高官。
周梅森也同样与办案检察官、纪检干部、监狱干警、服刑贪官等进行了“亲密接触”,进入包括秦城监狱在内的几所监狱,一连生活了两个多月,采访了关押在监狱里的贪腐官员。
据范子文透露,他陪同周梅森去了江苏省的浦口监狱,跟监狱的干警座谈以及服刑的贪污贿赂罪犯进行交流。“当时有6、7个贪官,其中包括曾经的厅级干部南京市鼓楼区区长。最让我们意外的是,有些犯人提出来,2015年新的刑法修正案通过后,他们觉的自己亏了,50万就被判了10年,别人可能是500万。”
落马贪官们的十大荒唐笑话!
十八大以来,反腐显然已经成为最受关注的关键词。随着一大批老虎、苍蝇的纷纷落马,他们曾经所留下的荒唐与笑话,也一一呈现,从中引出的权力、信仰、道德、制度等问题,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体,都令人深思。
一:高论:反腐那股子狠劲!
1、苏荣:“狠、善”的绝妙讽刺。一个是“狠”。2009年12月6日人民网《看苏荣反腐那股子狠劲》的文章,“江西从重、从严、从密、从深的反腐,充分地显示了以苏荣为班长的江西省领导班子,对腐败充满了极端的仇恨,与腐败不共戴天。”另一个是“善”。2010年8月5日光明观察《省委书记苏荣做的“第一等好事”》:“苏荣书记为江西做的‘第一等好事’,就是‘扬善’”,体现在唱‘红’打黑、倡德反腐、真抓实干、雷厉风行。”
2、万庆良:铿锵有声的反腐语录。“我们睁开眼睛,看看别人也看看自己,给自己敲响警钟,别把自己毁了。不要因为个人贪腐,影响党和国家事业,影响家庭生活,破坏家庭幸福。”“请大家首先从监督我开始,绝不插手任何土地、工程、项目、国有资产、招投标,绝不利用自己的权力为亲友、为他人谋取私利,绝不追求特权、追求享受。”“有没有插手工程、土地项目、城市容积率等方面?有没有在选人用人上买官卖官、跑官要官?有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谋私利?这三个方面,请大家监督我,发现问题,立即检举。”
二:露面:我是安全的!
1、活动:徐才厚在2014年1月20日参加了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但终究于一个多月后被调查。原山西省副省长杜善学和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都是6月17日还公开出席活动,6月19日即名登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也是在被抓前出席过调研活动。
2、文章:原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落马当天,江西日报媒体还发表了他的署名文章《加强河湖管理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
3、会议: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更是当天被抓、当天宣布,当天的晨报和晚报还有他此前一天“自我批评要‘怕不辣’,相互批评要‘不怕辣’”的讲话。 三:微笑:笑与哭的滋味!
此人物当属近日落马的海南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谭力。当年汶川地震时,谭力因在迎接到川视察灾情的领导时面带微笑,被讥为“谭笑笑”。当时谭力回应说,总书记和总理来了,我心里当然是高兴的。
而且就在今年5月,谭力还曾回到四川成都,在饭桌上依然是谈笑风生。一贯笑笑的谭力,此番落马,面对组织的调查,不知道是笑还是哭?
四:比赛:领导的体育神话!
万庆良当属最典型者。在其领导的生涯中,曾经在体育比赛中表现出全能的体育天才。从2011年起每年举办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万庆良带领的市领导队“连续三年夺得第一名”,2014年则不敌国际友人队,“首次屈居第二”。成为城中笑谈。
万庆良仁任副省长后,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和广州市政府办公厅开展了一场足球友谊赛。据参赛者事后回忆说,“副省长万庆良在场上带球冲锋,无人敢挡,终于,省政府罕有地大胜市政府。”
万庆良任广州市长的时候,参加广州市“横渡珠江”活动,书记张广宁第一个到达对岸,万庆良第二个到达对岸。在此之前,万庆良不会游泳,但是据媒体报道,“连续12天从晚8时苦练游泳到凌晨1时,前后共15天”,就横渡了800米水深浪急的珠江。于是有官员说:“进步如此迅速让人惊讶!这得益于万市长的运动天赋,也归因于万市长的坚强意志。”
五:拆迁大佐:大大地好、大大地坏!
