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gbppp.com--唐诗赏析】
上官仪和上官婉儿的诗才
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是中国诗歌无法逾越的顶峰，所以后人说唐诗只能被模仿，无法被超越。唐代诗人名家辈出，佳作不可胜记。在这些诗人当中，一些优秀的作者在如李杜等人光辉下，不为人所熟知。初唐的上官仪和上官婉儿就是其中的例子。
上官仪大约生于公元616年，其时将入唐朝。上官仪在中宗时屡劝中宗废武后，受到武则天的嫉恨。麟德元年（664年），上官仪被诛，家产和人口被抄没，其一子上官庭芝也同时被诛杀。中宗即位后，封上官庭芝女上官婉儿为昭容。
上官仪在当时颇有诗名，他的诗婉媚绮丽，很受时人欢迎。有许多人专门效仿他的作诗路子，他的诗也被称为"上官体"。但从整个唐文学的历史成就考虑，上官仪的贡献，也许不在其诗，而在于他对律诗的研究。
初唐诗歌的基本成就，在于它培养出一批新的诗人，又孕育出新的诗歌体裁，还创作和总结出一套新的成熟的诗歌理论。而所谓新的诗歌体裁，主要是指律诗；所谓新的诗歌理论，主要是对律诗创作的研究。
成熟的律诗，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对偶；二是音律，三是用一个特定的格式来安排对偶与音律。或者说确定对偶与音律的句式安排与全诗的行数与字数。后面这一条是律诗的外在形式。而前面的两条则是律诗的内在涵意。内涵比形式或许更重要些。而外在形式又加强和美化了内涵的美学价值。而为着寻找与完善这些内容，自建
安以来，多少诗人作出过多少努力，但其完善，却在初唐。其先声是沈约的四声八病，其完全的标志是沈佺期宋之间的沈宋体。上官仪的贡献，是他总结和提出了六对、八对。
六对的内容是：①正名对；如天地对日月，②同类对；如花叶对草芽，③连珠对；如萧萧对赫赫，④双声对；如黄槐对柳绿，⑤叠韵对，如徬徨对放旷，⑥双拟对，如春树对秋池。
八对的内容是：①同名对，如"送酒东南去，迎琴西北来"；②异类对，如"风织池间树，虫穿草上文"；③双声对，如"秋露香佳菊，春风馥丽兰"；④叠韵对，如"放荡千般意，迁延一介心"；⑤联绵对，如"残河若带，初月如眉"；⑥双拟对，如"议月眉欺月，论花颊胜花"；⑦回文对，如"情新因意得，意得遂情新"；⑧隔句对，如"相思复相忆，夜夜泪沾衣；空叹复空位，朝朝君未归。"六对也好，八对也好，待唐律诗成熟之后，都显得有些浅薄。但在当初，确是有作用的。当然律诗的形成并不如此简单，一方面，对于唐律研究的著述还有很多；另一方面，诗歌首先是一门实践性艺术，不进行大量创作，怎能真正完善？上官仪是一位过渡性人物，他的诗不脱齐梁旧体，而他对诗的研究却是唐律的先声。上官仪后来因事被杀，死于公元664年。 上官仪是律诗的研究者，他的孙女则成为初唐宫廷诗作的评判人。
上官仪与其子上官庭芝不得善终，父子同时被诛。庭芝的女儿上官婉儿当时尚在襁褓之中，随母配入掖庭。上官婉儿聪慧可爱，幼年即识诗文。14岁时成为武则天宫中女官，负责掌管诏令事宜。后虽
因事杵旨。武则天终不忍杀之，予以黥面处罚，依然留在身边。以后宠信愈隆，拜为昭容。她母亲也被封为沛国夫人。她在宫中，深受武则天倚重，特别在文学诗作方面，得以大显身手。她给武则天提过不少收聚文学的建议，也替唐高宗、武则天以及长宁长乐两位公主作过不少诗句。她的诗在当时颇有影响，她的诗评尤有权威。她有一首《彩书怨》，俨然律诗规范。
"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 欲奏江南曲，贪封蓟北书。书中无别意，惟怅久离居。"
难怪后代诗家评说："能得如此一气清老，便不得奇思佳句矣！此唐人所以力追声格之妙也。既无此高深，却复铲削精彩，难乎其为诗矣。"上官婉儿的时代，正是沈宋体诗歌的高峰。武则天又特别喜欢赐唱文学宴。宫中诗唱十分热闹。当时沈宋齐名，不免争锋斗智。武则天兴致高涨，又无异于火上浇油。于是评论诗歌优劣的重任就落在婉儿肩上。相传唐中宗曾命群臣赋诗，得诗百余首，其中沈宋争魁，各不相让，中宗命婉儿评之。她选宋之问诗，沈佺期不服。她讲理由：沈诗落句："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才。"不免词气衰竭。宋诗落句："不愁明月老，自有夜珠来。"气象大不相同，于是沈佺期心服。 上官婉儿诗才并茂，为武则天时的风云人物，可惜后来落入皇室内部的争斗之中，终于被玄宗所杀。但她对唐代律诗体裁的完成，确有不小贡献。
简介
上官婉儿（664年－710年7月21日），唐朝陕州陕县（今河南三门峡）人。唐代女诗人、政治家，因祖父上官仪获罪被杀后随母郑氏配入内庭为婢。十四岁时因聪慧善文为武则天重用，掌管宫中制诰多年，有“巾帼宰相”之名。唐中宗的妃嫔，唐高宗时期宰相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获罪遭诛后，上官婉儿随母亲被发配入内庭为奴，十四岁时，因聪慧善文得武则天重用，掌管宫中制诰多年，有“巾帼宰相”之名，可谓才华绝代。中宗年间，封为昭容，执掌朝纲，权势日盛，左右朝政，期间大设修文馆学士，代朝廷品评天下诗文，引领一代文风。后在唐隆之变中被李隆基所杀，所留作品编成文集二十卷（今已佚失），唐睿宗景云年间，复封为昭容，谥号“惠文”。
生平经历
早期 麟德元年（664年）冬，祖父上官仪因“离间二圣、无人臣礼”的罪名被杀，连累全族获罪，其子上官庭芝也被诛杀，儿媳郑氏带着刚刚出生的上官婉儿配入掖廷为奴。郑氏本是太常少卿郑休远之姊，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婉儿在母亲的影响下，很快显露了她在诗文上的天赋。掖庭之人多对上官家的遭遇很是同情，放任婉儿到后宫内文学馆学习。上官婉儿聪明颖悟，明达吏事，熟读诗书，能吟诗著文，《新唐书》有记载“天性韶警，善文章”。可以推测，上官婉儿必是内廷文学馆宦官老师的得意门生，在后宫颇有才名。
武则天时期
仪凤二年（677年），皇后武则天召见了年仅十四岁的上官婉儿，当场出题考较。婉儿对答如流，文章须臾而成，令武后甚是喜欢，免去奴婢身份，令其掌管宫中诏命。
武后称帝之后，诏敕多出其手者，时称“内舍人”，期间曾因违逆旨意被处以黥刑，但此事并未影响武则天对她的信任。圣历元年（698年）开始上官婉儿受命处理百司奏表，参决政务，“内掌诏命”，“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权势日隆。
神龙元年（705年），拥护李唐宗室的大臣（张柬之等）发动了神龙政变，武则天被迫退位，而作为跟随武则天长达二十七年的贴身女官，上官婉儿未受到打击，李显即位后还得到重用，故有人猜测她在这场政变中暗地支持李唐宗室
唐中宗时期
神龙革命后，唐中宗复辟，上官婉儿成为李显的婕妤，官秩三品，不久又进拜为九嫔之一的昭容，代中宗掌诏命。她与韋后、安乐公主亦多往来，并把自己的情夫武三思引荐给韦后，在韦后和上官婉儿的支持下，武三思成为司空，位列三公，武氏家族再次专权于朝堂。婉儿还向中宗、韦后进言，修改服役制度，减短服役时间，为“出母”服孝三年等，此后又给中宗加尊号为“应天”，给韦氏加尊号为“顺天”，帝后同朝理政。
随着韦、武势力的坐大，太子李重俊的处境非常不利。景龙元年（707年）七月，李重俊联合魏元忠、李多祚等发动重俊之变，杀武三思、武崇训父子，并要攻入宫中索拿婉儿等人。中宗、韦后等人皆惊慌不已，婉儿十分镇定，她对中宗言“观太子之意，是先杀上官婉儿，然后再依次捕弑皇后和陛下”，并请求中宗登上玄武门，占据有利地形闭门自守，等待援兵，李重俊终兵败被杀。上官婉儿亲近武氏、韦后，这让她的表弟王昱十分担忧，他向婉儿母亲郑氏进言，这样下去必将给上官一族带来灾祸。起初婉儿并不在意，但在李重俊兵变未遂后，她开始远离韦后，加强同太平公主等李唐宗室的关系。
上官婉儿深得中宗、韦后信任，她专秉内政，祖父上官仪一案也被平反，上官仪追赠中书令、秦州都督、楚国公，上官庭芝追赠黄门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母亲郑氏则被封为沛国夫人。她建议中宗扩大书馆，增设学士，广召当朝词学之臣，多次赐宴游乐，赋诗唱和，代朝廷品评天下诗文，朝廷内外，吟诗作赋，靡然成风。母亲郑氏去世后追谥为“节义夫人”，婉儿上表将自己的品级降为婕妤以示哀悼，不久之后恢复。她还在宫外置办门第，穿池筑岩，修建庭院，穷极雕饰。亭台阁宇、园榭廊庑，风雅盛极一时，常引大臣宴乐其中，并与美男子崔湜淫乱，为其谋取官职。
死亡
景龙四年（710年）六月，中宗突然驾崩，韦后将台阁政职、内外兵马大权以及中央禁军等全部安排了自己的党羽和族人，朝政大权尽落韦氏之手。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一起草拟了一份遗诏，立李重茂为皇太子，李旦辅政，韦后为皇太后摄政，以此平衡各方势力，然而韦后已有效武则天成帝之心，强行更改了诏书。得到消息的临淄王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商议，决定先下手为强，七月二十一日，李隆基发动唐隆之变，以禁军官兵攻入宫中，杀死韦后、安乐公主及所有韦后一党，拥立其父李旦。上官婉儿执烛率宫人迎接，并把她与太平公主所拟遗诏拿给刘幽求观看，以证明自己是和李唐宗室站在一起的，刘幽求拿着遗诏求李隆基开恩，但李隆基深恶上官婉儿往日做法，执意杀之。死时年仅四十六岁。
唐睿宗景云年间，复封为昭容，谥号“惠文”。开元初年，唐玄宗念其文才，广征上官婉儿的作品，编成文集二十卷，张说作序。《全唐诗》收其遗诗三十二首。
两朝专美
上官婉儿一生跌宕起伏，与武后、中宗相始终。其门第高贵，却身世坎坷。出生当年，祖父上官仪因议论武后的废立而获罪被杀，其父庭芝从死，婉儿随母配入掖庭。上官婉儿天资聪敏，少年时代就在宫廷脱颖而出，《景龙文馆记》记载：（ 婉儿）年十四，聪达敏识，才华无比。天后闻而试之，援笔立成，皆如宿构。上官婉儿不仅有文词，而且明习吏事，逐渐获得了武则天的信任，得以参与奏章的批复和政令的拟定，成为武周王朝的政治核心。《景
龙文馆记》记载：自通天后，建( 逮) 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谋猷，杀生大柄，多其决。显然已达到政治上的巅峰状态。中宗李显复位之后，亟需借重上官婉儿的政治才干，又令专掌制命，深被信任，寻拜为昭容。昭容为九嫔之一，当时在后宫地位仅在皇后之下，上官婉儿从此以皇妃的身份掌管内廷与外朝的政令文告，其政治地位又非武则天时代所能比拟。按照惯例，朝廷文告均由名儒学士草拟。《旧唐书》职官志记载：武德、贞观时，有温大雅、魏征、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褚遂良。永徽后，有许敬宗、上官仪， 皆召入禁中驱使，未有名目。乾封中，刘懿之、刘禕之、周思茂、元万顷、范履冰，皆以文词召入待诏，常于北门候进止，时号北门学士。天后时，苏味道、韦承庆，皆待诏禁中。中宗时，上官昭容独当书诏之任。上列诸人，均为朝廷重臣，一代文宗。与之相比，上官婉儿以一人之力，批复四方的表奏和草拟朝廷的政令，其政治才干和文学修养由此可见一斑。