在土地和建设中落马,是不少贪官的主要特点。而在土地征拆和城市建设方面,表现得最为荒唐的当属沈培平、季建业。
最具争议的是2010年沈培平强势推行旧城改造工程,涉及1812户居民的拆迁项目,百余居民状告市政府。针对此事沈培平讲话称“同意搬迁的大大地好,不同意搬迁的大大地坏”,引起舆论广泛关注。有老干部说,“此后民间流传沈培平是‘拆迁大佐’”。
而季建业更是豪不逊色。他在扬州那几年,大搞城市建设,当地百姓关于他有一句顺口溜,“脚一跺(扬州话音同‘得’),拆拆拆;手一挥,推推推。”在南京更是得到了“季挖挖”、“满城挖”、“推土机市长”的称号,可见一斑。 六:情妇:可共享,可同侍!
现如今的贪官,不仅要包二奶、养情妇,还非得搞公共情妇,实在狗血得很。 据媒体人赵世龙在微博爆料,万庆良与陈弘平落马背后,藏着一段“比重庆赵红霞与雷政富等官员还要狗血的故事”,指万和陈共用一名情妇,“那公共情妇乃盖世神女,竟为万书记和陈书记各生下一个儿子”。“一妇多夫”当成笑柄。 而姐妹花同侍一贪官的故事也同样上演。原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就被多家媒体指与胡昕、胡磊两姐妹是情人关系。
七:点钞机与自行车:贪官的贪婪与伪装,机器也受不了!
一方面是对现金的无比贪婪,一方面却又百般伪装装简朴。这样的贪官,岂止是人受不了,机器也受不了了。
据相关媒体报道,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魏家中发现上亿现金,重1.15吨,执法人员从银行调去的16台点钞机当场烧坏了4台。魏鹏远却平日穿衣朴素,骑自行车上下班,让人不可思议。
魏鹏远贪腐一事被媒体报道后,微信上有一个段子很火:“16台点钞机,竟然点坏四台!看后真是令人气愤!难道这样的假冒伪劣产品,就没人管吗?对于伪劣点钞机生产企业,一定要严查到底!”如此调侃,调侃的是谁呢? 八:否认:义正辞严声明的背后!
面对记者的微博爆料与举报,有两位老虎曾经表现出惊人的一致,那就是极力否认,并发表义正辞严的声明。一个是刘铁男,一个是宋林。
当时,刘铁男还是由所在的国家能源局予以回应,称记者举报的消息“纯属污蔑造谣”。并称,“我们正在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正在报案、报警,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法律意识之强,却不知道自己的屁股已经多么不干净。
宋林同样上演了这一幕:4月15日下午,王文志再次通过微博实名举报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包养情妇,并涉嫌贪腐。对此,宋林在华润集团官网紧急发布个人声明称对此极为愤慨,举报内容纯属捏造和恶意中伤。称希望有关上级机构及相关部门尽快进行调查,亦将通过法律途径对一切造谣诽谤人士及机构追究民事及刑事责任。
可谁都没有料到,这些否认声明的背后,却早以布下了一张大网。
九:大师情结:一笑成谶!
不少贪官信奉迷信、信奉大师,把自己的前程、身家性命都交给了大师。
不过,当年,江西原人大副主任陈安众曾被王林当面称贪官。时任萍乡市委书记陈安众宴请王林“大师”,席间,王林出言不逊,“公然攻击在座的市委领导,说在座的都是贪官,是腐败分子。”但即便如此,陈安众还打哈哈,说“大师这是开玩笑”。
原铁道部长刘志军为求“平安”,长期在家烧香拜佛,还在办公室里布置了“靠山石”。一些项目的开工竣工,刘志军都会请“大师”选择黄道吉日。
官员迷信的一个著名案例是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有“大师”预测其可当副总理,但命里缺桥,因此他下令将已按计划施工的国道改道,使其穿越一座水库,并顺理成章地在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帮助其“飞黄腾达”。
河北省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也是人尽皆知的“信佛”。他遍访名山,周游名刹,同时在住宅内设佛堂、供佛像,还专设供道台、供神台,每月初一、十五烧香、念经、拜佛。
这样的一些贪官,还能把多少百姓放在心里,又岂能不做出更多的荒唐之事、腐败之事。
十:一部戏:能不能找准自己的角色。
申维辰的落马,曾经任职的山西太原,当地人用3句话概括他:“卖了许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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