中宗景龙元年（707年），婉儿度过了太子李重俊发动政变的危机后，更致力于辅佐朝政。设立修文馆，“盛引当朝词学之臣。”是相当富有政治智慧的手段。《大唐新语》记其“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说穿了搜英猎俊主要是为了扩充自己的政治力量，然而此举对促成中宗朝宫廷诗创作日益繁盛局面的形成功不可没。《景龙文馆记》这样评价婉儿“至幽求英俊，郁兴辞藻，国有好文之士，朝无不学之臣，二十年间，野无遗逸，此其力也”。借助显赫的政治地位，通天元年之后的宫廷文坛，上官婉儿成为拥有绝对大权者。张说《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云“昭容两朝专美，一日万机，顾问不遗，应接如响……文章之道不殊，辅佐之功则异，嘉猷令范，代罕得闻，庶姬后学，鸣呼何仰”。“两朝专美”一词形容上官婉儿在武后和中宗朝的显赫地位，实不为过。
成就
上官婉儿在诗歌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祖父上官仪的文风，重视诗的形式技巧，对声辞之美较为看重，擅长体现事物图貌的细腻、精巧。中宗年间，因其政治地位的影响，“绮错婉媚”的诗风逐渐影响了宫廷诗人乃至其他士人的创作方向，“上官体”也成为了上流社会的创作主流。王梦鸥在《初唐诗学著述考》中记载“尤以中宗复位以后，迭次赐宴赋诗，皆以婉儿为词宗，品第群臣所赋，要以采丽与否为取舍之权衡，于是朝廷益靡然成风” 。
上官婉儿设立修文馆，广召当朝词学之臣，大力开展文化活动。婉儿在这期间主持风雅，与学士争务华藻，写诗赛诗，对文人提拔奖掖。近代文艺理论家谢无量称“婉儿承其祖，与诸学士争务华藻，沈、宋应制之作多经婉儿评定，当时以此相慕，遂成风俗，故律诗之成，上官祖孙功尤多也” 。
此外，上官婉儿还在开拓唐代园林山水诗的题材方面多有贡献，如《游长宁公主流杯池》，突破了以往写景状物的宫廷诗歌形式，寓情于景，却更具有自然山水味。清代文人陆昶在《历朝名媛诗词》中称赞道“昭容才思鲜艳，笔气舒爽，有名士之风”。
人物评价 上官婉儿是中国古代著名才女，她八面玲珑，足智多谋，在武则天、唐中宗时期对朝政都有着重要影响，且能文擅诗，才华横溢，大力提倡发展文化。可见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但负面评价居多，认为她奉承权贵、淫乱宫闱，并操纵政治，控制朝纲。而在当时的文人笔记中，却不乏对她文才和政治才能的赞誉之词，张说在《上官昭容文集》中作序称其“敏识聆听，探微镜理，开卷海纳，宛若前闻，摇笔云飞，成同宿构”，“古者有女史记功书过，复有女尚书决事言阀，昭容两朝兼美，一日万机，顾问不遗，应接如意，虽汉称班媛，晋誉左媪，文章之道不殊，辅佐之功则异”。《景龙文馆记》中亦称赞她“二十年间，野无遗逸，此其力也”，肯定了她在朝政上的积极作用。后世文人则多推崇其文才，晚唐诗人吕温“工诗能赋千载同”、“不服丈夫胜妇人”，宋人阮阅“计之必一英奇女子也”，清代诗人袁枚“论定诗人两首诗，簪花人作大宗师。至今头白衡文者，若个聪明似女儿？” 死亡2
景龙四年，势力日盛，上官婉儿又阴附太平公主。六月，唐中宗被韦后与安乐公主毒死后，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一起草拟遗诏，立温王李重茂为皇太子，是为睿宗。韦后知政事，相王李旦参决政务。七月，临淄王李隆基率羽林将士冲入宫中，杀韦后及其党羽。婉儿本是个聪明人物，竟带着宫人，秉烛出迎，并把她与太平公主所拟遗诏拿给刘幽求观看，且托他婉告隆基，期免一死。刘幽求见她娇喉宛转，楚楚可怜，便满口答应。凑巧李隆基入宫，就将草制呈上，替上官婉儿代为申辩。但李隆基却说:“此婢妖淫，渎乱宫闱，怎可轻恕?今日不诛，后悔无及了。”遂杀了上官婉儿。
引领文风
上官婉儿深得李显、韦皇后信任，专秉内政，[16]祖父一案也被平反，上官仪追赠中书令、秦州都督、楚国公，上官庭芝追赠黄门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
此后，上官婉儿又经常劝说李显，大量设置昭文馆学士，广召当朝词学之臣，多次赐宴游乐，赋诗唱和。每次都同时代替李显和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数首并作，诗句优美，时人大多传诵唱和。对大臣所作之诗，李显又令她进行评定，名列第一者，常赏赐金爵，贵重无比。因此，朝廷内外，吟诗作赋，靡然成风。上官婉儿酷爱藏书，曾藏书万余卷，所藏之书均以香薰之。百年之后，其书流落民间，依然芳香扑鼻且无虫蛀。[17]
其母郑氏去世后追谥为节义夫人，婉儿上表将自己的品级降为婕妤以示哀悼，不久之后恢复
历代评价
《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而贤明之业，经济之才，素风逾迈，清辉益远。“[26]
《景龙文馆记》：“自通天后，建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谋猷，杀生大柄，多其决。”“至幽求英俊，郁兴辞藻，国有好文之士，朝无不学之臣，二十年间，野无遗逸，此其力也。“
《旧唐书》：“婉儿在孕时，其母梦人遗己大秤，占者曰：“当生贵子，而秉国权衡。”既生女，闻者嗤其无效，及婉儿专秉内政，果如占者之言。“[27]
《大唐故婕妤上官氏墓志铭并序》：“婕妤懿淑天资，贤明神助。诗书为苑囿，捃拾得其菁华；翰墨为机杼，组织成其锦绣。”[28]
王昱：“上往囚房陵，武氏得志矣，卒而中兴，天命所在，不可幸也。三思虽乘衅，天下知必败，今昭容上所信，而附之，且灭族！”[29]
张说：“敏识聆听，探微镜理，开卷海纳，宛若前闻，摇笔云飞，成同宿构，古者有女史记功书过，复有女尚书决事言阀，昭容两朝兼美，一日万机，顾问不遗，应接如意，虽汉称班媛，晋誉左媪，文章之道不殊，辅佐之功则异。““独使温柔之教，渐於生人，风雅之声，流於来叶。非夫玄黄毓粹，贞明助思，众妙扶识，群灵挟志，诞异人之资，授兴王之瑞，其孰能臻斯懿乎？”[30]
张鷟：”博涉经史，精研文笔，班婕妤、左嫔无以加。“
吕温：”汉家婕妤唐昭容，工诗能赋千载同。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 许顗.：”计之必一英奇女子也。“
袁枚：”论定诗人两首诗，簪花人作大宗师。至今头白衡文者，若个聪明似女儿？“ 谢无量：“婉儿承其祖，与诸学士争务华藻，沈、宋应制之作多经婉儿评定，当时以此相慕，遂成风俗，故律诗之成，上官祖孙功尤多也。”
赵昌平：“上官体之精微处由掌中宗一朝文衡的婉儿而积极得到发展。沈宋之属后来居上，经张说、张九龄而影响于王湾、卢象以至王维一脉，更下开大历诗风。这一系直到晚唐都是唐诗发展史上的雅体。”
崔瑞德：“（上官婉儿）凭借真正的本事，升到了类似武后私人秘书的地位。由于她的经验和才智，她被推荐给新主子，名义上被册封为昭容，不过她的作用是顾问和秘书性质的。
上官婉儿与初唐宫廷诗的终结
摘 要：作为初唐宫廷诗的重要作家，上官婉儿不仅在创作上超越了宫廷诗的题材和情感表达，而且在评判诸臣诗作时，开始有意识的标榜词气充盈，刚健明朗的诗风，从而在宫廷诗的内部，突破了宫廷诗歌的创作题材与审美趣味，为初唐宫廷诗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为开启盛唐之音迈出了矫健的一步。
关键词：初唐宫廷诗 上官婉儿 终结
上官婉儿（664-710），上官仪（608-664）之女孙，武后、中宗朝的著名宫廷诗人，品第诸臣诗作，“称量天下”的诗歌裁判。她不仅在创作上对初唐宫廷诗的题材和情感表达等都有所超越，而且在评判诸臣诗作时，开始有意识的标榜词气充盈，刚健明朗的诗风。从而在宫廷诗的内部，突破了宫廷诗歌的创作题材与审美趣味，为初唐宫廷诗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为开启盛唐之音迈出了矫健的一步。
一、宫廷诗的时代：上官婉儿活动的诗坛语境
本文所谓的初唐，是指自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至唐中宗景龙四年（710），计九十余年。初唐诗坛，形成了太宗贞观、高宗武后龙朔、武周以及中宗景龙等几个以宫廷诗为中心的时期，故而被称为“宫廷诗”的时代。
初唐宫廷诗，一般为帝王倡导下的君臣游晏或奉和应制之作。明人杨慎《升庵集》云：“唐自贞观至景龙，诗人之作，尽是应制。”有学者统计：“清编《全唐诗》共录许敬宗诗二十七首，其中奉和应制诗二十首；录李适诗十七首，其中奉和应制诗十二首；录武平一诗十五首，其中奉和应制诗十二首；录李乂诗四十三首，其中奉和应制诗二十九首；而刘宪存诗二十六首，二十四首为奉和应制诗。还有一大批文馆学士存诗各在十首以下，而所存全都是应制诗就更突出了。” [1] (P12)这种宫廷诗的生成方式，也为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察觉：“在七世纪初期，诗歌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程式化的社交形式，主要创作于宫廷圈子里。” [2](P4)
太宗时期，宫廷诗在寓政教、颂功德之际，对柔靡基调尚存戒心。《新唐书•虞世南传》载：“帝尝作‘宫体诗’，使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帝曰：‘朕试卿耳。’赐帛五十匹。” 尽管如此，仍有论者指出：“由于唐太宗在文化心态上持一种较为通达开明的态度，对南朝文化艺术绝少敌对之意，遂使‘流霞成彩 ’的齐梁遗风传荡于宫廷上下，南风炽盛成为一时的普遍风尚。”[3](P71)【上官婉儿诗,】
而高宗时期，“朝廷写作曾经向极度的雕琢和只关心表面之辞藻的风气回潮。”
[4]( P111) ，其情形正如杨炯在《王子安集序》中所描述的那样：
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
黄，影带以狥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
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在唐高宗龙朔年间，写成《笔扎华梁》，论及诗歌写作的对偶及文病等问题，并形成了在当时宫廷诗人中产生重大影响的“上官体”。“上官体”以绮错婉媚为本，雕琢字句，讲究对偶，注重文采而缺乏风骨兴寄。龙朔初载的“文场变体”，主要指的就是“上官体”。
中宗时期，尤其是景龙二年（708）四月修文馆成立后，随着宫廷游宴活动的频繁，宫廷诗的创作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新唐书•李适传》载：“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歆慕。”
综观初唐近百年诗歌发展脉络，有学者指出：“初唐诗歌虽然呈现出一些新气
象，但从整体上看，其诗风走向仍然与魏晋南北朝一脉相承，整个诗坛的审美趣味仍然为宫廷趣味所主宰„„初唐近百年是宫廷文学最为繁盛的黄金时代，同时也为漫长的宫廷诗时代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5] ( P4)
二、创作上的继承与超越：山水题材与情感表达
上官婉儿自幼聪慧，随母郑氏习诗撰文，且“明习吏事”（《旧唐书》本传）。《新唐书》本传载其年十四，就因才华横溢而得到武后的重视。她才思敏捷，常常代帝后、长宁、安乐两位公主同时赋诗，且能做到“众篇并作而采丽益新”。（《旧唐书》本传）婉儿诗歌现存《全唐诗》中，共计三十二首。她的诗歌创作，既有对乃祖“上官体”形式技巧，比如词彩、声律、对仗等的继承，更在诗歌的题材范围及抒情特征上对其有所超越，从而为诗歌从初唐宫廷诗的歌功颂德、绮错婉媚迈向波澜壮阔、尽善尽美的盛唐之音，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婉儿现存诗作中，最能体现对乃祖及初唐宫廷诗超越的，当是其山水诗。作为一个长于深宫的女子，其山水诗主要完成于皇亲贵戚的园林别业。唐代皇亲贵戚的园林别业多在长安、洛阳郊区。这些地方富有山水美景，可借自然地势，辅以人工疏浚，构建园林。武后、中宗时期天子出游之风甚盛，而其常游之所就是这些园林别业。且“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唐诗纪事》卷九）景龙三年（709）左右，中宗屡赴长宁公主山庄，婉儿有《游长宁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为其现存的主要山水诗。
这二十五首诗，包括三言诗二首，四言诗五首，五言诗十五首，七言诗三首，从不同的侧面，生动的抒发了上官婉儿的山林之赏，展示了其不同凡俗的山水幽情，读之几令人忘却其宫廷诗人的身份，显示了她对初唐宫庭诗歌题材及审美趣味的超越：
首先，这组诗歌流露出了上官婉儿对自然的深切热爱与礼赞之情。如其十七：
岩壑恣登临，莹目复怡心。风篁类长笛，流水当鸣琴。
风吹篁竹，音如长笛；水流淙淙，响似鸣琴。更何况还有其他风景来“莹目怡心”，幽峭的岩壑可以恣意登临呢？在登高远望，击赏自然之时，诗人满怀惊喜地发现了早春独特的景观：“斗雪梅先吐，惊风柳未舒”（其九）。“玳瑁凝春色，琉璃漾水波”（其
十）。陶醉于眼前的美景，诗人惆怅于时间的飞逝，她感叹道：“直愁斜日落，不畏酒尊虚”（其九）。而在“跂石聊长啸，攀松乍短歌”（其十）的自娱中，她觉得自己是一个“物外者”，仿佛已从繁琐的宫廷生活中脱出，完全融入了自然的怀抱。故而诗人动情地唱道：
暂尔游山第，淹留惜未归。霞窗明月满，涧户白云飞。
书引藤为架，人将薜作衣。此真攀玩所，临晲赏光辉。
（其十一）
在这月明风清，白云入户的山第，诗人以藤条为书架，以薜萝为衣衫，宛若自由自在的自然之子。这让人如此陶醉， 如此流连忘返的山水，莫非就是人间仙境？其七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莫论圆峤，休说方壶。何如鲁馆，即是仙都。”这儿的“泉石多仙趣，岩壑写奇形”（其十六）。在这儿，诗人便可以：“逐仙赏，展幽情，踰昆阆，迈蓬瀛”（其一）。既然如此，又何必劳心费力去寻觅所谓的仙境呢？故而诗人奉劝：“寄言栖遯客，勿复访蓬瀛”（其十九）。这些发自内心的击赏，显示了诗人对自然山水的无限热爱之情。
其次，上官婉儿的山水诗，还呈现出一种率真朴拙，自然洒脱，乃至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其八：
玉环腾远创，金埒荷殊荣。弗玩珠玑饰，仍留仁智情。
凿山便作室，凭树即为楹。公输与班尔，从此遂韬声。
在此，不管是“凿山作室”也好，“凭树为楹”也罢，都透漏出一股率真朴拙、自然洒脱之气。再如其十五“携琴侍叔夜，负局访安期。不应题石壁，为记赏山时。”更是散发出一股魏晋式的洒脱不羁，让人生出无限遐想。这种洒脱的诗歌境界，已与盛唐田园山水诗派相去不远。如其十三：【上官婉儿诗,】
策杖临霞岫，危步下霜蹊。志逐深山静，途随曲涧迷。
渐觉心神逸，俄看云雾低。莫怪人题树，只为赏幽栖。【上官婉儿诗,】
无论在韵律上，还是其蕴含的诗人的志趣喜好、自然神韵等，都与王维的《终南别业》，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婉儿为盛唐田园山水诗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像其四“仰循茅宇，俯眄乔枝。烟霞问讯，风月相知。”其五“枝条郁郁，文质彬彬。山林作伴，松桂为邻。”所展现出的诗人在俯仰之间，交友风月，作伴山林的洒脱，不正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吗？
在山水清音之外，上官婉儿的诗歌在情感表达上也超出了宫廷诗的惯有基调。其《彩书怨》云：
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
欲奏江南曲，贪封蓟北书。书中无别意，惟怅久离居。
如此绵长的思念，乃是宫廷诗歌中难得一见的深情。而其《奉和圣制立春日侍宴内殿出翦彩花应制》之结句：“借问桃将李，相乱欲何如？”所传达出的清新自然，隽永机智的情调，也非此前的宫廷诗所有。
上官婉儿现存的三十二首诗歌，除了象《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其三中的“岁岁年年常扈跸，长长久久乐升平”及《驾幸三会寺应制》中的“太平词藻盛，长愿纪鸿休” 等几句略带歌功颂德之意外，已很难看出这是一个宫廷诗人的奉和应制之作了。而“太平词藻盛”之句，恰是婉儿所处的初盛唐之交的文坛实况。她现存的诗歌，可以说从宫廷内部给初唐近百年的宫廷诗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三、“词气”与“采丽”并举：“称量天下”的诗歌美学裁判
张说《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云：“沛国夫人之方娠也，梦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及昭容既生弥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岂在子手？’孩遂哑哑应之曰：‘是’。”长大后的上官婉儿果然具有极高的艺术品鉴才能，成为宫廷文学活动中“称量天下”的美学裁判。明陶宗仪《说郛》卷二十六（上）云：“高皇帝御群臣赋宴赏双头牡丹诗，惟上官昭容一联为绝丽。所谓‘势如连璧友，心若臭兰人’者，„„称量天下何足道哉。”
作为宫廷诗的美学裁判，其“称量天下” 的砝码有哪些呢？有学者认为：“„„而上官婉儿又从而鼓动帝王，侈大书馆，增学士员，引进大臣名儒充此职位，尤以中宗复位以后，迭次赐宴赋诗，皆以婉儿为词宗，品第群臣所赋，要以采丽与否为取舍之权衡，于是朝廷益靡然成风矣。” [6](P25) 《旧唐书》本传亦云婉儿常代帝后、及二位公主同时作诗，且“众篇并作而采丽益新”。可知，“采丽”作为宫廷诗歌的传统美学要素，当为婉儿品第诗作，“称量天下”的砝码之一。
此外，婉儿的另一个重要砝码当是刚健充盈的“词气”。《唐诗纪事》卷三载：
（景龙三年）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昭容选一首为新翻御制曲。从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既进，唯沈、宋二诗不下。又移时，一纸飞坠。竞取而观，乃沈诗也。及闻其评曰：‚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云：‘微臣彫朽质，羞睹豫章材。’盖词气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陟健举。‛沈乃伏，不敢复争。（《唐诗纪事》卷三）
此次诗歌擂台赛中，既然沈佺期因“词气已竭”而败北，宋之问自然是在“词气”上胜出的。“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尽者自尽，来者自来，不愁尽者尽，自有来者来，不正是一股绵延不绝、生生不息之“词气” 吗？而正是这种带有明朗潇洒基调的词气，婉儿认为其“犹陟健举”，故而胜过沈诗。而“沈乃伏，不敢复争”说明上官婉儿以“词气”论诗，得到了沈、宋等宫廷诗人的认可，尽管这种认可在当时可能并不顺利，由沈佺期“乃伏”、“不敢复争”可知，他对这首“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才”的诗歌曾抱有期望，毕竟此诗流露出了合乎传统的谦逊。可见作为当时重要的宫廷诗人，他还没有感觉到宫廷诗已经开始朝着全新的审美追求进军。而这种新的宫廷诗歌美学正是通过婉儿对诸臣诗歌的品评影响到了诸位宫廷诗人。由此可知，中宗时代的上官婉儿，已经突破了上官体的“绮错婉媚”，能够以“气”论诗，且标榜词气充盈，明朗刚健的诗风。
“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美学范畴。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明确提出：“文以气为主”。以“气”来论述作家的个性、气质的不同，也以“气”来论述文学艺术的不同风格。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把“文气”与“风骨”联系起来，把“气”作为“风骨”之本，倡导刚健清新的风格。颜之推在此基础上提出，“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颜氏家训•卷上》）进一步强调了文气对于风骨产生的重要作用。而上官婉儿所标榜的“词气”，无疑是对作品内在精神风貌的概括提炼，是诗歌语言与内在精神所表现出来的气势。与上述批评家的观点一脉相承。以“气”论诗，说明在婉儿的参与下，宫廷诗歌已经超越了歌功颂德、绮错婉媚的审美趣味，开始朝着盛唐诗歌“神来、气来、情来” 的审美追求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此次诗歌擂台赛后，现存的初唐宫廷诗基本上体现出了词气充盈，刚健开阔的审美风范。如景龙三年（709）十二月中宗携婉儿及诸学士先游温泉宫，后登骊山。婉儿有《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皆境界开阔，气势非凡，将皇家出行的浩大声势与自然界的壮观美景相融合。张说的《扈从温泉宫献诗》：
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
陆扬
无论是新出墓志，还是唐代文豪张说为上官婉儿诗集撰写的序以及神道碑铭，我们固然应该通过对它们的解读来了解上官婉儿的生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应该通过它们对她的型塑去理解唐前期政治和文化的理念与实践，或者反过来把握她在唐代历史中的意义。
近期上官婉儿墓及墓志的发现同时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关注。但经过大众媒体的渲染，墓志的内容和价值普遍得到误解。好在学界反应迅速，李明和耿庆刚两位学者刊布的录文和初步笺注使我们能获知墓志的具体文字，而仇鹿鸣等多位学者也根据墓志对上官婉儿生平及其相关问题做了细致而给人以启发的讨论。不过到目前为止，我所见的讨论主要还是从墓志提供的信息出发，环绕几个政治制度史的问题展开，比如上官婉儿的身份究竟是嫔妃还是宫中女官，她和韦后集团、太平公主以及李隆基等的关系有哪些变化，她在唐代宫廷政治中起了什么作用等等。对于包括唐代墓志在内的中古墓志，我曾提出我们不能满足于从中找寻历史信息并加以考释，还应将墓志的书写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样方能更精确地把握墓志的史学利用价值。上官婉儿墓志的讨论，这一方面的工作仍有待重视。关于上官婉儿生平的重要文献，无论是新出墓志，还是唐代文豪张说为她诗集撰写的序以及神道碑铭，或者稍后出现的武平一的《景龙文馆记》的记载，都具有多重的研究意义。我们固然应该通过对它们的解读来了解上官婉儿的生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应该通过它们对她的型塑去理解唐前期政治和文化的理念与实践，或者反过来把握她在唐代历史中的意义。这篇小文的主要目的是想对这些方面稍加分析，以便让一般读者了解唐代书写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
需要先提一下的是，墓志发现前一年，史语所的郑雅如女史就发表了论文《重探上官婉儿的死亡、平反与当代评价》（《早期中国史研究》第四卷第一期，2012年），我个人认为这依然是迄今关于上官婉儿最具学术价值的文章。不少重要的问题，郑文均有涉及，一些主要结论未因墓志的发现而动摇，这也提醒我们不能迷信新出土文献的作用。可惜这篇文章的贡献在目前的讨论中未能获得更多的重视。所以这里先简单介绍下郑文的主要看法。文章指出唐隆政变前夕上官婉儿并不支持韦后集团，她的死不像是政敌周密计划的结果，而是李隆基出于自身立场临场制造的“事故”。李隆基的宫廷政变不仅以铲除韦氏集团为目的，也是针对武后、中宗以来女性参政的一场革命，试图通过暴力来铲除这一模式；其次，太平公主是推动为她昭雪的关键力量。但睿宗即位后给婉儿作出的平反，也不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婉儿是则天朝以来“文治”的有力推动者，与朝臣特别是文官词臣互动良好，所以这一举措有客观的舆论基础。除此之外，文章还讨论了为何历代史传会重复上官婉儿集由唐玄宗下令编纂这一错误记载，从中体现出怎样的文化场景。这些观点虽然也着眼于政治史的问题，但在分析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的框架。本文的努力则是要结合新出墓志和张说等人的文字，从书写的角度来重
新评估当时人对上官婉儿形象的塑造。并以此来对唐代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发展提供一些新的观察。
首先谈一下我对上官婉儿墓志的印象。若熟悉唐代墓志的书写，那么不难发现这篇墓志的文笔，包括谋篇、用典、遣词等等，都相当平庸。有些字句近于粗鄙，比如写上官仪被贬是“近辞金阙之前，远窜石门之外”，哀叹上官婉儿之死是“龟龙八卦，与红颜而并消；金石五声，随白骨而俱葬”等等。若换成别的书写对象，那么这种平庸在更多程式化的唐代前期墓志里未必值得惊讶。但这种情况出现在当日文坛女主和有昭容身份的婉儿墓志里，就令人费解，至少说明撰写者不大可能是文章名手。对于该墓志未署撰者名这一现象，不少学者已经指出不署撰者名是唐代前期墓志的常态。其实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前期墓志不署撰者名诚然很普遍，但有几种例外。一是如果书写对象是重要皇族成员，一般会署上撰者名。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撰写者是文学重臣，那么往往也会署上名字。前一种情况的例子，就高宗武后时代以来而言，有太宗之女临川长公主、西平大长公主、永泰公主、太平公主第二女万泉县主薛氏、章怀太子等等。后者的例子更多，有许敬宗、上官仪、崔行功、韦承庆、岑羲、狄仁杰、刘宪、李峤、崔融、郑愔、卢藏用等等。新近发现的武则天堂兄武思元的墓志，就赫然列了撰写者珠英学士韦元旦的名字。以上官昭容之身份和文名，墓志却不署撰者，加上不出色的文笔，使我们可以推断这篇墓志撰写者绝无可能是当时的高层文士。
不过文笔平庸并不表示这篇文字就缺乏意旨。墓志和张说等关于上官婉儿的撰作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墓志虽也赞扬婉儿的文学之才，说“婕妤懿淑天资，贤明神助。诗书为苑囿，捃拾得其菁华；翰墨为机杼，组织成其锦绣”，却丝毫未提到她的这种才华在政治中的运用及其重大影响。通篇表彰的口径与当时赞扬一般命妇在性质上差别不大。单就对婉儿生平的了解而言，这篇文字提供的信息其实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史家已有的认识。但就婉儿在宫廷日常政治中的形象而言，墓志的确描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情状。特别是下面一段，说中宗神龙元年上官婉儿被册为昭容之后：
韦氏侮弄国权，摇动皇极。贼臣递构，欲立爱女为储，爱女潜谋，欲以贼臣为党。昭容泣血极谏，扣心竭诚，乞降纶言，将除蔓草。先帝自存宽厚，为掩瑕疵，昭容觉事不行，计无所出。上之，请擿伏而理，言且莫从；中之，请辞位而退，制未之许；次之，请落发而出，卒为挫衂；下之，请饮鸩而死，几至颠坠。
这段用罕见的“上之”、“中之”、“次之”、“下之”这种奇特句式来表述的确显得突兀。内容是将婉儿纯然描绘成一位彰显后妃之德的典型。上官婉儿看上去像被动、哀婉而深明大义的烈妇，步步抗争，却又只能步步退让。这段描写究竟含有多少真实性当然无法确知。宫闱政治往往瞬息万变，学者若根据零碎的资料去揣测无异缘木求鱼。不过文献的蛛丝马迹告诉我们，这样的细节或不至于完全空穴来风。《唐大诏令集》中有《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是上官婉儿守丧之后，中宗在
景龙三年（709）十一月二十九日起复她时下的制书。里面说她“谠议日闻，屡援楚笔；忠规岁纳，方轻汉辇”。这类字句出现在很程式化而又字句斟酌的嫔妃起复诏书里，或有所指涉。而上段文字刻意强调上官婉儿不惜以死抗争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宗听信了韦后和“贼臣”的进言，要立爱女安乐公主为储（史书记载的所谓皇太女）。婉儿劝中宗及早下制书（“纶言”）消除隐患。问题是怎样的制书才能消除隐患呢？比较大的可能就是作者暗示神龙三年李重俊政变失败之后，上官婉儿曾劝说中宗宣布立后来成为睿宗的相王为储或由相王辅政。事实上这样的制书并未出现，那么为何这里要强调这一点。我认为关键在于上官婉儿固然自武则天时代就以在宫内处理文书的方式参与机要，但只有到了中宗即位后才真正以在内廷草诏的方式掌控政事，而且明确如《唐会要》卷五七翰林院条记载：“上官昭容在中宗朝，独任其事”（《旧唐书后妃传》中的《上官昭容传》等记载也说她在中宗时“专掌制命”），这在当时应是公开的事实。草诏权的垄断使上官婉儿实际上成了中宗的喉舌，或者在部分公众的印象里也早已是韦后的喉舌。假若真有拨乱反正的“纶言”，也多半会出自上官婉儿之手。虽然中宗死后，在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的默契之下，婉儿在中宗遗诏中加入了相王辅政的字句，但中宗生前迟迟未出现这种情况，难免会让人猜疑上官婉儿的立场。因此墓志必须以如此色彩强烈的叙述为婉儿开脱，说她从请求中宗制止韦后、安乐公主等的阴谋开始，到要求辞去专掌制命的责任，到要求出家。在这些努力都失败之后，她只得饮鸩明志。总之将责任都推给中宗。郑雅如指出神龙三年七月太子李重俊政变虽失败，却使武氏势力遭到重创，从而导致上官婉儿与韦后集团渐行渐远，而太子之位的悬而未决，加剧了朝堂权力的竞逐。在与本人的讨论中，孙英刚也指出，神龙三年政变导致许多人暗中改换政治面目，向力量强大的相王和太平公主集团靠拢。这些意见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也就是上官婉儿有很大的主动性，但墓志对她的处境做了纯然被动的描写。
上官婉儿墓志的这种书写策略导致了与其他现存唐代文献中她的形象的大相径庭。比照张说撰写的《昭容上官氏（神道）碑铭》和《中宗上官昭容集序》，这一差别尤其突出。《中宗上官昭容集序》对上官婉儿的赞誉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点稍后讨论。上官婉儿的神道碑是张说和崔日用合作而成，崔写序文部分，张说写铭文。张说的铭文在对婉儿的评价上和上官昭容集的序如出一辙，比如说她“天降时雨，山川出云，乃生灵媛，祚我圣君。精微其道，焕炳其文。三光错行，昭容纲纪。百揆繁会，昭容条理。外图邦政，内谂天子，忧在进贤，思求多士。忠孝心感，天焉报之”。也就是强调上官婉儿通过文来参与大政，天地之气相合而产生安邦治国的效应。文中用的字句如“三光错行，昭容纲纪。百揆繁会，昭容条理”等等，若把其中“昭容”两字替换掉，几乎是唐人书写中用来形容宰相的口吻。崔日用所撰的序文已经佚失，无法了解内容，但口径必然和铭文一致，因此难以想象墓志和张说的两篇文字是同时完成的。即便《昭容上官氏（神道）碑铭》和《中宗上官昭容集序》未必一定在同一时段内完成，至少也应是在同一种舆论氛围中产生，和墓志体现的氛围有很大距离。
根据墓志，上官婉儿下葬时间为景云元年（710）八月二十四日，即在她死后两个月。墓志提到下葬时睿宗有下诏赠官，墓志盖上的昭容称谓应该是赠官的结果。一种意见认为这一赠官来得稍晚，下葬前未及写入墓志，但后来做志盖时得以加上，而这一赠官和史传提到的“惠文”的谥号都应该是在下葬不久同时颁布。这一看法的主要根据是《唐会要》和《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唐会要》卷八十提到“惠文，赠昭容上官氏。景云二年追赠”。《通鉴》卷二一〇也说：“（景云二年）秋，七月，癸巳，追复上官昭容，谥曰惠文。”这里《通鉴》胡三省注理解为“追复其昭容之职，而加之以谥”。根据墓志和上述记载，仇鹿鸣在《上官婉儿之死及平反》（《上海书评》2013年9月22日）中提出《唐会要》《通鉴》中景云二年（711）当为景云元年之误记。我认为《唐会要》和《通鉴》关于景云二年加谥号的记载大体应是可靠的。关键在于景云二年七月才有癸巳日，景云元年七月则没有。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景云二年七月癸巳宣布的是给上官婉儿赠“惠文”的谥号，而昭容之位则早已在景云元年七八月间追赠。仇鹿鸣还根据《旧唐书·崔日用传》等记载提出景云二年七月崔日用已不在长安，所以没有可能撰写神道碑序文。目前的资料无法让我们掌握崔日用离开长安的确切时间，但若神道碑是在景云二年前期撰写，则崔日用很有可能仍在雍州长史任上。即便不在长安，也不能据此断定崔日用一定无撰写的机会。
好在学界反应迅速，李明和耿庆刚两位学者刊布的录文和初步笺注使我们能获知墓志的具体文字，而仇鹿鸣等多位学者也根据墓志对上官婉儿生平及其相关问题做了细致而给人以启发。
上官诗集的编纂应该是在加谥前后进行。新近出版的《张说集校注》中，熊飞对这两篇文字的撰写时间做了进一步说明，认为这两篇文字均作于景云二年七月至十月间，即从上官婉儿获得谥号到张说罢相为止。这一看法固然有道理，但张说的两篇文字撰写于上官昭容获得谥号之前也不是没有可能。无论如何，这都应当是发生在景云二年元月张说担任宰相之后。以上官婉儿的地位和文名，由具有文坛宗主和朝臣领袖双重身份、并曾受到上官婉儿惠泽的张说来撰写，的确是最符合当时惯例的安排。郑雅如、仇鹿鸣等学者都认为太平公主是这一系列为上官婉儿昭雪举措的最为积极和有力的推动者，而加谥和编纂集子使这一过程达到高潮。这些举措并不纯粹出于
本文来源：http://www.gbppp.com/tssc/469158/
推荐访问:上官婉儿诗大全 唐代上官婉儿的诗